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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性與實體性相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觀

2017-04-17 21:05吳宏政吳星儒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6年6期

吳宏政 吳星儒

摘要:

人一方面是自然生物,因而具有自然性。另一方面,人類因為具有類本質而具有實體性。前者作為自然性服從的是自然法則,因而不需要教育。但后者作為實體性服從的是理性法則,這不能憑借自然本能得到實現,因而需要通過教育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在于,通過教育來培育人的實體性,從而實現自然性與實體性的統一或和解。

關鍵詞:自然性;實體性;思想政治教育觀

DOI:10.15938/j.cnki.iper.2016.06.005

中圖分類號: 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6)06-0017-04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這一問題始終是這門學科的“元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或許有多種角度,但筆者認為從哲學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或許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怎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質,實質上都離不開對人和社會政治生活的理解。因為,思想政治教育不過是一種關于“人”的教育,并且是一種作為“社會行為”而存在的教育活動。那么,對這一元問題的理解,自然離不開對人和社會政治生活本性的理解。正是基于這種思考,筆者提出了“人的自然性與實體性相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觀。

一、人的自然性存在方式和實體性存在方式

在西方哲學語境中,曾經提出過“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是語言的動物”、“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動物”等等。但是,到了馬克思這里,人的本質就更為復雜,他先后提出過“類本質”、“勞動本質”、“社會本質”等等。在這些諸多理解當中,筆者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為“自然性”和“實體性”這兩個維度。所謂自然性是指,人總是要追求物質生活資料,這就表現為人對財富和物質利益的追求。就自然性而言,它隸屬于自然生命,是由生存欲望決定的生命行為。因此,作為自然生命的最高本質就是生存欲望。在這個意義上,人的自然性是天然存在的。有時候甚至可以被稱為是“生命本能”。但是,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這種自然性就不屬于教育的范疇。因為,即便沒有教育,人作為生物也本能地會追求物質利益以滿足生存需要。因此,自然性是天然存在于生命本能之中的,它不需要教育。當然,因為人在追求物質利益的時候,總是要通過各種勞動來實現的。因此,對于追求物質利益的具體手段,則是需要教育的。而且只是作為追求物質利益的“手段”方面,是需要教育的。而這種教育顯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而是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任務。但是,作為追求物質利益的“本能”則是不需要教育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定:思想政治教育不來自于人的自然性。

人之為人,顯然不單純是自然性,如果是這樣,那么人和動物就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因此,我認為,就人之為人的本質而言,人的存在方式應該是實體性的存在方式。按照西方哲學家的主流觀點,“實體是自因”?!耙粋€實體不能為另一個實體所產生?!盵1]所謂實體是指一個存在者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即自因者。在西方哲學中,這種最高的“自因者”就是上帝,而在黑格爾的哲學中就是“絕對精神”。而人因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因此也憑借理性的能力成為了一半的“自因者”。所以說是“一半”自因者,乃是因為人還有一半是“自然性”,這部分不屬于實體性范疇。自然是受因果必然性支配的,因而不是自因。而作為實體性存在,對于人來說就意味著,他應該成為“自因”的。我們通常把這種自因本性稱為人的“自由”。所謂自由也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存在理由。而這一點是憑借人的理性能力才能實現的。作為實體性存在者,人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自然性中,人要通過自己的活動來追求物質資料,滿足生存。因此,人就變成了自己謀生的“手段”和“工具”。而實體性是說,人本身應該絕對地直截了當地作為“人”而存在。具體表現為人對道德、法律和社會秩序的自覺的服從。因此,簡單說,如果人能夠把道德、法律、政治秩序作為第一生命價值,那么,這樣的人就是實體性的人。實體性當然意味著人的普遍性,用馬克思的說法,就是人的“類本質”。

但是,實體性和自然性總是處在沖突中。自然性服從于欲望的自然法則;而實體性則服從精神性的理性法則。兩者不能天然地統一在一起,正如孟子所言“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正是因為自然性的阻礙,人就不能直接地作為實體而存在。比如,因為對物質利益的需求,人就容易放棄人格的尊嚴、放棄社會制度和法律的秩序,而沉浸在物質利益當中。自然性是人的個體性和特殊性,而實體性則是人的普遍性,或馬克思所說的“類特性”。因此,自然性和實體性的關系,大體上就等同于人的個體性和普遍性之間的關系。如前文所述,自然性是天然具有的,因而不需要教育。但是,實體性作為精神的生命法則,則不是每個人都天然具有的。因為實體性的精神能力是需要后天的“訓練”才能實現的,筆者把這種訓練就稱為是“教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也就是要培訓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因為,這種實體性存在方式一方面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性規定;另一方面,這種本質性規定卻不能天然地被每個人都獲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對實體性存在方式的訓練,就是絕對必要的了。除非我們放棄人的實體性本質,而這是不可能的。那么,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是怎樣的?

二、實體性存在方式的雙重維度

人的行為分為兩種,一種是個體性的,另一種是社會性的。就個體而言,他的實體性表現為對道德的訴求;而作為社會性而言,他的實體性表現為對“政治秩序”的服從。因此,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就主要表現為道德法則和對政治秩序的自覺服從這兩個維度。

人的行為動機可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從感性的需要出發,把追求利益作為動機;另一種是從理性的良心法則出發,把追求“善”作為行為動機。前者不在實體性范疇之內,因而這里不予討論。后者就被稱為是道德。道德是一個人的“主觀的自由”,是一個人憑借自己的理性立法(這一立法的結果就表現為良心的顯現)來行為的能力。因此,道德就是人的主觀的自由的實現方式。道德不是由外在的強制力使然,而是完全自己的理性為自己做主頒布的道德法則,并把法則視為行為的絕對根據。因此,在道德中人實現了自由的存在,因而道德就成為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正如康德所說,道德是一種“命令”,但不是來自外部的命令,而是來自內部(良心)的命令。因此,在邏輯上就表現為“你應當這樣行為”這一直言命題。[2]這表明,從理性法則出發的行為是無條件的,而不是有條件的。如果一個行為是有條件的,那應該在邏輯上表現為假言命題,即“如果……那么……”。顯然,作為實體性存在方式,人應該把理性法則作為絕對無條件的行為根據,而這就是道德,因而是自己為自己立法、自己自覺服從立法的實體性存在方式。在這里,道德本身不是為了什么其他的目的而存在的,而是說,道德本身就應該是無條件存在的。這就是實體性的本意,它符合了“實體是自因”的命題。

在道德行為中,就出現了康德所說的感性幸福原則與理性道德法則之間的沖突。而人總是直接地去追求感性幸福,這就是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感性幸福原則是靠自然性支撐的。而理性道德法則是靠實體性支撐的。但是,理性的道德法則總是建立在對感性物質利益的“挫抑”的基礎之上的,這實際上就是實體性對自然性的否定和超越。因此,道德行為作為實體性存在方式,并不是天然直接發生的,它需要人對感性欲望的節制,因而也需要通過后天的“修煉”或“修養”來成就。這就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對道德的教育,就是必要的。因為,人的行為總是直接地從感性幸福原則出發,而間接地從道德法則出發。這種作為“間接的”道德法則,是需要經過后天的努力才能建立起來的,因而是需要教育的。在這一點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對人的作為道德形式的實體性存在方式的培養。

亞里士多德說:“人天然是城邦動物”。[3]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4]就是說,人總是在社會群體中生活的。而在社會群體生活中,即西方資本主義以來的“市民社會”中,人總是直接地從私利出發,因此,市民社會被馬克思看做是“惡”的領域。市民社會中從私利出發的行為也是源于人的自然性。在追求私利這方面,每個人都天然地會做,不需要教育。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絕不從追求私利這點產生。而人的追求私利的時候,就表現為人的個體性和特殊性。然而,如果每個人都追求私利,而且私利只屬于個體,那就必然出現霍布斯和其他社會契約論者所說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5]因此,這就要求每個人在追求他的私利的時候,必須要服從普遍利益。而對普遍利益的服從,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客觀上的服從,另一種是主觀上的服從。所謂客觀上的服從,即每個人總是通過一定的特殊社會分工的方式,來從普遍利益中獲取屬于他自己的那部分私利。因此,在客觀上,每個人雖然追求的是私利,但在客觀上必然要同時給他人帶來某種利益。分工是社會生產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而同時就是客觀上服從了普遍利益。所謂主觀上的服從,即在自我意識中接受并認同社會分工,并把普遍利益看做是高于自己的私人利益的“實體”。因而,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即把普遍利益視為個體私利的“真理”,那么,這就做到了主觀上的服從。而只有在主觀上做到了對普遍利益的自覺服從,才表明人是實體性的存在。因為,普遍利益并不直接地就是私人利益,它需要人在自己的意識中通過反思的方式,而把普遍利益視為高于私利的真理。這是社會性的實體性存在方式的本質。而做到這一點,顯然不是天然做到的,因而就需要后天的訓練。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是訓練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把政治秩序作為真理的這種實體性存在方式。

實體性也就是人的普遍性。在社會生活中,實體性是怎樣產生的呢?在這一問題上西方哲學中主要分為兩派。一派是經驗論派的,主張實體性是從“契約”中產生的。這就是從自然性出發,為了每個人不至于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因此達成契約,形成普遍性,這就是社會公共權力和國家。而另一派是理性派,認為實體是自因,因此實體性不是因為對自然性的“妥協”才產生的,而是因為人就其本質來說,應該無條件地成為實體性存在。如果說實體產生是有根據的,這一根據在西方看來就是上帝。而黑格爾則認為是“絕對精神”。因此,他把國家稱作是“地上的精神”。因此,國家就是實體,而國家中的個體如果能夠在反思中確認國家的絕對性,因而也就成為了“公民”。在這個意義上,公民就是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體性存在方式。

分工在客觀上使每個人都要在共同體中為他人提供某種利益,從而自己在普遍利益中獲得自己的利益。但是,因為共同體需要使每個人作為實體性而存在,即作為公民而存在,因此就需要對每個個體進行一種訓練(因為人不能天然直接地成為實體性存在),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公民。而作為實體性而存在的公民,并不是自然產生的,如前文所述,個體的直接目的都是追求私利,而不能把普遍利益作為直接目的。這就意味著,成為實體性存在的“公民”是需要經過訓練的。這一訓練活動就應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人不能天然地成為公民,而是需要經過理性的訓練,把實體性的東西在教育中建立起來,公民才是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幫助個體上升為實體性的公民的活動。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是促成自然性與實體性的統一

在道德行為當中,一方面是自然性對物質利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理性自身頒布的道德法則,它是實體性的存在。這兩者在現實中是經常分裂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個層面的功能就是要把這兩者統一起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澄清道德法則的實體性價值。而后,要把這種實體性法則落實在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當中。這樣,在個體追求私利的時候,同時不違背道德法則,就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目標。這需要通過教育把道德法則的實體性價值確立起來,這就需要在反思的意義上,把道德作為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在理論和觀念中確立起來。我們必須意識到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作為道德法則來說,是無限的。而同時,對物質利益地追求是從屬于幸福法則的,因而是有限性。于是,如何把有限的幸福原則在反思中納入到無限的實體性道德法則之下,就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在這里,必須要意識到有限的東西應該承載著無限的實體性價值,才具有真理性。這樣,當我們放棄那些沒有實體性的利益追求的時候,恰恰是人自身的實體性存在方式的顯現。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任何一種法律和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但是,這些有限的法律和制度卻是作為實體性存在的“國家”在現實中的具體環節。個體應該把國家視為至高無上的尊嚴,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通常所說的“愛國主義”。如果把國家理解為實體性的存在,那么,“愛國”就變成了一件無條件的事情。也就是說,愛國不是因為國家能夠為個體提供多少利益(當然,國家是有義務為其公民提供物質生活資料的),但是,國家為個體提供利益這件事,并不能作為公民愛國的“條件”,因為,國家是絕對的實體,而不是因為它為個體提供利益而具有絕對權威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社會政治生活這一層面,就是要確立國家的實體性存在。而國家的實體性存在應該作為一種價值觀變成公民的一種政治信仰,因此,公民也就因此也獲得了實體性的存在方式。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促成人的自然性和實體性統一方面,就具有了雙重的功能。具體來說,是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實現的。第一,通過反思的意識形成一種價值觀,以便在該價值觀下使個體利益與普遍利益統一;第二,通過反思的意識,實現“主觀自由”與“客觀自由”的統一。

普遍利益在其直接性上不屬于個體利益,但個體卻必須從普遍利益中獲取自己的那一部分。因此,個體必須在反思中意識到,普遍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真理”,正如實體性是自然性的真理一樣。對于人而言,如果自然性沒有被納入到他的實體性當中,自然性就沒有真理。用馬克思的說法,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社會的,人才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的。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性”和“類本質”實際上就是指人的實體性。因此,個體必須在反思的意識中看到,普遍利益不僅僅是獲取個人利益的“中介”,而且同時是個體利益的“真理”。這種反思的意識就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和訓練出來的。這樣,在個體那里就實現了自然性和實體性的統一。這種統一是把自然性納入到了實體性之下,因而統一的基礎是實體性而非自然性。這句話概括起來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按照德國古典哲學的說法,所謂“主觀自由”是指內在的道德法則,即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是自由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別人無法從一個行為結果和現象中知道行為的動機是從道德法則出發的還是從私利目的出發的。因此,道德就永遠不能超出主觀自由的界限。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幫助人在反思中確立行為的道德法則的理論自覺,從而使人獲得“主觀的自由”。但是,作為社會政治生活,道德就不能夠成為確定的行為規范,因此必須通過法律和國家制度等客觀的形式來保證所有人的自由。因此,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客觀自由”的保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通過反思,促使人們意識到,政治制度是國家的具體組織形式。雖然法律和制度是有限的,但卻不影響它作為國家的具體規定而具有這一實體性的本性。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公民就是個體的真理。個體在政治生活中如果不作為把國家視為神圣的絕對無條件者,就沒有上升到實體性的存在。因此,公民就是個體的實體性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個體培養成實體性存在的公民。

綜上所述,人的自然性存在方式是天然的,它不需要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就是要培育人的實體性存在方式。實體性存在方式是需要后天訓練才是可能的。但是,培育實體性存在方式并不意味著拋棄自然性,因此,還需要把自然性歸攝于實體性之下,從而實現自然性與實體性的統一。在筆者看來,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質。

參考文獻

[1][荷]斯賓諾沙.倫理學[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6.

[2][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3.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7.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5][英]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印書館,1985:96.

[責任編輯:龐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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