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元走向一體與一體凝聚多元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和戰略

徐杰舜，楊 軍

從多元走向一體與一體凝聚多元
——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理論和戰略

徐杰舜，楊 軍

百余年來，對于“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共同體的討論和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爭鳴的一個焦點和熱點，存在著認同還是不認同的博弈。中華民族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是認同的基本出發點。這其中，認同具有連續性和差異性的特性。連續性所形成的華夏、漢族和中華民族三個認同記憶，作為大趨勢的方向性運動，這個認同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而要克服與整合差異性所造成的對中華民族認同記憶的差別，必須制定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一要確認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二要中華民族入憲；三要設立中華民族團結大會。中華民族的認同非一日之功可奏效，可能還要經歷很長時間，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推進一體凝聚多元，可以充分發揮中華民族認同的力量。

中華民族；認同；連續性；差異性；大戰略

2013年，胡巖先生在《論中華民族的百年認同》一文中，從清王朝實現的古代中國國家版圖的大統一，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認同奠定了基礎；鴉片戰爭和列強的入侵，促成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辛亥革命和民國時期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增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更高層次的中華民族認同等五個時期，論證了中華民族認同的歷程。*胡 巖：《論中華民族的百年認同》，《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那么，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認同史發展至今，雖然證明了中華民族認同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但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完全認同,還需要制定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充分發揮中華民族認同的力量。對此，本文略呈管窺之見，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認同還是不認同的博弈

百余年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一直存在著認同還是不認同的博弈。這不僅表現在學術領域，更反映在政治領域中。從20世紀初梁啟超的“中華民族”是指漢族還是指中國各民族的轉變，*參見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系》，《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顧頡剛的“中華民族是一個”與費孝通的中國內部存在許多“民族”的學術爭論，*參見馬 戎《如何認識“民族”和“中華民族”——回顧1939年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周文玖，張錦鵬《關于“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趙志研《“中華民族是一個”?——追記抗戰初期一場關于中國是不是多民族國家的辯論》,《中國民族報》2008年12月26日。到孫中山實行“五族共和”，及至抗日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政治認同，以及進入21世紀后，從對馬戎少數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參見馬 戎《關于民族研究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馬 戎《理解民族關系的新思路———少數族群問題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到對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參見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郝時遠《關于中華民族建構問題的幾點思考——評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說之五(中)》，《中國民族報》2012年4月20日。的爭鳴，直至習近平總書記發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5日。偉大號召的政治認同，都是中華民族認同問題在學術和政治領域的體現。本來這一認同邏輯很清楚，但事實上仍然存在認同還是不認同的博弈。正如郝時遠所言，由于“對中華民族概念理解方面缺乏學理支持和民間自覺的認知”，所以當馬戎提出對少數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尤其是胡鞍鋼、胡聯合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之后，反對之聲不絕于耳。有研究認為：“‘中華民族’一詞存在太多的歧義和問題，它只有在指民族的復數(‘中華各民族’)涵義時才能無爭議地使用。如果與生物性的、文化性的‘民族’相聯系，‘中華民族’一詞存在太多的歧義和誤讀，很難以此統一中國各民族的國家認同，更為麻煩的是，這個詞容易引起少數民族成員的誤讀，以為‘中華民族’就是指漢族，或者提‘中華民族’就是要同化少數民族。由于‘民族’一詞已被中國人普遍地、約定俗成地理解為生物性和文化性的人們共同體，用‘中華民族’涵蓋公民共同體涵義存在太多的困難。所以，‘中華民族’一詞只在作為復數的‘中華各民族’的涵義時使用，而在其他場合放棄使用‘中華民族’一詞?！?都永浩:《華夏—漢族、中華民族與中華人民》，《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第1期。但也有研究認為：“‘中華民族’概念自近代以來早已滲透于中國的社會政治土壤之中了。中國共產黨自建立那天起就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宣示也莊嚴地寫入了黨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成為昭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時代強音。中華民族成為憲法概念也是遲早的事情。因此，所謂有人聲稱‘取消’中華民族、或有人‘建議保留’中華民族之類的說法，不過是自說自話的囈語。前者至少屬于缺乏對民族國家建設、國家民族建構基本理論的認識，后者則頗有‘危言聳聽’以謀‘力挽狂瀾’之功的嫌疑?！?郝時遠:《關于中華民族建構問題的幾點思考——評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說之五(中)》，《中國民族報》2012年4月20日。

盡管如此，有研究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仍憂心忡忡，陳茂榮就認為：“不可否認，在‘中華民族認同’上有一些或顯或隱的問題存在，如：分裂國家的潛在威脅、地方民族認同的高漲、跨界民族的離心表現等”，“目前，蓄意分裂國家的潛在威脅主要來自疆獨、藏獨和臺獨等三股勢力”；“當國家不能及時滿足地方民族主義者們的合理合法請求，又將會給少數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借口分裂國家的充分理由，在民族高度自治甚至民族自決的口號下，動員地方民眾行動起來共同對抗中央政府的惡性事件成為可能”；“跨境民族的‘心思’可能游弋于所跨越的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跨境民族的雙重認同心理?！?陳茂榮：《“中華民族認同”的現實問題及原因分析》,《黑龍江民族叢刊》2013年第3期。周平則指出：“中華民族的‘多元’講得多、講得實，推進得卓有成效；中華民族的‘一體’講得少、講得虛，缺乏推動的力量。由于如此，否定存在一個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民族實體的觀點，反對構建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民族單位的主張，也就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強烈，而主張中華民族的觀點則日漸式微，黨和國家的正式文獻一般也不使用‘中華民族’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提法，而是采取‘中國各族人民’、‘中國各民族’、‘各民族公民’的提法。由于如此，中華民族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并因此而逐漸虛擬化，‘中華民族’也逐漸成為‘中國各民族’或‘中華各民族’的代名詞。概括起來看，‘合’的因素和力量明顯弱于‘分’的因素和力量?！?周 平：《中華民族:中華現代國家的基石》,《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4期。

由此來看，中華民族的認同博弈，起碼呈現了一個事實，即中華民族認同的程度還任重而道遠。關凱就曾認為：“就歷史而言，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真正興起，始自清末民初，是一種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影響的共同體認同意識。但對于經歷了兩千年香火延續的東方帝國而言，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與歐洲式的民族國家理念有相當大的沖突。清季之后，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政體——‘中華民國’并不是一個歐洲模式下的典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相反，如何將疆域遼闊的多民族帝國演變成現代的民族國家，對于中國來說，甚至可以說是至今仍然沒有全面完成的歷史任務?！?關 凱：《族群政治的東方神話——儒家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認同》，《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為此，馬戎認為：以“‘中華民族’為核心認同建立一個全體中國人的‘民族國家’，強化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馬 戎:《“中華民族”是一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27日。并提出了“重新開始‘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的建議。*馬 戎：《重啟“中華民族”新的大融合》，《長江日報》2014年5月29日。

二、認同的必然：從多元走向一體是大趨勢

在對中華民族認同的種種疑慮和逆反心理中，最根本的心態是不承認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共同體的存在。中華民族究竟是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基本出發點。而為什么會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產生疑慮和逆反心理？我們還有必要對“認同”做一個簡要的解讀。

“認同”一詞來源于英語名詞“identity”，開始時是一個關于哲學與邏輯的問題，后由弗洛伊德移植到心理學領域，認為“認同作用是精神分析理論認識到的一人與另一人有情感聯系的最早的表現形式”。*車文博:《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上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頁。后隨著認同研究的深入，“認同”概念逐漸走出單一的心理學研究范疇，進入到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用來表示某個特定主體與特定客體之間的關系。簡言之，所謂認同就是對“我是誰、我從哪來、我要去哪”，以及與之相關的身份感問題的追問。認同具有連續性和差異性的特征。所謂認同的連續性，指的是認同主體的一種自我體驗和自我經驗感，它造就了一種時間和空間意識。認同的差異性，則是指認同主體所具有的確保自我和他者之間界限的感覺。*參見王成兵《歷史感和界限感：現代性語境中的國家認同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31日。而在現代性語境中，正是這種連續性和差異性，使中華民族的認同在當代社會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而這種沖擊必然導致對中華民族認同的變化和弱化。

本來，連續性在個體認同那里表現為記憶，在集體認同那里則體現為一種在歷史的長河和空間的廣袤中具有的歷史感。眾所周知，中華民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其形成是中國民族關系發展大趨勢所決定的。所謂大趨勢就是事物發展長時期的總的運動方向。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大趨勢就是中國民族互動、整合、融合和認同的長時期內總的運動方向。*徐杰舜：《中國民族關系發展大趨勢論》，《學術探索》2011年第5期?？v觀上下5 000多年的中國歷史，根據中國歷史和中國民族關系發展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中華民族的認同形成了三個不同時期的認同記憶。

(一)華夏：中華民族認同的第—個記憶

從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國民族關系的大趨勢是從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一個記憶。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民族或族群的結構就是多源和多元的。那時，在中華大地上大致有五個大的超級族群集團，即炎黃集團、東夷集團、苗蠻集團、百越集團、戎狄集團。這些族群集團都是由眾多族群組成的。

到了公元前2070年，源于炎黃族群集團的夏族形成，拉開了中國民族關系從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大趨勢的序幕。中華大地上的民族或族群，在多元互動和融合中出現了新的組合。夏族大約是由顓頊、帝嚳、伯益、皋陶、羌人、共工、驩兜、三苗、鯨等族群互動融合而形成，到禹時，夏族的族群結構已號稱“萬國”。*參見《左傳》襄公七年：“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商族的多元融合雖然很難考釋清楚，但通過鄭樵的《通志略·氏族略》關于夏商時期共有62國的記載，可以窺視商族也是多元融合而形成的，所以湯滅夏時，商族的族群已號稱“萬邦”*參見《尚書·商書·仲虺之誥》(《尚書》，顧 遷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萬方”*參見《墨子·兼愛下》(《墨子》，李小龍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了。周族的多元融合更為復雜，史載武王“克商”后“封邦建國”，*參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舉行授土授民時，周公長子得“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武王弟康叔“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唐叔得“懷姓九宗”，*參見《左傳》定公四年(《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所有這些“氏”其實也都是周族屬下的族群了。

周王朝是中國民族關系從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發展大趨勢的關鍵時期，這時的族群除夏、商、周、楚、越外，還有被稱為夷、蠻、戎、狄的諸多族群。但是，在中國民族關系第一個大趨勢的作用下，春秋之時，風云漸變，西周時壁壘森嚴的民族或族群邊界逐漸被打破，由民族或族群互動而激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間興起。晉惠公作“州兵”*參見《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于是乎作州兵”。(《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是一例?！爸荼钡慕?，不僅說明“國”與“州”對立的逐漸消除，夏、商、周三族的雜居越來越厲害，也說明征服者周族與被征服者夏族、商族、“懷姓九宗”等之間的鴻溝也逐漸得以填平，族群間互相敵視的心理也越來越淡薄，所以，作“州兵”是晉國內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為一的一個標志。

秦晉聯姻更是春秋時期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基本完成的標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諸侯時，晉開國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族人；而秦則是非周族人。*秦人族屬不定，有戎人說，又有夷人說。秦晉聯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間的族群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晉”二字，成了中國古代婚姻關系的代名詞。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民族關系從多元融合到華夏一體發展的大趨勢以不可阻擋之勢滾滾向前。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與夷、蠻、戎、狄諸族群的分布呈交錯狀態，所以，春秋時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間涌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互動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擴展到楚、越和夷、蠻、戎、狄之間。這個情況首先突出表現在各族間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斷發生。

其次表現在文化的融合上。如當周王的兒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時，越民族乃為“文身斷發”的“荊蠻”。*參見《史記·吳太伯世家》(《史記》，韓兆琦評注，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直到春秋初期，越族與中原地區諸族群還沒有什么來往，所以史書缺乏關于吳國和越國的記載。但是到了春秋后期，形勢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最典型的莫過于吳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魯國觀周樂一例?！蹲髠鳌废骞拍甑挠涊d相當長，極形象生動地反映了越族文化與周文化的融合已相當深了。如自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弊不通，言語不達”*參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的西邊羌戎首領駒支，在駁斥了晉國大臣范宣子不讓駒支參加會盟的攻擊后，“賦《青繩》而退”。*參見《左傳》襄公十四年(《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可見，戎族駒支不僅會講“華”語，并且能賦《詩經》以達意，說明諸戎在與晉的長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動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歷史表明，在整個周王朝之內，無論東西南北，所有的民族或族群幾乎都被卷入春秋戰國時期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洪流。這種歷史圖景一直是中國民族關系的政治文化生態的一個方面。而中國民族關系的政治文化生態的另一個方面，則是走向“一體”的大趨勢。

走向“一體”的大趨勢是由中國的“大一統”所決定的。先秦的國家“大—統”，用國家之手，促成了中國民族關系從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其標志是被稱為“諸夏”*參見《左傳》閔公元年(《左傳》，郭 丹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的華夏族在中華大地上橫空出世。尤其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一舉統一了天下，實行了“書同文”“墮名城”“治馳道”“車同軌”“行同倫”的大一統政策，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華夏族從分散走向統一，開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于是，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第一個大趨勢，從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崛起，到公元前206年秦的統一，歷時2 000余年，終于從多元起源，經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而告結束。

在此，特別要注意的是，從多元融合到華夏統一歷時2 000余年，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段，如果從短時段去看，恐怕很難理解和認識先秦中國多元的民族或族群為什么會走向華夏一體。正是在這個大趨勢的規定下，華夏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一個記憶。

(二)漢族：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二個記憶

從兩漢到清代，中國民族關系的大趨勢是從民族互化到漢化成為民族融合的主流,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二個記憶。

在中國民族關系的大趨勢從多元融合走向華夏一體而告結束之時，中國的民族結構并沒有形成華夏的一統天下，而仍然呈現出多民族或多族群共存的多元格局。

國勢強盛的漢帝國，是華夏族轉化發展為漢族的一個拐點。在漢帝國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服西南夷、收閩粵南粵，與周邊族群進行空前頻繁的各種交往活動中，其他民族或族群稱漢帝國的軍隊為“漢軍”，漢帝國的使者為“漢使”，漢帝國的人為“漢人”。于是，漢帝國之名“漢”遂被稱呼為華夏族之名，漢族之名自漢帝國始稱。從此開始形成了人口占多數的漢族與人口較少的其他少數民族共存的政治文化生態，并一直保存至今?！霸谝黄稹本蜁?，就會磨合，就會整合，就會融合。于是，從兩漢到清，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互化，即你融合我或我融合你的民族互動從未間斷過，既有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也有漢族融合于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的漢化趨勢，即孟子所說“用夏變于夷者”，*參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萬麗華，藍 旭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在從兩漢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 000余年中不勝枚舉。如東漢末年，匈奴人遷入八郡之地，特別是曹操分匈奴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為生的匈奴人逐漸定居務農了。久而久之，內遷的匈奴人最后都無例外地漢化了。又如宋代的契丹族在生活習俗上也多吸收和繼承漢族的風俗，不僅一般情況下喜服漢服，興宗后大禮時也服漢服了。*參見《遼史·儀衛志》(《遼史》，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契丹族民謠，“垂楊寄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個南婆，我這里嫁個契丹”，*任崇岳：《論遼代契丹族對漢族文化的吸收和繼承》，《中州學刊》1983年第3期。都表明契丹族也逐漸漢化了。

漢族融合于少數民族的趨勢，即“夏變于夷者”的“夷化”，在從兩漢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2 000余年中也不勝枚舉。如云南的漢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時期，出現了“夷化”的趨向。及至兩晉南北朝之時，爨氏獨霸南中，其統領的居民成為“爨人”。*林超民：《漢族移民與云南統一》，載陳義初《河洛文化與漢民族散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2～375頁?！办嗳恕钡某霈F，正是云南漢代至南北朝漢族移民“夷化”的標志。又如，唐代和親隨從人員的“夷化”也是一例。與吐蕃和親最典型的是太宗時嫁與松贊干布的文成公主。藏族民間傳說：“遠從漢族地區，來了后公主。把五千五百名工匠，帶到咱們藏土。給西藏地區工藝，打開了發展門戶?！?王沂暖，唐景福：《藏族文學史略》(十)，《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4期。故唐代嶺南詩人陳陶的詩云：“黠虜生擒未有涯，黑山營中識龍蛇。自從貴主和親后，一半胡風似漢家?！?參見《全唐詩》卷746(《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可見，這些數以千計的工匠隨從，隨著歷史的滄桑都“夷化”為吐蕃人了。再如，宋代之時，東北地區金初漢族移民的“夷化”也是一例。當時女真族的統治者，強迫漢族移民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發型。范成大說，中原漢人胡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師(指北宋京城開封)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多綰髻，貴人家即用珠瓏璁冒之，謂之方髻”。*參見《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反映了金初漢族移民“夷化”的真實情境。

更重要的是，在漢族“夷化”的過程中，自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時，在中國少數民族在形成為民族的過程中，不少漢族移民在“夷化”中成為近現代少數民族的祖源之一?；刈宓男纬墒且粋€典型，經過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約150年的發展，定居在中國各地的回回，主要與當地的漢族，以及蒙古、維吾爾等民族融合，到明代時已形成為回族。*《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5頁。此外，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壯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少數民族在其形成過程中都有漢族成分的融入。*《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徐杰舜：《中國民族史新編》，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在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第二個大趨勢中，雖然民族互化是雙向的，有“用夏變于夷者”的漢化，也有“夏變于夷者”的夷化，但是歷史是有選擇的，在漢化與夷化的博弈中，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所吸引，并進而被同化。所以，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第二個大趨勢最終選擇了以漢化為主流，如經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之后，鮮卑出身的李氏家族建立唐王朝時已高度認同了“漢化”。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選擇“漢化”還是“夷化”，在中國歷史上往往并不是漢族統治者強迫少數民族“漢化”，而多是少數民族統治者執行漢化政策，最典型的莫過于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實行漢化政策：禁止鮮卑落后風俗，鼓勵鮮卑人與漢人通婚；改服漢服，不準穿本族服裝，改鮮卑二字、三字復姓為漢語單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說鮮卑話，改說漢語，從而使鮮卑人迅速地漢化了。

正是這種歷史的選擇，隋唐時期的漢族，已不再是過去的漢族，而是融合了北方的匈奴、鮮卑、烏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蠻、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漢族。而明清時期的漢族，又不再是過去的漢族，而是融合了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的新漢族。像滾雪球一樣，漢族人口越滾越多，越滾越結實，人口在明萬歷二十八年(1601年)為1.5億，*王育民：《中國人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頁。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人口已達4億以上。*王育民：《中國人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頁。漢化終于成了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第二個大趨勢的主流。

有意思的是，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第二個大趨勢，從公元前206年漢帝國的建立到1911年清帝國的滅亡，也歷時2 000余年?？梢?，也正是從歷史的大視野中，才能對從民族互化到漢化成為民族融合的主流有一個正確觀察和把握。其實，此漢族已非華夏，而是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個“混血”的新民族。就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漢族成了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二個記憶。

(三)中華民族：中華民族認同的第三個記憶

從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國開始，直到當下，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大趨勢是從以漢化為主流轉向中華民族認同。

為什么運行了2 000多年中國民族關系發展以民族互化走向以漢化為主流的大趨勢會轉向？換句話說，是什么力量扭轉了中國民族關系發展大趨勢的方向？回答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識的覺醒。

鴉片戰爭以前，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人固守傳統“夷夏之辨”和“天朝上國”的觀念，對世界大勢缺乏了解，甚至弄不清以往的“蠻夷之邦”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而鴉片戰爭一方面把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另一方面也打開了中國的閉關大門。戰敗的慘痛教訓深深地刺激了中國人，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問題，開始重新認識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意識？

當時種種關于民族的概念，都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或“華夷之辨”民族觀，使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民族并不僅僅是對華夏文化和漢文化認同的問題，不是認同則為“華”或“夏”，不認同則為“夷”或“蠻”的簡單的劃分。民族應該是具有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特征的人們共同體。正是這種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撥轉了中國民族關系發展2 000多年來從民族互化走向以漢化為主流的大方向。

在這樣一種世界背景下，人們才從“夷夏之辨”或“華夷之辨”的民族觀中解放出來，原來民族的邊界并不僅限于“夷夏之辨”或“華夷之辨”，民族的普同性決定了民族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國各民族都紛紛“自覺為我”，這也就是清代的滿族雖已走上了漢化之路，但正是“自覺為我”，才使得滿族最終沒有徹底完成漢化的根本原因。

鴉片戰爭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民族觀，人們才明白，世界的民族并不僅僅以華夷為邊界，漢族也只是世界上成千上萬個民族或族群中的一個；鴉片戰爭也徹底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天下為國”的國家觀，人們才明白，中國也不過是世界上成千上萬個國家中的一個。天下原來是民族林立、國家林立的多元世界。

更重要的是，民族與國家概念的結合產生的民族國家概念，使得每一個中國人在與世界的交往中，尤其是在民族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面前，都不可回避地必須考慮如何面對的問題。其中，雖然漢族人口占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但只能代表漢族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反之，少數民族全體或其中的任何一個少數民族也不能代表中國。于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自然而然地激活了中國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

這樣，從鴉片戰爭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撥轉了中國民族關系發展大趨勢的方向，到甲午戰爭后的民族危機激活了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再到五四運動升華了中華民族意識，最后到抗日戰爭激發了中華民族意識的全面高漲，為我們勾勒出，中國民族關系發展大趨勢從以漢化為主流轉向中華民族認同的路線圖。*參見胡阿祥《因異而認同：從“華夏”、“漢族”到“中華民族”》，《唯實》2014年第9期。雖然“中華民族”概念的生成與演變幾經波折，但其目的是為了建構國家層面的民族，從而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以建立“民族—國家”。從一定意義上說，民國以來中國學界和政界力圖建立的“國族”，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單一民族，而是多民族聯合、融合的一個總體性民族概念和實體。*常 寶：《當代中國社會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構》，《甘肅理論學刊》2013年第1期。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边^去人們看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趨勢，總是因為站得太低，故而看不遠，看不清，總是只能就事論事，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今天我們站在中國民族發展史的高度，在一個長時段內去觀察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趨勢，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國民族關系發展所經歷過的從多元融合到華夏一體的大趨勢、從民族互化到以漢化成為民族融合主流的大趨勢，也應該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當下中華民族認同已成為中國民族關系發展的大趨勢。在中國各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中，作為大趨勢的方向性運動，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正是在這個長時間的大歷史、大視野中，從華夏到漢族再到中華民族的三個認同記憶的連續性中，我們才可看清中華民族認同的必然性。

三、認同的力量：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

認同有連續性，但認同又有差異性。在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連續性與差異性并存的態勢下，中華民族的認同作為一個過程，是有其自身發生和發展規律的。因為過程是事情進行或事物發展所經過的程序，*《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25頁。是“事物的有限存在和無限發展在時間、空間和條件上的辯證統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發展的必然聯系的體現”。*劉志忠，李 毅：《過程轉化論》，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32～33頁。事實上，在哲學人類學的視野中，宇宙間一切具體事物，都有其起源、形成、演變和發展的歷史，都不是永恒的，因此都毫無例外地表現為過程；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過程的集合體，即總的系統過程；在這個過程的集合體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及其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都處在生成、互動和不斷變遷的過程中；各個具體事物的過程又都是整個物質世界的無限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或一個部分。因此，事物起源、形成、演變和發展的歷史，就是該事物相對完整的過程。所以，從歷史的大視野去看，中華民族認同過程的運行時間還只有100余年，與前二個大趨勢2 000年的時段相比，僅僅是剛剛開始。因此，對中華民族認同的記憶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差異，這樣或那樣的坎坷，這樣或那樣的曲折，與歷史上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沖突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們需要明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震古爍今的偉大事業”，*習近平：《在第十次文代會、第九次作代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1201/c22219-28917082-3.html。雖然作為大趨勢的方向性運動，中華民族認同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但中華民族的認同既然是國家的需要，是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的需要，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需要，那么，用中華民族的“一體”來凝聚中國各民族的“多元”，就應該成為中國民族政策的落腳點。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就說：“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4-10/13/c_1112796077.htm。而“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認同的力量。而要發揮認同的力量，就必須明確和制定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逐步把民族政策落實到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上，以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

對于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近10余年來，不少學者提出過建議方略。馬戎的“去政治化”觀點，胡鞍鋼和胡聯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方案，均是最引人關注而引發爭論的方略。筆者雖極贊賞他們的理論智慧和政治膽識，但也認為，民族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在現代社會里更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且中國各民族經過國家的“民族識別”，早已政治化了，“去政治化”談何容易？而“第二代民族政策”強調的是轉型，即從“第一代民族政策”轉為“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似乎有否定“第一代民族政策”之嫌。而中國在“第一代民族政策”的軌道上運行了60余年，又豈能輕易被否定？看來在理論上正確的東西，在現實中未必可行。

那么，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應如何制定？筆者認為，應實行民族政策的雙軌制，一是繼續實行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主體的系列民族政策，此為第一條軌道；二是制定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政策，此為第二條軌道。

第一條軌道為傳統的民族政策，可作為具體的民族政策，專管55個少數民族的事務，需從細處著手，因其已有一個完整的系列，實行已久，在此無須贅言。

第二條軌道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政策，尚無定制，如何建構，尚需斟酌。筆者認為，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政策，是中華民族認同的大方向，是一個大戰略，應從大處著眼，可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確認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

“國族”問題爭論已久，是討論中華民族“國族”地位繞不過的問題。其實中華民族是“國族”本不應成為問題，因為早在孫中山革命時期，他就認為反清革命之根本意義在“破壞滿洲專制”，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即將中國所有各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一個文明的中華民族，也就是“國族主義”。*羅義?。骸吨袊澜y與國族主義》，《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4期。1920年11月4日，孫中山在《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中又申明此義：“民族主義，當初用以破壞滿州專制。這主義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來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國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94頁?！坝诜磳Φ蹏髁x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之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9頁。合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9頁。并“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8頁。什么是“國族”？為什么“中華民族”就是“國族”？孫中山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經過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尤其是抗日戰爭烈火的考驗，中國已從“天下”轉型并改造成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正如翟志勇所說：“如果說近代這個轉型的過程不僅是國家的再造(從朝代國家到民族國家)，也是國民的再造(從臣民到公民)，還是國族的再造(從華夷之辨到中華民族)。雖然具體的實現過程中三者可能有先后之別、輕重之差，甚至緊張與沖突，但一個成熟的nation的實現，必然有賴于三者的相互闡釋和完美結合。國家的再造為國民和國族的再造提供了主權所確保的和平空間，國民的再造為國家和國族的再造提供了合法性基礎以及新的社會整合力量，國族的再造為國家和國民的再造提供了社會動員的力量和社會整合的基礎。因此，離開了國家(‘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民(中國人民)，我們根本無法恰當地理解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作為一個國族，中華民族是通過國家和國民來界定了”。*翟志勇:《中華民族與中國認同——論憲法愛國主義》，《政法論壇》2010年第2期?？梢姟啊腥A民族’既有悠遠深邃的歷史淵源，又在近代民族國家競存的世界環境中得以正式熔鑄”，*馮天瑜:《“中國”、“中華民族”語義的歷史生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這都是不爭的歷史事實的沉淀。

因此，所謂“國族”，就是指能夠代表國家的民族。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雖然漢族人口眾多，但它只是中華民族“多元基層中的一元”。*費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載馬 戎，周 星《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頁。所以，漢族并不能夠代表整個中國。而各個少數民族也只是中華民族“多元基層中的一元”。所以誰也不能夠代表整個中國。那么，誰有資格代表整個中國呢？只有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才能夠代表整個中國。因此，中華民族是名副其實的“國族”。正如郝時遠所說：“對中國來說，只有中華民族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的56個民族，在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也共同面對著‘中華民族化’的認同和塑造過程?！?郝時遠：《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內涵之演變》，《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繼承孫中山革命的成果，承認中華民族為“國族”的事實，確認中華民族的“國族”地位。實際上，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國族”地位若不能確認，不僅中華民族的復興無從談起，甚至還給臺獨、藏獨、疆獨，甚至港獨以可乘之機。中國就很難成為一個統一的、正常的、安定的、各民族各地區和諧相處的國家。所以，中華民族認同大戰略的當務之急就是中華民族“國族”地位的確認。

(二)中華民族入憲

中華民族入憲，是中華民族“國族”地位確認的立法措施?！爸腥A民族”作為國族的憲政塑造始于民國時期。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孫中山曾莊嚴宣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痹谥蟮拿駠椫芯鶑娬{了“中華民國”各族是中華民族或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對于中華民族入憲的過程，常安大致勾勒了20世紀20～40年代中華民族入憲的路線圖：*常 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變遷》,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20～132頁。

1923年，孫中山參與制定的《國民黨黨綱》中，對于三民主義這一國民政府立憲之本中的“民族主義”的解釋是“以本國現有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國家”。*《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并把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背景聯系在一起。

1928年，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統一全國。

1929年3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重申了孫中山之“必須團結四萬萬人民為一大國族，建設三民主義的強固充實之國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界”的遺訓。

1932年召開的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上通過的“慰勉蒙藏來京各員并團結國旗以固國基案”中，也“宣告漢、蒙、回、藏各地同胞一致團結，以御外侮而奠國基”，雖然仍保留“漢、滿、蒙、回、藏”的說法，但更強調團結國族以御外侮而奠國基，并強調要“多任用邊地人員，以為訓練其政治能力之機會，并增加國族之實力”。*李 鳴：《中國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9頁。

1933年，當時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吳經熊根據憲法起草主稿委員會的推選所擬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試擬稿》中，分總則、民族、民權、民生四篇。*國民政府時期的制憲，其遵奉的合法性來源為總理遺教、《建國大綱》，所以包括具體立憲草案的擬定也照搬孫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劃分。吳經熊曾游歷海外多年，被認為是當時可以溝通東西方的世界級法學家和“人中之龍”的曠世奇才，其法學思想和立法實踐仍然深受一位沒有受過多少系統法學教育的政治家的影響；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孫中山對于民國憲政的影響，恐怕是任何一位正牌的憲法學者或者政治學者所無法比擬的。第二篇民族中第一章為民族之維護，其中第l條即為“國內各民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草案第9條)；第2條為“中華民族以正義、和平為本；但對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應抵御之”(草案第10條)；第3條、第4條均強調了與他國私自媾和、簽訂密約為“民族主義所不容，應認定為無效”。之所以如此規定，正是意在強調“中華民族認同”。對于積聚國內各民族、階層力量以抗擊外敵，而強調勾結外敵為民族主義所不容，實際上也是對于各族均為中華民族一分子，不得行違背民族大義之事的嚴正聲明。而在其后以吳稿為基礎、采擬各方意見所形成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審查修正案》中，也專門規定了“中華民國各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1934年10月16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則表述為“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第5條)。1935年10月25日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中改為“中華民國各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夏新華，胡旭晟：《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42頁。而1936年國民政府正式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俗稱《五五憲草》)中又改回為“中華民國各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后由于抗戰全面爆發，立憲活動中斷，但仍然于1940年的國民參政會上通過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對五五憲草法草案修正草案》(俗稱《期成憲草》)，其中第5條仍為“中華民國各族均為中華民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夏新華，胡旭晟：《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031頁。

對中華民族入憲的這個路線圖，筆者曾認為：“中華民國在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雖然梁啟超在1903年就提出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但這一概念深入人心卻是在民國時期；中國實現了從‘天下’觀念向‘國家’觀念的轉變，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奠基作用?！?徐杰舜：《從多元走向一體：中華民族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7頁。因此也可以說，“中華民國”在這個時期關于“中華民族”立憲的話語和實踐，為中華民族入憲打下了立法的基礎。

現在的問題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到后來制定的歷部憲法，并沒有采用“中華民族”的稱謂，而是釆用了“中國各族人民”“中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各族人民”“全國各民族”“各少數民族”等表述方式。從實際情況上看，也可以說“中華民族”并沒有入憲，其法律地位并沒有得到確立。

這樣一來，一邊是在憲法中對中國民族釆用了非“中華民族”的表述，另一邊在黨的歷屆領導人及黨的代表大會上卻不斷地提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并且在中國共產黨制定發展方略、處理兩岸關系的政治實踐和中國學者的學術實踐中，“中華民族”已經成為表述中國各民族的通行名詞。這其中的矛盾之所在任何人都是明白的。

因此，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更為了實施中華民族認同的大戰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7年后的今天，也應該是當務之急的大事了。

(三)設立中華民族團結大會

要實現中華民族認同一體凝聚多元的大戰略，在當下中國的體制框架中，只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可以運用。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并不完善，按照社會學的說法，作為社會制度中社會設置的一種，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屬于特定領域中具有特定價值取向的行為模式、規則與習慣，是一種社會規范體系。因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就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社會情景因素的變遷，必須與時俱進地對其原有的社會設置進行創新。而社會設置的運轉必須憑借一定的條件與媒介，必須有一定的輔助物，這就是社會機構。因此，社會機構就是社會設置運轉的空間場所。從社會設置構成的這個元素去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會發現：協調中國各民族關系的社會設置——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盡管有各民族自治地方作為地方空間場所，但卻沒有中央一級的社會機構。有人可能會說，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不是這樣的社會機構嗎？回答是否定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只是國務院的一個政府部門，其與地方省一級的民族自治地方是平級的，從社會機構的層面上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制度設計上的一個重要缺失?？赡苷怯纱酥?，導致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社會設置在一定程度上運轉不靈。所以，要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必須按社會設置的社會機構的要求來運作。

在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有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作為社會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人民代表大會作為社會機構，唯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沒有設置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機構。從國家政治制度的穩定來說，這種情況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嚴重缺失，也是中華民族認同尚不能運轉的重要原因。因此，為了完善和健全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議設置“中華民族團結大會”作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社會機構。

作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社會機構，其主要內容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中華民族團結大會本身的產生、組織、職權和行使程序的一套規定和制度。二是中華民族團結大會與中國各民族，以及中華民族團結大會與其他國家政權組織形式相互關系的一套規定和制度。這些關系包括：中華民族團結大會與中國各民族的關系，中華民族團結大會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以及中央政權和民族自治地方的關系。

也許有人會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規定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當中已有少數民族的代表，沒有必要建立中華民族團結大會。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最根本的不妥，就是沒有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看做是中國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而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的附庸，這不僅是對中國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間關系的誤解，也是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中國國家政權組成中重要作用的忽視。60多年來，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十分清楚地說明，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缺失，就是其沒有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機構，而建立“中華民族團結大會”正是完善這一制度最重要的舉措。

如何設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升“全國民族團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為“中華民族團結大會”，使之成為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社會機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團結大會擬每3年舉行一次大會，將現有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改為中華民族團結大會的常設辦事機構。

中華民族團結大會的主要職責是：檢查和監督《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執行的情況，協調中央機關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系，表彰民族團結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等。比如，以國家的名義將所表彰的促進全國民族團結的先進個人命名為“中華民族英雄”和“中華民族模范”，分別頒發金質獎章和銀質獎章，以增強民族團結先進個人的榮譽感，提升其尊貴性和權威性；建立中華民族博物館，一方面可以展示中華民族5 000多年的發展歷史和多彩多姿的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對人民群眾進行鮮活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教育。與此同時，中華民族博物館還可以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座標志性、象征性的建筑，屹立在祖國的首都，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獨具魅力的風采；像編纂《清史》那樣，組織專家學者編纂《中華民族史》，為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教育樹立一座永恒的紀念碑。*參見徐杰舜《從多元走向一體：中華民族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9～184頁。凡此等等舉措，都具有可操作性，一定會在大方向上促進中華民族的認同。

中華民族的認同非一日之功可奏效。華夏的認同歷時2 000余年，最后由秦始皇以強力“一錘定音”；漢族的認同也歷時2 000余年，最后由滿族一統的清王朝一定乾坤。這都是歷史的記憶了。而今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的認同雖然剛剛開始，可能還要經歷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愚公可以移山，中華民族的認同不也是可以移動的民族之“山”嗎？問題是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性的、具有戰略價值的開始，讓一體凝聚多元，以充分發揮中華民族認同的力量！

(責任編輯 筱 然)

From Multiplicity to Unity and Unity of Multiplicity——Theory on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trategies

XU Jieshun, YANG Jun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a much-debated and studied topic in Chinese academia. Scholars have been divided in their opinions on whether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 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for establishing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ity and difference. Continu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verified in the three identity memories it has had: Huaxia or Chinese, Han Chinese and Chinese nation. This general trend towards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irreversible. Differences in memor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result of identity difference should be reconciled and integrated.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ised to build up a unity of multiplicity by establishing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ionalizing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etting up the Chinese National Unity Conference.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has just begun and ma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Howev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be universally recognized if a unity of multiplicity is constructed by bringing into full play the power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continuity, difference, strategy.

徐杰舜，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廣西民族大學漢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楊 軍，《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副研究員(廣西 南寧，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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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2-007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