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會文化視角的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研究

摘要從社會文化視角來看，村莊內生秩序的生成必須具備3個不可或缺的要件：一是公共空間的分享，二是村莊共識的達成，三是對公共規則的遵守。其中，公共空間的分享是基礎，村莊共識的達成是核心，公共規則的遵守是保障，三者環環相扣，在邏輯式的遞進關系中催生了村莊的內生秩序。

關鍵詞村莊內生秩序；公共空間；村莊共識；公共規則

中圖分類號C912.8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0517-6611（2017）16-0238-03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 Inner Order Based on Social Cultural Perspective

ZHANG Lihui（Puer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College，Puer，Yunnan 665000）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ultural，the generating of village original order must have three necessary parts，firstly，the public areas are shared； secondly，the villagers reach a consensus； thirdly，the public rule is observed.Whereby，the basic part is to share the public areas，the core part is to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the assurance is to follow the public rules.The three parts are three organic systems linking with each other，which is so logical that generate the village original order.

Key wordsVillage original order；Public area；Consensus；Public rules

基金項目2016年教育部規劃基金項目（16YJA840016）。

作者簡介張麗輝（1971—），女，云南寧洱人，教授，碩士，從事邊疆農村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7-03-29

村莊內生秩序是村民圍繞特定利益或基于某一共同紐帶而結成群體性活動的內在機制，它是以村莊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態為背景，經過農村社會自身的理論推測和共同實踐而固定下來的，能為大多數村民接受的恒常行為準則及由此形成的狀態[1]。梳理村莊內生秩序的研究文獻，其釋讀視角可大致歸為3個方面：一是人的視角，二是物質的視角，三是社會文化視角。人的視角側重于對村民的信念、信仰、愛好、習慣道德、知識和偏好等的研究，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宗教學乃至傳播學中都滲透著此類研究。閻云翔[2]對東北農民生活的調查較具代表性。物質的視角側重于對村莊的區位、公共設施、經濟類型和發展水平等的研究，關注鄉村治理得以展開的物質基礎，此方面的研究以黃宗智[3]為代表。社會文化視角側重于對村莊精英、村莊輿論、村莊共識、公共規則等社會資本的研究，關注鄉村社會文化的條件與現狀，此方面的資深研究者當數陸學藝[4]、賀雪峰[5]、蘇力[6]等。這3個視角雖有各自的研究領域，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和相互制約，實際研究中彼此照應和關懷。

筆者從社會文化視角入手，試圖勾勒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的邏輯鏈接，這是一種理想化且單向度的考察，但鑒于目前學界此領域的研究尚處于“點”狀式的零散狀態，此番嘗試有助于朝著體系化的研究方向提升。

1公共空間——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的基礎

西摩·馬丁·李普賽特[7]把社會秩序通俗易懂地解釋為能夠使社會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使社會聚集在一起的因素多種多樣，而公共空間的分享是確保人們能夠聚集在一起的重要社會基礎，鄉村公共空間的分享是內生秩序形成的基礎和前提。鄉村公共空間是一種居于鄉村社會的具有草根性質的、介于村民家戶及村民個體等私人空間和國家公共權力領域之間的一個張力場，它以時間和空間的公共性、組織和活動內容的制度性以及方式的獨特性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內生型村落公共空間[8]。烏丙安在《民俗文化空間》中如此定位：“是指某個民間傳統文化活動集中的地區，或某種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選的時間”，“是傳統的或民間的文化表達方式有規律性地進行的地方或一系列地方”[9]。這些界定將鄉村公共空間歸納為兩個層面：一是公共場所，人們可隨意進入并自由交流，如集市、小賣部、場院、廟房、大樹下、水井邊等；二是鄉村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組織和制度化活動形式，如紅白喜事儀式、節慶儀式、鄉村文藝活動等。

鄉村公共空間的分享與內生秩序的勾連性可從賀雪峰對鄉村社會基礎的解讀中獲得極大啟發?！按迩f社會關聯”是賀雪峰解讀鄉村社會的關鍵詞，指村莊內村民與村民之間具體關系的總和，它關注的是處于事件中的任何一個具體的村民在應對事件時可以調用關系的能力[5]，這一概念將公共空間與內生秩序有機連接起來，是二者的邏輯中介。村莊社會關聯與村莊秩序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村莊社會關聯度高，意味著村民被編織成了一張緊密的關聯網絡，村莊輿論、規范共識等對人的行為產生約束作用，村莊道德有了結構上的支撐，秩序容易形成。

村莊社會關聯的強弱與村民有無公共空間的分享休戚相關。通常說來，在相同或相近生活場景下的人們往往有著共同的生活體驗、共性的現實遭遇，共同的體驗和遭遇會使人產生親近、同感，進而形成對人對事大體一致的看法和判斷，這就為日后人們采取一致行動提供了現實土壤。零散的個體在一致行動中被編織成了一張緊密的關聯網絡，這正是賀雪峰所說的“社會關聯”，所以“秩序之社會基礎顯然與人們的活動及其活動情境密切聯系在一起”[10]。公共空間的分享類型越豐富，村民的共通性越強，采取一致行動的可能性越大，社會關聯度因此增強，內生秩序的形成獲得了牢固的社會基礎。

我國村落的公共空間普遍呈現出萎縮、衰敗的趨勢，人們紛紛感嘆：寧靜和諧的村落樣貌越來越成為一副模糊的剪影，這與秩序生成的重要場域公共空間的退場密切相關。

2村莊共識——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的核心

公共空間的孕育、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以及人際交往在鄉村社會中形成了普遍共同的生活經驗，集體意識不斷被復制和再生，這些共同經驗和集體意識就是村莊共識。村落共識是共同體內的成員之間共享的基本價值，是社會轉型過程中村民應對精神焦慮與變遷動蕩的文化資源[11]。一個共同體內共有的基本價值支持著社會的凝聚力，并激勵人們在規則框架內行動，即共識是規則建構和有效運行的基礎條件[11]。村莊共識能喚起人們的情感、記憶與認同，是人與人之間合作交往的基礎，是村莊凝聚、秩序產生的核心所在。

村莊社會的生活倫理形塑了村落共識，村莊社會的生活倫理又取決于農民的價值觀。按照賀雪峰的觀點，農民的價值類型可以分為3個不同的層次：一是本體性價值，二是社會性價值，三是基礎性價值[12]。①本體性價值也就是精神層面的價值，即關于人的生命意義的思考，關于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將有限的生命轉換為無限的意義的人生根本問題的應對，關于超越性和終極價值的關懷，是一個人給自己生命意義的答案，是一個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12]。②社會性價值是關于人與人之間關系，關于個人在群體中的位置及所獲評價，關于個人如何從社會中獲取意義的價值[12]。③基礎性價值就是人作為生命體延續所必須的生物學條件，包括衣食溫飽問題，這方面要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12]。構筑社會文明的因素異彩紛呈，而本體性價值是最基本的內核與要素。社會發生巨變，本體性價值的變化既是原因，也是結果。

在3個層次的價值觀中，本體性價值決定著其他兩個方面：當一個人的本體性價值明確而穩定時，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會因此而受到統領和抑制，人的整個價值觀顯得節制理性，有底線；一旦本體性目標喪失，社會性價值和基礎性價值亢進，人們會更多地關注眼前利益，及時行樂，缺乏行事底線和原則，社會必然呈現出混亂和無序狀態。3類價值需要用人們鮮活的實踐行為來加以承載和體現，從而構成了村莊社會的生活倫理。

就我國農民而言，傳統的本體性價值可歸納為祖宗崇拜-延續血脈-拓展生命[13]，人生的愿望和憧憬都寄托在子孫身上，后代能生活得比自己好，個體的人生就是圓滿的。為此，當下及時行樂不可取，也必定會招致巨大的輿論譴責，畢竟個體的品行不是孤立的，而是通過社區性記憶傳遞給子嗣，這種傳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子孫的生活樣貌，也是人們評價考量其后代的重要參照指標。為了讓子孫過上寧靜、和諧、美滿的生活，當下必須努力付出、積德積善，讓自身良好品行蔭及子孫。如此一來，人們傳承村莊社會的生活倫理，共享價值規范，確保了村莊共識的達成。這樣的村莊是有序的。

當前的情形是，我國農民傳統的本體性價值面臨解構的危機，危機主要來自于市場經濟和人口流動的雙重脅迫。市場經濟以利益誘導為主，自我利益的考量是農民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利益、權利被無限放大，功利主義價值觀越來越具市場；而子女不孝等實用主義的考慮，傳宗接代的本位價值逐漸失去其存在的必然理由。人口急劇流動，共同的村莊生活遭到破壞，共同體意識遭到沖擊，村莊輿論和道德的約束力不斷式微和弱化，傳統的本體性價值逐漸遠離其存在的環境與生態，而國家法律政策的輸入也形成了巨大的沖擊，村莊共識被解構成七零八落的碎片。這樣的村莊是無序的，也是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理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觀今天我國農村社會中的村落，秩序的好壞與共識的有無呈直接正相關。以邊境民族貧困地區為例，市場和人口流動的沖擊相對較小，傳統的本體性價值得以較多保留，村莊共識尚存，村落顯得較為有序。

3公共規則——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的保障

國內學者董磊明[14]

將公共規則解釋為那些能夠有效規約村民行為、調節日常糾紛，且增強村民之間一致合作、減少沖突摩擦、整合社區的規則體系。筆者借用董磊明的這一釋義。公共規則包括以傳統文化網絡為基礎的村莊內生公共規則和以國家權力為保障的外生型規則（亦稱行政性規則）。該研究以社會文化為研究視角，故聚焦于內生公共規則，外生型規則不在討論之列。

規則與秩序之間的必然聯系問題，規則是行為的規范和表意性符碼，規則憑借資源條件具體體現于社會實踐中，構成社會行動生產和再生產的使動循環[11]。在制度經濟學中是這樣來解釋的：“規則”主要是指對行為許可和禁止的規定，以及“不遵守規則時會受到什么制裁的規定”[11]。

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公共規則的形成有著雙重裁定：既意味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有了相對統一的規范和界尺，又預示著背叛規則時將要受到的懲罰；許可和禁止的雙重命令規約了社會成員的行為取向，確保了社會的有序狀態。在此可以看到：規則被認可和執行的前提是共識的達成，規則是共識發展的結果，是共識外在、具有剛性約束的表達，有規則可循是村莊有序的重要保障。我國鄉村內生公共規則具體包括村規民約、村莊習俗和村莊精英人物所代表的權威規則。我國傳統鄉村是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在“皇權止于縣”的背景下，鄉村公共規則屬于典型的內生型，其主要來源有二：村規民約和家法族規，鄉紳族長是規則的象征者和執行者。

傳統國家權力正是借助于以文化網絡為基礎的村莊內生公共規則來維系鄉村社會的秩序，實現自身的統治權威。費孝通對此用“禮俗社會”加以概括。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權力浸潤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鄉村建立起了嚴密的行政控制體系，原有的村莊內生公共規則被以國家權力為保障的行政性規則所取代，人民公社便是典型模式。數十年人民公社模式的實踐證明：村莊內生公共規則不容忽視，事實上也根本無法忽視，它始終以各種形式或明或暗地在發生著作用，當下的“鄉政村治”模式便是對這一實踐結果的有效回應。畢竟村莊內生公共規則才是生產村莊輿論的“源”和“本”，它為村民提供了行為標準，是維系村莊秩序最深沉持久的動力?！班l政村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村莊內生公共規則的再次肯定與再度發掘，這當然不是簡單的重復或回返，而是螺旋式的上升過程，是在現代化、城鎮化和市場化背景下的一種新的考量。

靜止、相對封閉的熟人社會是村規民約、村莊習俗等內生規則發生作用的必要前提。祖祖輩輩的棲息之地，“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交往空間，人們已將遵守村莊內生規則視為理所當然，否則將面臨共同體的懲罰。而現代化、城鎮化的步伐正在摧毀這個前提：開放、流動的特征將原先的世棲之地變為短時驛站，將熟人社會中的終生博弈變為有限博弈，甚至零博弈，人們可以逾越這些規則而不受懲罰。絕大多數人目睹了遵守規則的成本差異后，轉而選擇不再認同，內生規則趨于解體。強社會關聯作為熟人社會的主要特質之一，是生產內生規則的重要機制，市場將勞動力貨幣化，破壞了這一生產機制。傳統農業時代，個體或核心家庭無法完成的作業或無法承擔的風險，需要村民間彼此互助合作來完成或化解，而今市場的無孔不入，雇工、施工隊等專門行當的出現替代了原來的互助與合作，村民間的依賴性驟減，關系越來越松散，社會關聯度降低，村落逐漸成為“馬鈴薯式的原子化結構”[11]，內生規則的生產機制漸行漸遠。缺失了內生公共規則后的村莊秩序必然令人擔憂。

4結論

村莊共識的達成是村莊內生秩序生成的核心與關鍵，它既是分享村落公共空間的必然結果，也是村莊公共規則有效性的來源；公共空間的分享使村莊共識的達成具有了實踐場域，具備了現實基礎；公共規則的形成將村莊共識外化為行動標準，促成認知向行為的轉化，三者環環相扣，呈現出邏輯式的遞進關系。這一邏輯演進線路催生了村莊的內生秩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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