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音樂與大眾音樂的關系

陳艷喆

摘要：燦爛的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綿延數千載而經久不息。源遠流長的中國音樂文化，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審美情趣，它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厚重的文化積淀和豐富的精神財富。中國傳統音樂在它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與別國不同的帶有體系性質的規律和特點。無論從律制、音階、宮調等基本樂學和樂學理論，到更大范圍的形態特征，或是從其哲學基礎、文化傳統直至特有的民族思維方式等都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這些規律成為中國傳統音樂區別于他國民族傳統音樂的標志。

關鍵詞：中國傳統音樂 大眾音樂 關系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5-0010-03

中國傳統音樂指歷代產生并流傳至今的音樂。它包括古代與近現代（含當代）具有一定流傳時間、在中國生根發展的一切音樂，也包括借鑒西方作曲理論創作的具有中國風格特征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音樂。不過，中國的傳統音樂，業內通常習慣指“五四”運動之前產生和流傳的音樂，其范疇不包括近現代由外國傳入的音樂，也不包括近現代中國音樂家創作的音樂，只限于明淸之前產生且流傳至今的民間音樂、宗教音樂和宮廷音樂以及由古代音樂家和古代文人創作或改編的音樂，即文人音樂。其中既包括漢族傳統音樂，也包括中國傳統音樂。

一、中國傳統音樂對大眾音樂的吸收、融化、創新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傳統音樂經歷過無數次對外來音樂文化的吸收，然而，一經吸收，往往接著就對新的因素進行融化，使原有的面貌發生變化，而推動傳統音樂的創新。吸收、融化、創新，中國傳統音樂就是在這無數次的新的循環往復中得以發展。在前節所述的三大歷史時期的傳統音樂的流變中，第二時期“新聲期”對外國音樂和四域音樂的吸收、融化，是頗具典型意義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音樂思想、中國傳統音樂和外國音樂的沖擊，曾經引起了傳統禮樂思想、樂律制度、音階、宮調理論的混亂，對于這些沖擊，傳統音樂表現出了巨大的融合和消化能力。然而這一融合消化過程是十分漫長的。對其中一些方面，甚至采取了類似牛的反芻胃對食物處理的方式，先把那些不容易消化的東西吸收、儲存起來，創造一個咀嚼消化的中轉站，經過這一過程，再求得與原有傳統音樂的融合。有的學者在論述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時，稱之為“反芻”。魏晉南北朝時期大量中國傳統音樂、外國音樂的傳入內地，就曾經歷過一個吸收、貯存的階段，這一階段甚至延續到隋、唐，到唐代末期才完成各種音樂之間的融合消化，形成新的俗樂。其間大致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隋唐時期民歌種類繁多，有山歌、田歌、漁歌、樵歌、棹歌、采蓮、采菱等種種，還有一些因流行地域而得名的民間歌曲，如吳欲、楚聲、越調、南弄等?，F存的隋代雜言歌辭約二十首，幾乎每一首都具備民間歌唱的淵源。曲子結構短小、形式自由、節奏活潑，唐朝的很多詩人都曾從事過曲子的創作。在曲子的創作上，一般而言有兩種形式：一是“依樂配詞”，即在原有曲調上配上新的歌詞演唱；一是“自度曲”，可能是在原有歌詞上配上新的曲調，也有可能是二者皆為創作?！爸裰Ω琛笔橇餍杏诎褪褚粠У拿窀?，唐朝的張旭、顧況、白居易、劉禹錫等都曾為其曲調填過詞。其中的劉禹錫貢獻最大，他將《竹枝詞》推上了中國詩壇，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由于文人的介入，推動了曲子的發展。詩人為歌唱而寫詞，歌唱家為了歌唱而爭奪文人的詩作，這一現象足以說明唐朝時期詩歌與音樂之間的緊密關系。唐薛用弱《集異記》中記載了唐開元年間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與樂工飲酒聯歡的故事。

《陽關三疊》又名《渭城曲》或《陽關曲》，歌辭采用的是唐朝詩人王維的詩作《送元二使安西》，表現的是朋友間的真摯情感以及離別時的傷感。曲調是后代出現的，可能是唐人所作，后人所配；也有可能是后人根據唐人所作曲調加工改編而成。因演唱時主旋律上反復三次，每次略作變化，故稱“三疊”。曲譜最早見于明初的《浙音釋字琴譜》，目前所傳唱的樂譜是根據清末張鶴所編《琴學入門》整理而成的。

俗講是唐代興起的一種說唱形式。它最先流行于寺院，由僧徒向世俗大眾通俗講解佛經教義，來招徠香客，增加布施，從而達到宣傳佛經教義的目的。后來寺院僧人為了引起俗眾的興趣，逐漸在佛經故事之外，采取了邊唱邊講的形式，表演一些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唱講的藝術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唐·趙磷《因話錄》卷四中記載了一位叫文溆的俗講僧人向大眾俗講的事情，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俗講”這一形式在唐盛行的具體情形：

有文淑（溆）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托經綸，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一位歌曲。其氓庶易誘，釋徒茍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今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于仇讎。而淑（溆）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俗講在唐朝盛行的原因，歸納一下，大致有三點：一是將深奧的佛教哲理蘊含于故事之中，將其世俗、人性化，宣傳三世因果、輪回報應等思想，使其更能貼近百姓生活，讓百姓從喜歡聽經，進而誠心禮佛。二是有大眾熟知和喜歡的音樂。佛教教徒宣傳佛教教義所用的音樂大多是來自中國民間的小調，有的樂曲本來就是大眾自己創作的，因此更具有親切感。三是所選用的也大多為百姓所熟知的歷史故事、民間傳奇等，如《三國》《秋胡戲妻》等家喻戶曉的故事，因而能吸引群眾的注意。正是由于這幾點原因，俗講在當時深受民眾的歡迎，漸漸地這種藝術形式從寺院走向了民間，并流傳開來，許多優秀的俗講段子作為傳統的保留節目，于是出現了“變文”，以供俗講藝人長期應用。

以上這些，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博大精深，因此，我們可以說：“吸收-融化-創新”是促成中國傳統音樂往前發展的三部曲。也是中國傳統音樂在大眾音樂的基礎上發展的重要依據。

二、從音樂體裁看中國傳統音樂對大眾音樂文化的貢獻

（一）民歌

我國傳統音樂浩如煙海，歌唱行為往往具有特定的功能意義。不少民族以古老的敘事歌來記載本民族的歷史、傳說、生產勞動知識。民歌在中國傳統中，常常具有契約性和權威性。民歌就像一部百科全書，承載著本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也是認識一個民族的歷史、社會、民風民俗的寶貴資料。如蒙古族的“長調”、藏族的山歌、土家族的“哭嫁歌”、苗族的“飛歌”、侗族的“大歌”、仡佬族的“小歌腔”、瑤族的“蝴蝶歌”、畬族的“雙音”、高山族的“酒歌”、彝族的“丫腔”、佤族的“玩調”等。

（二）歌舞

中國傳統歌舞是各族人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為表達情感及思想而創造的一種藝術形式。它作為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風格化、個性化等表現出來的特質，成為民族文化的一個標識。中國傳統歌舞是具有悠久歷史傳承的民間風俗，是體現民族歷史和文化特征，表現人們精神心理方面的習慣、禮儀、信仰、儀式等民族事項的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歌舞作為世代相傳的民俗文化，其歷史悠久，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在各類出土文物、原始壁畫、雕刻中，我們都能找到原始舞蹈的形態。如苗族蘆笙舞、土家族擺手舞、白族霸王鞭舞、黎族打柴舞、藏族國哇舞、羌族羊皮鼓舞、回族宴席舞等是民族祭祀、儀禮性的舞蹈；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的模擬鳥獸舞，佤族、羌族、景頗族的祭祀舞蹈，則是原始信仰與古代狩獵、戰爭生活的遺存。

在歷史的演變、發展中，有很多藝術形式已消失、遺落，而中國傳統歌舞卻能世代流傳、長盛不衰。究其原因，還在于中國傳統歌舞緊緊依存于民俗活動，適應于民俗的發展變化，不斷地更新、完善，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

中國傳統歌舞作為我國民族藝術中的奇葩，它直接反映出各族勞動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心理特點、審美意識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民族文化作為孕育各種民族文化藝術的土壤，對于各民族民間歌舞的形成發展、風格特點等起了決定性作用，中國傳統歌舞作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自身的傳承發展過程中，承擔著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重任。

（三）說唱

史詩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通過說唱形式傳下來的。中國傳統吟唱史詩敘事性強，具有豐厚的文學基礎和流傳功能。作為口傳的紀實性創世史詩，它與當地民族的生產生活習俗融合在一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把人民的知識經驗累積其中。同時，在各種重要的民俗活動場合中反復展演，并以其說唱的權威性來強化習俗的規范性，增強了民族的文化認同。中國傳統史詩十分豐富，不僅人口較多，文化發達的民族有史詩，人口較少、文化不甚發達的民族亦有自己的史詩。除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藏族的《格薩爾》、蒙古族的《江格爾》三大史詩外，還有蒙古族的《蟒古斯》、納西族的《黑白之戰》、烏孜別克族的《阿勒怕米西》、哈薩克族的《托斯提克》等。

中國傳統的民間敘事長詩，形象生動地反映了各民族廣闊的社會生活，猶如一幅幅記錄歷史的絢麗畫卷。歷史上，各族人民的愛與憎、愿望和追求、民族心理和生活習俗以及各民族在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婚姻形態、宗教、道德觀念、社會理想等豐富內容，都真實地反映在兼具講唱文學與戲劇文學的敘事詩中。中國傳統敘事長詩得以創作與流傳，與各民族民間藝人的貢獻分不開，諸如傣、彝、恫、蒙古、維吾爾、白、藏、哈薩克、納西等族都有本民族的歌手、藝人。他們是民族文化的傳播者，是民族藝術的繼承者，也是民間文學的創新者，他們對本民族敘事長詩的存在、勃興與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結語

近代以來，無論是從實踐到理論，從表演到研究，中國傳統傳統音樂體系日趨完善。這些成果一方面讓我們認識了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獨特性、多樣性和豐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各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傳承過程中的交流融合與發展，縱觀中國音樂的歷史發展，我們看到，對中國傳統音樂的關注，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內中國音樂文化的主流。因此，加強對中國傳統傳統音樂搜集、整理、學習和研究，對振興中華民族的音樂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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