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現象的生成邏輯及其引導

薛深+聶惠

摘要：以青年為主體的網紅，因其另類特質已經演變為青少年娛樂審美的新趨勢、夢想實現的新路徑和社會資本關注的新焦點。在網紅現象生成的過程中，信息技術升級是基礎條件，利益回報預期是內在動力，大眾文化消費是現實土壤，媒介把關弱化是失序的重要原因。尋求有力的調控引導策略，要強化階層利益協調，優化社會階層結構；強化行業制度規引，優化網絡治理環境；強化媒介社會責任，優化輿論引導模式；強化網絡公民意識，優化網民行為模式，以營造健康向上的網絡生態氛圍。

關鍵詞：網紅現象；生成邏輯；媒介；引導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4-0163-06

時下，以青年為主體的新生代網紅進一步走上“神壇”，因其另類特質演化為各種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成為備受關注的網絡新興群體?？茖W分析這一社會現象，探討其生成邏輯及其機理，尋求有力的調控策略，對于引導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的理性參與，從源頭上減弱網紅現象的負面社會效應，釋放網絡場域積極向上的正能量，涵養良好的網絡輿論生態，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大眾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網紅與網紅現象

網紅即網絡紅人，是網絡場域中被網民予以類型化的特殊群體。2006年，網友將其描述為“跟現實名人、電影明星的意思差不多，應該就是‘網絡名人的意思”①，可見，網紅最初指的是一切在網絡上“有名氣”的人。經過網民十多年來的補充完善，網紅的概念被基本定型，主要指“在現實或者網絡生活中因為某個事件或者某個行為而被網民關注從而走紅的人”②。因此，網紅的構成應具備三個表征：一是主體范圍既包括網絡生活中的人，也包括現實生活中的人；二是成名原因是基于某個事件，或者是主體的某個行為；三是成名路徑和場域是通過網絡特別是社交媒體而被眾多網民關注，主要在網絡場域中有重要名聲。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人置身于網紅生產、傳播，網紅的類型特征也更加多種多樣，從最初外貌特征鮮明的女性擴大到主播、模特、游戲解說等各類“紅人”。

就網紅的字面含義理解，它應是一個中性詞。如安妮寶貝、痞子蔡、寧財神等人憑借網絡作品，成為家喻戶曉的網絡紅人。從后來的媒體反映看，這些網紅并沒有引發網民諸多非議。伴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紅的模樣和類型也在不斷轉換。2004年，“芙蓉姐姐”成為風靡一時的網紅；2009年，新浪微博出現，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個升級版的表達自我、展現自我的新平臺，以“段子手”、主播為代表的新一代網紅隨之興起……網民對這些依托網絡快速成名的人，進一步概括、歸納，網紅的概念隨之在網絡媒體應運而生。在網紅雨后春筍式誕生的過程中，

人們關注到一些“網紅”審丑、媚俗的生成路徑及其形象，逐步形成了對其的負面認知傾向。2015年10月，“papi醬”以張揚的個性、毒舌的吐槽調侃時弊火速引爆網絡，標志著現代版網紅的出現。

網紅以高度類型化的生產方式，創造了高度類型化的網絡群體標簽。伴隨著網紅經濟價值的挖掘與有效利用，網紅呈井噴式涌現，已經演變為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其一，網紅成為青少年娛樂審美的新趨勢。從網紅的生成路徑看，大多數網紅是通過網絡將其自身的某些特質予以放大，尋求與網民審美、臆想的心理相契合，從而闖入網民的視線。這一生成背景，引發了一場使審美活動蛻變為網民文化消費行為的革命。一時間，網紅的外貌、衣著、語言自然成為追逐時尚者的審美標準，“大眼睛、尖下巴、雙眼皮、高鼻梁、大長腿和白皮膚”演變為網紅的標準配置，引起眾人尤其是青少年的追隨，甚至吸引不少當紅男明星與年輕女性網紅牽手。同時，一些自然的、草根的、粗俗的網紅逐漸呈現在網民面前，也成就了特別的審美、審丑意識和行為。其二，網紅成為青少年夢想實現的新路徑。作為網絡時代社會參與的一種另類符號，網紅儼然成為活躍在現實世界的耀眼明星，他們通過自身的行動在網絡文化的博弈中凸現了自己的社會主體性，顛覆了既往的“造星機制”，成就了部分青年的“明星夢”，吸引不少人不斷使用新媒介來進一步建構自己的人生理想。其三，網紅成為社會資本關注的新焦點?！败饺亟憬恪睓M空出世不久，周圍很快就集結了一些推手進行商品營銷，但主要以線下廣告及拍攝影視作品賺取一定收入。2016年，“Papi醬”獲得由真格基金、光源資本、羅輯思維和星圖資本共1200萬元融資，拉開了網紅與資本聯姻的另一個大幕。由此，圍繞網紅生發的商業鏈條及其運營模式也被無限拓展，強大的話題性、巨大的商業變現能力、海量延伸的產業鏈……潛在的高回報讓網紅自媒體平臺演變為一個充滿無限商機的商業平臺。

二、網紅現象的生成邏輯

1.信息技術升級是網紅現象生成的基礎條件

網紅的身份生成一般應經歷一個連續的過程：一是參與主體必須借助一定的傳播途徑讓公眾知曉，才可能被廣泛傳播；二是參與主體必須得到一定數量粉絲的認可或產生足夠的社會影響，才可能循名責實；三是參與主體擁有的粉絲數或者社會影響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才可能名在當下。

信息技術升級在網紅的身份建構過程中具有基礎作用，這在許多網紅的成長路徑中可以得到實際的印證。網絡搭建了大眾共享的媒體平臺，徹底改變了傳統媒體時代的“你說我聽”，信息傳播的生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給普通民眾提供了傳播個人信息、制造社會影響的機會，為網紅的誕生奠定了可以依賴的技術性基礎。正是借助于網絡空間的信息互動，網紅閃電進入公眾視野，網紅的生活軌跡才得以起步，并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升級。

相反，如若某個網紅脫離了網絡，就會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作為網紅的社會影響將逐步消解，甚至不復存在。為了培育穩定的網紅，參與者挖空心思、竭盡全力，導演了一出出制造網紅的大戲，一批批網紅瞬間誕生。然而，這種制造網紅的表演一旦停止，網紅的現實影響將隨之減弱，甚至很快就會淹沒在新的網紅群體中。

2.利益回報預期是網紅現象生成的內在動力

市場機制推動下，“逐利成為活動的原發動機，人們的身份認同變得碎片、多元和混雜，過去沒有話語權的社會邊緣人群忽然走上了歷史文化舞臺的中央”③。網紅的身份建構同樣與企業利潤、個人收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市場價值成為引導其生成的重要邏輯。因為擁有一定的粉絲追捧，大多數網紅都在盡快將知名度變現：代理推銷產品、出售廣告位、與粉絲進行互動賺取微博、微信平臺上的“打賞”等；更有一些網紅利用自己的網絡影響，參與投資、拍攝廣告片、參加商業演出等。一夜之間的走紅，使一些網紅身價倍增，年薪達千萬元級別的網紅已經大有人在。從事網紅生產、營銷已經涉及諸多的利益相關者，各種利益主體從中謀取可觀的收益，這使得網紅生產的背后利益關系呈現更加復雜的狀態。

市場價值的利益追尋還表現在成為網紅后帶來的身份變革收益。草根階層依托互聯網傳播的力量，通過個人的網絡行為贏得粉絲，成為享有一定社會影響的網紅，進而給自己帶來較為可觀的利益回報，解構了現實社會中諸多的邊際與禁忌，激起了許多懷揣重塑個人價值的底層人士的夢想，從而步入網紅生產的行列。同時，基于對網紅社會影響力的認知，傳統的影視明星和知名企業家也注意到借助網絡與粉絲互動的潛在價值，部分明星甚至直接進入網絡直播平臺，親自做起視頻主播，使得一部分社會名人走向網紅。與之相應，許多網紅借助于網絡人氣，通過進一步的才藝訓練和形象包裝，參與各種藝術娛樂活動，逐步打入娛樂圈，轉向“明星”。

在市場邏輯的推動下，許多企業和個人的蜂擁介入出現了網紅經濟。一是圍繞網紅的孵化培訓、包裝推廣等意圖批量制造的生產機制開始形成。二是圍繞網紅的供應鏈管理、創業融資、IP化發展全面進入市場，將網紅直接與需求方相連接，形成了一條由公司、經紀人、策劃、表演者以及網絡平臺組成的龐大完整的產業生態鏈，產業分工、利益分成也更加明晰。網紅從最初個人行為的偶然性結果，經過個人加推手的自發式行動，到目前團隊運營的目的式產出，歸其原因主要就在于物化資本的誘導。

3.大眾文化消費是網紅現象生成的現實土壤

網絡技術的發展給人類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生活空間，也給人類的文化發展帶來了變革，衍生了大眾文化為主的網絡文化。大眾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商業性，主要提供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產品，如影視、流行藝術、期刊及各種各樣的文化“快餐”等。伴隨我國經濟、社會、傳媒的快速發展，大眾文化日益崛起，不斷推出新的大眾文化產品，滿足了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娛樂與消遣的需要，不斷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

網紅借助互聯網作為主要傳播載體不斷擴大社會影響，正是遵循大眾文化消費的基本邏輯以謀求更多的客戶群。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個調查中，“79.9%的受訪者認為，網紅就是為了出名、各種搏上位的年輕人；在43.8%的受訪者印象里，網紅是通過整容、撒謊包裝自己的騙子；40.5%的受訪者覺得網紅是搞粉絲營銷、賣低劣品的淘寶賣家”④。無論是基于個人的主觀行動，還是無意之中、偶然行為成就的網紅，各類各式的網絡紅人都擁有較為可觀的“粉絲”和追隨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們契合了網絡傳媒時代公眾不斷變化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這個追求變革的時代，普通民眾的審美趣味與審美時尚相應產生了急劇的變化，他們厭倦了通過層層把關和精英推動而生產出來的完美無缺、高不可攀的名人巨星，轉而青睞于來自身邊的真實自然的“平民明星”，并愿意參與其中消費相關的文化產品。網紅的橫空出世迎合了大眾獵奇、窺伺和觀賞的心理需求。

網紅不僅通過文本、圖像、視頻、音頻的制造來建構網民喜聞樂見的“米姆”，而且還建構了一個個屬于不同粉絲的文化社群。各類粉絲被網紅鮮明獨特的個性所吸引，產生對網紅的熱愛甚至膜拜，自覺自愿地加盟到屬于他們的網紅粉絲群。在對網紅模仿和傳播的互動過程中，基于共同的崇拜對象和價值觀選擇，加之進一步傳遞接受、信任和推崇的共同經驗，共同價值觀得以擴展與強化，群體文化歸屬感也進一步增強，從而成為助推網紅進位的強大力量。因此，網紅的身份建構絕不單純是意欲成為網紅之人和傳媒機構之功，從根本上說，是社會文化消費動力促進了大眾化的選擇，反映了網民審美消費感性與愉悅的價值取向。

4.媒介把關弱化是網紅現象失序的重要原因

媒介作為社會之公器，不僅承擔傳遞信息、承載輿論的功能，而且還承擔著啟迪思想、傳承文化、監測社會等多項重要使命。在信息傳播過程中，不能“有信必傳，有聞必錄”，而應當對各種素材進行認真的權衡取舍、選擇和加工，將符合社會規范、公眾價值標準的內容進行傳播，才能真正發揮媒介的社會監督和輿論引導作用，傳遞社會正能量。但是，隨著微博、微信、網絡直播等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傳播主體日益多元化，傳播載體日益私人化，傳播內容日益隨意化，加之市場經濟帶來的生存發展壓力，媒體之間的受眾爭奪日益激烈，為了贏得受眾，一些媒體將“受眾為王”作為追求的唯一標準，沒有底線的滿足受眾各種需求，引發了網絡場域中網紅現象一定程度的傳播失序。

當前，各類網紅良莠不齊、野蠻瘋長，令人眼花繚亂。從行業分布看，教師、學生、軍人、醫生、運動員、寫手等，幾乎每個行業都有網紅。從年齡結構看，17—33歲的占87.8%，中老年也占8.8%。從性別結構看，女性占74.0%，男性占26.0%。從學歷結構看，高等教育占89%，中等教育占8%。⑤從行為特征看，意欲成為網紅者按照既定的“腳本”著力“表演”，向公眾推銷自我，從而贏得網民關注。為了吸引公眾眼球，循規蹈矩的“演出”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有效的策略就是將自身的某種特質通過夸張的手法放大，以達成“脫穎而出”的功效。正是在這樣的行動邏輯驅使下，一些行動者不惜挑戰公序良俗，刻意裸露搞怪，以“性腥、血腥、粗口”為賣點，從滿嘴跑火車到張口黃段子，從衣著暴露“秀下限”到直播洗浴“搏出位”，甚至直沖法律底線“直播造人”，造就了網紅亂象的頻發?？陀^上，在網紅生產的傳播過程中，“把關人”能夠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

媒介畸形的“受眾為王”邏輯不僅表現在網紅的生產環節，還出現在網紅經營的全過程。從事網紅營銷、投資的商家，對網紅市場價值的挖掘總是竭盡所能，試圖從網紅生成的場域進一步維持和擴大影響，以謀求最大的商業利潤。在這個過程中，媒介特別是網絡媒介似乎從未設防，甚至參與其中推波助瀾。就時下活躍的網紅而言，雖然媒介已經注意到表現在他們身上的對主流價值觀念的顛覆，但是網絡媒介并不是將其拋棄，而是盲目迎合看客的偷窺、刺激、臆想心理，有意無意地轉載或者是所謂“批判轉載”，客觀上進一步助推其泛紅。媒介對網紅吸金變現、吸引投資的大量炒作，一次次刷新人們對網紅沖破道德底線的認知。

三、網紅現象的規范引導

1.強化階層利益協調，優化社會階層結構

網紅的“應時而生”讓普通民眾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重構屬于自己的充滿活力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正如達爾所說：“人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觀點、他們的看法——都會左右他們的所作所為?！雹揠m然成為網紅并不能為所有低層民眾提供向上的通道，但它確實為部分低層民眾的階層進位打開了一個窗口。一些年輕人不惜超越道德邊界和底線以達到成為網紅的目標，利益追求和地位焦慮正是網紅生成的重要原因，體現了低層人群向上流動的內在強大動力。從這個層面來理解，網紅現象的出現對于舒緩社會張力、促進社會的和諧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有利于保障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變遷較為劇烈的時代，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變化和調整，階層利益問題日益凸顯，亟待國家強力調節。只有有效協調和實現每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不斷優化社會階層結構，才能保障社會和諧有序的向前發展。為此，我們要充分認識網紅現象生成的社會性和復雜性，科學評價其在當前社會發展中所擔當的社會角色及其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網紅，給他們的健康成長創造適度的環境和理性的空間，而不必求全責備全盤否定。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建立、暢通開放多元的社會流動渠道，特別是要為青年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更加通暢的路徑和更加包容的環境，逐步減小先賦性因素對個人成長的影響，逐步擴大后致性因素對個人發展的作用，讓各階層人才均有施展才華的舞臺。同時，要建立和完善科學制度、合理政策的博弈機制和利益均衡整合機制，通過政府、市場、社會成員三方權利關系及政策變量的調整，合理配置資源、調節分配，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形成科學有序的利益分配格局，使社會財富、公共資源和出彩機會在各類社會階層之間有序流動，彌合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結構裂痕。

2.強化行業制度規引，優化網絡治理環境

網紅現象作為一種新興的大眾文化現象，具有較強的親民性、娛樂性，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一方面，從趨勢和經驗來看，這一現象仍將長期存在并會進一步發展。但目前人們對網紅現象尚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思想認識，難免會引起人們從個人利益出發，依靠自己猜測臆想的規則來行事。另一方面，從規則需求的產生來分析，制度規范總是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僅僅依靠行動主體的自我約束以及網絡服務組織的道德自覺，自然顯得非常乏力。美國學者理查德·斯皮內洛曾經斷言：“網絡空間言論自由和內容控制問題已無可爭辯地成為初露端倪的信息時代最富有爭議的道德問題?！雹咭虼?，網紅的生成，從低俗無序走向文明規范，首先應建立一系列具有鮮明導向的制度規章，以對相關行動者理念的浸潤與行為的規引，形成抵制不良網紅的“防火墻”。

網絡社會是虛擬化、符號化的社會，內嵌了天然的自由屬性，由此衍生了網絡場域中獨特的多元交織、廣場狂歡式的大眾文化。網紅現象作為這一場域中獨特的文化景觀，加強對其規范引導就要注意網絡“自由”的特點，在“自由”與“規制”之間尋找最佳平衡支點，通過有限規制保障網絡環境的清朗及主體權益的實現。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加強互聯網領域立法，完善網絡信息服務、網絡安全保護、網絡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規范網絡行為。筆者認為，至少應在三個方面作出規范：首先，要明確責任主體。它不僅僅包括意欲成為網紅的行動者，也應當包括從事網紅培訓及網紅孵化生產和網絡服務的個人和組織，對這些組織和個人實行嚴格的行業準入制度，以利于責任的強化與落實。其次，明確行業標準。要界定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讓相關主體知曉何種價值導向、何種語言表達、何種體態表達符合標準，能夠準入。同樣，對于價值觀念頹廢、格調低下，甚至傳播封建迷信、反動淫穢的相關內容，也應當旗幟鮮明地有所界定，并予以堅決的抵制和清除。最后，明確相關法律責任。對當事人的行為達到何種程度構成違法以及應當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對嚴重失德、違反法律的行為者予以及時準確的追溯和懲罰，通過法治的力量形成震懾，以促進“網絡道德”的確立和認同，增強行動者理性行為，實現對相關行動者的正向規引和形塑。

3.強化媒介社會責任，優化輿論引導模式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媒介已不單純是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更是文化生產傳承、法紀教育、審美教育的主要場域，也是國際文化交流溝通的重要載體。這就決定了媒介的社會責任不是降低，而是任務更加艱巨、責任更加增強。正如丹尼·埃利奧特所說：“無論大眾媒介置身于怎樣的社會中，它們都對社會負有責任，而且每種媒介都要對依賴他們而獲知信息的公眾、團體負責。不管是私有制媒介，還是政府所有制媒介，不管有無新聞控制存在，也不管這種新聞控制是來自新聞機構本身，還是來自外部力量，責任都是存在的?！雹嗟?，并非所有的媒體人都能意識到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部分媒體人不僅不對現實生活中的低俗、媚俗、陰暗等弊端進行批判，反而因私欲、狹隘而沉溺于微傳播的獵奇、刺激，與各類微媒體亦步亦趨、助紂為虐，造成一些大眾傳媒引導和監督功能的喪失。因此，消解網紅現象的負向社會影響，必須進一步喚醒媒介的社會責任意識，自覺生產和傳播優質正向的輿論資訊，切實發揮媒介把關、引導、監督、傳承的社會公器責任。

增強媒介的社會責任意識，應著力抓好以下三個方面工作：一是要強化政府管控，規范媒介行為。要通過立法明確界定媒介的權力邊界，理清政府、網民、網絡運營單位等不同主體之間的法律權責關系，用具體清晰的行業行為規范告知媒介行為的底線和閘門，以指導、約束媒介尤其是大眾媒介主體的行動；通過加強監督、嚴格執法，對傳播虛假、色情、暴力等信息的媒介予以嚴厲處罰，防止媒介為吸引眼球、制造賣點和轟動效應而盲目跟風，避免媒介被各種利益群體利用，從而失去立場、放棄責任。二是著力加強媒介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提升媒介工作者的執業能力。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學習，使媒介從業人員明確法律道德責任，提升審美品位，自覺履行媒體人的社會職能；通過專業技能的學習，使其增強獨立判斷能力，主動傳遞現代先進的人文精神，自覺抵制各種低俗、媚俗、庸俗言行，形成健康有益的輿論引導環境。三是強力推動優質大眾文化聚合，提升媒介文化產品供給質量。政府要積極引導大眾文化生產經營單位和個人堅守先進的文化立場，主動探尋大眾文化產品質量提升之路，建立公眾悅納的大眾文化載體；要大力培植優秀大眾文化品牌，增強網絡優秀文化產品供給力，傳播有“營養”、有活力、有內涵的文化價值理念，以健康、優秀的大眾文化激發離散價值觀念的黏性、可進性、可獲得性，用實力戰勝、清除頹廢、落后的大眾文化。

4.強化網絡公民意識，優化網民行為模式

基于網絡特殊的結構和運行模式，制度的調控與政府的引導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時有“公民的言行舉止分寸感喪失，對網絡事件容易簡單、沖動地介入，導致事件發展往往失控，甚至會發展到侵犯現實社會秩序的情況”⑨。低俗網紅的生成并非社會公眾的真正悅見，之所以能夠表現出一定的盛況，正是因為網絡場域營造的特定時空及社會情境下普通群眾自由表達的權利和機會不斷得到彰顯，導致一些人為了物質利益和個人享受放棄崇高的理想、道德和人生價值追求而追腥逐臭，并且很少受到控制和有效約束。顯然，制度的局限在網絡這個場域中得到充分體現。因此，消解網紅亂象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提升大眾文化的審美趣味，除了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嚴格實施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應側重建構切實可行的公民網絡自律機制，喚醒公眾的網絡公民意識，通過網民的自我約束、自我監督、自我管理，最大限度地發揮網民自身的力量，不斷優化網民的個人行為，實現網絡場域中的主體自治。要讓每個網民都能充分認識到，網絡上的個人行為猶如在廣場上表演，是即時向公眾直播的，如果不遵守道德、法律規范，不僅個人聲譽受到嚴重損害，也將污染整個網絡空間，破壞整個網絡生態，對社會、他人都將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每個網民都應自覺維護網絡安全清朗，主動擔負網絡社會中的公民責任。

增強網民的網絡公民意識，促進網民養成自律自覺的行為習慣，要著力抓好三項工作。一是全面推進網絡公民社會建設，增強網絡輿論正向引導能力。政府要切實轉變執政理念和方式，解放思想，求真務實，以寬廣的胸懷正視自身的不足，虛心接受草根階層通過網絡方式監督、評議政府行為，以此彌補政府的局限。同時，要通過獎懲機制的建立探尋與公民的良性互動，為公民網絡共同體意識的生成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實踐條件，形成公民自覺守網、護網的觀念。二是加強公眾媒介素養教育，培養網民尤其是青年群體的公共理性精神。將公民的價值觀念養成與網絡生活接軌，幫助公民掌握網絡空間運行的基本知識與規律，增強網民的審美能力、辨析能力和判斷能力，對低俗網紅的相關信息冷靜甄別、淡然圍觀、拒絕傳播。要引導公眾珍惜名譽、自尊自愛，文明參與網絡社交和表達，自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行為，減少低俗網紅社會關注度，維護網絡理性與有序的生態環境。三是完善網絡社群組織治理的法律法規，發展以自治為核心的網絡社團組織，增強網民網絡公共精神意識和網絡社會共同體意識，提升網絡社會自治能力，使每個網民都能成為網絡秩序的健康守護者，充分釋放網民自主治理的正能量，營造健康向上的網絡生態氛圍。

總之，網紅現象的發生和形成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實。在網紅制造傳播過程中出現的非理性、低節操、違法以及觸犯道德底線等問題，對現實社會和網絡社會都造成了深遠影響，對網民尤其青年群體的價值觀念和思想行動產生了強大的誘導力，政府及社會工作者必須給予更多的關注。對網紅現象的發展趨勢、互動機理、影響領域等，必須進一步深入研究，提出科學合理的解決對策，切實推動網絡社會公民建設，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注釋

①參見百度百科“網絡紅人”歷史版本，http：//baike.baidu.com/history/網絡紅人/234042，2006年5月23日。②參見百度百科“網絡紅人”歷史版本，http：//baike.baidu.com/history/網絡紅人/107223734，2016年4月10日。③[美]勞倫斯·格羅斯伯格等：《媒介建構：流行文化中的大眾媒介》，祁林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8頁。④孫震、張瑛：《56.1%受訪者認為“網紅”對青少年影響負面》，《中國青年報》2016年1月29日。⑤新浪微博數據中心、艾瑞咨詢：《2016年網紅生態白皮書》，新浪微博，http：//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3989180786078806，2016年6月22日。⑥[美]羅伯特·A·達爾、[美]布魯斯·斯泰恩布里克納：《現代政治分析》（第六版），吳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7頁。⑦Richard A. Spinello. Cyberethics： Morality and Law in Cyberspace.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03， p.55.⑧[美]丹尼·埃利奧特編：《負責的新聞業》，臺灣賢明出版社，1986年，第32頁。⑨陳聯?。骸毒W絡社會中公民意識的缺失與培養》，《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責任編輯：沐紫

Abstract：The online star phenomenon mainly involving with the youth has been evolved into a new trend of young people′s aesthetic entertainment because of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ecoming an online star has been considered a new way to realize ones dream. Online stars have become a new focus of the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the upgra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the expectation of interests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he mass cultural consumption is the practical condition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media screening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disorder. To search for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regulation and guidance，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ocial stratums interes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tratum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normaliz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industry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network governance environment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edi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ode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network citizens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behavior of internet users should be optimized. Then the positive energy of self-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users will be totally released， and a healthy and positive atmosphere of network ecology will be created.

Key words：online star phenomenon； the generative logic； media； gui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