湫添
1933年4月,南京江寧地方法院以“危害民國罪”起訴陳獨秀。擁有執業律師執照的章士釗自然清楚,一旦罪名成立,被告勢必會被判處重刑,便主動要求為其辯護。友人不解地問:“陳獨秀已然把您當成了仇人,為何還要幫助他?”而在章士釗看來,陳獨秀一直是他的好友,當年的交情讓其難以忘懷。早在1919年秋,時任南方軍政府秘書長的章士釗就搭救過被逮捕的陳獨秀,他以與其是“總角舊交”為由,要求北洋政府放人。
熟知內情的人知道,他們之間的友情當屬過往。二人早年因為志同道合往來密切,隨著形勢的變化,因政見發生嚴重分歧形同陌路,章士釗轉而支持國民黨,自然變成陳獨秀心目中的敵人,因而經常撰文對章士釗嬉笑怒罵,甚至把其與逆時而為的北洋軍閥段祺瑞并列一起嚴厲譴責。但章士釗并未把這些放在心上。在法庭辯論中,章士釗用了近一個小時據理為被告開脫,其辯護詞卻遭到陳獨秀的斷然否認。一位同行為此打抱不平:“您費時費力寫出長篇辯護詞,沒獲得被告的一絲感激,反而以敵視態度對待,你這又是何苦呢?”章士釗說:“朋友落難,當該盡力相幫,為何要去計較他的態度?”最終,陳獨秀被輕判。
陳獨秀在南京服刑期間,許多人對其避之不及,包括一些昔日舊友都沒去看望,而章士釗經常托人捎去錢和日常生活用品,還特地從上海請來醫生為他治病。出獄后的陳獨秀客居重慶江津,拒絕國民政府的救濟,貧病交加,章士釗得知情況,自掏腰包三百元給陳獨秀匯去,自始至終關心和照顧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