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政府與公眾公共健康提升激勵機制演化分析

曲衛華，顏志軍

(1. 太原學院 計算中心，山西 太原 030032； 2. 山西大學 管理與決策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3.北京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企業、政府與公眾公共健康提升激勵機制演化分析

曲衛華1，2，顏志軍3

(1. 太原學院 計算中心，山西 太原 030032； 2. 山西大學 管理與決策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3.北京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北京 100081)

我國能源消費導致的環境污染嚴重影響公眾的公共健康水平。在考慮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的情況下，構建了企業、政府與公眾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分析三方策略的選擇機制及影響因素。演化博弈理論認為在三維空間區域內，三方沒有收斂于某一結果的演化穩定策略。研究發現，在一定條件下，在三維空間的某一區域內，三方可收斂到理想的演化博弈穩定策略：{實行能源轉型、企業監管、公眾參與環境管理}。并用數值仿真展示了在理想演化博弈穩定策略情景下，不同政策決策參數對演化結果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政府群體實行監管比例固定的條件下，公眾群體參與環境管理比例越大或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越大，企業群體演化與實行能源轉型策略的速度越快。同時，討論了政府補貼、稅收減免、政府罰款對演化結果的影響，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能源消費；企業污染； 政府監管；公眾參與；博弈

我國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消費產生了大量危害公共健康的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煙塵、粉塵、氮氧化合物、懸浮顆粒物(TSP)、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PM2.5)等，這些污染物是引發霧霾天氣的主要原因[1]，對呼吸系統疾病、心腦血管疾病等公共健康水平有嚴重威脅。研究表明，由2013年1月的霧霾天氣導致的健康經濟損失總額約為226億元，相當于2011年平均月度衛生總費用的11.2%[2]。

現有文獻主要從健康經濟損失、政府監管和公眾參與等幾個角度研究企業、政府和公眾三方的能源消費、環境保護與公共健康問題。1)從健康經濟損失角度來看，Xia等[3]通過對我國30個省份環境污染物導致的公眾健康經濟損失研究，使用投入產出方法表明，2007年，由環境污染造成的公眾公共健康損失大約為3 460 億元；Wang[4]研究了我國不同地區企業能源消費產生的污染物對公共健康的影響，利用劑量效應與暴露響應原理分析表明，以化石能源消費為主的能源結構排放的污染物嚴重影響著公眾的公共健康水平，其排放的SO2與PM10在2020年導致的公共健康損失將達到4 520～6 150 億元，幾乎占同期GDP的1.06%。之后，學者們結合能源消費、環境污染、經濟增長和公公健康因素運用LEAP模型和計量方法研究企業能源消費對環境、經濟以及公共健康的影響，如Zhang[5]、曲衛華等[6]。2)從政府監管角度出發，Dong、Li[7]等運用靜態博弈理論研究了中國電鍍企業清潔生產的政策實施效果，認為政府的稅收減免、生產設備補貼、清潔能源創新成本補貼以及企業排污監管力度等措施對高污染企業向清潔化生產方向轉型有重要影響。近期學者通過最優化模型、信號博弈論的方法研究企業能源轉型、技術創新、政府稅收政策對環保的影響，如許士春等[8]，郭丕斌等[9]，Zheng等[10]，Li等[11]，張國興等[12]。3)從公眾參與角度出發， 學者們運用委托代理模型對企業的實證研究認為公眾參與力度對企業向綠色方向發展有重要影響，如Gera等[13]。朱慶華和竇一杰通過構建政府補貼的綠色供應鏈管理博弈模型，研究認為政府應努力培育消費者的環保意識，這一舉措是使政府和消費者共贏的長遠之計[14〗[15-16]，杜建國等[17]，鄭思齊等[18]。

上述研究對促進企業向綠色方向轉型發展、提高公眾公共健康水平政策具有借鑒意義。但是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參數選擇方面存在不足，忽略了我國能源消費背景下，企業排污、政府監管與公眾參與三方的相互制約機理。具體來說，1)在研究內容上，現有的博弈研究中僅涉及政府對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行為方面的獎勵，沒有考慮企業排污對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因素，然而，企業排污嚴重影響著公眾公共健康水平的高低；現有研究僅涉及的是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公眾的兩方博弈研究，對于政府、企業與公眾三方博弈的相關研究比較少；2)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數研究主要采用暴露響應與劑量效應原理的解析法或僅研究企業排污與政府監控、企業排污與公眾參與的兩方博弈，未綜合考慮企業能源轉型、政府監管與公眾參與環境三者的動態機理，而公眾參與行為對政府監管力度與企業排污程度有重要影響；3)在數值仿真方面，現有研究很少有對企業能源轉型、政府監管與公眾參與環境管理三方博弈的算例分析，而數值仿真計算是科學技術探索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對于抽象且為動態及局部細節的研究問題，數值仿真具有直觀、可行性高的優點。

為此，本文將排污企業、地方政府和公眾3個主體一同納入到模型中，考慮公眾健康損失賠償大小，綜合研究三者間的相互機理；運用演化博弈論動態分析排污企業是否實行能源轉型、政府是否監管以及公眾是否參與環境管理行為的相互影響；最后用數值算例仿真了不同政策參數取值情況下各博弈方的演化行為，為企業能源轉型與公共健康水平提升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撐。

1 政府、企業和公眾三方博弈模型

1.1 演化博弈模型假設

1.1.1 博弈主體

化石能源消費排放造成環境污染的直接利益相關者有：地方政府(簡稱“政府”)、排污企業和公眾，3個博弈方均是有限理性。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政府很可能會監管企業排污行為，對排污超標準的企業實行罰款、限制其生產(以下簡稱“監管”)，也可能因為顧忌監管成本及影響本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而選擇不監管(以下簡稱“不監管”)；從企業角度來看，企業很可能因為利益的驅使和顧忌能源轉型成本繼續以傳統化石能源消費生產致使污染物超標準排放(以下簡稱“不實行能源轉型”)，也可能顧忌政府的懲罰和實行能源轉型后政府的補貼而實行能源轉型(以下簡稱“實行能源轉型”)；從公眾角度來看，公眾很可能由于對環保意識的淡薄不參與環境管理(以下簡稱“不參與環境管理”)，也可能考慮企業排污帶來的環境污染會使身體健康受損失而參與環境管理(以下簡稱“參與環境管理”)。由于3個參與博弈方都是學習能力有限的理性參與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三方在進行決策時往往不會一開始就找到最優策略，會在博弈過程中學習博弈，根據以往收益較大的策略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

1.1.2 模型參數

為了研究各個博弈策略組合下，地方政府、排污企業與公眾三者的成本、收益與損失情況，設定下列相關政策參數和輸入參數，如表1所示。通過上述的定義和假設，建立化石能源消費背景下企業-政府-公眾的三方博弈模型，如圖1所示。根據模型假設和圖1得出相應的收益矩陣，8種收益組合如表2所示，收益結果分別對應企業、政府和公眾。

表1 主要參數及其含義

表2 企業-政府-公眾收益矩陣

圖1 企業-政府-公眾三方博弈模型Fig.1 Tripartite game model among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1.2 演化博弈模型建立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構建各博弈方的收益期望，其中：

1)企業的期望收益為

2)政府的期望收益為

3)公眾的期望收益為

1.3 基于復制動態方程的穩定策略

根據演化博弈理論原理可知，當某一種策略的支付或適應度比種群的平均適應度高時，這種策略在種群中就會演化發展，具體表現是種群中使用某種策略的個體在種群中所在比例增長率大于零，這一過程稱為復制動態方程。實際上，復制動態方程是某種特定策略在某一種群中被采用的頻率或頻度的動態微分方程[19]。

1)基于復制動態方程原理，可構造企業策略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①若

時，則F(x)≡0，這意味著所有水平都是穩定狀態。

②若

時，令F(x)=0，得x=0，x=1是x的兩個穩定點。

對F(x)求導得：

當C2-E1-π2-yC2+yατπ0<0，又分兩種情況：

a)當

b)當

當C2-E1-π2-yC2+yατπ0>0，又分兩種情況：

a)當

b)當

(a) 公共健康損失賠償較大時，企業行為演化圖

(b) 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程度較高時，企業行為演化圖

(c) 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程度較低時，企業行為演化圖

(d) 企業不實行能源轉型成本較大且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行為較強時，企業行為演化圖

(e) 企業不實行能源轉型成本較小且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行為較弱時，企業行為演化圖 圖2 企業群體的復制動態相位圖Fig.2 Phase diagram of replicator dynamics for enterprises group

2)基于復制動態方程原理，可構造政府策略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①若z=[x(βC1-τC1+θ1F+τπF+τπ0+

ατC1-ατπF-ατπ0+αβτC1)+C4-θ1F]/π3+θ2E2-xθ2E2+xθ2R2時，則F(y)≡0，這意味著所有水平都是穩定狀態。

②若

xθ2E2+xθ2R2

時，令F(y)=0，得y=0，y=1是y的兩個穩定點，對F(y)求導得：

顯然，-π3-θ2E2+xθ2E2-xθ2R2<0，此時又分兩種情況：

a)當z>[x(βC1-τC1+θ1F+τπF+τπ0+ατC1-ατπF-ατπ0-αβτC1)+C4-θ1F]/π3+

b)當z<[x(βC1-τC1+θ1F+τπF+τπ0+

ατC1-ατπF-ατπ0-αβτC1)+C4-θ1F]/π3+

(a) 政府監管收益較高時，政府行為演化圖

(b) 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程度較高時，政府行為演化圖

(c) 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程度較小時，政府行為演化圖 圖3 政府群體的動態相位圖Fig.3 Phase diagram of replicator dynamics for governments group

3)基于復制動態方程原理，可構造公眾策略的復制

①y=x(2R1-E1+π1-E2θ2)+A-C3+E1-2R1+π1+E2θ2]/(E2θ2-xE2θ2)時，則F(z)≡0，這意味著所有水平都是穩定狀態。

②若y≠x(2R1-E1+π1-E2θ2)+A-C3+E1-2R1+π1+E2θ2]/(E2θ2-xE2θ2)時，令F(z)=0，得z=0，z=1是z的兩個穩定點，對

F(z)求導得：

顯然，xE2θ2-E2θ2<0，此時又分兩種情況：

a)y>x(2R1-E1+π1-E2θ2)+A-C3+

b)y

(a) 政府不監管被公眾發現的概率較高時，公眾行為演化圖

(b)政府監管行為較高時，公眾行為演化圖

(c) 政府監管行為較小時，公眾行為演化圖 圖4 公眾群體的動態相位圖Fig.4 Phase diagram of replicator dynamics for the pubic group

1.4 模型穩定性分析

由圖2可知，平面S1把三維區域分為S2與S3兩部分；由圖3可知，平面S4把三維區域分為S5與S6兩部分；由圖4可知，平面S7把三維區域分為S8與S9兩部分。綜合該非對稱三方參與主體的演化博弈可以得到不同的均衡狀態，討論分析如下：

由前面分析可知，在C2-E1-π2-yC2+yατπ0<0、-π3-θ2E2+xθ2E2-θ2R2<0與xE2θ2-E2θ2<0的條件下，系統狀態與現實不符，是一種無效狀態。

在C2-E1-π2-yC2+yατπ0>0、-π3-θ2E2+xθ2E2-θ2R2<0與xE2θ2-E2θ2<0的條件下：

2)當初始狀態落在S2、S5與S9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1，0，1)，即(實行能源轉型、不監管、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根據復制動態方程可知，當政府監管環境管理成本稍增加、監管策略概率減下時，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策略概率z→1，而政府監管企業的策略概率y→0。通過對比狀態①和②可知，只要影響企業、政府、公眾三方博弈因素參數稍作變化，三方博弈策略的收斂路徑就會變化。

3)當初始狀態落在S2、S6與S8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1，1，0)，即(實行能源轉型、監管、不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3復制動態方程中的參數可知，當政府對公眾獎勵A較小、政府不監管被公眾發現的概率θ2以及政府向公眾支付的額外損失賠償E2較小時，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概率z→0；當政府對排污企業不監管被公眾發現的聲譽損失R2與公共健康損失賠償E2之差減小時，即政府不監管排污企業的聲譽損失全部用于公共健康損失賠償時，政府監管企業的概率y→1。

4)當初始狀態落在S2、S6與S9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1，1，1)，即(實行能源轉型、監管、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由1.3復制動態方程可知，當政府對公眾獎勵A較大、政府不監管被公眾發現的概率θ2以及政府向公眾支付的額外損失賠償E2較大時，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概率z→0。下列5)～8)4種狀態跟上述1)～4)4種狀態政府、公眾策略的演化路徑分別一致，企業策略的演化路徑相反。由此，也可得出，在整個三維空間策略內，該三方博弈不會收斂于某一穩定策略。

5)當初始狀態落在S3、S5與S8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0，0，0)，即(不實行能源轉型、不監管、不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根據三方復制動態方程可知，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E1較小、企業能源轉型的聲譽收益π3較少、政府對企業的罰金F較少時，三方群體的演化博弈路徑為{x→0，y→0，z→0}。

6)當初始狀態落在S3、S5與S9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0，0，1)，即(不實行能源轉型、不監管、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根據三方復制動態方程分析可知，公眾公共健康水平獲得收益π1增加、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成本C3較小、政府對企業的罰金F較大時，三方群體的演化博弈路徑為{x→0，y→0，z→1}。

7)當初始狀態落在S3、S6與S8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0，1，0)，即(不實行能源轉型、監管、不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根據三方復制動態方程分析可知，政府監管企業的成本C4減小、政府對企業的罰金F較大時、補貼成本β增大時，三方群體的演化博弈路徑為{x→0，y→1，z→0}。

8)當初始狀態落在S3、S6與S9區域的交集空間時，該博弈收斂于平衡點(0，1，1)，即(不實行能源轉型、監管、參與環境管理)是企業、政府與公民的三方博弈群體中所有參與者的必然選擇。根據三方復制動態方程分析可知，政府對企業的罰金F較小、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E1較小、能源轉系成本C1較小、補貼成本β減小、稅收減免比率α增大時，三方群體的演化博弈路徑為{x→0，y→1，z→1}。

通過對模型分析可知，盡管該三方博弈在某一局部范圍內會收斂于各自的穩定策略(平衡點)，但該三方博弈過程不會固定地演化為某一個固定策略的集合，這是因為，在能源消費背景下，影響企業能源消費轉型、政府監管與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因素有多種，結合1.3小節復制動態方程、對上述八種策略的局部穩定性分析可知，當某一個隨機因素發生改變，將促使其中一方也會改變選擇策略，且這三方的行為決策又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將促使三方的策略選擇不斷調整。從而使該模型沒有演化穩定策略。然而在環境污染日益惡化的今天，公眾參與的環境行為必不可少，本文的第4)種情形與現實情況比較吻合，是理想的博弈結果。由于本文涉及參數較多，在沒有具體值的情況下，參數間相互影響的分析比較不容易，針對這種情況，本文通過算例來研究第4)種情形。

2 數值實驗

由于所列式子的復雜性，針對企業實行能源轉型后，政府對其減免稅收的比率α、政府給予實行能源轉型企業成本的補貼β，以及公眾公共健康損失賠償E1、政府對不實行能源轉型企業的罰金F等政策參數采用Matlab軟件(版本：R2012b)對第4)中情形做數值模擬，以期得到有益的結論為政府監管相關部門及公共衛生部門的決策提供參考。

2.1 選擇某種策略初始情況變化對演化結果影響

數值實驗結果如圖5，其中x、y和z分別表示污染企業選擇實行能源轉型的初始比例、政府選擇監管的比例以及公眾選擇參與環境管理的比例?；谏轿魇∧嘲l電企業和專家咨詢，滿足上文系統博弈收斂于平衡點(1，1，1)的第4)種情形下參數值如下(單位：萬元)：α=0.2，β=0.3，A=150，F=100，C1=520，C2=420，C3=5，C4=8，E1=6，τ=0.3，πF=1000，π0=40，π2=8，π3=3，π1=2，R1=1.5，E2=1，θ1=0.8，θ2=0.75，R2=2。從圖5中得知排污企業群體、政府監管機構與公眾群體之間策略交往行為演化的路徑依賴性。

圖5 選擇某一策略的不同初始情況對演化結果的影響Fig.5 The effect of various initial conditions choosing a policy on evolution results

從圖5中的(a)、(b)和(c)看出，x的收斂方向與速度和y、z有關，在y固定的條件下，z越大，x收斂速度越快，可以很快收斂于理想的穩定狀態；但在z值較高且固定的條件下，如z=0.8，從(a)、(c)可知，y越大，x收斂于穩定狀態的速度越慢。從圖5中的(a)、(b)和(c)看出，y的收斂方向和速度與x、z有關，在z固定的條件下，x越大，y很快收斂于理想的穩定狀態。在x固定的條件下，z值越大，y收斂于平衡狀態的速度也越快。從圖5中的(a)、(b)和(c)看出，在y固定的條件下，x取值越大，z收斂于平衡狀態的速度要稍慢；在x固定的條件下，y取值越大，z收斂于平衡狀態的速度也稍慢。從圖5中的9個子圖可看出：污染企業、政府與公眾群體各自行為的演化結果和收斂時間不僅受本群體中選擇“能源轉型”、“實行監管”與“參與環境管理”各自初始比例的影響，其中一方還受另外兩方選擇平衡狀態策略的初始概率影響。相比污染企業、政府博弈方來說，公眾參與環境管理行為的策略較少受本群體初始比例與另兩方初始比例的影響。

2.2 稅收率改變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在企業實行能源轉型后，政府監管機構通常在原有稅率的基礎上繼續減少稅率。分析了稅率改變對演化結果的影響。數值實驗結果如圖6，除參數α外，其他參數取值如圖5。對比圖5(a)和圖6(a)可以看出，增大參數α(稅收減免減小)，企業選擇實行能源轉型的演化博弈方向不會改變，但從演化博弈實驗仿真數值看，增大參數α，企業會加快收斂速度。對比圖5(b)和圖6(b)可以看出，增大參數α，會影響政府收斂于平衡狀態的方向，甚至會使演化博弈結果偏離平衡狀態。對比圖5(c)和圖6(c)可以看出，增大參數α，不會改變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演化博弈方向和速度。

(a) y=0.2，z=0.8，α=0.8

(b) x=0.6，z=0.8，α=0.8

(c) x=0.2，y=0.8，α=0.8 圖6 政府給予能源轉型的企業稅率改變對演化結果的影響Fig.6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tax changes for energy transformation given governments on evolution results

2.3 成本補貼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政府對企業實行能源轉型成本的補貼對三方博弈演化結果的影響如圖7(a)、(b)與(c)。分別對比圖5(a)、(b)與(c)和圖7(a)、(b)與(c)可知，政府對企業成本補貼的加大不會改變企業收斂于平衡狀態的方向，但從實驗數值觀察，增加成本補貼后，企業群體演化與實行能源轉型策略速度變慢；而政府群體演化于監管策略的速度會加快。

(a) y=0.2，z=0.8，α=0.8

(b) x=0.6，z=0.8，α=0.8

(c) x=0.2，y=0.8，α=0.8 圖7 實行能源轉型企業成本的補貼對演化結果的影響Fig.7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cost subsidies for energy transformation given govenment on evolution resutls

2.4 公共健康損失賠償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公眾要求不實行能源轉型的企業健康損失賠償對演化結果的影響如圖8(a)、(b)與(c)，除參數E1外，其他參數取值同圖5。分別對比圖5與圖8中的(a)、(b)與(c)可以看出，增加不實行能源轉型的企業對公共健康損失的賠償不會改變各博弈方的演化方向，但對比圖5(a)與圖8(a)仿真實驗數值發現，增加企業的公共健康損失賠償可加快企業收斂到穩定狀態；對比圖5(b)與圖8(b)仿真實驗數值發現，增加企業的公共健康損失賠償對政府監管不受影響；對比圖5(c)與圖8(c)的實驗數據發現，增加公共健康損失賠償，有助于加快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收斂于理想的穩定狀態策略。

(a)y=0.2，z=0.8， E1=10

(b) x=0.6，z=0.8， E1=10

(c) x=0.2，y=0.8， E1=10 圖8 企業健康損失賠償對演化結果的影響Fig.8 The effect of compensation for health loss not implet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on evolution results

2.5 政府的罰金對演化結果的影響

不實行能源轉型的企業政府罰金對演化結果的影響如圖9。除參數F外，其他參數取值同圖5。對比圖5(a)與圖9(a)的仿真實驗數值發現，適當增加罰金F不會改變企業實行能源轉型的演化結果，但會導致演化于平衡狀態的速度變慢；政府由于增加罰金也會導致演化于平衡狀態的速度變慢。

(a)y=0.2，z=0.8， F=150

(b) x=0.6，z=0.8，F=150

(c) x=0.2，y=0.8，F=150圖9 不實行能源轉型企業的政府罰金對演化結果的影響Fig.9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s fund for enterprise not implet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on evolution resutls

綜上，在化石能源消費背景下，企業實行能源消費轉型、政府監管與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會在一定條件下收斂到理想的博弈結果，即企業實行能源轉型、政府監管、公眾參與環境管理；那么三方群體如何盡可能收斂于理想的博弈結果而遠離“企業不實行能源轉型”的策略呢？從本文圖5可知，在政府群體監管策略一定的條件下，公眾群體參與環境管理的力度越大，企業收斂于“實行能源轉型”的速度越快，可見，對企業實行能源轉型監管的機制，除了政府外，公眾參與環境管理必不可少。因此，為使公共健康水平得以提升，首先要完善企業的社會責任機制，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充分的激勵與約束條件。

3 結束語

化石能源消費導致的環境污染嚴重影響著公眾的公共健康水平。為了克服政府監管不力和遏制環境污染繼續惡化，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建立一種新的環境監管均衡機制，使公眾有效合法全方位的參與環境管理，本文從企業自身角度出發、政府監管政策與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1)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由前文模型穩定性分析可知，為使污染企業收斂于實行能源轉型策略(x收斂于一)的理想結果，一方面，可適當增加公共健康損失賠償E1、公眾對實行能源轉型企業好感π2，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政府應給予企業激勵措施，減少企業不實行能源轉型策略的成本收益C2(如新能源的技術成本等)。政府應注重法律政策的制定和企業道德的水平宣傳，從法律規范和道德水平以及公眾美譽的潛在價值上促使企業實行能源轉型。

2)政府監管與激勵

短期內，政府應加強監管力度。在我國的經濟、行政體制下，地方政府既有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又有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重任。嚴肅查處環境污染領域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行為，提高不進行清潔生產，不進行能源轉型的成本。著眼長遠，從法制立法的高度約束企業排污。建立法治能源市場，只要市場中的煤炭消費需求下降了，煤炭資源型經濟就可以實現經濟轉型。從市場的角度探索環境污染交易、結合排污稅和排放許可證等多種手段，處罰、激勵與市場交易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和政府的監管行為，實現環境污染“外部負效應成本”的“內部正效應化”。

3)完善公眾參與制度

從立法的角度建立公眾參與環境管理、監管的事前、事中參與機制，把環境污染引發的公共健康損失納入到具體的法律條款中。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主動意識，構建公眾、政府與企業三方相互共同監管的機制。借鑒發達國家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政策，加強我國公眾對環境保護的認知度，結合相應的法律體系提高國人對環保的責任感和認同感。

此外，本研究對企業、政府與公眾三者策略選擇的影響因素還不夠全面，且沒考慮三方信息不對稱問題；盡管本研究給出了三方博弈各種情況下的平衡點，但沒給出各種策略平衡點的規律。未來的研究可對企業、政府與公眾三方群體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展開分析，借助復雜網絡，進一步研究總結各種情況下平衡點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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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衛華，男，1982年生，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能源環境經濟、健康經濟、健康大數據分析與復雜系統建模。發表學術論文15篇。被SCI/SSCI論文檢索2篇，被EI檢索1篇，被CSSCI、CSCD檢索5篇。

顏志軍，男，1974年生，教授,博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電子商務、健康管理、醫療大數據分析、社會網絡分析。先后主持和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科技部、“973”課題、“863”課題、"十五"科技攻關專題、國防科工委"十一五"基礎科研"等重要科研課題20余項。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其中被SCI/SSCI/EI檢索論文20余篇。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enterprises, governments,and the public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health improvements

QU Weihua1,2, YAN Zhijun3

(1.Computer Center,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2, China;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3.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The effec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energy consumption are having o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are quickly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for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to analyze selection mechanism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hese three constituents, thus considering health damage compensation. From game theory, these three stakeholders fail to converge to an ideal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in some domains of the give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however, we have found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se three stakeholders can converge to an ideal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in certain domains, i.e., implement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regul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 control. We show the effects that the variety of decision-making parameters have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via numerical experiments. We found that when the proportion of influence that the government group exercises in terms of regulations remains fixed,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therefore higher health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the faster the speed by which the enterprise group evolves and energy transformation is realized. We also discuss the effects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tax deductions and exemptions, and government fines have on the evolutionary results, mak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ers as part of our conclu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enterprise pollu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game theory

2015-08-13.

日期：2017-02-17.

北京市自然科學基金項目(9152015).

顏志軍.E-mail: yanzhijun@bit.edu.cn.

10.11992/tis.20150801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3.1538.tp.20170217.0954.002.html

TP3; 062.2; C93

A

1673-4785(2017)02-0237-07

曲衛華，顏志軍. 企業、政府與公眾公共健康提升激勵機制演化分析[J]. 智能系統學報， 2017, 12(2): 237-249.

英文引用格式：QU Weihua, YAN Zhijun.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for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health improvements[J]. CAAI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2017, 12(2): 237-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