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網絡型戰略模式初探

劉 浪 秦 慶

(西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 重慶 400700)

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網絡型戰略模式初探

劉 浪 秦 慶

(西南大學西南政法大學 重慶 400700)

俞可平認為治理理論特別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公民自治和非政府的公共權威等要素在治理中應用，在中國可以發展出一套公共事務管理的全新技術[1]。在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環境復雜化的背景下，任何社會組織都很難在缺乏戰略模式的指引下去完成組織的重要使命。因此，有效的戰略模式，是社會組織在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中發揮組織效能、實現組織價值所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社會組織；國家治理；網絡型戰略模式

一、網絡型戰略模式內涵

網絡治理理論認為，社會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網絡化的治理模式[2]。在該模式下，政府扮演“元”治理的角色，政府、市場、社會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并在此過程中各主體間相互競爭與合作、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學習交流與利益博弈即形成治理網絡新格局。

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網絡型戰略模式是指某類個或某個社會組織在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中采取以多個主體間相互合作為主要手段來推進組織自身所應履行治理任務的一種組織模式[3]。在網絡型戰略中，不同治理主體間基于某類或某個公共問題或同一治理主體基于不同的公共問題所連接構成的長期有效、穩定合作的組織網絡，組織網絡中的每個治理主體充當網絡節點，治理主體與治理主體間的合作、依賴關系作為連接節點與節點之間的網絡線。網絡型戰略模式的社會組織以組織網絡為載體，以網絡節點為對象，以網絡線為路徑進行信息共享、資源互補、人才互濟等一系列有利于實現組織治理功能和使命的活動。

二、網絡型戰略模式的特點

(一)一對多的主體映射關系

居于組織網絡中的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是以網絡型戰略模式為主要模式，在該模式中的社會組織呈現出一對多的映射關系，即某個社會組織在治理活動中會同時與多個治理主體(如：政府單位、盈利部門、其他團體等)產生關系。該映射關系反映出參與國家治理的網絡型社會組織需要依靠其他治理主體的共同合作才能實現治理職能，同時其他治理主體也離不開社會組織的參與合作。

(二)組織網絡擴張與收縮性

組織網絡的范圍以及網絡節點、網絡線關系的構成并不是一層不變的，而是呈現出動態的擴張與收縮狀態。導致組織網絡擴張與收縮的主要原因在于組織網絡中的網絡節點即治理主體會隨著治理領域和治理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作為參與國家治理主體的網絡節點，其組織本身要符合事務發展規律，組織從產生到發展是一個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并最終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淹沒。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是網絡節點自身的產生、發展、與消亡的自然規律。充當網絡節點的治理主體，其治理能力會經歷由弱到強再由強到弱的一個演化過程。

第二是原有網絡節點的沒落和新網絡節點的誕生。治理主體的存在是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的，作為參與國家治理的社會組織來講也不例外，某個社會組織生命周期的終結會意味著另一新生組織的產生，在治理組織網絡上不斷上演出某個網絡節點的衰敗脫網以及伴隨著某個新生網絡節點的連接筑網。治理組織網絡中的治理主體A生命周期的結束，意味著A從組織網絡中脫網隕落，此前A所建立的主體間關系即網絡線也會隨之煙消云散。與此同時，伴隨著A的出網，某一新生的治理主體，圖中即B，會作為新生代融入組織網絡中，繼承、代替和創新A的治理能力，并與其他治理主體建立新的聯系，即產生新的網絡線。

(三)組織間的博弈性

在網絡治理模式下，改變了由政府作為單一治理主體的結構，代之以多治理主體譬如政府、市場、社會組織、新型公民等構成的治理網絡。各主體通過治理網絡實現交流與學習、合作與競爭、共享與互補、多元與共治等治理活動。國家治理活動參與主體的最高目標是追求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但作為獨立存在的治理組織本身也有組織利益訴求，不同治理主體之間存在利益分割。社會組織作為治理組織網絡中的網絡節點，其如何在治理組織網絡格局中維護各方關系、爭取公共利益的同時更好實現組織利益，如何在參與社會治理中鞏固自身、發展自身，這就是一個利益博弈的過程?，F有的靜態治理組織網絡是若干治理節點相互博弈制衡的體現，動態網絡節點的更替則是諸如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間博弈結果的內在要求，即博弈的勝負打破了原有治理組織網絡生態的平衡，意味著博弈勝出方擴大組織影響力，與其他治理主體間建立更多的合作關系，即該網絡節點的網絡線數量增加。相反，博弈負方的影響力會被削弱，與其他治理主體間的合作關系會逐漸減少，即該網絡節點的網絡線數量會減少。

三、網絡型戰略模式的適用原則

(一)堅持黨的領導原則

黨領導原則。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黨帶領人民在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光輝成就，因此，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永遠離不開黨的領導。對于社會組織而言，惟有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更好地把握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履行其參與國家治理的各項職責和使命[4]。社會組織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之一，組織的發展應該與黨的發展相一致，組織的價值應該與黨的精神相統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是社會組織始終堅守和追求的重要原則。

(二)公共治理原則

公共治理是以治理理論為代表的新理論范式，倡導以多元的、自組織的、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來治理國家公共事務。公共治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治理理論和治理模式，拋棄了傳統公共管理的壟斷和強制性，強調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團體和個人的共同作用[5]。在社會公共事務領域，不單單依靠或寄希望于政府去做什么或提供什么，而是各治理主體各司其職、各展其長、各專其事、各負其責，呈現出百花齊放、協同共治的新局面。

四、結語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重要議題，社會組織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治理主體之一，其功能的發揮對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起著重要的作用，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的戰略模式是該議題的應有之義。網絡型戰略模式作為重要的治理模式之一，通過對該模式的內涵、特性以及原則等屬性的初探，以期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

[1]俞可平,王穎.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政府善治[J].中國改革,2001,(06):40-41.

[11]陳剩勇,于蘭蘭.網絡化治理:一種新的公共治理模式[J].政治學研究,2012,(02):108-119.

[12]柏駿.論網絡化治理模式所蘊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12):203-208.

[23]尹廣文.從“行政化控制”到“體制性吸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組織治理問題研究[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6,(02):53-60+140.

[24]何翔舟,金瀟.公共治理理論的發展及其中國定位[J].學術月刊,2014,(08):125-134.

劉浪(1993-)，男，漢族，四川廣安人，行政管理碩士，西南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研究方向:公共組織戰略；秦慶(1993-)，女，漢族，四川廣安人，行政管理碩士，西南政法大學行政管理專業，研究方向:公共網絡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