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康梁早期的憲政思想

田荊

摘要：甲午中日戰爭中，中國的慘敗驚醒了中國人，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以此為契機，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漫長的探索，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也正是從此開始了真正的變法活動，他們一邊向光緒皇帝上書，另一邊又辦報紙、學會，宣傳變法思想。

改良派認為，西方各國和日本強大的原因在于政治體制的優越。改良派認為君主立憲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君主立憲制的兩個主要特征是開議會和制定憲法，而現今學界對于開議會方面的研究比較多，對于制定憲法方面的研究比較少。本文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對戊戌變法前后改良派人的言論、著作、所創辦的報紙等資料進行分析，通過從“憲法”這一視角，論述改良派人士對于“憲法”到底是如何理解的，梳理改良派的“憲法”思想的變遷，為我國現如今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戊戌變法；改良派；憲法思想；梁啟超；康有為

引言

從同治年間開始，李鴻章等一小部分的官僚開始注意到了日本的日益富強，并且對日本的強大產生了戒備之心，提出了日本可能對中國產生威脅的言論，大部分清朝的士大夫和官僚階層來說，在甲午中日戰爭前，對于日本的態度，仍然是漠不關心，當時的改良派也不例外地抱有這種想法。而甲午中日戰爭中出乎意料之外的慘敗，刺激了清朝當局者和官僚階層。對于康梁等人來說，他們畢生的理想就是學習儒家經典，通過科舉考試，在朝廷有所作為，出仕入相。所以他們學說的基礎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比如以康有為為典型代表的清末公羊學的“三世說”，天下是經過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順次進化的過程?？涤袨檫@樣的歷史觀顯然也受到西方政治學說的些許影響。但是當時的康有為對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應該不是很深。1895年5月至6月，康有為先后呈遞給光緒皇帝三份奏折來看，他一方面批判了當時中國腐朽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闡述他對于政治改革的看法和詳盡的改革實施方法。在這三份奏折中，康有為將西方的強大的原因歸結于各大國并立于世界、相互競爭，重視教育、積極獎勵和發展科學技術，進行政治改革，設議院以通達下情。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設議院以通下情”，對于議院，康有為只不過認為只有民眾信任君主，通過增加稅收來籌措軍餉這樣的難事也可以變得簡單，眾人商議得出的政令才能有效地被執行?？涤袨楫敃r這樣的想法只是單純地將議會看做是一個集眾廣思的一個地方，完全沒有西方政治體系中，將議會看成是一個成熟的機構，并且此奏折中，對于議會的構成，議會、君主、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三權分立以及憲法完全沒有涉及。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此階段的康有為對于西方政治體制的知識少之甚少。另一方面，在這些奏折中沒有找到與日本相關的內容，可以說是對日本社會，政治和憲法完全沒有涉及?？梢钥闯?，當時的康有為對于日本毫不關心。

下面我們就從他們當時所編纂的《日本書目志》和《西學書目表》兩書來具體分析此階段改良派的憲法觀。

一、《日本書目志》

康有為在北京積極開展宣傳變法的活動，一邊向清帝上書，一邊創辦強學會，1896年，他回到廣州，重開萬木草堂，并且開始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開始《日本書目志》的編纂工作。

《日本書目志》的編纂工作從1896年開始，大致完成于1897年秋，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春由上海的大同譯書局刊印出版，也在同一年呈遞給光緒皇帝，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日本書的書目。

在《日本書目志》的自序中，康有為點明了編纂此書目的目的。他認為，中國需要學習西方來使自己變得富強，這樣就不得不翻譯西方書籍，但是到當時為止，西方譯書非常之少，而中國需要的書籍非常之多，面臨很多困難，如翻譯量之大、語言不通、翻譯人員之不足等，最重要的還是翻譯書籍需要時間，而國際形勢瞬間即變，中國的形勢已等不起，。自從康有為開始關注日本來看，認為通過日本的西方書籍學習西方是符合當時中國形勢的最佳之路。因為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以后到二十世紀初，基本已將各個學科的西方書籍及其精華部分加以翻譯、出版，甚至消化、吸收，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提供了很好的范本。特別是政治方面，經過日本消化和吸收的西方政治學說，為中國人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同時還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另外從語言方面來看，日本和中國屬于“書同文”，相比西方語言，中國人讀日文更加快捷。所以通過收集、翻譯、出版日本的西洋譯書以供中國士大夫學習，可以使他們更加快速地了解西方學說。這也是康有為編纂《日本書目志》的目的。

在《日本書目志》中，共記載了共計15門，7738種日本書籍的書名、作者或者譯作者，有“生理門”366種、“理學門”400種、“宗教門”108種、“圖史門”901種、“政治門”434種、“法律門”442種、“農業門”404種、“工業門”222種、“商業門”157種、“教育門”740種、“文學門”903種、“文字語言門”833種、“美術門”720種、“小說門”1056種，“兵書門”52種。其中各門又分了幾個小類，加了按語。另外，生理門中包括了藥學和醫學，理學門中包括了自然科學、哲學和心理學，政治門中包括了社會學、經濟學、家政學等。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康有為采用了與傳統分類法完全不同的分類法，與同時代出版的新書書目分類法也不有很大區別，體系獨特。據沈國威考證，這應該是康有為完全照搬了當時日本的借鑒了日本當時書肆、出版社的圖書分類法。例如，圖書目錄中個，以“某某門”來分類，以豎排為排版方式，書名、冊數、著譯者、定價依次排列。這些做法皆是當時日本書肆的常見做法。從圖書目錄的方法來看，康有為在編纂《日本書目志》的時候，應該是將當時日本書肆的書目廣告轉借過來，而并沒有真正地收集到這些書籍，更不要談真正地讀這些書了。所以在康有為的按語中也出現了很多，對于日語詞匯望文生義而造成的誤解。

從搜集圖書的經過來看，當時在《時務報》擔任日本翻譯一職的古城貞吉，從日本來到上海，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買入了一些日本書并且提供了一些情報。 從這方面來看，康有為當時對于這些編纂的書籍讀了多少，至今也不是很明了。

那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中對于“憲法”一詞到底是如何理解的呢？

《日本書目志》中，政治、法律等社會科學系中的文獻有將近九百冊，雖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康有為實際上收集到的日本書籍的具體數字，也不知道他到底讀了其中的多少本書。但是從康有為對于《日本書目志》中法律門一門的目錄來看，442種法律被分成了“帝國法律”和“外國法律”，并下設法律雜規32個小類。在“帝國法律”中記載書目的有82種，“外國法律”中記載書名的有7種。從法律門中出現的書籍中，將關于憲法的書放在所有書目之前來看，可以推斷當時的康有為應該是將憲法理解為基本法。然而，從康有為在《外國憲法》中的按語寫道，聚大眾則不能無律法以治之，族有譜，國有法，天之理也。日本自維新以來，考求泰西之政，更立法度，講義圖解詳哉！

而從康有為寫在法律門的按語中寫道：

《春秋》者，萬身之法也、萬國之法也。嘗以泰西之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憲法權利，即《春秋》所謂名分也，蓋治也，而幾于道也。

并且只推薦了《國憲泛論》《美國憲法史》《各國憲法》《萬國現行憲法比較》等關于憲法的書籍，但是并沒有對這些書籍做出過多的評價，其實當時的康有為并不知道憲法的具體內容，即憲法規定了什么。

同樣地，在政治門的《國家政治學》按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康有為將西方的議會制度和總統制度與中國傳統儒家經典中的記述牽強附會地聯系在一起，而完全沒有提起憲法應該規定什么。在《議院書》的按語中提到，中國古固有議院哉！通天下之氣，會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政未有善于議院者也。泰西之強基于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強矣。

在此，康有為認為，中國古代也存在議院，議院是西方和日本強大的原因，并且將中國古代制度和西方議院制度混為一談，而沒有提到議院和君主、政府之間的關系?？梢姶藭r的康有為并沒有認識到憲法的真正內涵。

如上所說，通過對于《日本書目志》的各篇按語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此階段的康有為通過對于日本書籍的搜集知道了西方和日本存在憲法、議會制度等，并且將憲法理解為基本法，但是他對于憲法具體規定什么，議會與君主、政府的關系等問題并不理解，對于西方近代憲法的理念是保障人民權利這一點，也沒有清楚的認識。并且將西方近代政治制度中的“憲法”牽強附會地解釋為中國傳統經典中所解釋的“憲法”，以此來說明制定憲法、推行改革的正統性。

二、《西學書目表》

康有為和梁啟超一邊在北京和上海組織強學會，同時為了宣傳變法思想，又創辦了報刊，同時，此時的康梁積極搜集西方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知識和情報，苛求借學習西方來使中國變強大。但是由于他們自身不懂西方語言，所以不得不依靠已經翻譯成中文的西洋書和中國所著的書籍。

梁啟超此時，熱心于收集、整理有關西方學說的書籍，并將其分類、作成目錄。他編纂的《西學書目表》1896年由時務報館刊行出版。在《西學書目表》中，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關于西學的書籍分成《西學》《西政》和《雜項》三類，并且加上了付卷和《讀西學書法》。其中，自然科學類有“算學”“重學”“醫學”等，共計13門，128種書名。西政類有“史志”25種、“官制”1種、“學制”7種、“法律”13種、“農政”7種、“礦政”9種、“工政”38種、“商政”4種、“兵政”55種、“船政”9種，共計10門，168種書名。另外雜項有“游記”“報章”“格致總”“西人議論之書”“無可歸類之書”，共計9門，54種書名。西政書類中的被分類到了農政·礦政·工政·兵政·船政類的書名，按照今天的圖書分類法，應該分到西學類比較合適。付卷中，“通商以前西人譯著各書”87種、“近譯未印各書”88種，更有“中國人所著書”中“地志”“交涉”“游記”“議論”“雜錄”共計5門113種書名記載在內。

這些文獻正是當時康有為、梁啟超思考政治改革體制構想是，作為參考書的主要來源。但是翻譯書中大部分是關于自然科學、技術、軍事的書，人文社會科學類的書籍數目相對少。

梁啟超在“官制”以類中舉出徐建寅譯的《德國議院章程》，而關于學校和作為“變法本原”的政治制度，可讀之書很少，是有前面所提到過的劉啟彤的英法游歷報告書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稍微觸及了一點。

梁啟超，將法律作為治理天下的工具，舉出了《萬國公法》《各國交涉公法論》《公法會通》《公法便覽》《公法總論》《中國古世公法》《陸地戰例新選》《星軺指掌》《法國律例》《英律全書》《英國水師律例》《比國考察罪犯會紀略》《英華讞案訂章考》等。這13種書里，有八種是國際法和外交相關書籍。對于《法國律例》一書，梁啟超認為誤譯的地方很多，或者是其言不達意。對于何啟的《英律全書》甚至給出了體例不好，甚至是無勝于聊的評價。

從以上來看，可以推斷1896年的時候，在西方法律體系中，被介紹的只有國際法。雖然當時，梁啟超認識應該竭盡所能地翻譯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籍，但是關于憲法的翻譯書籍完全沒有?！段鲗W書目表》作為對中國人學習西方學問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書目來看，可以說從中完全接受不到憲法存在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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