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幽長者

余秋雨 1946年生于浙江省余姚縣，中國著名文化學者，理論家、文化史學家、散文家。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出版有《戲劇理論史稿》《中國戲劇文化史述》《戲劇審美心理學》。曾經貼地歷險四萬公里考察了人類全部重大古文明遺址，獲臺灣讀書人最佳書獎、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等。最近三年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奠基教授、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一

早在一九九七年，我寫過一篇題為《長者》的長篇散文，記述當時還在世的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研究員張可女士。這篇文章曾收入《霜冷長河》一書，但在后來編印的選集、合集中都沒有收入。理由是，重讀時覺得文筆過于散漫拖沓了，不符合我的嚴選標準。

據我的經驗，一個人重讀自己以前的文章，如果已經隔了十年，那么，特別在乎的是文筆，而不是內容。內容已經熟悉，而遣字造句、口氣表情卻還愿意一再玩味，并決定是保留，還是遺棄。

再過十年，也就是相隔二十年，情況又會發生變化。內容已經在記憶中模糊，因此又有了關注的好奇。一關注，一些幽幽微光，又會撞擊心靈。這就像墻角淘汰多年的老家具，一直蓋著灰布，也忘了是什么東西了，偶爾掀開灰布，居然眼睛一亮。

那天，我不小心掀開了那篇舊文。

張可老師早已不在人世，學院里幾乎沒有人記得這個名字，各種記錄資料中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然而，她實在是中國現代女性的一個特殊典型，比現在被傳媒反復描寫、講述的那些“才智麗人”“民國女性”，更有深度。因此，我決定重寫一篇，不僅僅是為了她個人。

二

張可老師并不擔任課程，屬于“教育輔助人員”編制。當初導演系剛剛成立時，系主任吳仞之先生要求設置一個“研究室”，專職人員只有張可老師一人，后來也沒有擴充。張可老師是研究莎士比亞的，如果導演系要排演某部莎士比亞戲劇，她可以提供一些咨詢。然而一年年下來，這樣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因此，張可老師安靜而空閑。來上班時，也獨進獨出，無人注意。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張可老師會頃刻成為全院焦點，那就是外賓來訪。

上海戲劇學院的外賓一直比較多，包括在尚未開放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來的外賓多是表演團體，一行艷麗妖嬈，語言激動夸張，多數翻譯人員都有點應付不了。即使勉強應付過來了，后面卻還有幾個紳士模樣的高傲理論家，滿口故弄玄虛的語言更讓翻譯人員頭痛。在這種情況下，學院領導總會低聲吩咐：“叫張可來！”

張可老師一到場，外賓全都安靜了，為她的美貌。她肯定比林徽因滋潤，比王映霞清秀，比陸小曼典雅。面對外賓，她并不是熱烈地一一握手打招呼，而是迎著他們的目光，在他們五六步前站定，介紹自己是莎士比亞學者，很高興與他們在學院路遇，然后再充滿好奇地詢問他們來自什么機構和單位。淺淺問答幾句，幾乎和所有的外賓都粘連上了。而對那幾個高傲的理論家，她會故意多談一些，不露聲色地吐露出讓對方很難再高傲的專業素養。

她的英語，是標準的倫敦口音，卻又增添了美國的開朗和熱度。一開口，就讓外賓們非常吃驚，卻又障礙全消。于是，她立即成了人群的核心。

只要聽說張可老師出來接待外賓，學院里的教師、學生、職工都會遠遠近近地圍觀，看她的優雅風范。上海戲劇學院美女如云，因此經常會有“民間口碑”式的“選美”。在嘁嘁喳喳間，入選名單不斷更換，但列為第一名的總是她，張可。

三

美貌是第一驚訝，英語是第二驚訝，第三驚訝更重大：這么一個大美人，居然是老革命！

她在一九三八年十八歲未到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長期潛伏在美國新聞處和上海戲劇界的一些單位工作。后來據幾位認識她的老人告訴我，正是她的美貌，給地下工作帶來很多方便，即使身上藏有情報也容易混過去。但是，這一定是沒有藏過情報的人的“外行臆想”。在真正的血火戰斗中，外貌的作用并不太大，危險始終近在咫尺。年輕的張可就在危險中奮斗了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真不容易。

共產黨掌握政權了，她還不到三十歲，本應風風光光地擔任某個單位、某個部門的領導，卻又出現了第四個驚訝：她功成身退，決然退黨。

這第四個驚訝，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么？因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退黨的人很多。有的是叛變，有的是觀念產生了嚴重分歧，有的是流亡海外失去了聯系，更多的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刻考慮到了家人的安?！瓘埧蓞s是舉世罕例：在自己的黨隆重執政的時刻決定退黨。

僅僅是幾天之隔。幾天前，共產黨員只要被抓住就會被立即處決，她雖然沒被抓住，卻在心里堅定自認；幾天后，共產黨員已經可以在大街上昂首闊步，她反而已經不是。在歷史轉折關頭的這種“反轉折”，足以震動四方。

關于她的退黨，有好幾個傳聞。

第一個傳聞，在地下黨員由暗轉明的“報到處”，負責接待的領導人是一位級別不低的軍事干部。突然見到張可這么一位美貌的“同志”和“戰友”，他眼睛特別亮，話語特別多，似乎就像前些天快速攻入一座城池一樣，便用很不恰當的語言表述自己的美好意圖。張可早就聽慣上海街市間對一個漂亮女性更“不恰當”的語言，但今天眼前這個人代表的，卻是自己以命相托的組織。能在這樣的話語中向組織“報到”嗎？憑著在地下工作時養成的那股硬氣，她扭頭就走。

她不是原來就有組織嗎？這就牽涉到第二個傳聞了。地下工作時的領導，也是一位不錯的文化人，看到戰爭結束，雨過天晴，準備重新安排生活，包括重建家庭。他一直有意于張可，但張可已經結婚。他希望兩頭都改變婚姻，這在當時的革命隊伍中比例極高，但張可不想進入這個比例。

據我的判斷，這兩個傳聞都未必虛妄。

她的退黨，其實也出于對共產黨的信任。終于掌權了，一切都會好起來，天下既然已經轉危為安，我也就可以投入心中最喜愛的文學藝術了。過去出生入死，不也就是為了建設更文明的社會么？

這也是她公開表述的退黨理由。

于是，上海戲劇學院出現了一個安靜的莎士比亞研究者。

在剛剛結束動蕩的年代，在上海這樣的城市里，一個安靜的人，極有可能封存著一部極為精彩的傳奇。喧鬧的，反倒一眼就能看穿。在革命資歷決定社會地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張可老師似乎變成了一個不懂政治的普通女性，說不定，街道的居民小組長還會給她補一點黨史常識的課程呢。

這讓我想起了上海戲劇學院的另一位奇特女性，黨委副書記費瑛。一九四九年之前，費瑛在復旦大學讀書，系里的激進學生為了打擊“立場模糊的保守勢力”，把她當作了重點批判對象。他們不知道，恰恰是這位打扮時髦的女同學，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很大一個片區的地下負責人，當時那些大家佩服的學生領袖，都是由她在幕后指揮。這種說法大概是不錯的，因為直到她退休之后，好幾位國家級高官每逢過年過節還會來問候這位當年的“神秘領導”。

但是，張可老師的資歷，還比費瑛女士高得多。當然，更不必說學識了。她們這兩位傳奇女性每次在學院草地間的小路上相遇，總會快步上前，長時間親熱地握手，然后看看周邊有沒有人注意，再退到樹蔭下講話。當時的費瑛女士是學院的實際掌權者，經常要作報告、發指示，氣勢很大，但一見張可老師，立即變成了溫順的小妹妹。其實在外貌上，張可老師要年輕得多。

四

好，現在可以說說我與張可老師的交往了。

我是一九六四年在江蘇瀏河的一個貧困農村首次見到張可老師的，那時我十七歲，算起來，張可老師應該是四十三歲了。

那個年代，凡是大學師生都要不斷地到農村去，名為“社會主義教育”，其實就是從事艱苦的農業勞動。每次下去的時間很長，半年到八個月。剛回來不久又下去了，一輪一輪接得很緊。我到今天還沒有想明白，當時上面的領導究竟出于什么動機，讓學生不學習，教師不上課，校舍全空著，硬擠到破陋的農舍里長時間煎熬。農民顯然不歡迎那么些外來人擠到他們屋子里住，卻還是去擠；農民更不樂意那么些城里人擁到他們的田里胡亂折騰，卻趕不走。

上級有規定，到農村后必須住在全村最貧困的家庭。而幾個農村干部則皺著眉頭在選最貧困的幾家中最窩囊、最不會講話的那一家，免得今后不順心了拿著掃帚打架、驅趕。

我就被分配去了這樣一家，一起去這家的還有一位外地干部和一位教師。外地干部叫李惠民，他本就是農村的，卻為什么要換一個農村來勞動，一直沒搞清楚；而教師，就是張可老師。

這家農民有三間破爛的小泥屋。東邊一間擠著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邊一間住著房東年老的母親，還養了兩只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著四只羊。我和李惠民住在中間那間，與四只羊相伴。張可老師住在西邊一間，與房東母親和兩只羊相伴。這六只羊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

我所說的這一間、那一間，中間隔著墻。但那墻是蘆葦稈加泥巴糊成的，六只羊的叫聲全都聽得見。比羊叫更刺耳的是老太太連續不斷的咳嗽聲，這實在是讓張可老師受罪了。她住的那間泥屋，特別小，老太太的床又窄又臟，緊貼著張可老師的床。張可老師掛了一頂從上海帶去的白帳子，但兩只已經臟成灰黑色的羊就蹲在帳子邊，臭氣和霉味撲鼻而來。

這就是我和張可老師初次見面的地方。

我看到這間泥屋的景象就立即大聲說：“不行，老師，你絕不能住在這樣的地方！”

我當時只知道她是我們學院導演系的教師，還不知道她的名字，但看到這么一個恐怖的住所，一下子就產生了一個男學生要保護女老師的責任感。

她豎起食指“噓”了一下，讓我小聲一點。隨即問了我的名字，便輕聲說：“規定要住最貧困的人家，只能這樣了。要換，也沒有理由?！?/p>

我說：“我小的時候在家鄉農村長大，也從來沒有見過這么腌臜的房子?！?/p>

“腌臜，這個詞用得好?！彼f，“你家鄉在哪里？”

“余姚?！蔽一卮?。

“余姚？好地方?！彼f，“考考你，你知道同鄉王守仁嗎？”

“考考你”，這是一個老師最能向學生表明身份的說法，在這爛泥屋里聽到，我特別高興。

“王守仁就是王陽明。心外無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蔽艺f，稍稍有一點學生式的小賣弄。

她這下認真看我了，滿臉微笑地說：“我只是隨口一問，你就端上了王陽明三個最重要的學說，真要刮目相看了?！?/p>

五

剛下鄉時，正逢雨季。村里有規矩，天一下雨就要開會，開會的地方離我們的爛泥屋不近。這就太難為張可老師了，因為門外一片泥濘，她走一步摔一跤，渾身是泥。其實，她到河邊洗漱，也寸步難行。雨停了，就要下田勞動，但田埂還是泥濘，她仍然無法行走。

這就需要我來攙扶了。我小時候在農村時成天赤腳玩泥，不把泥濘當回事。因此，幾個月中，我成了張可老師最趁手的拐杖。

對于吃飯，當時還有一個奇怪的規定，盡管交了飯費，但絕不能吃飯桌上的任何葷菜，連農民在河溝邊自撈的小魚小蝦也不能動。幸好這家人家沒有這種麻煩，下飯的菜永遠是一碟鹽豆。為了怕費油，青菜都不炒一個。幾個月下來，我們的臉色已慘不忍睹。

張可老師看著我說：“你正在長身體，不能長時間這樣?！钡?，又能怎樣呢？她嘆了一口氣，說：“現在上上下下都喜歡擺弄苦，炫耀苦，卻忘了當初革命是為了什么?！?/p>

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說這句話的人，最有資格說“當初”。

也有下雨不開會的日子，我們就可以在爛泥屋中間那一間的門內，看看書，說說話。

那天，我在一角看書，張可老師從她的泥屋子走了出來。只是遠遠地瞟了一眼，她就說：“不要只讀蘭姆，要讀原文?！?/p>

這下我臉紅了。我確實在讀蘭姆姐弟（Mary Lamb and Charles Lamb）合編的《莎士比亞故事集》，從外文書店買來的英文版。原來以為已經很牛了，卻被真正的莎士比亞專家一眼看破。她怎么粗粗瞟一眼就能認出哪一本書呢？這就叫專業。

我囁嚅著：“莎士比亞原文是上了年紀的英語，很難?！?/p>

“你真不知道該原文的樂趣有多大！”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滿臉都是光輝。

“如果由中國的劇團來演出，用誰的譯本比較好？”我問。

張可老師說：“一般用朱生豪的，他只活了三十二歲就翻譯出了二十七部，令人感動。但也正因為太匆忙，有點粗糙，對那個時代的神韻傳達不夠。這些年北京大學吳興華等人進行了校譯，質量就提高了。梁實秋倒是翻譯全了，翻得從容不迫，但少了朱生豪的那種激情，又不太適合演出?！?/p>

頓了頓，她說：“記住，現在中國最好的翻譯家是傅雷，我們很熟。你聽說過他的兒子傅聰嗎？大鋼琴家……”

我知道，這就是上課，就恭恭敬敬地找了一把小小的竹椅子擺端正，請她坐下，我就坐在對面三塊疊著的泥磚上。她一笑，便坐下了，顯然，她也愿意在這被大雨封住的小泥屋里講這樣的課。以后每次這樣一坐，彼此心頭就都響起了學院的鈴聲。

“你能讀蘭姆，也算不錯了，那書是在福州路外文書店買的？”張可老師問。

我說：“蘭姆是我的中學英語老師孫玨先生吩咐買的，現在這樣的書買不到了，滿架都是《毛澤東選集》的各種外文版。前兩次下鄉，我為了學英語，把《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版讀了一遍?！?/p>

“那是偷懶的辦法?！彼f，“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詞匯，猜都猜得出來。讀英語，先讀狄更斯，再讀莎士比亞?！?/p>

“你們系里平常上一些什么課？”她問。

“太差了。當時是以全國最難考的招牌把我們吸引來的，一聽課，多半是政治教條。我們等著顧仲彝先生來講貝克技巧?！蔽艺f。

她笑了一下，說：“貝克不重要。技巧只是技巧?！?/p>

“亞卻呢？”我追問。貝克和亞卻，都是美國的編劇教師，小有名氣。

“也不重要?！彼f。

“勞遜呢？”我又問。勞遜的書，已在中國翻譯出版。

“稍稍好一點，講到了結構，但還是淺，而且啰唆?！彼f。

她三下兩下，就把我們所企盼的課程全給否定了。其實按照當時已經泛濫起來的以政治壓倒一切的極左思潮，這些課程也不可能進課堂了。這就像一群應招女婿還沒上門，就被她婉言謝絕了。當時我聽了，是心存懷疑的。

她看出了我的懷疑，就講了一段話：“藝術的最高處，不在技巧。莎士比亞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向他學什么編劇技巧，實在是委屈了他。而且，學戲劇文學，目光也不能只在編劇。中國話劇的發展，關鍵在導演。戲曲，關鍵在演員。一切都靠時代力量和個人天賦?！?/p>

“那是不是要學習斯坦尼和布萊希特的表演理論體系？”我問。

“也不必。他們兩人都是好導演，但是一鉆到理論里就夸張了，把架勢撐得太大。凡是藝術家自己搞的體系，都不能太相信?！彼f。

后來我每次回想，都感謝張可老師在我剛懂事的年代示范了如何做減法。這種減法思維，使我畢生受益。

別的老師喜歡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都當作寶貝往學生肩上壓，張可老師正相反，以自己的閱歷衡量輕重，對比高低，去蕪存菁，早早地為學生減省負擔。并且，把減省負擔當作一個重要的學術門徑，啟發學生。

我想，如果不是那間雨中爛泥屋，而是一直在高樓深院里接受一系列正規教育，那么，我不知道會在大量“看似重要的不重要”中浪費多少年月。

有一天又下雨，她與我談起了文學。她對中國現代小說全都看不上，包括一系列已經上了現代文學史的“經典作家”在內。

“都不大氣，缺少人性和神性。只是社會化、觀念化、個人化的東西，顯得神經兮兮又可憐兮兮?！边@兩個“兮兮”是上海女性的口語，一說出口，她就笑得很開心。

“您會不會也去翻翻當代小說？”我問。

“翻得很少。粗粗的印象，我覺得陜西的作家比較認真，像柳青、王汶石?？雌饋硗蹉胧靡稽c，筆下有一種爽朗的勁道，可惜題材太窄?！?/p>

我對她讀過王汶石有點吃驚。

接下來是她問我了：“外國小說你喜歡誰？”

“法國的雨果，俄國的契訶夫和美國的海明威?！蔽艺f。

“我知道了，你不喜歡精神撕裂型、心靈懺悔型的作品?！彼f，“正好，我也不喜歡?！?/p>

就這樣，過了五個月。一天上午，鄉里一個通信員推著一輛很舊的自行車來通知，說上海戲劇學院的領導來慰問下鄉勞動的師生，今天就不用下田勞動了，大家到南邊一個舊祠堂里去集中，中飯就在那里吃。

這是讓人高興的事，我陪著張可老師走了不少路，找到了那個舊祠堂。來慰問的領導就是費瑛書記，她一見張可老師便著急地迎過來，握住手之后又一遍遍上下打量著，那表情的意思是，真不該讓她在這里待那么久。

分散在各村的同學和老師重新見面，都非常開心。這時才發現，舊祠堂的一角正燒著兩只大鍋，飄出陣陣無法阻擋的香味。原來，費瑛書記聽說我們在鄉下不僅勞動艱苦，而且吃得很壞，就決定來一次最實際的慰問。那就是請學院食堂的廚師一起下來，辦一次聚餐，每人分兩塊草扎肉、兩個饅頭，進行“營養速補”。

所謂草扎肉，就是把五花肉切塊后用一根根稻草扎了，放到鍋里燜煮。煮爛了也不會散塊，掂起稻草分給各人。由于已經有五個月沒有好好吃飯了，很多男同學打賭，能一口氣吃下十塊。女同學只悶笑，心想十塊怎么夠?？吹酵瑢W們的狼吞虎咽，費瑛書記眼泛淚光，輕輕搖頭。張可老師只吃了一塊肉，把另一塊放到我的盤子里，就起身又到費瑛書記那里去了，我連推讓的機會都沒有。

這時，在我們鄰村勞動的胡導老師挨近我，問：“你知道為什么費瑛書記這樣尊重張可老師嗎？”

我搖頭，看著胡導老師。

胡導老師打趣說：“看你和她在一起勞動快半年了，她都沒有透露?？梢娢乙膊荒芡嘎?，這是地下工作的規則?！?/p>

看我發呆，胡導老師又加了一句感嘆：“傳奇啊，了不起！”

六

“文革”開始后，舞臺美術系的同學帶頭“造反”，組織了一個叫作“革命樓”的造反組織，全系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同學參加。表演系也有同學“造反”了，大約占全系人數的三分之一。我們戲劇文學系和導演系的同學沒有人“造反”，就由我帶領著，對抗造反派同學臨時學來的暴行，例如批斗老師、抄家、打砸搶。他們開大會，我們也開大會；他們刷出了打倒誰的標準，我們就緊挨著刷出正面標語；他們準備要抄哪個老師的家，我們先趕到一步，貼出布告“這家已由革命群眾查檢完畢”；他們要燒圖書，我們就圍成三圈高喊反對的口號……

我的這些對抗行為，被造反派稱為“?；逝纱怼薄叭笊街住?。但有一段時間，畢竟是反對暴力的師生要多得多，我一時廣受擁護。有一次，在紅樓前的熱鬧通道口，一位年邁的女教師大聲表揚我是“正派的好孩子”，邊上很多人鼓掌。我正為“孩子”的說法煩惱，肩上被拍了一下，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最近有沒有見到李惠民？”

我轉身一看，居然是張可老師。李惠民，是我們在農村同住一家的那位地方干部，幾乎忘了，她怎么突然提起？原來，她是想用一個陌生的話題把那個女教師的表揚和別人的掌聲打斷，把有可能發酵的對話打斷，把我引開。

我跟著她走到一個無人的角落，她輕聲而快速地說：“你應該趕快躲起來。在學院里我們是多數，但這是暫時的，從中央的勢頭看，會有大翻轉。你不能站在風口浪尖上?！闭f完，她拍拍我的手臂，轉身就走了。

其實我也在關心形勢，已經預判造反派會很快壓倒我們。既然這樣，張可老師說得對，應該往后退。正好我爸爸被他們單位的造反派打倒了，我要天天代筆為爸爸寫交代，就從學院隱退了。

此后我經常想起突然拍肩又突然轉身的張可老師。她在“文革”中，沒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因為她不是黨員，不是干部，也不是正式教師。她原來所在的導演系沒有造反派，而后來她的編制又劃到了演出科，那是一個由裁縫、木匠組成的舞臺服務機構，沒有人對“文革”有興趣。但是，如此安全的張可老師那天對形勢做出的判斷，實在是一種充滿政治經驗的遠見。她喊一聲陌生人的名字把我引出來的情景，讓我聯想到了某些間諜片。

當時我的遭遇已經是一片凄風苦雨，爸爸被關押，叔叔被逼死，全家八口人失去經濟來源，而我又是大兒子。正在苦得不知道怎么辦的時候，上面又下達通知，立即下鄉勞動。

下鄉不久前的一天，我拿著造反派掌權者為我做的“長期對抗文革”的最低等級思想鑒定，喪魂落魄地在學院里走，又遇到了張可老師。與上次一樣，她喊了我名字后先從一個陌生人開頭：“我家鄰居是你中學時的同學，最近從北京回來了……”邊說邊往小路引?？吹街車鷽]人了，就轉入正題。

“聽說你們又要下農村？”她急切地問。

“是的，已經動員過了?！蔽艺f。其實，動員到出發的時間很短，這兩天我正在想辦法用賣書所得的三元錢買一套防雨的棉衣，但還沒有買到。

“去多久？”她問。

“說是一輩子?！?/p>

她突然沉默了，低下頭去一會兒，又抬起頭來。

“一輩子，讓帶書嗎？”她艱難地問。我猜度剛才她沉默時也許會想起我們在爛泥屋里靠談論書籍熬過了半年的往事。但這次是一輩子，而不是一年半載。

帶書，這事我也在想，前幾天賣書時還咬著牙齒留下了幾本，因而就對張可老師說：“讓不讓帶書還不知道，總可以帶幾本吧?！?/p>

說是這么說，心里卻明白，如果允許帶幾本，也一定不是張可老師所說的那種書。

“一輩子，與父母商量了？”她又問。

剛問，她又露出一個抱歉的表情。因為在那個年月一切命令都無法與父母商量，父母只有聽命的份。而且我想張可老師也聽說了，我家已陷于大禍。

她嘆口氣，輕輕地拍了拍我的手臂，說：“好好照顧自己！”

沒想到，不是一輩子。

一九七一年，由于林彪事件、重返聯合國、準備歡迎美國總統，“文革”的邏輯斷了。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文化建設悄悄地代替了文化破壞。

復課、編教材、編詞典、辦學報，都火燒眉毛般地著急推進。這是另一種邏輯的啟動，極左派想阻擋也比較困難。我們也就隨之從農村回到了上海。

上海戲劇學院遇到的第一件好事，是抽調專家去編《辭?！?，抽到的第一個人，恰恰是張可老師。她當然合適，《辭?！防锏暮芏鄺l目都能夠參與。

接下來的事情就分好幾個等級了。復課招生是第一等，既熱鬧，又有點權；編學院里的專業教材是第二等；與外校一起編通用教材是第三等；到外校去編我們學院用不著的教材是第四等。我分到的是第四等，到復旦大學去編我們學院用不著的魯迅教材。第四等倒無所謂，比較麻煩的是復旦大學太遠，去一趟要換好幾路車，沒人想去。我同意去，是另有所圖，想利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外文書庫來充益我已經獨自在編的教材《世界戲劇學》。

從我們學院到復旦，我看到教育恢復的勢頭十分振奮。有趣的是，所有的造反派骨干成員，全都置身在這個勢頭之外，他們氣鼓鼓地等待著一場“反擊”運動。

那天我回學院，看到教育樓的紅磚外墻上新貼出一條標語：

不要資產階級文痞，

寧要無產階級文盲。

這種標語在“文革”中看得多了，但這次，顯然是針對著教育恢復的勢頭來的。

我歷來不怕極左派，現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標語邊貼了一張紙條，在當時叫“戳一槍”。我寫的是：

上海的流氓總把別人說成是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樣。

寫完，簽上自己的名字。剛貼出，就圍著很多人在看，表情興奮?？梢?，社會氣氛已變。當天下午我還在那里轉悠，看到張可老師也來了，她又把我拉到路邊，說：“那一槍，很準?！?/p>

我說：“看了那么多年，發現破壞文化的，都是文人。他們是真正的文痞?！?

張可老師說：“這我早就知道。但文痞很濫，你要小心?！?/p>

我說：“不怕他們?！?/p>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貼紙條的下方，一條新標語又出現了：

警惕老保翻案！

我又在這條標語邊“戳一槍”：

天地大案尚未審，

何人翻案未可知。

這次我干脆署名為“老保大山”。這是當年造反派封我的，“?；逝伞薄叭笊街住?，我把它們合在一起了。這條標語貼出后，他們不再來鬧，可見形勢確實變了。

這事的兩年之后，他們發動了全國性的反擊，叫作“反擊右傾翻案風”。但不到一年，“四人幫”被逮捕了，天佑中華。

其間事情太多，不去寫了。我只記得，自從那次在教育樓標語前討論“文痞”之后，一直沒有見到張可老師。偶爾想起，估計她還在編《辭?！?，什么時候有空，應該去拜訪。但是一直沒有找到有空的時間，而且我也始終沒問過她住在什么地方。

就這樣，又過了三年，我遇到了一件與她有關的事。

這件事，讓我一時目瞪口呆。

七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學院資料室里翻閱北京的一本學術雜志，發現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心中一喜，卻不知道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當時正好有一家上海報紙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后感寄去。沒想到，幾天后報社的編輯親自來到我家，滿臉抱歉。

“感謝您終于為我們報紙寫了專文，而且寫得那么好。但是，這篇文章暫時還不能發表?！本庉嬚f。

“為什么？”我笑著問，因為這是第一次遇到退稿。

“原因只有一條，王元化的歷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志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王元化究竟是誰？”我問。

“您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編輯十分驚訝，“我們編輯部還以為，是因為您與他愛人同在一個學院的關系呢?！?/p>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您真的不知道？”

“??！”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里走了幾步，又到窗口站了一會兒，回想著張可老師與我交往的點點滴滴。她怎么一點也沒有吐露，而我怎么一直也沒有追問一句？

這就是中國人的師生倫理。好像學生不應該去揣測老師的家庭生活，更不應該隨便打聽。結果，代代傳承，變成習慣，連想也不會去想了。

我懷著慌亂的心情，去找了那次在鄉下向我暗示張可老師有“傳奇”的胡導老師。胡導老師聽我一問，就把隔壁辦公室的薛沐老師也叫來了。他們都是見多識廣的長輩，興致勃勃地輪番敘述著，讓我知道了這篇文章前面寫到過的張可老師的歷歷往事。她寧肯退黨也不愿意改變婚姻，正因為有這位丈夫王元化。

但是，在退黨事件后沒幾年，王元化被牽涉進了“胡風案件”，因為他是新文藝出版社的總編輯，與詩人胡風有業務交往。由于案件快速膨脹，他被逮捕入獄。那時張可才三十出頭，不僅對蒙冤入獄的丈夫不離不棄，而且還處處尋找經常變動的關押地點，又不斷地向各個相關部門上訪訴冤。王元化出獄后沒有單位，沒有工資，精神又有點失常，全靠張可一人撐持著照顧。一年年下來，直到眼下，形勢才有所變化，王元化可以在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了……

我聽了兩位長輩的敘述，非常激動。張可老師給人的一個個“驚訝”早已嘆為觀止，沒想到還在不斷增加。這中間，還夾帶著我自己的一個驚訝。就在我們下鄉勞動的那些日子，她仍然處于為丈夫上訪、為丈夫治病的過程中。我哪能想象，那頂擠在老太太和羊窩之間的白帳里，兜藏著中國女性最貞淑的品質，最堅毅的心靈。

外面，一天一地都是黑夜、暴雨和泥濘，而那頂小小的帳子，卻是如此潔白無瑕。

我托請《辭?！肪帉懡M的一個年輕工作人員打聽，張可老師什么時候會回學院一次。打聽到了，那天我就守在我們經常聊天的那個路口。

果然，她來了。

畢竟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見面，千言萬語不知從哪兒開頭。我突然覺得不如“中心突破”，一開口就說了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并為他終于能發表文章而高興。

張可老師的表情很吃驚，連問我怎么全都知道了。我正支支吾吾，她又拉著我的衣袖到一邊，輕聲說：“他到現在還沒有平反，但從種種消息看，快了。平反后一定請你到我們家去長談?！?/p>

“為什么要等到平反才去？王元化先生什么時候有時間，我隨即登門拜訪?！蔽艺f。

“他呀，什么時候都有時間?！彼Φ煤荛_心。

我們又聊了很多話，臨別時，她又說：“我一定把你對文章的評價立即告訴他?！?/p>

過了三天，與張可老師一起在編《辭?！返陌乇蚶蠋熣业轿?，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是王元化。

王元化先生詳盡地敘述了以前如何在張可老師那里一次次聽說我，了解我的過程，然后鄭重約請我去他家一聚。在長信的最后他寫了一段話：

秋雨，盡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這段話讓我感動，因為寫的人還沒有獲得平反。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按照地址找到了他們家。是在淮海中路新造的一幢宿舍樓里，按當時上海的居住水準，已經算是不錯的了。他們是新搬進去的，我想，既然上面有了給他們分房的舉動，平反的事可能真的不遠了。這在中國官場，叫作“正在走程序”。

張可老師一見我樂壞了，忙忙顛顛地端茶、送點心。他們家里雇了一個頭面干凈的老保姆，張可老師說：“她是你的同鄉，余姚人?！崩媳Ｄ酚糜嘁υ捙c我打過招呼，就去忙飯菜了。

王元化先生坐在我邊上，說：“開頭要說的話都寫在那封信里了，今天開門見山吧。你讀了這篇文章沒有？”他拿起一本雜志放在我眼前，我一看，是李澤厚的《論嚴復》。

“我覺得這一篇，比他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寫得好，盡管那篇資料收集得更細致?！蓖踉壬f。

張可老師一聽，立即嗔怪起來：“人家秋雨那么遠的路趕過來，茶都沒有喝一口，一下子就談得那么嚴肅！”說著就拐身到廚房里去了。

我就與王元化先生談李澤厚。我說王元化先生有眼光，這幾年李澤厚進步很大，遠超自己的五十年代。尤其是他以康德為背景的美學理論，已經把朱光潛、宗白華比下去了。

王元化先生睜大眼睛看著我，估計他會把朱光潛看得更高一點。但他還沒有開口，張可老師已經在招呼吃飯了。

菜不多，但很精致。張可老師不斷地在往我的盤里夾菜，自己幾乎不怎么吃。他們家的飯碗很小，我幾口就吃完了，張可老師忙著一次次添，添完又夾菜。連王元化先生看了也覺得有點過分了，不斷笑著說：“讓秋雨自己來，自己人不用太客氣?！?/p>

我看著張可老師，想起在爛泥小屋我們一起吃鹽豆五個月，想起她在老祠堂把草扎肉讓給我……她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說：“秋雨像駱駝，可以吃很多，也可以餓很久?！?/p>

吃完飯，王元化先生一揮手，要我到隔壁房間談學問。張可老師向我一笑，說：“你們談學問我就不參與了?！?/p>

乍聽這話像家庭婦女，但我分明記得，在農村，她一直在給我談學問啊，而且談得那么好。

與王元化先生談了一會兒我就發現，他此刻渾身蘊藏著一個被廢黜已久的學者對于學術交談的強烈饑渴。反過來，他的知識結構又讓我不無驚喜。他出事是在五十年代前期，那時，中國在文化領域的極左思潮還沒有形成氣候。等到他被羈押之后，社會上倒是越來越左了，他已經沒有權利投入，因此也就保持了一份特殊的純凈。

為此，我們兩人決定多談幾次。

在第一次拜訪之后，我又在一個月里三次重訪。為了談得長一點，我一般都是下午二時去，不要與晚飯靠得太近。張可老師還是不參與，只是與老保姆一起，在廚房準備點心和晚飯。大概在三點半左右，點心就端出來了，非常細致，比如四個煎餛飩，或一小碗酒釀圓子。

通過幾次長談，我大體領略了王元化先生的知識結構。

王元化先生的父親是教師，所以他小時候就住在清華園，“那里連鞋匠都講英文”，因此有不錯的西學背景。原是基督徒，后來加入共產黨，較多的時間著力于革命思想的傳播。雖然沒有出國留學經歷，也沒有安心求學的可能，但對十八、十九世紀歐美的文化思潮都有了解，又更多地受到俄國別林斯基、丹麥勃蘭兌斯和法國羅曼·羅蘭的影響，因此在社會關懷、人文激情上，都超過了很多留學歸來的“民國學人”。

“胡風事件”使他改變了文化道路。從監獄釋放后，他隨張可研究了莎士比亞，自學了黑格爾哲學，又把《文心雕龍》作為理論解析的中國標本。這使他從一個文化評論者轉化為專業研究者。

他文化視野的下限，大概止于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這也是“文革”結束后幾年他看書自學的。由于年齡的制約，他不可能學得更多。因此，對于弗洛伊德的學說，對于榮格所代表的文化人類學，對于接受美學，對于由卡夫夫起頭的現代派文學，對于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文學，他都沒有太多時間關注。雖然也會提及，但基本不在他欣賞和研究的范圍。因此，他是一個帶有十九世紀的文化印記，再加上二十世紀革命責任的學者。他的重返，對上海文化界來說，是一種隔代風格的隱約重現，頗為可喜。

在整個長談過程中，我一直等待著張可老師的出現。我暗想，即使在學術上，張可老師也會產生一些獨特的觀點，讓王元化先生和我驚喜。但是她一直沒有出現，始終在廚房里忙碌。

夏衍曾說：“大家都在稱贊錢鐘書，我卻更欣賞楊絳。妻子比丈夫寫得更好?！蔽覍埧衫蠋?，也有近似的判斷。至少在對文學藝術作品的直覺上，她一定強過王元化先生。而這種直覺，來自天性。不錯，張可老師應該比王元化先生更靠近無邪天性。

八

終于，我要寫出最沉痛的筆墨了。

就在我與王元化先生幾次長談的三個月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腦溢血中風。

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于病危之中。

王元化先生在醫院號啕大哭，一遍遍高聲呼喊著：“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

醫院的走廊上，回蕩著一個蒼老學者撕肝裂膽般的聲音。

張可老師雖然暫時掙脫了死神，卻像徹底換了一個人。這種情景我不忍描述，一切略懂醫學的人都知道。其實，原來的張可老師已經不在了。

不到半年，王元化先生徹底平反。不久依照他的革命履歷，升任為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這是一個不小的官職，家里人來人往。張可老師已經不能招待了，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著窗外的云天，又像什么也沒有看。那情景，就像一尊臥姿的漢白玉雕塑。

我想，這又是這位傳奇女性的又一個令人震撼的“驚訝”拐點了：苦苦陪伴了半輩子的丈夫終于要恢復名譽的關鍵時刻，她走入了另一個空間。

就像在一九四九年，終于要昂首闊步的關鍵時刻，她走入了另一個空間。

這時，我不能不對這尊中國女性的臥姿雕塑，我的老師，動用平日不會動用的兩個字：偉大。

九

對于王元化先生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我在高興過后，更多的是擔心。因為，他與這個社會已經脫離太久。

那天有通知下達，新任的市委宣傳部長要向全市各單位的宣傳干部作一場報告，地點在淮海中路的社會科學院。我因為心中掛念，也趕去了。

我到現場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好。坐在會場前十排的，全是農民打扮，是郊區十縣趕來的，因為路遠，出發早，就先到了。城里的宣傳干部坐在后面，主要是工廠、街道來的，那個時期還整體貧困，都極其樸素。所有聽講的人每人都拿著一本土黃紙封面的“工作手冊”，準備記錄。

王元化先生那天的講題是“現代市民的理論素養”，講得很好，具有學術高度，但他沒想過這是在給誰講。出現最多的引文來自于恩格斯、黑格爾和羅曼·羅蘭，還兩次動用了《文心雕龍》里的段落。那么多“工作手冊”，幾乎一句也沒有記下來。

他也知道自己講砸了，越講越快。在即將結束的時候，他看到了坐在第三排最邊上的我。一講完，他為了不想聽隨從官員尷尬的評語，立即向我走來，并把我拉到了一間小小的休息室。他當著隨從官員的面說：“我有一件公事和一件私事，要與秋雨商量?！彪S從官員聽說有私事，也就止步了。王元化先生隨手關上了休息室的門。

坐下他就說：“部里的工作人員事先沒有提醒我聽報告的對象?！?/p>

我想，如果張可老師還像以前一樣，事先提醒的一定是她，因為這是第一場報告。失去了張可老師的提醒，王元化先生有點亂。但是此刻我必須安慰，便說：“這個報告如果在復旦、師大、同濟講，就會很好?！?/p>

他笑著搖了搖頭，隨即回到正題，說：“先商量公事。我上任后連續收到一個匿名者的三次揭發，說巴金參加過上海的‘文革寫作組。這事讓我撓頭，因為巴金太重要?！?/p>

我說：“這里存在著詞語誤讀?！?/p>

“詞語誤讀？”他讓我講下去。

我說：“按照正常詞語，寫作組是幾個人聚在一起寫文章，但在‘文革中就不對了。那時流行小詞語，連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文革都叫小組，下面跟著來，結果上海市政府也就變成了工業組、農業組、公交組、財經組，等等，其實都是一個個大系統。寫作組是指當時全市文化宣傳教育系統，與那些組并列?！?/p>

“那為什么不叫文化組、宣傳組？”他問。

“因為毛澤東斷言文化宣傳系統是閻王殿，誰也不敢了?！蔽艺f。

這下新任宣傳部長笑了：“哦，果然有詞語誤讀。這在中外歷史上比比皆是?！?/p>

我想，由于張可老師擋除了一切風雨，使得王元化先生長期隔絕世事，心地如此單純，居然對那樣的匿名信也有點相信了。我說：“巴金在‘文革中受盡迫害，最后被收留在寫作組系統獨自翻譯赫爾岑，有什么問題？按照匿名信的邏輯，連張可老師也編過‘文革辭海呢！我肯定，匿名揭發者是一個迫害狂，當年迫害巴金留下了劣跡，所以要再度迫害，把水攪渾?！?/p>

王元化先生說：“你說到迫害狂，那就可以引出我的私人問題了。你們戲劇文學系有一個很壞的教師，在‘文革中負責張可的專案審查。一次次逼問張可，威脅張可，沒完沒了，成了我家的恐怖夢魘?，F在我看到張可躺在床上這個樣子，很想為她出口氣，在哪篇文章中提一提這個教師的名字，你看可以嗎？”

我連忙問這個教師的名字，一聽，就傻了。

這個人一直躲躲閃閃，幾乎被所有人厭煩，包括造反派掌權者。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在負責什么專案審查，而且張可老師也根本不屬于戲劇文學系。我立即斷定，這是一個單人作案的詐騙事件，單位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卻對張可老師造成那么大的傷害。其實，那個不斷揭發巴金的匿名者，也是這樣的人。

但是王元化先生為了張可老師，要在文章中提到那個教師的名字，我認為萬萬不可，因為那會產生“佛頭著糞”的惡果。高貴永遠無法對付卑鄙，圣賢永遠無法對付蟲豸。一對付，反而抬舉了對方。這很無奈，實在是人世間巨大的悲哀，君子們難逃的宿命。

聽了我的勸說，王元化先生同意了我，不在文章中提那個人的名字。

那天與王元化先生分手后，我一路在想，以前一直認為張可老師總算在“文革”中大致平安，現在才知道并非如此。禍害的來源不去說它了，只覺得張可老師這一生，真是一天也不得消停。人世間的每一個磨難都不放過她，而且一個一個都咬得那么緊。

她來不及訴說，也不想訴說。此刻不能講話了，只能讓所有的凄楚和蒼涼，全然消失于天地之間。

但是，未必全然消失。因為她有一個能夠用筆來追蹤天下善惡的學生。

我一直想找王元化先生好好談談張可老師，然后寫點什么。

在這么大的城市當宣傳部長確實太忙了，找不出成塊的時間。好不容易等到他離休，他、黃佐臨、謝晉、我，成了上海市四大文化顧問，經常見面討論。但四個人一聚，我眼花了。黃佐臨和謝晉也是我文學追蹤的對象，我想通過他們來喚醒上海文化的自尊，而且，因為他們兩人的作品世所共知，寫起來也會比較順手。最難寫的是張可老師，我把她放到最后，因此沒有在那個時候打擾王元化先生。

后來，國際大專辯論賽邀請王元化先生、我與哈佛、耶魯的兩位教授一起，擔任“四人總評委”，中間空閑的時間比較多，坐飛機時更能夠聯座細談，我開始不放過王元化先生了。

王元化先生說：“由你的文筆來寫張可，就會成為一座紀念碑?！?/p>

大概在兩個月后，我送去了《長者》文稿。

王元化先生看后，立即通知我到衡山飯店找他。

這是衡山飯店朝西的一間不大客房，王元化先生在這里生活和工作。這是怎么回事？王元化先生說：“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是一個企業家為我租這間房的?！?/p>

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不說，我也不問。這就像當年對張可老師，她不說我都不問。胡導老師說，這是“地下工作的規則”。

王元化先生從抽屜里拿出我的《長者》文稿，我以為他要提一些修改意見，卻不是。他鄭重地對我說：“能不能在你的文章中留出一個不大的篇幅，說說我對張可的評價？”

當然可以。而且，這樣也增加了這篇文章的份量，我太高興了。但是我還不太明白，為什么一個很能動筆的丈夫，要把自己的對妻子的評價放在別人的文章里？

王元化先生解釋道：“如果由我自己寫一篇文章，只能是丈夫對妻子的回憶，容易陷入過程性敘述，會顯得一般。你的文章擁有最多的讀者，我不妨借一把力，把事情做得隆重一點。但必須特別標明，文章中有一段是以我名義寫的，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份紀念?！?/p>

這就清楚了。我就問：“你的評價，是你親自寫，還是我派人來記錄？”

他說：“我親自寫?！?/p>

“幾天？”我問。

“三天?！彼f。

三天后，我又去了衡山飯店。我一敲門，門立即就開了，開門的王元化先生手上拿著幾頁文稿。

下面，就是王元化先生為張可老師寫的幾段文字。我數了數，共約一千二百個字——

張可，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出生于蘇州一個書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歲時考進上海暨南大學，這是一所擁有鄭振鐸、孫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陳麟瑞等教授的大學，學風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學畢業后主要在上海戲劇界從事抗日活動，自己翻譯劇本、組織小劇場演出，還多次親自參加表演。結識比她早參加共產黨的年輕學者王元化。

抗戰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會中，有人戲問王元化心中的戀人，王元化說：“我喜歡張可?！睆埧陕勚粣?，質問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語塞。八年抗戰，無心婚戀，抗戰勝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問她屬意于誰，張可坦然地說：“王元化?！?/p>

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其時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婚后攜張可到北平居住。但張可住不慣，說北平太荒涼，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這兩位年富力強而又頗有資歷的共產黨人勢必都要參加比較重要的工作，但他們心中的文學寄托，在于契訶夫、羅曼·羅蘭、狄更斯、莎士比亞，生怕復雜的人事關系、繁重的行政事務和應時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學夢，再加上已有孩子，決定只讓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張可脫離組織關系。

因胡風冤案牽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離，還在幼兒園小班的孩子張著驚恐萬狀的眼睛看著父親被拉走。關押地不斷轉換，張可為尋回丈夫，不斷上訪。王元化被關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釋放。釋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幻聽幻覺，真假難辨，靠張可慢慢調養，求醫問藥，一年后基本恢復。當時王元化沒有薪水，為補貼家用，替書店翻譯書稿，后又與張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西方莎學評論。張可還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寫了王元化《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元化曾患肝炎，張可盡力張羅，居然沒有讓王元化感到過家庭生活的艱難?！拔母铩睘碾y中，兩人都成為打擊對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結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突然中風，至今無法全然恢復。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徹底平反，不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門主要領導職務。

王元化對妻子的基本評價：“張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以疾言厲色的態度對人，也沒有一次看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偸悄菢訙亓?、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總是敏感的，對于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悄悄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卻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聽憑仁慈天性的引導，才能臻于這種超凡絕塵之境?！?/p>

王元化又說：“當時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與我劃出一點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p>

我把王元化先生親筆寫下的這篇千字文放在《長者》的第六節，并用楷體字排出，區別于其他文字。文章收入書中后，王元化先生寫來一封信深表感謝。他說，張可老師已經不可能閱讀，他分三次把我的長文讀給張可老師聽，張可老師躺在床上似聽非聽，但眼角有淚。王元化先生要我再送十本書過去，后來，又要了四本。

我建議朋友們再讀一遍王元化先生所寫千字文的最后兩段，也就是從“張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讀到“如果她想與我劃出一點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我在讀了好幾遍后認定，這是王元化先生畢生最好的文字。一個孤獨了的丈夫吐露的生命秘密，正是人類的秘密。

不錯，人很脆弱。不管多高的官職，多大的財富，多深的學問，多廣的人脈，毀滅都輕而易舉。毀滅的前兆，是在四周一片冰冷中敏感地打量身旁的眼神，卻失望了。

王元化先生的切身感受是，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救助者還是被救助者，思想和意志都幫不上忙，唯一的希望，是仁慈天性所指引的超凡絕塵。

因此，人生在世，必須尋找這樣的人。

同時，尋找自己內心的仁慈天性。

簡單說來，尋找“張可”，或成為“張可”。

幽幽長者，娉娉吾師，已成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