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的發達，不應以文言廢棄為前提

蔣寅

李春陽的《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一書是對20世紀白話文運動及其影響的一個全面反思，是對這一重大學術課題的再度深入考察。我們都知道，對白話文運動的評價是與運動相伴而生的一個老問題，一個世紀來論者之多，如過江之鯽。但篇幅如此龐大、視野如此開闊的論著似乎尚未出現過。作者的觀點很清楚：白話文運動初衷是提倡白話文，但結果卻導致文言文被廢棄。作者在今天為文言申冤，不是反對白話，而是要重新確立文言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彌補白話的不足，有益于白話的成長。一句話，白話的發達、成熟、偉大，不可以文言的廢棄為前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應該說是很理性的看法，是涉及民族語言發展方向的重要觀念。

這些觀點在作者李春陽200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即已表達。論文答辯時，蒙劉夢溪先生錯愛，以同行專家評審相囑，實則我對新文化運動和語言學夙無研究。但接到論文，閱讀之下深獲我心，覺得郁積多年的骨鯁，都快然一吐，不由得為之振奮。

關于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近年的研究較以往已有較大突破，愈益注意到晚清社會生活的變革及其影響，這對理解白話文運動的社會基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但白話文運動的理論核心——言文一致的假說，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石頭，本書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這一問題。就我所知，言文一致大概從來就是個神話，在語言史上得不到證實，就是拼音文字也絕不等于言文一致。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即便有過言文一致的情形，又能怎樣？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載傅山與其子眉一札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么飛龍鬧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僅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吃兩碗大鍋粥也好?！边@是清代初年的家常書札，一如父子對面，娓娓道來，最近口語，足見當時口語已與今天相去不遠。如果這便是言文一致，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白話文運動的目標不是要記錄口語，而是要創造一種用口語寫作的文學。單純口語的記錄，是不足以成為文學的。這原本是個常識，但在那一味思變的年代，人們似乎忘忽了這一點，以為文言改作口語便是進步。30年代官方刊發一則何鍵的消息，指定題目為《何省長昨日去岳麓山掃其母之墓》，第二天被報人改作《何省長昨日去岳麓山掃他媽的墓》！

如果說這不屬于文學的范圍，那么民初陳景寔《觀塵因室詩話》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陳氏舉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聯，說寫成新詩必作：“這一大些山頭和那些山澗溝子一齊都對荊門，路傍邊有一個小村子里頭有一位美貌的佳人?！卑自挼故前自捔?，但能否被視為文學呢，還要打個問號。當然，今天誰也不會將如此幼稚的白話視為文學語言變革的成功。經過幾十年，現代漢語寫作早已度越童稚年代，具有相對成熟的品格。但是，要確定白話文學的評價標準，判定其得失，恐怕還為時過早。正像現代性是個未完成的過程，在一個時期被視為驚天動地的變革，隨著過程的推移，其權重會逐漸變輕。語言也同樣如此，改革之初，難以預計未來的發展。相比當今“新新人類”的火星語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變，似乎又不算很大的詫異了。然而無論如何，棄置數千年累積的語言藝術和文化傳統的沃土，徒手白戰，想在貧瘠而日常的白話荒原上創辟一種偉大的新文學，肯定不能說是一種明智的想法。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學衡》雜志的簡章中有“體裁及辦法”一項，出自吳宓手筆。其辭曰：“本雜志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饾饤，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偲谝晕釃淖?，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學之效用，實系于作者之才力，茍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故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边@樣的態度，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說是睿智而不失自信的。文學不同于日常說話，即與學術論文相比，它也是一種更講究修辭的雅言。漢語文學絕不可能以放棄甚至犧牲漢語固有的優美形質為代價而獲得成功。哪怕這種盲目的勇氣可能成為流行的癥候，哪怕其幼稚的實驗成果可能風靡一時，但歷經時間的淘汰，終究會在閃耀著漢語優美形質的古典作品面前黯然失色。

一百多年前，阮元在《文言說》中寫道：“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边@通常被視為替駢文辯護之辭，不知它實際上是近代社會來臨前夕，一種堅守漢語形質之美的文學態度，也可以說是文學史上保守主義的前驅。余英時認為中國沒有保守主義，因為沒有可以保和守的東西。他似乎未注意到晚近以來一部分文化人的想法。

事實上，面對白話文學的興起，也曾有人用另一種思路來設想文學的未來。比如未被劃入學衡派而實為派中人的李審言，就對阮元的《文言說》“尤所心醉”，在“白話詩出，為大革命”的形勢下，思量著要走出一條能發揮漢語形質之美的路，并自信堅守阮元自命的“子派雜家”之學，據以為詩文，未嘗不能有所成就。他對古文辭偶儷傳統的張揚，實在是出于現實中對傳統文學審美特質淪喪的恐懼。其保守主義的立場至今仍是值得我們尊敬和反省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會將李審言們的想法認真掂量一下，他們微弱聲音最終淹沒在白話文運動的強勢洪流中。如今看來，白話文運動最根本的問題，不在于放棄文言本身，而在于它同時斷絕了其他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思白話文運動的得失，確實是關涉現代文學、文化轉型與中國未來文學、文化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

當然，受語言學知識的局限，尤其是在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發明之前，白話文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們對漢字和文言的悲觀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還有人出于語言的自卑，而導致董樂山說的“漢語的自我殖民地化”，那就肯定與漢語教育的失誤有關了。從決定一種語言諸多基本特征的音節數量說，漢語在所有語言中居中等水平，學習難度大致也是中等，并不比學習許多語言更困難。這一點當年文廷式與李提摩太辯論中文的繁簡問題，即已闡述得很明白：

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此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訛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各國語言凡襯字余音皆著之筆畫。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于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里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說，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于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后，即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

若從數千年不斷的歷史和強大的構詞能力來說，則漢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之一，不僅擁有數量最豐富的詞匯，而且它強大的構詞能力足以消化任何外來語，這只消看看漢語可以不用音譯法來吸收任何外來語就知道了。很多語言都做不到這一點，最為我們熟悉的例子是日語。

因為有了比較語言學，讓我們知道，漢語是世界上最簡潔的語言。聯合國使用的文件，漢語本是最薄的，若用文言還會薄許多。當年黃季剛先生講課，盛贊文言的簡潔，因胡適提倡白話文，便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需要十一個字。文言只需‘妻喪速歸四字，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痹诎自捨臓奚暨@種簡潔性后，我看到日本店鋪“年中無休”的牌子，竟不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慨，國內通常寫的是“節假日照常營業”。

讀完春陽這部書稿，覺得她許多想法都與我不謀而合。比如她說：“就掌握白話、文言的一般情況而言，前者易而后者難，國家的教育政策當應先易后難而循序漸進，決不可舍難就易而自甘淺陋?！蔽乙舱J為，一個人要想學好漢語，寫好語體文，首先必須學好古漢語。林琴南說“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確為至理名言。我甚至認為，中學語文課就可以不教白話作品，只讀文言。白話自幼使用，到了中學就不用再學，自己閱讀文學作品即可；而文言則需要花時間來學習，一旦學好，自然提升語文水平?？锤叟_電視節目，日常措辭明顯比大陸文雅。臺灣電子通信產品的廣告會說“無遠弗屆”，警察調查交通事故現場，面對電視鏡頭，會說“事主已往生”。想想我們一般會怎么說？

讀春陽還在修訂中的書稿，的確給我很多觸動，很多啟發。對一個涉學未深的年輕學者來說，駕馭如此重大的課題，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更需要具備相當的學養、才能。我覺得春陽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還表達得很有力。第一章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白話文運動”詞條的逐句解讀和評點，便頗見功力，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不確論斷。眾所周知，《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曾集合了各學術領域的專家，但受當時觀念和學術積累的局限，論述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經春陽一番分疏，其失實和不嚴密之處一一暴露出來。隨后她又梳理了現代白話文運動涉及的“大眾語”“民族形式”“整風”“幫八股”“ 言文一致”“歐化”“翻譯的白話”等一系列概念，并將這些時尚話語背后的文化焦慮和意識形態背景作了詳盡的剖析。貫穿于其中的歷時性眼光，不僅有文化批評的視野，也不乏歷史反思的深度。

當然，我同時也感覺到，作者對白話文運動乃至文學語言變異的合理性，似乎估計不足。文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語言的游戲，故而決不肯屈從于日常語言。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就是商洛方言嗎？不是，是商洛方言和《水滸傳》式的明清白話的混雜體。網絡文學更充斥著改造日常語言習慣的縮略、錯位、雙關等各種語言花招。這本是后現代寫作的一種常態，也是網絡掙脫意識形態束縛后的自然反應，但春陽似乎出于對語言純潔性的理想，而明顯持否定態度。這或許與個人趣味有很大的關系。她說魯迅、周作人而外，幾乎所有白話作家的創作，都不能令她滿意。周作人我從來不喜歡，讀得很少，無法評論。但魯迅我還是熟悉的，并不覺得魯迅的白話怎么好，非但文白夾雜，還帶有濃厚的日語語法痕跡（這也是當時留日文人的通?。?，現在看來仍是現代漢語初期較為幼稚的白話。我的判斷也可能比較主觀，難得專家首肯。但文學評價原本與批評者的知識背景有關，許多人稱贊金庸的語言好，文史知識淵博，而在我這個古典文學研究者看來，金庸小說的語言有點粗糙，文史知識也一般，他真正的本領乃在奇幻的想象力、駕馭復雜情節的魄力和刻畫人物的功力。

這些問題都容有討論，但有一點似乎值得作者注意。我在閱讀中不時感覺到，作者才氣橫溢，而且急于表達平時積累的有關歷史人物和文化問題的許多想法，寫著寫著就跟隨史料議論開去。這是作者需要斟酌的問題，但在我們讀者，固不妨將這部著作當作中國20世紀的語言文化史來讀。語言原是文化最基本的載體，在語言中發生的一切都密切關系著我們的生活。這一點，對經歷“史無前例”的語言洗禮的我輩來說，再容易理解不過。

轉眼三年過去，春陽的書稿經反復修訂，行將授梓。因為我畢業于南京大學，春陽認作學長，遂囑我為新稿寫個序。本來我既無能力評價她的研究，也不足為她的大作增重，既承重囑，祗好聊陳管見以塞責，不想一氣寫了數千字，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罷。春陽和讀者們覺有不妥，自可一笑置之。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古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副主編、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