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贊成“新儒學”和“儒教”這兩個提法

··Ⅰ··

先師嚴群先生（1907—1985），字孟群，號不黨（取“君子群而不黨”之義），福建侯官人，是嚴幾道先生（復）的侄孫。先生幼時即甚受幾道先生鐘愛，認為可成大器。七歲即開始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入中學后，因閱讀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著作，受其影響，遂立志終身致力于哲學的研究。193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哲學系，繼入燕大研究院深造，于1934年獲碩士學位。次年赴美國留學，先后在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就讀，同時教授中文，貼補生活。先生對古希臘文、拉丁文有深厚造詣，并兼通梵文、希伯來文、馬來文、泰文等多種古文字，即是在美國刻苦學習所結的碩果。當時先生立志要從古希臘文翻譯柏拉圖全集，竟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在美國一面讀書，一面譯書，先后譯出柏拉圖著作達全集的三分之二以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先生竟拒絕在美國教書的聘約，以全部積蓄購買大量西方哲學書籍回到祖國，執教于母校燕大哲學系。

在先師的眾多門人中，我是唯一不曾學過哲學的學生。說來有緣，1945年抗戰勝利，我重新上大學，考入燕大文學院（一年級不分系），隨即受業于先生。先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驟起，燕大被敵占而停辦。先生乃任教于私立中國大學以勉強維持生活。當時亡友高慶琳兄曾到中國大學遍聽名教授講課，向我提到過嚴群先生。故我一到北京，便訪知先生在城內的寓所，登門拜謁。與先生素昧平生，第一次見面，先生即留我午飯，長談良久，宛如舊時相識。1946年我又考上清華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當插班生，因宿舍太吵無法用功，乃懇求先生，允我于先生當時在燕大南門甲八號的寓所，借住了兩學期。當時同寄住于先生處的，尚有先生的弟子王維賢、穆民瞻等。我與維賢兄雖見過面，卻因同住一處近一年之久而訂交。在寄住期間，早晚承先生謦欬，獲益反較在課堂聽講為大。先生雖以治西方古典哲學為主，然承家學，諳國故，于孔、孟、老、莊及諸子之學亦精研有心得，其思想與主張全盤西化者迥異。又喜收藏名家書法手跡，精于鑒賞。且先生對青年人提攜不遺余力，視門人如子侄，故師生間共同語言甚多。我在清華就讀的一學年中，竟成了先生的一個對哲學外行的“入室”弟子。1947年先生南下，就浙江大學聘，我亦轉學入北大，彼此未相見者十余年。60年代初，先生來北京開會，遂侍先生在城內盤桓數日。未幾“文革”開始，天各一方，從此未再與先生晤面。而十年浩劫中，使先生最痛心的，除藏書有些損失外，是先生積累多年而尚未付梓的大量譯稿幾乎“全軍覆沒”。這對先生的打擊實在太大，自此身心兩瘁，精神飽受摧殘。故與先生通信時，先生極想讓我到杭州見面，并幾次托人帶過口信。1984年春我南下講學，原擬到杭州拜謁先生，不料病倒在上海，只得鎩羽而歸。誰想1985年新年剛過，先生竟猝然病逝。人天永隔，抱憾終生，至今思之，猶悵恨無已也。

··Ⅱ··

先師逝世已16年，幾位師弟師妹一直搜求遺著，謀為先生出版文集。2001年春，接王維賢兄自杭州來信，告以已輯得先生遺文35篇，有不少是從未發表過的系統論文，及專著五部。并寄來部分遺稿，囑我寫序。其中以研究古希臘哲學的論著為多，尤集中在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兩哲人的思想的分析與探討。有關我國先秦哲學的論著，則主要是對《老子》一書，及《中庸》《大學》兩篇帶總結性質的儒家哲學經典的系統研究。我對西方哲學（尤其是古希臘哲學）實在外行得近于無知，不敢妄加評說。但通過對先師原稿的學習，卻給了我一個進修的機會。根據我讀后粗淺的體會，其中分量較重的還是論述古希臘哲學的文章。自蘇格拉底而柏拉圖而亞里士多德，先師似對后兩人興趣更大，體會也更深。由于當時國人對西方哲學還比較陌生，先生的文章寫法總是偏于以述為作，或者說述中有作，即對他研究的對象和課題都帶有介紹性質和闡釋的內容。而在闡釋中進行發揮，表述了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于淺出中蘊含著深入。又由于先生在論文寫作方面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邏輯性極強，文章的條理與層次極為清晰明白，使人讀了毫無艱澀深奧之感。如先生論《老子》的“道”，全篇條貫分明，眉目疏朗，宛如一幅生理解剖圖，把“玄之又玄”的內容寫得了如指掌。又如論《中庸》與《大學》的思想內容，不僅綱舉目張，而且用圖表方式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詮釋，而個人的獨到見解即寓于其中。這是先生治中國哲學的一大特色。因此，像我這樣對哲學所知有限的人，也能循文章的思維脈絡而逐步深入腠理，有所領悟。更由于先生學貫中西，在論述某一家哲學思想時，往往用對比方法互相映照，進行研索。如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倫理思想之比較，對孔子與亞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之比較，都能給讀者以深層次的啟發，從而留下鮮明印象，并提高了對這些哲人的思想內涵的認識?？傊?，先生著述中諸篇論著，都貫穿著這三個方面的特色：一、述中有作，深入淺出；二、文章邏輯性極強，有條理、有系統，引導讀者循其思路而步步深入；三、用對比方法看中西哲學思想之異同，從中體現出先師本人的真知灼見。

讀后掩卷深思，感到有兩點想法，愿借此機會一申鄙見。這兩點想法都關涉到以孔子為奠基人的先秦儒家學派。一點想法是當前學術界有個流行術語，叫作“新儒學”，我認為不必要。蓋先秦時代承孔子衣缽而有專著傳世者，主要是孟、荀兩家?！睹献印窌兴从车乃枷爰床蝗诳鬃?，而《荀子》之學與孔子的思想則差距更大。如稱“新儒學”，則孟、荀二氏之學已屬于“新”的范疇了。至于漢之董仲舒、揚雄，則與孔子更有所不同。尤其是董仲舒所代表的今文學派，其學甚至與先秦儒家學派有枘鑿矛盾處，不是新不新的問題了。下而及于程朱理學，有的學者或以“新”稱之。其實就其不同的一面而言，連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的見解都有所不同，遑論周濂溪和張橫渠！ 至南宋朱熹，其思想之內涵更豐富，其理論之差距更大。如以朱熹為“新”，豈先于朱熹者皆“舊”乎？到了近現代，由于西風東漸，凡治中國哲學者或多或少皆吸收了西方哲學思想的內容，可謂“新”矣。然而每一位學者皆有其個人的見解，而且各不相同，可以說無人不“新”。既自孔子以下，凡屬于儒家學派者，其學皆與孔子不盡相同，無不可稱為“新”。然則又何必把“新儒學”的桂冠加諸當世某一學者或某一學派之上呢？天下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人（甚至被克隆出來的也未必完全一樣），也就沒有完全相同的哲學思想。如以此為“新”而彼為“舊”，豈不多此一舉乎？

另一個想法是，有些學者把孔子當成“教主”，把儒家學派認作“儒教”（或稱“孔教”），自康有為大張厥論，至當代某些學者仍力主此說。這種看法我不同意。夫孔子之不同于釋迦牟尼、耶穌，《論語》《孟子》之不同于《新約》《舊約》《可蘭經》，中國讀《四書》《五經》的知識分子之不同于天主教徒、伊斯蘭教徒，此顯而易見者也。就近取譬，即以孟群師之遺著而言，其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完全不同于西方之神學；其論《老子》之“道”，亦完全不同于中國之道教；其論《中庸》《大學》之思想與夫朱熹之學說，更是只見其哲學思想而一無闡發宗教教義之痕跡。何況后世之治儒家之學者（包括《五經》《四書》），清代漢學家無論矣，即以近現代學者而論，自梁啟超、胡適以下，如馮友蘭、梁漱溟、熊十力、錢穆諸先生，無不以治儒家之學著稱于當世。細繹諸家之說，歸根結底，皆是論述儒學思想而非宣傳所謂孔門之“教義”。以教主視孔子，和以宗教教義視儒家思想，皆小孔子與儒學者也。執此以讀先師之文集，或可見鄙說之非妄謬。

（作者簡介：吳小如（1922-2014），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本文系作者生前為《嚴群文集》所做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