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的新時代

崔鵬

4月6日，中國領導人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會面，在可預期的事件中大概是最令人關注的。特朗普也在自己的Twitter上發聲，認為這次會談具有很大的挑戰性。

很多分類市場中人對這次會談的結果都抱持謹慎態度。這兩個大國的分歧關鍵點似乎在于貿易。就像特朗普在競選時說的，他要讓海外的制造業更多地回到美國，還要降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470.33億美元，占到美國總逆差額的47%。對于貿易額排在第二位的墨西哥和第三位的加拿大，特朗普已經不那么客氣了，而現在他要和中國談談。當然，中美領導人的會談還會涉及很多復雜的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東北亞，比如南海。

如果中國和美國這兩個GDP總量最大的國家相處得不那么和諧，首先影響的是大商品市場，當然其中也包括黃金。另外就是股票市場。中美關系是對特朗普處理實際政治問題的第二個重大考驗（第一個是推翻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政策），如果這個問題的處理結果不理想，證券市場對特朗普新政的耐心有可能進一步降 低。

特朗普關于全球貿易的想法在中國的大學課堂上，很可能受到經濟學教職人員的批判。他們能很輕易地運用比較優勢產生效率的理論把這個金發老頭駁斥得體無完膚—很簡單，自愿的貿易對買賣雙方都是有好處的。這樣的貿易才會讓消費者（也就是更多的人）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但是，很有可能，鼓吹全球化的時代結束了，特朗普的想法將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人們更相信的定理。各個經濟體更加注重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一直到下一次科學技術（或者是經濟組織形式）推動全球化繼續發展。

當然，中美之間也不完全是分歧。比如面對如何讓自身的經濟從上一次危機中解脫出來、重新實現高效率的增長，雙方的想法差不多。其實2008年以后，中國的經濟增速是幾個巨大經濟體里最高的，而美國的經濟復蘇是最堅實的。但它們依然都感覺到了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貨幣政策的無力。

從1990年代末的格林斯潘時代起，向市場投放超量（也就是超出人們預期的貨幣供應量）的貨幣供給成了讓國家經濟渡過難關的一種常用手段。這種政策設計的理論依據基本上來自小羅伯特·盧卡斯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他認為如果貨幣投放的增長率是穩定的（這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的觀點），那么居民與企業都會預料到這種貨幣增量，人們對未來的收入增加就沒有“驚喜”，從而降低經濟活動的活力。所以貨幣管理者，也就是美聯儲應該向市場上提供超出人們預期的貨幣，特別是在經濟遇到問題的時候。這種做法的極端版就是本·伯南克時代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中的貨幣乘數在降低，繼續投放超量的貨幣，推動的就不再是高效率的經濟增長而更多是資產價格。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巨大經濟體都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經濟管理者的督導下，以更有效的財政政策引導自身經濟走到一個更健康更適于長期增長的軌道上來。對于財政政策的引導，特朗普政府似乎還處于矇昧階段，他提出的想法很有突破性，問題在于那些細節—比如如何才能讓基層的美國人既享受高性價比的消費同時又獲得更多、更有前途的就業崗位？特別是，他提出的很多問題的錢從哪里來？而中國的問題在于如何引導民營經濟更加具有活力，與此同時還要讓居住著接近14億居民的社會保持基本穩定。從這兩個角度出發，經濟決策者既要盡量讓富余的流動性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不能讓資產價格出現劇烈變動。要達到這些目的，政府需要實施“精準”得像做手術一樣的調 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