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朱元璋“交往”了近50年

陳梧桐

“文化大革命”后期，筆者與所在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于1969年夏被下放安徽鳳陽，到教育部“五七干?！苯邮堋霸俳逃?，即勞動改造。那里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和曾被他定為中都的地方，明中都的殘垣斷壁，龍興寺的離離荒草，明皇陵的秋風落葉，以及民間流傳的種種朱元璋逸聞，引起了我的沉思：這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小行童，何以會成為威震四方的農民起義領袖？渡江之后，他為什么能在“地狹糧少”“孤軍獨守”的困境中越戰越強，逐一掃滅群雄，推翻元朝的統治？他為什么要選擇無論從經濟、地理、軍事還是政治的角度講都不具備建都條件的鳳陽作為中都，而在中都營建工程“功將告成”之時，卻又棄而不用？他既提倡尊孔崇儒，卻又對儒學的經典《孟子》大加刪節；既重視并積極網羅、培養人才，卻又無情地摧殘、扼殺人才；既積極求言、鼓勵進諫，有時確也能虛懷納諫，有時卻又頑固地拒絕諫言，這究竟是為什么？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的真相如何，是冤假錯案，還是有真有假、真假混淆？作為一個封建帝王，他為什么能夠提出“鋤強扶弱”的主張，毫不留情地嚴懲貪官污吏，械殺不法豪強？他為什么要不遺余力地強化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制度，這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作用和影響？他采取什么措施，來恢復和發展百孔千瘡的經濟？他的是非功過交織于一身，究竟應該怎樣評價？其時“四人幫”尚在臺上肆虐，這些思緒很快就被艱苦的勞動所驅散，被為國家和民族前途的憂慮所取代了。

在干校待了三年后，筆者被分配到南疆的廣西大學，參與中文系的創辦和教學。又過了三年，幾經周折之后，我調回北京，到中央民族學院即今中央民族大學任教。不久，“四人幫”垮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知識分子重新獲得從事學術研究的權利，我選擇明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要研究明史，首先得對朱元璋其人其事有個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因為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創建者，明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是由他親手擘畫與奠定的，他一生的活動對明朝的歷史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過去在安徽鳳陽同朱元璋有關的各種見聞又在腦海中浮起，更激起我對他的強烈興趣。我找來史學前輩吳晗的《朱元璋傳》仔細研讀，并查閱了有關朱元璋的各種論著。這樣，有些問題清楚了；有些問題依然若明若暗，百思不得其解；有些問題則又無人涉足，沒有現成答案。于是，我在教學之余，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翻檢有關史籍，搜集資料，就朱元璋一生活動的幾個重大問題撰寫了幾篇論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張繼紅編輯找到我家，約請撰寫一部朱元璋傳。此后，我將所寫的16篇關于朱元璋的論文稍加整理，集為《朱元璋研究》一書，交付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動筆撰寫《洪武皇帝大傳》，于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付梓刊行。書出版后，獲得學術界的好評，譽之為繼吳晗《朱元璋傳》之后的“又一部有影響的朱元璋傳記”，1993年榮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后來，臺灣師范大學朱鴻教授在《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1期（2001年1月）發表《近十年來（1989—2000年）有關朱元璋研究之介紹》一文，將拙著與其他學者先后出版的幾部朱元璋傳記做了比較，認為“以陳著的學術成就最高，論者謂其超越吳晗之作，絕非溢美之詞”。

同行的肯定，使筆者倍感欣慰和鼓舞，但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個人掌握的資料有限，書中對某些史實的描述尚欠具體，有的不夠準確，特別是由于《洪武皇帝大傳》一書的研究基礎奠立于“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思想還未完全解放，對某些歷史問題的認識，對朱元璋的評價，還沒有完全擺脫極“左”思潮的影響，例如對朱元璋接受和恢復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禮法之治，籠統地把它們當作文化專制的舉措加以否定，顯然失之偏頗。因此，筆者決定擴大資料的搜集范圍，并調整研究視角，對這部傳記重加修訂，力求使史實的敘述更加全面、完整、準確，對朱元璋的評價更加科學、客觀、公正。此后，我又對朱元璋一生活動的幾個重大問題做了深入的研究，陸續發表9篇論文，并開始動手修改某些章節。不久，因擔任系主任工作，雜事繁忙，加上教學、寫作任務相當繁重，修訂工作時斷時續，后來便中途停頓下來。2001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的王才禹副編審來訪，看到筆者書桌上的一沓稿子，問我在寫什么。我告以正在修訂《洪武皇帝大傳》，但尚未完工。他很感興趣，主動提出愿意出版這部著作，囑我抓緊時間，盡快修訂完稿。此時學術著作的出版已經相當困難，如無出版津貼，一般出版社都不肯接受。貴州人民出版社的熱情與慷慨，令我深受感動。此后，除日常的行政與教學，我便放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進行本書的修改與補充，先后寫出增訂一稿和二稿。除了改正原著的一些訛誤，還修正了某些觀點，并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補充大量新的資料，征引的史籍由原著的 300多種增至500余種，篇幅也由原著的50多萬字擴增至近70萬字。由于與原著存在較大的區別，責編將書名改為《洪武大帝朱元璋傳》。2005年這部增訂本正式推出，學術界一致認為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都超越前人，把朱元璋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春瑜研究員在《北京日報》以《超越吳晗》為題發表書評說：“陳教授的這本大著，無論是在對朱元璋研究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吳晗，是時下出版的幾本朱元璋傳中最有學術價值的一本。陳著與吳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稱‘雙峰對峙，兩水分流?！?/p>

不過，筆者的朱元璋研究并未就此止步。因為我深知，朱元璋一生的經歷曲折復雜，有些問題或由于資料的匱乏或限于筆者的認識水平，尚未徹底厘清。何況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涌現。比如朱元璋的出生地問題，本來史籍的記載歧異迭出，國內的學者就存在爭議，近年又有韓國人說他是韓國人，死后就埋葬在韓國。又比如朱元璋的民族成分，回族民間早有他是回民的傳說，前些年臺灣又有回族學者撰寫論證其為回民的小冊子，到處散發。再如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吳晗與呂景琳先后著文論證其為冤假錯案，他們的論據是否經得起史實的檢驗？等等。所有這些，都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此其一。其二，歷史學家的職責不僅是從事專門的研究，發掘新的資料，提出新的創見，寫出精專的史學論著，推動歷史科學的發展，而且也肩負著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因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在于探明歷史真相，揭示歷史規律，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過去，改造現實，開創未來。這里就有個把專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淺顯易懂的普及讀物，讓普通大眾能夠消化吸收，將學術價值轉化為社會價值的問題。因此，筆者在行政與教學工作之余，乃至退休之后，仍繼續廣披博覽，搜集史料，排比校核，去偽存真，就大家爭論的若干重大問題撰寫十多篇論文，同時還就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寫了一批短小精悍的歷史小品與隨筆，發表于《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學習時報》《博覽群書》《文史知識》《歷史學家茶座》等報紙雜志，并出版了一部歷史小品、隨筆集《自從出了朱皇帝》（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最近幾年，常有同行好友勸我再寫一部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朱元璋傳記。他們說，筆者出版的兩部朱元璋傳雖然文筆鮮活，行文流暢，描寫生動，很有可讀性，但它們畢竟都是學術專著，部頭又太大。作為全面、系統梳理朱元璋的生平活動，發表自己創新之見的學術著作，部頭大點無可厚非；但篇幅過大，只能在學術圈子里流傳，無法“飛入尋常百姓家”，為普通讀者所接受。廣大普通讀者整日為生計忙碌，哪有充裕的時間來讀你這么大部頭的專著呢？去年1月中旬，中央電視臺百集《中國通史》紀錄片創作組找我去講朱元璋，宋春來導演告訴我，他們從網上和一些大書店尋找有關朱元璋的著作，只找到一部吳晗的《朱元璋傳》和幾本通俗讀物，這使我感到非常震動。因為市面上流行的一些關于朱元璋的通俗讀物，作者多半是明史的門外漢，根本不曾對朱元璋做過研究，他們的作品大多東拼西湊，加上自己的臆斷、虛構，訛誤百出。吳晗是朱元璋研究的拓荒者，其代表作《朱元璋傳》經過多次改寫，在明史研究以及中國政治史、史學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但是，這部傳記產生于特殊的政治環境，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存在許多重大的缺陷?！吨煸皞鳌返牡谝粋€本子《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于1943年暑假寫于西南聯大，目的是為了影射、抨擊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第二個本子是抗戰勝利返回清華大學后改寫于1947年暑假至1948年暑假，旨在影射、抨擊蔣介石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書名正式改為《朱元璋傳》。作為影射史學，這兩個本子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強調實用性而忽視科學性，突出道德價值評價而忽略社會價值評價，用很大的篇幅描述朱元璋以猛治國，誅戮功臣，搞特務網，興文字獄的“恐怖政治”，而對朱元璋其他的政治、經濟、文化舉措卻一筆帶過，未能全面、客觀地反映出傳主一生的活動及其功過是非。新中國成立后，吳晗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掌握唯物史觀，先后兩次改寫《朱元璋傳》，不僅補寫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章，使讀者看到朱元璋除強化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統治的殘暴一面，還有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另一面，同時盡量去掉影射色彩，力求給朱元璋以公正的評價。不過，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他對朱元璋的評價已形成一種固定的思維模式，難以改變朱元璋的暴君形象。加上吳晗在20世紀40年代投身革命運動，新中國成立后又長期從政，沒有大塊時間坐下來認真查閱史籍，更不用說進行仔細的辨析考證，拿來就用，造成許多史事遺漏或失真，存在不少的硬傷（參看拙作《從〈由僧缽到皇權〉到〈朱元璋傳〉》，《安徽師范大學學報》第35卷第1期，2007年1月；拙著《散葉集》第82—96頁，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吳晗已在“文革”中遭“四人幫”迫害而含冤去世，無法再次對《朱元璋傳》進行改寫。因此，我覺得同行好友的建議不無道理，如有機會，還是應該為普通大眾撰寫一部篇幅較小、簡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朱元璋傳。2013年秋，河南文藝出版社約請撰寫一部30萬字左右的朱元璋傳，正好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筆者便應承了下來。

要寫出一部新的簡明扼要的朱元璋傳記，我想決不能炒冷飯，將以前寫的兩部傳記進行簡單的文字刪減，搞成壓縮餅干。那樣做固然省事，但作品肯定沒有新意，味同嚼蠟，不會受到讀者的歡迎，難以“飛入尋常百姓家”。經過反復的酙酌，我覺得，除了繼續堅持自己前兩部傳記求真求實的寫作風格，對傳主既不任意貶損丑化，也不曲意美化拔高之外，還應力求實現以下三個目標：一、雅俗共賞。既注重學術性、科學性，又兼顧趣味性、可讀性，史事的記述力求真實、準確，文字的表達則盡可能做到形象、生動，敘述話語與引用古籍要有機地融為一體，塑造出一個豐滿立體、有血有肉的傳主形象。二、簡明扼要。高水平的歷史人物傳記，不僅應該寫出傳主一生活動的軌跡，而且還應當能讓讀者以小見大，通過傳主的一生窺見當時的社會風貌，獲得豐富的歷史知識，受到啟迪。30萬字左右的篇幅，記述某些歷史人物一生的活動是綽綽有余的，但記述朱元璋這個元王朝埋葬者、明王朝開創者的曲折經歷，就顯得比較局促。吳晗的《朱元璋傳》寫了21萬多字，結果許多重大事件只能付之闕如，一些重要的歷史環節交代不清，論述的深度與廣度均顯不足。因此，新傳的寫作切忌細大不捐，只能以朱元璋的經歷為經，以其政策舉措為緯，抓住重要的歷史節點和重大的歷史事件，結合元末明初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動展開敘述，以反映傳主跌宕奇特的政治生涯和是非功過。文字要求簡潔，但頭緒必須集中，以求線索清晰，脈絡分明。三、寫出新意。除了補充一些新發掘的資料外，更要融進本人近年的研究成果，并吸收明史學界新近的學術成果，反映朱元璋研究的前沿水平，以求能有新的突破。一些學術界存在爭議的問題，以前寫的兩部傳記一般只按自己的觀點進行論述，對他人的觀點不做駁論。一些讀者讀后，常問我對那些觀點的看法。所以，本書也應在相關的章節適當闡述本人對某些觀點的不同看法。

標桿樹立之后，我擬出章節目錄，開始寫作。盡管所需資料書柜里大部分都有，不必老跑圖書館，洪武建國之前的幾章，基本上按照年代的順序來寫，內容比較單純，線索比較集中，寫作進度也較快。但洪武建國后，朱元璋的許多重大活動是交叉進行的，有些活動往往跨越幾個階段，只能按政治（包括內政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幾個方面來劃分章節，各個章節再按時間順序來寫，如何避免各章節之間內容的交叉重復，便頗費躊躇，有些章節甚至數易其稿才最后敲定，寫作進度就慢了。另外，本書在開始寫作時，為求淺顯易懂，節省篇幅，盡可能少引史料，即使引用史料，也不注明出處。后來覺得，筆者對朱元璋一生活動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同不少學者相異，如不征引史料，注明出處，怎么表明自己的觀點立論有據、言之成理呢？于是，我又回頭給已寫成的一些章節補上基本史料，注明出處，后寫的所有章節也都適當征引史料，標明出處。不過，為節省篇幅，決不搞史料堆砌，只征引一些必要的史料，并采用夾注的形式，簡單標明史料的出處。這樣，從2013年9月開筆至今，竟花費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可謂老牛拉慢車了。

科學研究是沒有止境的。從1978年起步，筆者的朱元璋研究前后已歷時近四十年。從1969年去鳳陽勞動改造算起，我與朱元璋的“交往”已將近50年，盡管如此，仍未能全部解開朱元璋一生活動的所有謎團。我將謹記楚國大詩人屈原的名言“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繼續孜孜不倦地探索。同時，也亟盼學術界的同人和廣大讀者對這部新作提出批評意見，不吝賜教，以備將來有機會再版能進一步修改完善，并為修訂大部頭的舊著《洪武大帝朱元璋傳》提供參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