楚國經略鄂東南銅礦資源的考古學觀察
——以銅綠山等地考古發現為例

陳樹祥 羅晶晶 趙藝博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7；2香港中文大學 人類學系，香港 999077；3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管理委員會,湖北 大冶 435100)

楚國經略鄂東南銅礦資源的考古學觀察
——以銅綠山等地考古發現為例

陳樹祥1羅晶晶2趙藝博3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7；2香港中文大學 人類學系，香港 999077；3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管理委員會,湖北 大冶 435100)

文章以大冶銅綠山等地的考古發現為依據，結合文獻資料，對兩周時期楚國為了掌控隨棗走廊及“銅道”，歷經三百年迫使漢東大國曾國與其簽訂盟約，進而為楚君奪取銅綠山銅礦經營權所發生的歷史大事件進行了初步分析，指出楚國占領鄂東南及銅綠山可能肇始于楚文王時期，楚成王獲得周天子正式授權平定了“夷越”之亂，鞏固對銅綠山的管理，為楚國躋身春秋“五霸”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以銅綠山四方塘墓地發現的各墓葬位置、葬具、隨葬品出現差異性為基礎，對楚國銅礦生產者的身份與地位的特征進行論述。

楚國；銅綠山；銅礦資源；考古學觀察

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楚國遺產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使楚學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爐火純青的青銅冶鑄被列為楚文化的“六大支柱”之首[1]。楚君何以掠銅，以滿足擴張所需戰略物資，實現其霸主地位？1973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發現和繼之十二年的考古發掘，將兩周時期楚國東擴緣由的研究聚焦于此[2]。其中，楚國何時占領和經營大冶銅綠山成為討論的熱點，張正明等人提出的“兩周之際，楚地不到今大冶。楚成王時，銅綠山己成為楚國囊中之物”的觀點影響較大[3]，這無疑對楚國銅礦業的發掘研究起到了開弓引箭之作用。近十多年來，隨著鄂東南陽新大路鋪遺址[4]、大冶蟹子地遺址[5]、銅綠山四方塘墓地[6-7]、大冶鄂王城址[8]、武昌放鷹臺[9]、漢川烏龜山[10]，隨州葉家山[11-12]、隨州文峰塔[13]、棗陽郭家廟和曹門灣[14]、京山蘇家壟等系列西周春秋曾侯墓地[15]，以及隨州羊子山西周鄂國墓地等遺存的發現和發掘及研究整理[16]，為厘清楚國東擴和經略大冶銅綠山的肇始時間等相關問題提供了新資料。

一

商周時期，銅料是制造禮儀器和兵器的主要材料，禮器和兵器是禮法制度的表象，對銅、錫、鉛礦山的占有和獲取是關乎王權強盛和擴張的重要物質基礎。武王滅商建立西周，西周南土之隨棗走廊戰略地位凸顯，隨棗走廊既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江漢間的交通要道，又可通過涢水與長江溝通，沿江而下可進入鄂東南、江西和安徽的銅礦料產地，由此及彼形成一條十分重要的銅料運輸線。于是，西周王朝先后將同姓或姻親分封于此地，形成“漢陽諸姬”政治格局，其用意是拱屏王室、鎮撫南國、護衛“銅道”。21世紀以來，隨州淅河鎮葉家山西周曾侯墓地、隨州安居鎮羊子山鄂國王室成員墓葬的發現，證明姬姓曾國和姞姓鄂國是分別并立于今隨州東部漂水流域和西部溠水流域的兩個諸侯大國[17]。2009年，隨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出土甬鐘銘文上記載：曾侯始封者南宮適具有“君庇淮夷，臨有江夏”的重權[13]。此外，曾侯與甬鐘銘文與史載隨侯救護楚昭王的歷史事件相同，這無疑成為詮釋“曾”與“隨”為一國兩名之謎的直接證據。西周楚君熊繹封為子爵，可能立國于漢西的丹淅之畔，國小民弱，《左傳·昭公二十三年》記載楚君立國之初“土不過同”。在楚君眼里，若沒有銅料資源，難以立于諸侯之林，更難以成就霸業。因此，從楚君熊艾至楚武王，時間縱跨近三百年，楚君在兼并漢西之國和蠻僕部落時，將涉足漢東進而掠奪銅料的目標作為基本國策。楚國跨越漢東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西周早期，熊繹歷經數十年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逐漸發展為漢西大國。至楚君熊艾或熊黮執政之世，始與周人分庭抗禮，其東擴直接威脅了“漢陽諸姬”及“銅道”安全。為此，周昭王先后二次南巡，兵指楚國。第一次南巡在《中方鼎》《中甗》《靜方鼎》等銅器銘文中相互記載。周昭王親率王師駐扎于曾、鄂之地，曾侯和鄂侯等諸侯之師可能加入伐楚聯軍，是役楚師大敗而折兵損銅，這一歷史事件在有關銅器銘文中可見一斑：如《史墻盤》銘文曰:“弘魯昭王、廣懲楚荊、唯奐南行?！薄哆^伯簋》銘文云：“過伯從王伐反荊，孚(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彜?！背藬⊥撕蠼泿啄晷蒺B，元氣得以恢復，便卷土重來。周昭王十九年第二次南巡，再次率王師和曾、鄂等南國之兵攻伐楚國。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記載：“周昭王南征而不復”“周喪六師于漢”。此役楚國獲勝，可能傷亡亦不小，因此，史料不見楚人過漢東的記載。

西周中晚期，鄂國在漢東發展較快，國強勢大，獲得周天子親昵，楚國東擴可能受到鄂國阻擋。不久，鄂侯叛周，并率東夷和南淮夷攻打西周的南國和東國。出土《鄂侯馭方鼎》和《禹鼎》銘文分別記載了鄂侯親周、叛周和遭致滅亡的歷史事件。禹受命伐鄂，擒獲鄂侯馭方，鄂國滅亡，其公族衰亡離散[18]。鄂侯叛周事件給楚國東擴帶來一次難得的機會，楚王可能打著平叛旗號，協助西周之師攻伐鄂國，并占領了鄂侯的一些地盤。其時其事在《史記·楚世家》中也有記載：“當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民間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肆⑵洹凶蛹t為鄂王?！庇谑?，楚君熊渠心髙氣敖地揚言：“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遂封三子為王，其中，將占領鄂國地方封給中子紅為鄂王。熊渠聲勢浩大拓疆封王，再次引起周天子警覺?！妒酚洝こ兰摇酚涊d，周厲王為人暴虐，親自南征平叛，使南夷、東夷有“廿又六邦”臣服?！靶芮菲浞コ?，亦去其王”，這一反常舉動，顯示了其心虛力弱，尚不足以反周?！妒酚洝分兴猿芮胺P越，至于鄂”及分封中子紅為鄂王之地望問題一直是個學術公案，其觀點紛紜，莫衷一是。但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今大冶鄂王城可能為鄂王熊紅所封之城邑[19];二是認為封地在今鄂州、大冶一帶[20]。這兩種觀點皆指向揚越(粵)人勢力范圍，大冶銅綠山就包含在這一區域內。

其實，就大冶鄂王城的年代與性質問題而言，除上述楚熊紅的封邑之說外，還有幾種迥異觀點：一是“東鄂”說，與“西鄂”相對[21-22]；二是鄂君啟的封邑①；三是楚國軍事城堡[23]；四是一度作為楚之別都[24-25]；五是戰國時期銅礦采冶管理中心[8]。近幾年，我們配合大冶市編制鄂王城及周邊墓葬保護規劃，先后對鄂王城址及周邊墓群等遺存進行了復查勘探和發掘，獲得對鄂王城始建年代的認識。鄂王城址位于大冶市金牛鎮胡彥貴自然村，坐落在一片丘崗上，土城垣高出周圍地表約8～15米，東距古高河約200米，高河與梁子湖連通，在鄂州樊口匯入長江；城址西鄰矮丘，分布著戰國至漢代封土堆墓葬180座。依城垣走向城址平面大體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20米，南北寬約360米，面積15萬余平方米(如圖1所示)。

圖1 大冶市鄂王城地形平面圖

2014年5月至2016年8月，我們相繼對鄂王城址北垣東段和東垣中段的缺口進行了搶救發掘，獲知鄂王城址北垣東段缺口不是城門，而是明清時期挖破城垣形成的一條通道。東垣上的大缺口即為東城門，東城門兩側的城垣為土堆夯筑，其中，東城門南側城垣頂寬約6.5米，城垣底寬約18.5米，高約5.18米(如圖2所示)。夯層包含有較多戰國時期殘瓦片和陶器殘片。門道及城門內側，出土了一批戰國晚期至西漢的遺物，建筑材料多為筒瓦、板瓦、瓦當，生活用器有罐、甕、盆、豆、鬲等。兵器和工具類有銘文銅戈、銅劍首、銅鏃及鐵斧、鐵钁(如圖3-9所示)，惟不見西周遺物。城垣營建年代為戰國中晚期，延用至西漢。由此可見，鄂王城是一座始建于戰國中晚期的楚國城邑，鄂王城址與西周中晚期的楚國鄂王熊紅無涉。

圖2 鄂王城址東門南墻剖面整體

圖3 筒瓦

圖4 瓦當

圖5 板瓦

圖6 雙耳陶罐

圖7 盆

圖8 豆

圖9 銘文銅戈

關于鄂王熊紅封地在今鄂州、大冶一帶之觀點，因只是推論，該觀點所指地區目前尚無考古材料實證，尚難信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楚君熊渠在西周夷、厲之世，興兵所伐之揚粵(越)地望，大概是揚越人西境，即今漢川南河烏龜山遺址至武昌放鷹臺遺址一帶的揚越人散聚地，楚師尚未到達今鄂州、黃石、大冶一帶，亦未占控銅綠山。熊渠分封中子紅為鄂王之地望，既非今大冶鄂王城址，也非今鄂州、大冶之境，可能為隨棗走廊西側的鄂國領地。

春秋早期，楚君志在漢東，先后多次兵指隨(曾)國有加?！蹲髠鳌贰妒酚洝こ兰摇酚涊d楚武王三次領兵伐隨(曾)，最后壯志未酬，卒于伐隨(曾)之途，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決定秘不發喪，繼續領兵攻向隨(曾)都，“除道梁溠，營軍臨隨”，迫使隨(曾)侯議和，與楚締結城下之盟。從此，楚君打開了北上和東進擴張爭霸的屏障，也為楚國從曾國手中奪得對銅綠山的控制權創造了條件。

二

楚國占領今大冶、陽新一帶銅礦山可能在春秋早期晚段的楚文王執政之年。從銅綠山西南的陽新大路鋪遺址考古材料獲得些許佐證，該遺址面積達8萬平方米，早期遺存為石家河文化，商周時期遺址內不僅出土冶鑄遺物，而且出土較多的刻槽足鬲、護耳甗、長方形鏤孔圈足豆等陶器群，有學者稱之為商周時期“大路鋪文化”，或稱為揚越人遺存，此說可從。這種考古學文化以黃石市大冶、陽新一帶為中心，東南至贛江之西北，西南至洞庭湖東邊，北至孝感與黃梅一線[4]，西北至武昌放鷹臺和漢川烏龜山一帶。但是，上述陽新大路鋪聚落在春秋早期突然淪為廢墟，而地處大路鋪遺址與銅綠山之間的大冶五里界城一直延續至春秋中期，并在該城址內發掘出土春秋時期楚人的生活用具陶盂等[8]。此外，大冶銅綠山四方塘墓地也揭露出春秋時期楚文化因素與揚越文化共存的墓葬及隨葬品[6]。這種此亡彼興現象也是一個未解之謎，合理解釋應與楚國軍隊攻占今大冶、陽新一帶相關，楚人保留了五里界城功能，廢毀了大路鋪這個揚越人聚落，將原居民遷徙到銅綠山及周圍，集中從事銅礦采冶活動。銅綠山四方塘墓地的發現和發掘，為確定楚國占領和經略銅綠山的時間及方式提供了直接證據。

銅綠山四方塘遺址墓地位于大冶市銅綠山Ⅶ號礦體北側，遺址面積15 000余平方米。其中，墓地位于四方塘遺址東部一條西南高東北低的山梁上(俗稱“對面梁”)，其南北長150米、東西寬20～50米，面積約4 500平方米。2014年4月至2015年11月連續兩年發掘，揭露面積2 275平方米，發現和發掘兩周時期墓葬123座(如圖10所示)，其中，西周墓葬3座、春秋時期墓葬120座，出土兩周時期文物170余件(套)。

圖10 四方塘墓地航拍圖

兩周墓葬皆為長方形巖(土)坑豎穴墓，墓葬排列有序，僅數座墓有打破關系，多數墓葬有葬具，但葬具皆已腐朽，從痕跡仍可判明一槨一棺的中型墓(墓口長3米、寬1.8米以上)有5座，單棺墓和無葬具的小型墓(長3米、寬1.8米以下)有118座。全部墓葬中，有40座墓帶有壁龕，有2座墓葬分別在棺內和棺外發現朱砂和青膏泥。人骨皆腐朽無存，僅有3座墓在棺室西部發現人牙，由此推定墓主人頭向應與墓葬方向一致，多數朝西北向、西向，少數西南向。

在所發掘的123座兩周墓葬中，有65座墓葬出土隨葬品，隨葬品多數放入壁龕或棺內，少數放置棺上一側、或置于填土中；隨葬品基本為日用陶器和銅器，陶器有鬲、盂、豆、缽罐、盞，而以鬲、盂、豆組合稍多，也有少量的鬲、豆、罐等組合，有的隨葬其中2件或1件。有20座墓葬隨葬青銅器，青銅器多寡不一，多者達14件，少者1件。其中，生活用器有銅鼎，武器有戈、鈹、劍、箭鏃；生產工具有斧、鑿、削刀、刮刀、錐等；配飾和裝飾構件有帶鉤、環等。另有4座墓隨葬玉器；有4座墓的壁龕中放置鐵礦石，1座墓室放置銅礦石(孔雀石)，2座墓的壁龕中放置石砧。結合每座墓葬位置、規模、葬具和隨葬品分析，墓葬大概可分為長方形中型墓、寬坑長方形墓和窄坑長條形墓三類。

四方塘墓地中M1最大，位于墓地中部，平面略呈長方形，墓向302°；墓口長3.82米、寬2.32米，墓底長3.38、寬1.86米，墓坑深2.42米。墓室有一槨一棺，但腐爛成泥僅見痕跡，木槨四角各有1枚青銅抓釘，墓底發現兩條墊木槽痕跡(如圖11所示)。墓主人骨完全朽蝕無存，棺室底部西側隨葬玉玦2件(1件殘)、玉璜1件(如圖12所示)，推測墓主人頭向可能朝西北。墓坑南壁中部縱向鑿挖一個橢圓形壁龕，壁龕放置陶鬲1件(如圖13所示)。陶鬲底部略垂，但鬲足不刻槽，鬲口沿特征貼近襄樊真武山遺址春秋早期陶鬲的作風[26]。M1年代為春秋早期晚段。從M1葬俗和不隨葬揚越人傳統的陶刻槽足鬲等現象分析，墓主人生前有較髙地位，反映其生前可能是被楚文化同化的揚越人。

圖11 M1

圖12 M1出土玉璜、玉玦

圖13 M1陶鬲

縱觀四方塘墓地己發掘的墓葬，以小型墓為多，其中帶壁龕的墓葬是春秋時期較為流行的一種葬俗，這在當陽市趙家湖[27]、武漢市漢陽區(今蔡甸區)熊家嶺[28]、黃岡縣汪家沖[29]、孝感市(孝南區)吳家墳等地楚墓中常見[30]。墓地有較多的窄坑長條形墓葬，具有較濃的越人墓葬因素。四方塘墓地出土隨葬品中，稍多的陶器組合為鬲、盂、豆(如圖14所示)，個別為鬲、豆、罐等陶器組合(如圖15所示)，這種現象也與趙家湖楚墓中的陶器組合相似。

圖14 M2出土組合陶器

圖15 M82出土組合陶器

四方塘墓地出土的陶鬲分為兩類：一類為商周“大路鋪文化”陶刻槽足鬲(如圖16所示)；另一種具有鄂西楚文化的大口陶鬲特征(如圖17所示)。墓地出土陶豆之柄皆為素面，不見本地區商周常見的豆柄上裝飾長方形鏤孔的作風。陶折盤豆和陶磨光帶蓋盂(部分陶蓋上有放射紋)，其造型及紋飾均可在當陽趙家湖春秋楚墓中找到相似器型(如圖18-19所示)。

圖16 M4出土刻槽足鬲

圖17 M22出土陶鬲

圖18 M5出土陶豆

圖19 M6出土帶蓋盂

四方塘墓地出土較多的春秋楚文化因素陶器，與具有本地揚越文化的陶刻槽足鬲形成組合關系，反映了楚文化與揚越文化融合發展的現象，應是楚人在銅綠山直接影響的結果，這與有關史料記載相吻合?！妒酚洝こ兰摇吩唬撼俺赏鯋猎?公元前671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由此可知，楚成王獲得了周天子對楚文王占有揚越地區的認同。文中所稱之“越”，學術界認為是“揚越”族，其分布中心為今黃石大冶一帶。四方塘墓葬的年代與銅綠山Ⅶ號礦體1號采礦點的年代相同，又與楚成王前后的數位君王執政年代相對應，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楚人占領銅綠山初始時間，以及楚君鞏固對揚越人的銅綠山之銅料掠奪的統治措施。誠然，豐富銅礦資源為楚國躋身“春秋五霸”奠定了物質基礎。

此前，關于楚國銅礦山生產管理與技術分工等問題的認識也一直是個謎團，四方塘墓地考古資料為解析這個謎團提供了證據：四方塘墓地中各墓葬位置、墓坑大小、葬具、隨葬品種類的差異性較為明顯，反映了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如一槨一棺墓葬和隨葬青銅器的寬坑長方形墓葬，皆位于墓地中心位置，隨葬品除陶器外還有青銅器和玉器，說明這些墓葬規格明顯高于其他墓葬，墓主身份可能為礦區較低層次的生產組織和管理者。而且存在分工的不同，比如，隨葬青銅兵器的可能與礦區安全保衛有關(如圖20所示)；隨葬銅削刀的，可能與制作竹簡進行生產記錄相關(如圖21所示)。此外，有的墓隨葬銅斧，或隨葬銅鑿、或隨葬刮刀等等，無不與生產及管理相關。

圖20 M52：1(2)

圖21 M73：2

隨葬陶器或無隨葬品的寬坑長方形小型墓和窄坑長方形小型墓主的級別均較低，孔雀石(如圖22所示)、加工礦石的石砧(如圖23所示)、鐵礦石(如圖24所示)等，主要出自這些底層技工或工人的墓葬。

圖22 M54出土孔雀石

圖23 M37出土石砧

圖24 M57出土鐵礦石

總之，隨著四方塘墓地全部揭露，將會有新考古發現，這必將為全面研究和還原春秋時期楚國經略銅綠山的歷史面貌提供更多的新資料。

注 釋

① 參見郭沫若：《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4期。譚其驤：《鄂君啟節銘文釋地》，《中華文史論叢》(二)，中華書局1962年；又，《再論鄂君啟節地理答黃盛璋同志》，《中華文史論叢》(五)；黃盛璋：《關于鄂君啟節交通路線復原問題》，《中華文史論叢》(五)，中華書局1964年版。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年第8期。劉和惠《鄂君啟節“鄂”地辨析》，《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陳樹祥、黃鳳春：《楚封鄂王、鄂君與鄂王城之地望辨析》，《楚學論叢》第二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 黃石市博物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2] 王生鐵.楚文化概要[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3] 張正明,劉玉堂.大冶銅綠山古銅礦的國屬——兼論上古產銅中心的變遷[M]∥楚史論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陽新縣博物館.陽新大路鋪[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J].江漢考古,2010(4).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管理委員會.大冶銅綠山四方塘春秋墓地第一次考古主要收獲[J].江漢考古,2015(5):35.

[7] 陳麗新,陳樹祥.試論大冶銅綠山四方塘墓地的性質[J].江漢考古,2015(5):95.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五里界——春秋城址與周圍遺址考古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鷹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0] 熊卜發.漢川考古調查簡報[J].考古,1993(8).

[11] 黃鳳春,陳樹祥.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發掘獲階段性重大成果——一批銅器銘文顯示應為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N].中國文物報,2011-10-12(4).

[1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J].文物,2011(11):4.

[1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14(4):3.

[14] 襄樊市考古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京山縣博物館.湖北京山蘇家壟墓地M2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11(2):34.

[16]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7] 陳樹祥,黃鳳春.略論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上的曾、鄂、楚[M]∥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十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18] 郭沫若.禹鼎跋[N].光明日報,1951-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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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遺址[M]∥考古學集刊:第9集[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

[27] 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28] 武漢市考古隊,漢陽縣博物館.武漢市漢陽縣熊家嶺東周墓發掘[J].文物,1993(6):65.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岡市博物館,黃州博物館.湖北黃州楚墓[J].考古學報,2001(2):227.

[30] 孝感市博物館.湖北孝感吳家墳遺址發掘[J].考古學報,1998(3):331.

(責任編輯 尹春霞)

The Management of Copper Mine Resource in the Southeast of Hubei Province by Chu State——Observed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Case Study of Tonglushan Site

CHENShuxiang1LUOJingjing2ZHAOYibo3

(1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Wuhan Hubei 430077；2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Hongkong 999077;3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Tonglushan Ancient Copper Mine Site,Daye Hubei 435100)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onglushan site, Daye cit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control of Sui-Zao corridor and "copper road", Chu state forced Zeng state to sign an agreement with it to get the operating authority of Tonglusha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West Zhou and East Zhou Dynasty. With the help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suppose that it was in King Wen of Chu Period, Chu state occupied the southeast of Hubei Province and Tonglushan copper mines; it was King Cheng of Chu, whose achievement of squashing the rebellion of "Yi & Yue" consolidated its management of Tonglushan copper mines. Further, this established the material fundament of Chu's becoming the Top 5 state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he article is completed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u miners' status and identity on the differences from the position of tombs,funerary coffins,and objects in Sifangtang site.

Chu State;Tonglushan;copper mine resource;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2017-01-09

陳樹祥，研究員，本科；研究方向：鄂東南及長江流域古代礦冶、夏商周青銅文明。

10.3969/j.ISSN.2095-4662.2017.02.001

K872

A

2095-4662(2017)02-0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