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政治與農民上訪的邏輯

田先紅，羅興佐

派系政治與農民上訪的邏輯

田先紅，羅興佐

派系競爭導致派系上訪的生成，而派系上訪具有弱組織性、求援性、非政治性、目標的人格化和參與者的兩面性等特征。與那些“為權利而斗爭”的農民上訪行為不同，派系上訪的目的是“為利益而斗爭”。派系上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監督村治精英，維系村莊內部權力均衡，但也容易導致村政混亂和村莊公共性缺失，增加基層治理成本，耗費國家治理資源。在學理層面，基于村莊派系政治的視角理解農民上訪行為邏輯，有利于進一步拓展農民抗爭問題的研究視野。在政策層面，這一研究視角有助于決策部門更為清晰地認識農民上訪行為的深層根源。為有效治理派系上訪，國家需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公共資源分配機制，加強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培育理性、協商的公民文化。

利益；派系；派系競爭；派系上訪

一、提出問題

近10多年來，農民上訪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一大熱點，相關研究成果日益豐富。已有研究多從官民沖突和中央、地方與農民的博弈關系、權利意識、倫理文化等角度解釋農民上訪產生的原因。相對而言，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較少被關注，這使得上訪者的社會屬性常常被人們忽略。*參見羅興佐《階層分化、社會壓力與農民上訪——基于浙江D鎮的調查》，《思想戰線》2015年第4期。本文致力于從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去理解農民上訪行為。具體而言，我們關注一種由村莊派系政治誘發的農民上訪現象(下簡稱“派系上訪”)。截至目前，學界在村莊派系問題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有學者認為，派系是人們以特定的關系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現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孫瓊歡：《派系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頁。另有學者認為，派系指村民以二元聯盟(dyadic alliance)為基本單元，為了達成某種共同利益所建構的一套多重人際網絡組織。*吳思紅，李 韜：《村兩委選舉中派系賄選現象研究》，《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1期。盡管學界對派系的界定存在差異，但均認為利益關系是維系派系的主要紐帶。在展開利益爭奪的過程中，村內各個派系往往會通過一種非常重要的制度化抗爭方式——上訪來維護本派系的利益。我們在田野調研時也觀察到，向上級政府上訪告發對立派系的種種問題是村莊派系競爭的重要手段。

學界的個別文獻中偶有涉及由派系競爭導致的上訪現象，*孫瓊歡：《派系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31～133頁。但并沒有對這一問題展開深入系統的分析。*有研究者將北方小親族之間圍繞利益爭奪而展開的上訪行為定性為派性上訪(參見刑成舉《村莊派性政治下的農民上訪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但筆者認為，小親族實質上是家族的一個子類屬，因此，由小親族之間爭斗而誘發的上訪行為仍然是家族政治邏輯支配下的上訪行為。家族與派性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概念。由家族政治引發的農民上訪不宜與由派系政治引發的農民上訪混為一談。關于家族政治與農民上訪行為之間的關聯機制問題，可參見田先紅，楊 華《家族政治與農民集體行動的邏輯》，載周曉虹《中國研究》2013年秋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派系競爭如何導致上訪的發生？派系上訪具有何種特征？它的組織動員機制是什么？就此，本文將以筆者及研究團隊在浙北C鎮S村和Z村的派系上訪案例為基礎，展開對上述問題的分析。

二、派系競爭中的上訪

傳統農村社會盡管也存在以宗族房頭等為基礎的派系，但學界討論較多的是農村現代利益派系。農村現代利益派系的形成，源于農村社會結構的轉型和變遷。傳統社會組織如宗族、宗教功能的弱化，農村社會異質性的增強和人際關系理性化等因素促成了當下農村派系的形成*賀雪峰：《派性、選舉與村集體經濟》，《南方論叢》2003年第1期。(盧福營2007；吳思紅，2009)。當然，我們強調當下農村的派系具有強烈的利益色彩，并不否認這些派系之中仍然存在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實際上，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仍然在當下農村派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只是，伴隨農村的市場化發展，業緣、趣緣關系網絡對于派系精英建構關系圈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派系的結構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與派系精英關系緊密的核心層，另一部分是通過利益交換而結成的利益聯盟。*賀雪峰：《派性、選舉與村集體經濟》，《南方論叢》2003年第1期。派系的核心層包括派系精英和派系骨干。每一個派系都有核心人物——派系精英。派系的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派系精英的素質和能力。派系骨干多是派系精英通過家族、姻親、朋友等關系網絡建構的。

(一)村莊中的派系競爭

所謂派系競爭，是指“以派系為組織依托，旨在改變現存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集團性競爭行為”，*孫瓊歡，盧福營：《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生活中的派系競爭》，《中國農村觀察》2000年第3期。利益構成派系競爭的基礎機制。*盧福營：《治理村莊：農村新興經濟精英的社會責任》，《社會科學》2008年第12期。正是因為利益的存在，才引發不同派系之間的競爭。在筆者調研的C鎮S村，派系競爭由來已久。早在1999年村兩委換屆選舉時，就開始出現組團競選的現象。所謂組團競選，即指在競選過程中，某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成一個競選團隊，做好選舉分工，明確每個人的競選職務，然后跟另一派的競選團隊展開競爭。組團競選將個人與團隊捆綁在一起。只有團隊所有人都競選成功，個人才能成功。如果團隊中有候選人落敗(尤其是競選主職干部的候選人)，那么整個團隊就落敗，即使已經獲勝的候選人一般也會自動放棄。

20世紀90年代，C鎮雖然存在派系競爭，但是并不激烈。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步伐的推進，土地資源快速升值，各種項目等發展機會迅速增加，村莊中圍繞村政權力的派系爭奪愈演愈烈。尤其是2010年高新技術工業園區的征地開發帶來了巨額利益，導致了村莊中的派系競爭趨于白熱化。

派系競爭的核心目標在于爭奪村政領導權。村政領導權對于每個派系均具有戰略意義。只有掌握村政領導權，派系才能在村莊利益分配中居于優勢地位。

為了奪取村政領導權，派系競爭通過兩條途徑得以演繹。其一，在村兩委換屆選舉期間，派系競爭主要爭奪村兩委的控制權。村民自治的實施，為具有不同利益基礎的各個派系爭奪村莊公共權力提供了制度平臺。這一制度平臺的載體就是村兩委選舉。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村委會選舉為派性斗爭提供了表達的途徑，……派性因為選舉而被激活和強化?！?賀雪峰：《派性、選舉與村集體經濟》，《南方論叢》2003年第1期?！按迩f資源越多，派系之間的利益博弈越激烈，選舉的競爭性也就越強?！?吳思紅，李 韜：《村兩委選舉中派系賄選現象研究》，《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1期。在選舉期間，各個派系都展開拉票行動。拉票的形式隨競選的激烈程度而變化。一般都免不了給村民送禮。在C鎮，前幾年還一度流行賄選。而賄選反映出村莊利益的高度密集以及派系競爭程度的升級。

其二，在村兩委換屆選舉結束后，各個派系互相干擾和打擊對方。此時的派系競爭可能以兩種情形呈現出來：一是體制內精英之間的派系競爭，典型的是以村支部書記為首的派系與以村委會主任為首的另一派系之間的競爭。比如，在C鎮的Z村，目前村內主要有兩大派系，一派由村支書ZDR領頭，另一派由村主任XZG領頭(包括跟ZDR屬同一自然村的WHM)。這兩大派系都不斷動員派系成員上訪狀告對方。村莊領導班子長期無法形成決策和共識，許多公共治理事務都無法開展，村莊公共治理陷入癱瘓或者亞癱瘓狀態。*陳 譚，劉祖華：《精英博弈、亞癱瘓狀態與村莊公共治理》，《管理世界》2004年第1期。二是體制內精英和非體制精英之間的派系競爭。*也有學者將這兩類派系競爭稱為在任與在野之間的競爭和在任之間的競爭，或者治理精英與非治理精英之間的競爭和治理精英之間的競爭，參見賀雪峰《派性、選舉與村集體經濟》，《南方論叢》2003年第1期；孫瓊歡《派系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在C鎮的S村，目前主要存在三大派系，包括掌權的LWF派系，在野的LWQ派系及TGY派系。LWF派系在村莊中散播輿論，指責TGY吃喝嫖賭、吸食毒品和使用家庭暴力。LWF派系還指使村民狀告LWQ擔任村主任時的經濟問題。LWQ和TGY兩派則主要揭發LWF派系的經濟問題。

可見，派系競爭的手段主要包括兩種，一是揭發對方派系的違紀違法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二是通過制造輿論將對方派系污名化。各個派系都欲圖將對立派系徹底整垮，使其永無翻身之日。

當然，派系競爭格局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不同的派系之間往往出現合縱連橫、分化重組的情況。在一個村莊中，起初可能有多個派系，但是隨著派系競爭形勢的變化，一些沒有太大勝算的派系可能選擇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另一強大的派系。此外，有些本來處于對立面的派系也可能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而走在一起。比如，Z村的ZDR和XZG兩人關系原本尚可。2011年村兩委換屆選舉時，已當選村支書的ZDR支持其弟ZZH競選村主任。而WHM支持XZG競選。最終，XZG不顧ZDR的勸阻執意參選，且成功當選，ZDR和XZG由此反目。在S村，TGY和LWF、LWQ本來屬于同一個派系，但是后來3人逐漸分裂，分別建立了各自的派系。LWF掌握村政大權之后，LWQ、TGY兩派為了對付LWF派系，又準備聯合起來?？梢?，派系的分化與組合可謂派系競爭的常態。在派系競爭中，成員變動不居，派系與派系之間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這進一步表明，派系是一個松散的利益聯盟，派系競爭的無原則性可見一斑。

派系競爭內含著一套利益交換機制。派系競爭以利益交換為基礎，同時又服務于利益交換目的。為了穩固和壯大派系，派系精英必須以利益交換獲得派系成員的忠誠。在獲得村政領導權之前，派系精英以送禮、請客甚至賄選的方式為派系成員提供利益交換，并許諾掌權之后給派系成員帶來更大的利益。掌握村政領導權后，派系精英通過分配村莊公共資源來籠絡派系成員，換取派系成員的支持，以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派系。這種利益交換雖然帶有中國傳統的“報”文化和人情往來互惠的特征，但它在本質上是以犧牲村莊公共利益為代價的，極容易導致村莊公共資源分配不公。長此以往，村莊政治的公共性被派系競爭消弭殆盡。

(二)派系上訪的生成

派系競爭主要在村莊場域之內展開。但是，當各個派系訴求的問題無法在村莊之內獲得解決時，派系競爭隨之延伸到村莊之外。尤其是當派系競爭訴諸揭發對立派系的違紀違法問題時，派系競爭必然要超越村莊場域，向上級政府上訪求助就是派系競爭的常用手段。此外，派系上訪常常采取集體上訪的方式，力求把事情鬧大。同時，派系精英還往往指使派系成員反復上訪，將派系的訴求“問題化”，以引起政府的重視。

這樣，派系競爭通過信訪制度渠道延伸到村莊場域之外。派系上訪實質上是村莊派系競爭的延伸。值得一提的是，上訪并不僅僅是在派系競爭中居于弱勢地位的派系的“專利”。即使是那些在派系競爭中占據優勢的、實力較強的派系，也同樣偏好于通過上訪來打擊對立派系。比如，在C鎮S村，雖然LWF一派實力最強，但他仍然常常組織TFM、YZY等人反復上訪狀告LWQ一派。

與一般民眾的上訪維權相比，派系上訪有其獨特之處。一般而言，人們上訪抗爭時都會有一個明確的利益訴求。在目標上，這種訴求或為自己，或為他人，或為公益。在具體形態上，或為物質利益，或為精神追求，或為某種抽象權利和正義。概言之，一般的上訪者都是針對某件具體事件而采取行動。一旦某個問題解決，自己的訴求得到滿足，他們一般會適可而止。在派系上訪中，上訪者也會訴說具體的事由，但這些具體事由只是一套說辭，是他們用來斗爭的武器。而且，上訪者并沒有明確的利益要求(要求分配宅基地，獲得救助抑或其他)，而基本上都只是要求處罰被控告對象——對立派系的核心人物。

派系上訪的這一特性與派系精英在派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派系競爭的性質緊密相關。如前所述，派系精英是一個派系的核心人物。派系精英的倒臺往往意味著派系的分崩離析。所以，派系競爭往往以打倒對立派系精英為要旨。派系競爭的性質決定了派系上訪的目標最終會鎖定為對立派系精英。例如，無論是在S村TFM、YZY，抑或是CGL的上訪信中，還是在Z村的派系上訪中，我們都始終未見他們個人的明確訴求。他們并沒有要求上級給自己提供物質或精神方面的幫助，而只是在反復要求上級查處被控告對象。他們上訪并不是針對某件特定的事件，或者滿足自己某個特定的訴求，而是針對某個特定的人。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整垮反對派精英。

由此我們也可理解派系上訪者的“問題化”技術。我們看到，不同的派系上訪者都可能會就同一事項上訪，但是他們在上訪時針對的對象卻有差異。比如，LWF這一派和LWQ這一派在上訪時，都向上級反映了村干部貪污洪災救濟款一事。但是，LWF這一派在上訪信中只是提到了上一屆村干部私分救濟款問題，其訴說的重心在于洪災救濟款整體管理的混亂，并將責任推向LWQ。而LWQ這一派在上訪信中則只提及上一屆村干部私分洪災救濟款之事，并突出LWF作為村黨支部書記應付直接領導責任。LWQ等人對洪災救濟款的其他管理問題只字未提。共同的訴求標的(事由)與不同的針對對象，充分體現了派系上訪者高超的“問題化”藝術。

派系上訪的對人不對事目標，決定了它往往是個漫長的過程。由于各個派系一般都有相應的庇護網絡，所以要整垮某個派系并不能一蹴而就。除非某一派系觸犯了官僚體制的底線，否則上級一般不會輕易“揭蓋子”。因此，派系上訪者反映的某一事項解決之后，可能被狀告對象仍然安然無恙。此時，派系上訪者就必須想方設法挖掘新的訴求事由，繼續上訪控告對方，直到被控告對象被整垮為止。上訪事由在派系上訪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再生產。即使被控告對象可能確實沒有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派系上訪者也可以設法給他們制造事端。比如，在重要節假日或者重要會議期間，到北京非正常上訪或者圍堵會議場所等等。上級為了維穩保安，很可能嚴厲處罰維穩責任人，甚至直接將其就地免職。這樣，派系上訪者就達到了整人的目的。派系上訪一般不會適可而止，而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否則，如果給反對派留下余地，一旦反對派將來東山再起，那么本派系的地位將遭到威脅。如此，我們便可以理解S村的村支書LWF為何要長期指使村民上訪狀告LWQ，又為何要在村莊中造輿論將TGY“污名化”。

總之，村莊中派系上訪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解決某些特定的問題，而是針對特定的派系，尤其是派系精英。因此，“沒事找事”“對人不對事”成為了派系上訪的重要特征。

三、派系上訪的組織機制

(一)派系上訪參與者的角色

應星認為，農民維權精英的角色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們是底層的利益代表，另一方面，他們的行為又遵循一定的精英邏輯，這導致他們的“公心”和“私心”混雜在一起。*參見應 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2期。與一般的維權精英一樣，派系上訪中也存在個體私利與整體公益之間的關系問題。由于派系競爭攸關整個派系成員的利益，本派系若在競爭中獲勝，則派系成員能夠獲利，反之則受損。因此，為了使本派系在競爭中獲勝，為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私利提供基礎，派系成員會積極參與派系上訪。

與一般的農民維權組織不同，派系是一種純粹的利益聯盟。派系上訪的目的就是展開利益爭奪。派系成員之間的關系十分松散，派系結構具有高度不穩定性。換言之，一般的農民維權行動屬于“反應型”抗爭行為，而派系上訪具有較強的“進取型”*參見[美]丹尼斯·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井建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色彩?！盀闄嗬窢帯笔寝r民維權行動的鮮明特征?！盀槔娑窢帯笔桥上瞪显L的本質特征。這樣的差異決定了農民維權組織的行動邏輯與派系上訪參與者的行動邏輯的不同。在一般的農民維權行動中，農民既是抗爭行動的組織者又是親身參與者。而在派系上訪中，派系精英一般只在幕后籌劃、支持，具體的組織工作和上訪行動都由派系上訪骨干和其他參與者來完成。支撐派系上訪參與者的力量主要是對利益的衡量，而并非對抽象正義的追求。在派系上訪中，盡管上訪者常常以各種正義、道義的話語來證成自己行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并不能泯滅其行動背后利益的影子。

同時，參與上訪的派系成員并不直接明確表達個人利益訴求，但這并不意味著派系上訪參與者個體私利的缺席。恰恰相反，支撐這些派系成員參與上訪抗爭的主要是個體的私利。比如，S村村民YZY上訪時反復狀告原村長TYY，就是為了報復TYY任村長時未給自己分配宅基地。而且，S村許多村民在上訪時，都反映C鎮政府違法征地、征地補償標準不合理、補償款未足額到手等問題。這些問題盡管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但卻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是他們個人渴望增加征地補償款的表現。此外，Z村村民HLQ上訪的重要原因，就是發泄對村干部未能批準自己的宅基地申請的不滿。

所以，在派系上訪中，派系利益與個人私利夾雜在一起。派系精英利用派系成員為本派利益而斗爭，同時派系成員也利用派系競爭的機會更好地表達個人訴求。

(二)依附與自主：底層民眾與派系精英關系的雙重性

在派系上訪中，派系精英是幕后支持者、策劃者，而參與上訪的實際行動者多為中下層普通村民。底層民眾與派系精英之間的關系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底層民眾處于被派系精英動員和支配的地位，表現出較強的依附性；另一方面，他們又相對獨立于派系精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底層民眾之所以對派系精英具有較強的依附性，是因為底層民眾被派系精英利用，以服務于他們派系競爭的需要，被派系精英納入派系競爭之中。在上訪時，派系精英會為參與上訪的底層民眾提供經費支持和報酬。某些上訪戶從中嘗到了甜頭，也樂意為派系精英服務。并逐漸轉化為上訪老戶甚至以謀利為取向的上訪專業戶。*田先紅：《從維權到謀利：農民上訪行為邏輯變遷的一個解釋框架》，《開放時代》2010年第6期。尤其是當他們在上訪過程中遭遇挫折和苦難時，他們的訴求也不斷地得以再生產。這在S村YZY等人的上訪經歷中表現得較為明顯。YZY起初上訪反映原村長TYY的宅基地問題。被LWF一派收買之后，轉而狀告LWQ。在長期的上訪過程中，YZY也嘗盡了上訪路上的艱辛和苦難。筆者在接觸YZY時，發現她具有十分強烈的傾訴欲望，反復地訴說自己在上訪時的種種不幸遭遇，比如原村長LWQ對她的咒罵、鎮干部的惡劣態度等等。所有這些都不斷地強化著她上訪討要公道的決心。諸如YZY一類的上訪戶，原本代表了底層民眾的心聲，但被派系利用之后，其上訪行動也隨之發生了質變，從之前具有正當性的底層反抗轉化為謀利之舉。

此外，底層民眾參與到派系上訪之后，必然會得罪對立派系。對立派系精英也會想方設法給這些底層民眾“穿小鞋”，甚至進行暴力威懾。而底層民眾為了規避反對派的威脅，也需要本派系精英提供庇護，需要不斷地參與到派系上訪之中。否則，一旦離開派系，這些無權無勢的底層民眾將難以在村莊中立足。所以，不少底層民眾參與派系上訪之后，就等于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越是參與派系上訪，他們與反對派的矛盾就越深，矛盾越深又越是激發他們繼續參與派系上訪。他們被深深地吸納進入派系競爭的軌道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派系上訪、派系競爭也在不斷地再生產上訪老戶。這恰好表明了底層民眾對上層精英的依附性。在既定的社會分層和權力結構中，底層民眾處于被支配地位。他們始終無法跨越這一社會區隔的鴻溝。

雖然底層民眾難以發出統一的聲音，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就真的是“無聲的底層”，也不是說他們完全任由上層精英宰割。恰恰相反，底層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表現為：首先，底層民眾在派系上訪中表達自己的私利。例如，S村的TFM在上訪過程中不僅狀告LWQ、TLP、CGL一派貪污公款，而且狀告上一屆村兩委干部私分洪災救濟款一事。此事恰恰牽涉現任支部書記LWF。若被上級查處，LWF至少難逃干系。尤其是前任村長LWQ已經卸任，對此事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就只有LWF，LWF當然不愿意TFM等人向上級狀告此事。不過，TFM等人還是將此事反復上訪。2014年6月，他們還寫信給B市市委書記要求督辦此案。當年7月，市紀委和C鎮政府即對此案做出處理。盡管后來TFM等人已暫停上訪，但他們之前的上訪行動無疑對上級政府處理此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TFM和LWF同屬一派，但TFM仍然有自己的“私利”。他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盡管這種聲音是孤立的、碎片化的。

其次，底層民眾在派系上訪中具備一定的自主行動能力。在西方社會運動理論中，關系網絡、資源動員能力被視為影響民眾抗爭結果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派系上訪中，上訪參與者要么是無業，要么是自由職業者?？臻e時間較為充裕，為上訪提供了充足的時間條件。同時，由于他們沒有在體制內單位任職，也不必擔心政府對他們進行打壓。盡管他們一無體制權力，二缺關系資源，但卻能在中國獨特的信訪體制和政治環境下游刃有余。對于這些無資源、無地位的底層村民來說，政府也難以對其進行制約。這為他們持續上訪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也增大了他們上訪抗爭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在精英群體面臨種種體制束縛的情況下，底層民眾恰恰能在這一體制下獲得一定的自主性。盡管這種自主性反襯了底層民眾的尷尬境地，但它也為底層民眾追求自己的那一點“私利”提供了某種空間。

(三)派系上訪中的關系網絡

有研究在討論農民集體上訪中的家族動員過程時，提出血緣紐帶在中國農民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組織中的重要性。*田先紅，楊 華：《家族政治與農民集體行動的邏輯》，載周曉虹《中國研究》2013年秋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在派系上訪中，不僅有諸如血緣、地緣等先賦性關系在發揮聯結紐帶作用，而且還有業緣、趣緣等建構性關系發揮作用。事實上，在C鎮當地，由于較早受到市場經濟的深度滲透，人們之間的關系呈現出較強的理性化特征。血緣、地緣關系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紐帶作用已經大大削弱，它們很容易遭到利益關系網絡的切割。盡管人們還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緣和地緣認同，但是這種認同已經較弱。

在血緣方面，核心家庭化是當地家庭關系的典型特征。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可能為了利益的需要而置家族利益于不顧。比如，S村村長TYW與TGY是堂兄弟關系，但是后來TYW跟隨了LWF這一派。TSY、TWL和TSM都是TLP五服以內的堂侄，但是他們3人都參與上訪狀告TLP。Z村的ZYG、ZHM等人與前任村長ZZH本屬同一家族，但ZYG和ZHM等卻曾上訪狀告ZZH。

而地緣關系在村莊社會生活和村莊治理中的作用也較弱。以村級權力的分配為例，如果人們的地緣認同很強，那么合村之后，人口最多的W自然村應該能在村主職干部競選中占據絕對優勢。而實際上，近兩屆的村主職干部中除了TYW出自W自然村之外，其余都出自X自然村和Y自然村。況且，TYW還是受LWF大力支持才競選成功的。在Z村，村支書ZDR與WHM本屬同一自然村，但兩人卻成為了對立派。在選舉過程中，跨自然村動員相當普遍。人們投票時較少考慮候選人是否屬于本自然村，而主要是衡量關系狀況及跟自身利益的相關性(包括給錢多少)。同理，在派系上訪中，本自然村的村民上訪狀告本自然村的另一派也很常見。比如，TFM等人上訪狀告TLP，YZY等人上訪狀告TYY，等等。

可見，派系上訪已經超越了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紐帶，呈現出跨家族、跨地域的鮮明特征。跟血緣、地緣的作用下降相反，業緣和趣緣等建構性關系在派系上訪中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在S村，從事相同行業的、社會地位相當的或志同道合的村民更容易走到一起。比如，TGY家庭經濟條件一般，跟隨他的主要是村莊中的中下層村民。TFM自己是水電工，跟隨他上訪的村民也全都是做小工的。當然，最終將這些關系擰合在一起的還是利益關系。利益關系是派系上訪中最主要的紐帶。

(四)派系上訪中的資源來源

在西方的社會運動中，專業化、資源動員是其主要特征。運動的資源主要來源于外部專門機構、基金的支持。資源動員能力成為考量運動精英的重要方面，也是攸關社會運動成敗的重要因素。運動參與者的資源動員能力越強，社會運動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可能性則小。同時，影響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因素是個人掌握的資源狀況。因為參與社會運動“不僅要花費某些產業生產者的時間，還要花費他們的金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 郁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頁。

中國農民群體行動的資源來源與西方社會運動有較大差異。無論是在“草根動員”中，抑或是在家族集體上訪中，其資源都主要來源于集體行動群體內部。按人頭平攤或者自愿捐資是其主要方式。一般而言，農民都會積極參與其中。因為在大家都面臨生存倫理*參見[美]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程立顯，劉 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壓力的情況下，集體行動出現“搭便車”者的現象較少。況且，村莊社區規范也會將“搭便車”者邊緣化?！澳切┎粎⒓蛹Y的人，在一個平均主義意識濃厚、沒有陌生人存在、世代相處的村莊共同體中，將會面臨巨大的壓力”。*應 星：《草根動員與農民群體利益的表達機制》，《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2期。這在那些社區傳統規范保留較為完整、社區整合能力較強的宗族性村莊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若某位家族成員不愿意出資，那么他將會遭到其他家族成員的唾棄。

派系上訪的資源來源既不同于西方社會運動，也與中國一般的抗爭行動存有差異。派系上訪的資源不是來自外部的專門機構或基金會，也不是參與上訪者自己出資，而是由派系精英供給。派系精英往往都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比如S村的LWF、TYW和Z村的ZDR、XZG等人都是村內頂級經濟精英，派系上訪所需耗費的資金對他們而言只可謂“九牛一毛”。派系上訪的參與者不僅不需要付出資金，而且還可以獲得派系精英提供的相對較為豐厚的報酬。穩定而充沛的資源支持給參與者們提供了動力，也為派系上訪的持續奠定了物質基礎。派系上訪往往是“持久戰”，若缺乏派系精英提供穩定的資源支持，派系上訪很可能半途而廢。

四、結論與討論

上文基于村莊社會結構的視野，從派系政治的角度對農民上訪行為特征和組織機制展開了剖析。我們的分析表明，派系上訪在組織性、政治性、訴求目標、資源來源等方面，與西方社會運動和一般的農民抗爭行動存在差異。盡管派系上訪在組織程度、行為的烈度、持續時間、資源的穩定性等方面要高于一般的農民抗爭行動，但它仍然距離“有組織抗爭”甚遠。派系本身就是一種基于利益聯盟基礎上的非正式組織。它沒有正式的組織名稱、章程和機構等等。它的組織化程度非常有限。

此外，本文研究還表明，“為權利而斗爭”并不是農民上訪行為的全部?！盀槔娑窢帯必灤┯谵r民派系上訪行動的始終。甚而可言，“為利益而斗爭”才是派系上訪的本質。派系上訪的目的在于爭奪具體的利益，而不是抽象的權利訴求。派系目標追求的狹隘性(只以利益為旨歸)決定了派系上訪的政治性十分有限。派系上訪主要是針對村莊中的反對派，而不是針對某一級政權或國家權力。一旦反對派被整垮，派系利益得到滿足，派系上訪也隨之停止。盡管派系上訪會給基層社會秩序帶來威脅，甚至造成村級治理癱瘓，但它并不會成為尾大不掉的政治勢力。盡管他們常常援引民主、權利之類的政治大詞來強化自己行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但他們并沒有將自己行動的目標定位在實現這些政治大詞之上。

派系上訪嵌入于村莊派系競爭之中，成為了派系競爭的一部分。換言之，上訪成為了村莊派系競爭的工具。派系上訪的最終目的并非為了要求政府解決某個具體的問題，而是通過揭發對立派系的問題來將對方打壓下去。派系上訪是對立的派系互相援引國家力量而展開的利益爭奪。各個派系都不斷地將反對派的相關事由“問題化”，并寄望于國家權力介入，以打擊反對派。這類似于家族通過集體上訪，借助國家權力來為本族伸張正義，*田先紅，楊 華：《家族政治與農民集體行動的邏輯》，載周曉虹《中國研究》2013年秋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也類似于家庭糾紛排解中勢單力薄的弟兄向“父母”投訴強悍霸道的兄長(吳毅，2007)。它是各個派系對國家權力的求援，具有較強的“求援型上訪”*焦長權：《政權懸浮與市場失靈：一種農民上訪行為的解釋框架》，《開放時代》2010年第6期。特性。在根本上，它以民眾對國家權力的認同為前提，而不是對國家權力的反抗。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家權力對村莊社會的滲透和農民對既定政治秩序的認同。由此，派系政治通過派系上訪得以與國家政治相聯結。

當然，派系上訪容易給村莊治理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在派系上訪中，各個派系都是利用信訪來打擊對方。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強對村治精英的監督，形成權力制衡，但同時也容易導致村內權力爭奪不斷，嚴重者甚至導致村政癱瘓，村莊治理成本大幅增加。原本用以保障弱勢群體權益的國家信訪制度被卷入村莊政治之中，國家治理資源被大量耗費。此外，加入派系上訪的底層民眾雖然表現出一定的政治參與熱情，但是這種參與行為與理想意義上的政治參與距離甚遠。派系上訪的泛濫不僅沒能在村內建構一種理性、協商的對話平臺，反而使得村莊政治的公共性進一步缺失。

因此，必須對村莊派系上訪加以恰當引導，培養村民理性協商的競爭精神，建構良性健康的公民文化，重塑村莊政治的公共性。當然，在沿海發達地區，由于村莊利益高度密集，村內圍繞巨額利益而展開的權力爭奪異常激烈，要完全遏制派系競爭和派系上訪具有極大難度。但國家仍可以通過完善基層公共資源分配機制、健全村級民主制度來緩解派系上訪的負面影響。

致 謝：團隊同仁譚林麗博士等人為本文提供了大量幫助，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 甘霆浩)

Factional Politics and the Logic of Peasant Petitions

TIAN Xianhong, LUO Xingzuo

Factional competition leads to factional petitions. Factional peti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organization, appeal for support, non-political natur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target and dua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Unlike the rural petitioners wh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factional petitioners aim at “fighting for their interests”. To a certain extent, factional petitions are conducive to supervision of the village elite and maintain the power balance within the village. However, they are also likely to lead to chaos of village politics and loss of village publicity and to increase the cos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nsump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resources. At the academic level,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peasant pet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factional politics is helpful to expand the research vision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At the policy level, this research perspective will help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peasant petitions. To control factional petitions, the state needs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ublic resources, strengthen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 and cultivate a rational and consultative civic culture.

interests, faction, factional competition, factional petitions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階段性成果(2016CDJSK)；重慶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法治化背景下創新基層信訪工作模式研究”階段性成果(2015YBZZ021)

田先紅，重慶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羅興佐，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重慶，401331)。

C9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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