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局工作的日子

羅曉紅+張正霞+陳以中+周孫煊

羅曉紅（1909-2010），原名羅素同，祖籍廣東順德。1928年6月在廈門參加革命，在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至1935年2月，在上海中央局滬東區委宣傳部、上海國際遠東情報局、上海中央局秘書處工作。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在上海被捕入獄，后經保釋出獄，隨即接上組織關系。1937年9月至1941年3月，在上海婦女慰勞分會、上海江蘇省委秘書處、上海女青年夜校和勞工部先后任教員、黨支部書記、上海職委婦委書記。1941年3月至1943年6月，在中央駐港澳辦事處工作。1943年至1946年在中央代表團任渝、寧、滬統戰工作委員會組員。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在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工作。1948年10月至1951年7月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1951年8月至1952年3月，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教育處副處長。1952年4月至1955年6月，先后任全國婦聯辦公廳秘書、國際工作部秘書。1955年6月，任全國婦聯主席蔡暢的秘書。1980年1月離休。201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問：請您介紹一下自己早期的革命經歷。

答：我出生于廣東順德。父親是康梁派，反對滿清，我從小接受孫中山愛國主義思想的教育。1921年，我在北京上學。高三時，有朋友說南方革命高潮迭起，要革命就去廣東。于是，我和兩位女同學一同來到廣東。聽說葉、賀（葉挺、賀龍）的部隊在汕頭，我們又趕到汕頭，可惜部隊已經撤走。我們不懂當地語言，又住在一間空房子里，引起了特務的注意，常來伺察。眼看呆不下去了，我們只得到廣州。不久，廣州起義失敗，我找了社會關系，到中山大學教國語。誰知又被當局盯上，便撤退到廈門。

1928年6月，經張采真（中共黨員，革命烈士。此時在福建臨時省委共青團省委宣傳部工作——整理者注）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福建省委機關擔任刻鋼板、寫標語傳單等工作。1929年9月到上海，在中央宣傳部材料科剪報紙（收集報紙情報）。1930年4月，王明主持中央工作，精簡人員，我便到上海工廠做工，同時秘密做群眾工作。在工廠的日子很煎熬，工時長，不分晝夜地勞作，還常遭工頭棒打。這時我改名“曉紅”，意指盼天明、盼解放。

1933年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撤退到江西蘇區，隨后上海成立中央局，我在上海中央局的刊物《捷報》工作。1934年，“李竹聲事件”（李竹聲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1934年6月26日被捕叛變——整理者注）發生后，第一屆上海中央局被破壞。1934年下半年，第二屆上海中央局又被破壞。1935年2月19日，第三屆上海中央局也遭到破壞，這次被捕的有36人，我在其中。大家先被關在法租界，后被引渡到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經黨組織營救，我于1937年9月23日出獄。不久，上海辦事處的黃杰同我接上關系，但組織關系沒接。有一段時間，我在何香凝領導的機構工作，一起工作的還有廖夢醒、許廣平等人。

問：聽說您在港澳工作期間曾親歷1942年“香港大營救”，能否談談這次事件的經過？

答：1937年11月13日，上海淪陷前夕，劉曉（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找我談話，恢復了我的組織關系。我重新回到黨的懷抱，在江蘇省委秘書處跑交通。1941年3月，我到了香港，在中共中央交通處駐港澳辦事處工作，由劉少文（駐港澳辦事處處長，羅曉紅丈夫）領導。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被日軍占領，日本侵略者殘酷屠殺中國人，激起愛國進步人士的抗議。由于擔心日本人對這些人下毒手，黨中央和南方局多次給廖承志、劉少文發電報，要他們布置工作，迅速營救有關人員到安全的地方。當時，在港進步人士有好幾百人，情況很復雜。我協助劉少文，主要做聯絡工作。

戰爭時期，有一段時間，我們躲在防空洞里。香港的防空洞在山中，很大，好像一條“地下長城”。我們的人，分散在防空洞里，難得見面。我跟龔飲冰、吳雪之、蔡楚生及機要行的同志在一起，吃飯就到防空洞附近的一所小學。校長是我們的同志，地下黨員。由于大家分散隱匿，一次，少文讓我去找廖承志，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就這樣，少文同廖承志接上了關系。

營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并將他們疏散撤離到后方，這項工作很艱巨、很復雜，是在黨中央和南方局的領導下，由黨的各級組織有步驟、有計劃地配合完成的（營救工作由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連貫，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中共粵南省委書記梁廣，中共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南方局特派代表劉少文、李少石組織實施，疏散路線經廣州灣或東江轉入后方安全區——整理者注）。沿著疏散路線，有的同志經九龍來到我們的秘密聯絡站；有的同志走湛江，經廣州灣、廣西、貴州到重慶；還有的同志向東江游擊區轉移……不管走哪條路線，沿途都布置了安排接應的交通線、聯絡站。

這次秘密營救，歷時200多天，行程數萬里，遍及10余省市。我黨在財力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耗資巨大，成功轉移出宋慶齡、鄒韜奮、胡繩等七八百人，還幫助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上官德賢、南京市市長馬超俊的夫人以及一批國際友人脫險。這次行動，是我黨在抗戰時期組織的最偉大的一次搶救工作，充分體現了黨組織的協同合作精神。

問：您在重慶主要從事什么工作？這期間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答：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形勢日漸惡化。劉少文完成營救工作后，1942年10月，奉黨的指示，從香港到了重慶，我則到了澳門。澳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是李少石，當時我住在他家。

1943年6月，我與李少石、劉澄清等6人從澳門來到重慶紅巖村，我被分到南方局婦女組。婦女組的成員有鄧大姐（鄧穎超）、張曉梅、盧瑾（黃柳玲）。盧瑾要去廣西上學，我就接替她的工作。婦女組由鄧大姐直接領導，她不在重慶時，由張曉梅負責。鄧大姐、張曉梅負責聯系上層人士，如史良、曹孟君、倪斐君、李德全、鄭瑛等。我的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副刊“婦女之路”的編輯、記者，主要做下層人士的統戰工作，有職員、教員、學生。

黨在國民黨的機關、企事業單位也安排了我們的同志，比如宋美齡任指導長的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及下屬幼兒園、中蘇友好協會、生活書店、南開中學、民生航運公司等單位。這些同志大多是抗戰初期的戰地服務團、抗日宣傳隊、抗日劇團、抗日歌詠隊的成員，中共黨員。我記得，有一位同志名叫馮光灌（女，江蘇崇明人。1938年春，在武漢參加戰時兒童保育會。同年7月，參加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并任總干事的秘書。其間，因工作出色，宋美齡曾3次親自動員她加入國民黨，都遭婉拒。194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婦聯辦公廳副主任——整理者注），因工作出色，宋美齡還獎勵她一張印有蔣介石頭像的獎狀。

我和聯絡對象經常單線聯系，一般在馬路、咖啡館接頭，交換材料。他們來曾家巖，都是單獨前往。來了以后就做“新娘子”（同志們把到曾家巖50號或到紅巖村當作“回娘家”——整理者注），關在屋里，學習文件和匯報工作，接受黨的指示。第二天，趁天還沒亮，就從曾家巖院內一處隱蔽的防空洞悄然離開。如果有人暴露了，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黨組織會馬上將其送到解放區。

南方局婦女組做統戰工作，主要通過國統區合法的組織機構和節日活動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中共七大召開后，我黨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提出戰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策，并在《新華日報》全文登載，廣為散發。1946年的三八婦女節，重慶各界婦女聯合會在體育場舉行紀念會，宋慶齡、鄧大姐參加會議并講話。婦女組的同志也去了，隨身帶著《新華日報》，準備散發宣傳?？墒?，遭到把守會場大門的國民黨特務粗暴阻攔，他們搶過報紙，扔在地下，用大皮靴使勁踩。我們與其展開搶奪，但寡不敵眾，報紙被搶走。特務不甘心，不許我們留在會場，我們被迫退席。

問：您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答：我白天在曾家巖50號周公館工作，晚上回紅巖村。周公館底樓是行政事務辦公室、會客室，二樓是機關人員的辦公場所。我在三樓，先后與龔澎、陳舜瑤同一間辦公室，隔壁是陳家康、徐克立，最里面是李少石的辦公室。

周公（周恩來）非常忙碌。那時候，雖然大家工作、生活在一起，但也不?？吹剿?，只有在招待統一戰線的朋友、記者或者開匯報會時，大家才聚集在會客室。匯報會的內容很廣泛，尤其是每當收到來自黨中央的新政策或毛主席新發表的文章，周公都要組織大家學習，并安排在《新華日報》上全文刊載。我們學習后，再向各自的聯系對象口頭傳達黨的聲音。同時，也要搜集同志、群眾的意見，以及黨員執行任務的進展，在會上作匯報。參加匯報會的都是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各工作組的同志，大家傾聽各方面的意見，互相交流。匯報會通常開得很久，有時到晚上12點。結束后，周公就給黨中央寫報告，匯報國統區的同志、朋友對黨的政策的意見和建議。

問：您眼中的周恩來是怎樣的一個人？

答：周公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風，令人非常敬佩。他大公無私、厚人薄己，事跡不勝枚舉。他注重“內外有別”：黨內、黨外有別，老黨員、新黨員有別。那時，我們在外工作的同志回到紅巖村時，給他帶了東西，他從不接受。他說，你們不要把統戰的做法帶到黨內來，我們是同志，黨內黨外有別。周公對待犯錯誤的同志，也是內外有別。對資格老的黨員要求更嚴格一些。年輕的黨員犯了錯誤，可以原諒，可以再教育。如果是一個統戰朋友犯了錯，他就不直接批評了，而是采用自我批評的形式，以此暗示對方。

周公的這種思想作風，貫徹于他的行動、生活，乃至他的一生。因此也深深地影響著我，讓我至今記憶猶新。

編輯/韓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