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奧巴馬時代的中美關系：權力·機制·觀念
——基于新自由制度主義視角

張茂一

（樂山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后奧巴馬時代的中美關系：權力·機制·觀念
——基于新自由制度主義視角

張茂一

（樂山師范學院 政法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在對現實主義的繼承和建構主義的吸收基礎上建立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流派。權力、機制、觀念是其理論構建的三大基本概念。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與中美依賴的加深，中國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兩國并達成核心內涵共識。當下的中美關系一方面凸顯出新自由制度主義范式特征的同時，但由于依賴關系中權力的不對稱、國際機制運作能力上的差異、深層次政治文化觀念的不一致，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構建面臨諸多戰略限度。特朗普入主白宮正式開啟了后奧巴馬時代，他的競選言論給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新型大國關系進步一推進在權力、機制、觀念三維度上既有挑戰也有機遇，中國必須把握戰略的主動權。

新自由制度主義；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后奧巴馬時代

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識別國際關系中眾多變量并給予解釋的成熟框架和范式。該范式對國際關系基本概念“權力”的界定超越了現實主義的單純軍事實力的界定，認為權力賴以產生的資源越來越復雜，它是一種對結果進行控制的能力，以期達到一種行為體促使其他行為體做其原本不會去做的事情，權力的來源是非對稱相互依賴[1]12。它力圖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體系與復合相互依賴融會貫通。[2]185-191其接受了現實主義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假定，但創造性提出國際規則及國際機制是解決無政府狀態這一問題的有效手段，通過國際規則及國際機制能充分實現國家間合作，從而對國家間關系抱有樂觀態度。同時，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后期，它也敏銳地吸收了建構主義的成就，強調物質和觀念同樣影響外交政策[3]6，都是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整個新自由制度主義范式的基本概念是權力、機制、觀念，該范式的核心是國際機制，其構建基礎是權力，它的運作關鍵是認同。該范式在三大概念基礎上構筑了具有創新型的三大理論：軍事權力示弱的復合依賴，基于共同利益的國際機制與合作影響外交政策的觀念。

一、新自由制度主義范式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特征

“9·11”和2008年“金融危機”兩次重大事件給大國關系的調整帶來了重要機遇，對中美兩國關系格局起著重塑作用，影響著兩國關系的未來進程。中美雙方高層基于對客觀形勢的準確把握，及時在戰略上果斷調整，使雙邊關系不斷向互利共贏方向發展。在2011年 1月中美雙方簽署的《中美聯合聲明》中，雙方高層一致認為，“中美已成為不同政治制度、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發展積極合作關系的典范?！盵4]2012年7月，習近平同志在“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致辭中指出：“中美正在積極探索構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盵5]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就共同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達成“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6]核心內涵的共識。新型大國關系提出之后，雙方不斷通過各種對話努力協同認知路徑、調整戰略方向，積極推動兩國關系向更高層次發展，從而使兩國關系凸顯出新自由制度主義范式的特征。正如基歐漢所說：“相比現實主義而言，當前中國在許多問題領域面臨的情況更接近于我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理想模式?！盵1]40

（一）軍事力量示弱的復合相互依賴特征

復合相互依賴的基本特征表現為：跨國交往的聯系渠道呈現多層次性，主權國家不再是確定唯一的單個國際行為體；問題之間沒有固定等級結構，“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日益打破傳統的固有界限；軍事力量在政治進程中所起作用有所下降，各國多元化目標訴求背后深藏著多元利益的復雜交錯，武力的選擇往往不認為是一國處理國際問題的理想手段。

兩國之間的交往渠道可以分為政府層面的“一軌”和基于社會精英層面的“二軌”以及民間層面的“三軌”。[7]21中美兩國在新型大國構建的進程中呈現出“三軌”多渠道聯系。在一軌層面，已經形成了領導人會晤、互致書信、互通電話、雙邊對話交流機制、多邊國際組織活動等多個渠道；在第二軌道，由學者與商界等為代表的輿論影響者正通過各種方式影響著官方外交政策。2016年馬云受邀與奧巴馬會面，到美國發表演講，闡述自由貿易的理念，成為中國第二軌道公共外交能力提升的標志性事件。在民間交往的第三軌道，兩國跨國流動逐步增強。根據美國商務部國家旅游辦公室和美國旅游推廣局的最新統計數據，中國目前是美國第六大客源國。在留學人員的交流上面，中國將在未來三年資助兩國五萬名留學生到對方國家學習。[8]

當前中美之間的議程結構具有多樣性和全球化特點。一方面雙方面臨的問題早已超越了單一的安全領域而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眾多領域；另一方面在近年雙方領導人會晤時，經常會有些全球性問題進入他們的議程。中美議題的多樣化和全球化使中美之間很難保持始終如一的問題等級結構。在本年度的第八輪戰略經濟對話就將議題集中設置在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開放的貿易與投資、金融穩定和監管合作三大議題上，而安全問題己退居一個次要位置。

中美之間努力構筑戰略互信，雙方以互利共贏為基點，努力尋求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安全。由于經濟發展等目標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雙方都盡量降低武力給彼此帶來的緊張關系。胡錦濤曾指出：“武力不能締造和平，強權不能確保和平，只有增進互信，平等協商，廣泛合作，才能實現普遍而持久的安全?！盵9]2014年奧巴馬訪問中國講話時指出：“美國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無意遏制或圍堵中國，因為這樣做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盵10]2016年習近平在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所作的《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而不懈努力》講話中重申“不沖突不對抗”原則。中美兩國“戰略互信”共識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中美的戰略猜疑，使軍事力量在中美關系中處于次要地位。

（二）基于共同利益的國際機制與合作

新制度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是追求絕對收益（我們能獲益嗎？）的理性主義者，這使個體之間的合作與社會總體福利的增加成為可能[11]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利益的獲取并非是一種單純的非零和博弈的關系，國家間既有“利益相?！?，也有“共同利益”。世界政治的廣泛不確定因素在加劇“利益相?！钡耐瑫r，也顯示出通過國際機制進行合作的必要性。合作便是相關國家通過國際機制平臺在滿足彼此需要基礎上積極努力地調整自己政策以達到防范、降低、化解不確定性風險的過程。由于國際機制“是相互關聯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成套的規則，它規定行為者的角色，限定行為者的活動，并影響行為者期望的形成”[12]7，它通過控制“利益相?！弊h題的邊際成本，使議題能夠富有成效地達成共識。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國越來越意識到，不僅在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上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而且在很多地區和全球性的重大問題上，涉及很多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威脅領域，中美兩國利益的交匯點在增多。

從新型大國關系達成共識以來，基于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合作機制不斷加強。兩國領導人從“安納伯格莊園會”到“瀛臺會”，從“白宮秋敘”到“西湖新詠”，兩國元首年度會晤機制逐漸成型。2013年兩國設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元首特別熱線，2014年人文交流機制同戰略與經濟對話首次并軌運行，中美對話機制的進一步升華整合推動著中美關系向縱深發展。從中美雙邊密切溝通到聯合國、國際保護人權機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核不擴散、導彈不擴散機制、東盟論壇等多邊機制下中美兩國的磋商，使中美兩國的國際合作向機制化與多層次性發展。

（三）影響外交政策的因果觀念

新自由制度主義承認觀念在國際關系中的重要性，認為觀念有三種形態：世界觀—人們對世界的根本觀點與看法，它不僅決定了人們對世界看法的不同，而且也決定了行為方式的差異；原則性信念—人們的價值觀，包括區分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等規范性標準觀念；因果信念—人們對原因與結果之間關聯的看法，它是連接問題與行動的中間鏈條。[13]8這三種表現形態具有內在的深層次穩定性與外在的務實靈活性。進而對外交政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世界觀來看，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關系本位”強調以群體關系的和諧來達到對萬物的包容，追求共存共榮的理想狀態；而西方傳統政治思想的“個體本位”更強調以主體的理性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一己幸福是人們行為的目的。這種人與世界關系理解上的不同必然導致外交觀念深層次的差異性，前者產生和諧共生的外交理念，后者必然帶來單邊主義及國際機制的利己工具性。在人權與主權關系等原則性觀念上判斷也不一致，中國強調主權高于人權，而美國強調人權高于主權。

在現實國際政治生活中，這三種觀念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其中因果關系的變化比世界觀和原則性信念的變化更頻繁和迅速，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更加直接。雙方的復合相互依賴及國際機制化合作，更多是源于這一層次的觀念影響作用。中美不斷提升的共有因果觀念的突出特點就是“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合作是“因”，共贏是“果”。隨著共有觀念的提升，兩國在角色認知上也發生轉變：從以前的“競爭對手”到現在的“伙伴關系”，中國的“利益攸關方”角色越來越被肯定；同時，也改變了美國“守成國”與中國“崛起國”必然沖突的傳統因果認知。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消解了世界觀和原則性觀念的分歧。在對中國的敏感主權問題上，奧巴馬重申：“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這一立場不會改變。美國不支持“臺獨”“藏獨”“疆獨”，也不介入香港事務?！盵8]針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國也做出了回應，習近平認為“寬廣的太平洋不應該成為各國博弈的競技場，而應該成為大家包容合作的大平臺?！盵13]這些因果觀念的調適對中美兩國關系在新時期的深刻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戰略限度與后奧巴馬時代的不確定性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雙邊外交積極互動的結果，但因為依賴關系的不對稱、國際機制與議程設置的美國主導，深層次政治文化觀念的不一致，新型中美關系的進一步推進面臨諸多戰略限度。隨著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特朗普作為以新保守主義為基石的共和黨代表入主白宮，美國正式進入后奧巴馬時代。他的“讓美國強大起來”的“民粹主義”價值觀念、“孤立主義”的政治經濟立場，給進入檢驗期的新型兩國關系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

（一）依賴的不對稱性與權力的轉化

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對相互依賴情勢中的代價即“敏感性”與“脆弱性”進行了研究。敏感性是指“在試圖改變局面而做出變化之前受外部強加代價影響的程度”。脆弱性是指“行為體因外部事件（甚至在政策發生變化之后）強加的代價而遭受損失的程度”。[1]12由于兩個程度的不同，使依賴情勢出現不對稱性。在中美關系諸多依賴領域中，美國的外部強加代價影響程度和遭受損失程度相對來說較小，不對稱性相互依賴對于美國便具有權力上的工具性意義。雖然中國國力逐年提升，但從表1可以看出兩國在GDP總量、軍費投入、市場依賴等指標仍然差距較大，尤其是人均對比上更為明顯。從外貿結構來看，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15年我國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幅度最大的是燈具、照明，達到51.9%，而我國向美國進口額最多的商品集中在飛機及航空器，為1005.9億元。在對外投資結構上，我國一直是美國的間接長線投資的最大國家，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數據，2016年7月份中國所持美國國債、國庫券和票據的總量為1.22萬億美元。因此，中美之間的依賴存在結構性失衡：中國表現出過度對美國消費市場、債務投資市場、高新技術產品的依賴；而美國過度依賴中國的債務投資。

貿易逆差一直是中美關系構建過程中的敏感性問題。隨著中美經濟往來密切，美國貿易逆差呈擴大趨勢，2015年更是創下3657億美元的新高（據表1）。美國國內很多經濟行為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會對美國政府進行游說，加強對華的出口投資限制，跨國并購限制，設置貿易壁壘，惡意妖魔化“中國制造”產品，助推人民幣升值，這必將影響到兩國政治生態。以中美經貿關系謀求更大政治利益的杠桿效應在美國歷屆政府層見疊出，把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也是美國的一貫伎倆。金融危機之后，反全球化勢力抬頭，特朗普的多處言論恰好迎合了這股勢力，他曾稱若當選美國總統，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對中國輸美商品征收45%懲罰性關稅。[14]他的民粹取向勢必將加大美國在貿易、投資、金融等多個領域對中國的猜疑，也不排除其將會把經濟問題與臺灣、人權問題掛鉤的可能，從而加強經濟政治聯系戰略的運用。

表1 2015年中美GDP總量、軍費投入、市場依賴度等差異對比

（二）國際機制的主導與收縮

美國幾乎主導著各個領域的國際機制，通過滲透國際機制，強化自己塑造或決定國際政治經濟議題的能力。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開始顯露出在國際社會中對話語權的訴求，從而使美國對于話語方面的絕對控制力受到挑戰，這必將加大美國對于話語控制力的關切程度與議程設置力的依賴程度。圍繞議程的設置斗爭實際上是一個追求權力轉化的過程。這種權力的轉化對美國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憑借著自己的綜合實力，利用國際機制，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并讓其他國家給予遵守。如在經濟領域，美國就一直致力于綜合利用諸如世界貿易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多邊平臺、雙邊投資協定和自由貿易協定等雙邊或區域平臺來主導國際經濟規則；另一方面，美國憑借強有力的全球媒體網絡使自己制造的新議題成為世界公眾關注討論的焦點與公眾議程，并使之形成一種其他國家都較為認可的“一邊倒”共識。如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一度就中方島礁擴建進程不斷制造議題并牽動利己國際輿論。

奉行孤立主義的特朗普對奧巴馬任期內的多個國際機制運作成果給予了否定，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和《巴黎協定》，甚至也否定北約的存在價值等[15]。其很多主張都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依據，采用收縮戰略，認為美國積極主導的國際機制意味著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作為商人出身的他，可能會采取更多的商業原則，其不僅重視絕對收益，更重視相對收益（利益如何分配？），增強了其政策主張的現實主義傾向。特朗普在國際機制運作上面的收縮政策可能使美國依靠自己的強大實力，為了美國利益而據理力爭，甚至會出現有選擇的重點擴張，進而使中美之間出現緊張關系。

（三）觀念的分歧與互信的限度

在世界觀層面，具有強烈“上帝選民”“天定命運”的美國國際關系的處理原則與“和為貴”“推己及人”的中國國際關系處理的基本要求很難具有契合性，美國主導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的“霸權心態”根深蒂固，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觀念很難徹底改變。而在人權、法治、宗教、民主等領域雙方天然具有價值觀念沖突。這些觀念上的對立和沖突很容易導致雙方因果觀念的誤判。

美國一些學者認為“新型大國關系”只是中國一個服務自己目的、增強自己政策靈活性、降低美國戒備的模糊性“口號”。[16]62這表明美國人難以認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相互尊重彼此價值觀的提法，美國國內并未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達成共識。特朗普作為強調“價值差異”的保守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抬頭，“要讓美國再度強大起來”為價值追求，把奧巴馬的外交政治遺產視作是美國實力衰敗的象征，這為中美關系共識的形成設置了障礙。其曾宣稱為了抵制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要求，美國應該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17]，一貫親臺的共和黨成為執政黨，不排除其會加強美國對臺軍事的安全性和實效性，這更加阻礙了中美之間對第三方管控上形成實質性共識。

三、后奧巴馬時代中國的戰略機遇及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景展望

隨著多領域的全球風險的外溢，中美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兩個大國復合相互依賴是一個客觀事實，短期內中美關系的基本面不會發生改變。中美兩國在新形勢下，盡管沖突仍然存在，可能還會加劇，但特朗普的上臺，也帶來了兩國利益協調的新的戰略機遇期。他曾說：“我和中國做生意，我們可以與中國好好相處?！盵18]中國應該主動抓住機遇，深化兩國合作基礎，爭取戰略上的主動權。

（一）提升經濟競爭力以減少對美不對稱依賴

特朗普基于“美國經濟利益優先”考慮，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與就業機會增加，出于對中國原材料市場與投資能力的依賴，中美在經貿領域一方面出現關系趨緊，但也可能出現合作的新機遇期。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的國內改革任務，我們必須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理念指導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適度擴大總需求，立足國內市場，積極開拓國際新興市場；深入推進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升我國社會生產力整體水平；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現關鍵領域核心技術重大突破；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支撐平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快形成立足周邊、海陸兼顧、東西互利、面向世界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加強中美經貿往來與合作，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倉石，促進中美雙邊投資貿易協定的簽署，反對保護主義，有效防止經貿問題政治化。

（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以提高國際機制運作能力

特朗普在依賴于國際機制的全球治理方面的收縮政策，給中國的機制運作提供了“進入與創建”的機會，給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發揮作用提供了戰略空間。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人既有本質不完美的非理性一面，也有創造規則、契約機制、解決沖突的理性一面。[19]164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順應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20]810隨著全球問題的逐步增多，全球治理的領域、層次、主體也日益增加，如何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是中國必須處理好的重大課題。中國要善于在國際合作中將關系自身國家利益的議題列為優先議題，利用不同層次與類型的外交場所充分表達自身訴求；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發展中國家代表，要善于發揮橋梁紐帶作用，通過溝通推動國際規則變革的良性發展；以“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為契機，加強參與機制創設，增強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積極推進亞太自貿區進程；繼續堅持新型大國關系核心內涵的共識原則，主動延續與調適中美各種雙邊對話機制，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動中美之間更大范圍的務實合作。

（三）增強文化互動以推廣“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觀

特朗普的競選政策對美國式的普世價值給予極大挑戰，這是由于美國對外霸權衰落和對內經濟下行而缺乏維持其“救世主”形象的物質載體的結果，它也使美國式的價值觀不攻自破而缺乏說服力。世界秩序的重構，期待有新的價值觀念支撐，中國特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交理念必將顯示出它的生機活力?！叭祟惷\共同體”觀念雖然具有“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中國政治理想基因，但其也具有兼顧個性與共性、多樣與融合的辯證價值，它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諧世界”外交理念一脈相承。它是中國向世界提出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身份和社會意識形態，關乎人類命運未來的“中國方案”。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實踐，積極推動雙邊、地區、全球層面的合作事業，使互利共贏落到實處，實現世界對“命運共同體”的廣泛認同；在理論、道路、制度、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加強東西方的政治文化體系的多層次自由自覺交流互動，從而獲得彼此的理解與尊重。通過交流互動，彌合中美立場上的分裂與觀念上的分歧，增加共識。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權力、制度、觀念層面對于中美兩國大國關系構建的解釋力雖然受到特朗普現實主義傾向的挑戰，他對基于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與全球治理的質疑，并不能改變兩國相互依賴加深的事實，也不能改變中國在全球治理能力逐步提升的事實，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長線機會依然存在。在沖突與合作的相互交融過程中，兩國要進一步密切雙邊經貿往來，加深兩國安全互信，降低傳統軍事權力的敏感性，不斷協調兩國利益與價值觀念，在雙邊、地區、全球層面利用機制化平臺展開密切互動。兩國應該堅持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家間關系樂觀的判斷，相信和平秩序的可能。正如習近平主席在致特朗普的賀電中所說，兩國要“推動中美關系在新的起點上取得更大進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各國人民”[21]。

[1]羅伯特·基歐漢.權力與相互依賴[M].門洪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GRIFFITHS M．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 ledge，1999.

[3]朱迪斯·戈爾茨坦，羅伯特·基歐漢．觀念與外交政策[M].劉東國，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中美聯合聲明[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01－20（02）．

[5]習近平在“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EB/OL]．2012-07-07[2016-10-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07/ c_1123830832.htm．

[6]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6月 8日與奧巴馬總統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期間的講話 [EB/OL].2013-6-10[2016-10-20]．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3-06/10/c_116107914.htm．

[7]朱旭峰．二軌國際機制與中國思想庫發展[J]．公共外交季刊，2013（3）：21．

[8]習近平 2015年 9月25日在華盛頓白宮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的講話[EB/OL].2015-09-26[2016-10-2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6/c1024-27636921.html．

[9]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關于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五主張的演講 [EB/OL].2003-05-28.[2016-10-25]．http://news. 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0528/11477846.html．

[10]劉華.習近平奧巴馬在中南海會晤[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11－12（04）．

[11]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蘇長和，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12．

[12]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Z].Boulder:Westview，1989.

[13]習近平在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七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的講話[EB/OL].2016-06-06[2016-10-2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06/c_1118997076.htm．

[14]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集會上的講話[EB/OL].2016-06-06[2016-10-29]．http://news.hexun.com/ 2016-08-25/185713439.html．

[15]張朋輝，王逸．特朗普要北約“解散”白宮批其正在動搖美國的盟友[N].環球時報，2016－04－06(02)．

[16]張新平，楊榮國．中美新型大國述評[J].現代國際關系，2014（7）：02．

[17]劉瑩：后奧巴馬時代的中美俄三角關系[N].環球時報，2016－10－31(14)．

[18]“特朗普：中國真偉大，我們可以與中國好好相處”[EB/OL].2016-7-31[2016-11-4]．http://news.ifeng.com/a/20160731/ 49693897_0.shtml．

[19]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21]習近平致電祝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EB/OL].2016-11-09[2016-11-10]．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14148.shtml．

Sino-US Relations in Post-Obama Era:Power，Mechanism and Ide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ZHANG Mɑoy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eshan Normal University，Leshan Sichuan 614000，China）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s the mainstre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which inherits the realism and absorbs the constructivism．The power，mechanism and idea are the three basic concepts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dependenc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China is committed to build the new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two countries reached consensus on the core.On the one hand，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paradigm；on the other hand，construction of new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faces the numerous strategic limits because power asymmetry in the dependencies，the difference of operation 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discrepancy about the deep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Trump's being elected to be new President of the U.S.opens formally the Post-Obama Era，and his campaign speech brings uncertainties for benign development of Sino-US relations.To further advancing Sino-US relations ha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ree dimensionality：power，mechanism and idea，and China must grasp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 New Model of China-US Relationship；Post-Obama Era

D812

A

1009-8666（2017）03-0083-07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3.015

［責任編輯、校對：王菁］

2017-01-10

張茂一（1982—），男，四川閬中人。樂山師范學院政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國際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