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開啟城市改革歷程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改革工作的重點逐漸由農村的土地承包責任制轉向以搞活企業為中心環節的城市改革。但城市改革遠比農村改革復雜，不僅涉及到社會化程度極高的大中型企業，更有高度依賴城市基礎設施、流通體系、市場要素、科技研發、生活服務、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服務功能和綜合環境。隨著企業改革試點面的擴大及其內涵的逐步深化，城市綜合體制改革的試點也就順理成章地提上了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為取得城市改革的經驗，國家體改委于1981年10月和1982年3月，分別選擇了湖北省的沙市和江蘇省的常州兩個中等城市作為我國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試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兩市的規模較小，經濟關系較為簡單，其改革既缺乏代表性和影響力，也無法解決城市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如中央與地方、條條與塊塊的關系等。為此，中央考慮在一些大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試點工作。

水到渠成

1982年下半年，在國家體改委的支持下，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率領一批專家學者來到重慶，對這一地區進行廣泛、深入的實地調查研究，并于1982年11月向國務院遞交了《關于在重慶進行綜合試點的幾點建議》。

建議通過對沈陽、哈爾濱、武漢、廣州、重慶、西安等七八個大城市的比較研究，得出了試點的城市選擇重慶“更具代表性，試點的條件也更好”的結論。其理由主要有幾點：一、重慶在歷史上就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有密切的經濟聯系；二、重慶是一個門類齊全、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重要工業城市；三、重慶是條條塊塊關系很復雜的一個城市；四、重慶是我國生產常規武器的主要基地；五、重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改革最早、改革領域最為廣泛，并且堅持最好的城市之一。建議還指出：“在重慶進行綜合改革試點，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群眾基礎。經過三年多的改革實踐，領導和群眾對改革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積極性比較高，也有了一支初具改革經驗的干部隊伍。領導和干部對改革的情況明，決心大，只要中央和省把試點的原則確定下來，他們是有能力在實踐中闖出一條新路的?！?/p>

與此同時，中共重慶市委、市人民政府也于1983年1月10日以“渝委〔1983〕2號”文件向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上報了《關于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并請省委、省政府將此意見轉呈黨中央、國務院。

意見首先闡明了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必要性：“大家認為，重慶在歷史上就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和長江中下游地方有密切的經濟聯系，是與海外進行經濟往來的內河口岸。解放以后，重慶的經濟實力和交通條件比之過去有了巨大發展，1980年又重新辟為外貿港口。但由于長期實行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管理經濟的體制，重慶的經濟中心作用被大大削弱了?！?/p>

意見提出了此次改革試點的主要目的和任務：“充分發揮重慶的經濟和地理優勢，打破現行的行政區劃，打通重慶對海外的直接經濟聯系，加強重慶作為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社會經濟效益，加快經濟發展速度，逐步形成以重慶為依托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內外貿易、科學技術、金融事業等綜合發展的開放型的經濟區?！?/p>

除此之外，意見還提出了試點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內容，共有8個方面：一、根據《關于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的精神，改革城鄉分割、條塊分割、領導多頭的管理體制，實行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城鄉結合、條塊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二、在不改變省轄市的行政關系的條件下，給市以相當于省的經濟管理權力，由市直接承擔完成國家計劃和上繳財政任務的責任；三、在全國統一計劃下，國家對市實行計劃單列，由市負責計劃的綜合平衡，按照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積極發揮各種經濟杠桿的作用；四、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統籌安排全民、集體、合營個體經濟，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五、按照專業化協作的原則和經濟合理的要求，發展多種形式的經濟聯合，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六、打破地區、部門、城鄉的分割狀態，在重慶建立商業、物資中心，按經濟合理流向組織商品流通，做到貨暢其流；七、全面實行利改稅的體制，改善國家與企業的關系，進一步健全經濟責任制，改革工資獎勵制度，克服統收統支、“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的弊??；八、按照黨政企合理分工的原則和以大城市為中心管理經濟要求，改革行政管理機構。在近期改革的重點事項中，特別提出了要“適當擴大重慶的行政區范圍”，建議重慶市除現在領導的行政區域外，“再增加永川專區的8個縣和南充專區的華鎣工農區”。

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隨即將意見轉報黨中央、國務院。并于報告中“建議中央、國務院盡快批準這個報告，并派國家計委、國防科工委等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來川，幫助我們進行規劃，組織實施”。

時代的呼吁，人民的需要，使得這一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綜合改革試點，很快就確定了下來。

2月8日，一份標注“秘密”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83〕7號”文件發到全國各地各部門，其標題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關于在重慶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文件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原則批準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關于在重慶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彪S后，又說明了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重要意義：“在重慶這樣的大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試點，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對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各項改革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決策。認真搞好這個改革試點，對于進一步搞活和開發我國西南的經濟，探索軍工生產和民用生產相結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組織好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都具有重要意義?！彪S著7號文下發的，還有1983年1月10日中共重慶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上報的《關于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以及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給黨中央、國務院的報告。

至此，在重慶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可謂是水到渠成，余下的只是貫徹實施了。

地市合并

為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精神，1983年2月26日，中共重慶市委、永川地委以及四川省委的領導同志一起，就重慶市與永川地區合并的有關問題，舉行專門會議。

會議決定：一、堅決貫徹中央的〔1983〕7號文件精神，重慶市和永川地區實行合并；二、永川地區各機關，從4月1日起一律停止辦公，不再向下行文。會議同時對地市合并后市委、市政府等市級領導班子的組成，永川地區干部的任用、機構的合并、物資設備的處理、工作中的交接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

2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于重慶市和永川地區合并中有關問題的決定》，并將上述決定通知重慶市、永川地區及省內各個方面。遵照決定精神，3月11日，中共重慶市委和永川地委聯合發出了《關于重慶市和永川地區合并工作中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地市合并后有關問題的處理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規定。

3月21日，中共重慶市委、市人民政府發文，決定成立“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人民政府駐永川工作組”，以處理原永川地委、永川行署在4月1日停止辦公后應辦但未辦的遺留問題，及辦理市委、市政府交辦的其他工作。

4月1日，原四川省永川地區正式撤銷，其所轄的永川縣（最初擬建成永川市，因當時無市管市的先例，故改為永川縣）、江津縣、合川縣、銅梁縣、璧山縣、大足縣、榮昌縣、潼南縣8縣一起并入重慶市，實行“以市帶縣”的新體制。

永川地區并入重慶，是重慶城市體制綜合改革的重要一環，擴大了重慶的行政區域，增加了重慶的經濟總量。至此，重慶轄區由原來的市轄9區4縣，增加到市轄9區12縣。即市中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北碚區、南桐礦區、大渡口區、雙橋區和巴縣、綦江縣、長壽縣、江北縣、永川縣、江津縣、合川縣、銅梁縣、璧山縣、大足縣、榮昌縣、潼南縣，統領有81個街道辦事處、121個區公所、814個鄉（公社）、44個鎮（其中區級鎮15個，鄉級鎮29個）；重慶的幅員面積由1978年的9848.43平方公里增至23174.6平方公里，增加了一倍還多，總人口則由6144902人增加到13534219人，也增加了一倍有余。

直到1997年重慶直轄前，重慶市下屬的區、縣行政區域，保持了基本的穩定，但各區縣內部、區縣與區縣之間行政區劃的調整以及部分縣的撤縣建市、撤縣建區等，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重慶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