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對科舉制度影響探析

李蕾

摘 要：明代是科舉制度不斷發展和成熟的時代，但是與此同時，伴隨科舉制度的發展，士人的命運也因之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是成熟的制度對貧士追求更高人生的保證；另一方面，士人的人生也被局限在科舉制度之中，甚至為之終其一生。本文以明代名士孫樓為例，就明代士人對科舉制度的思考進行探析。

關鍵詞：科舉 八股制義 政教 人生觀

孫樓（公元1515-1584年），江蘇常熟人，字子虛，號百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公元1546年）舉人，七次會試不中，遂棄考，銓選湖州府推官。勤勉為政，然遭人中傷，未及三年，致仕歸。后改漢中，未赴。于家中杜門校讎，贍養寡母，隱居十年而終。孫樓的科舉之途，經歷了漫長的大半生，而伴隨科舉一次次的打擊以及孫樓對科舉的一次次回顧中，孫樓對明代科舉制度的態度和看法也在逐漸趨向穩定成熟。甚至由科舉生發到了政教關系的探討，但是總的看來，孫樓對待科舉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的，在身體力行的追求科舉中式的同時，也認識到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并且就現實情況中科舉的疏漏之處提出了自己的政見和看法，其中還包括了對當下士人熱衷科考的反思。

首先，在八股制義文章的創作上，孫樓的態度還是比較客觀和中肯的，他認為八股制義文章的優劣與否是沒有具體劃一的標準的，唯一可以衡量文章高下的就是當下的時尚風潮以及統治者的喜好。

《孫百川先生未刻稿》第六卷《袁經元窗稿序》：“夫舉子帖括，昔人比之雕蟲，壯夫不為。然疾徐甘苦之間，寔具妙理，有黃馘不得其朕而髫年莫與爭能者，何也？工不工異致也。然均此文也，俯仰異時，則昨妍而今媸；好賞異狥，則韙此而訾彼，又豈有典要哉？……已遇而議其工者，貴耳者也。已工而議其遇者，信心者也。仲君之文既若是矣，即不遇，吾猶不謂其不工也?！?/p>

在孫樓看來，科舉制義之文也是有其可取之處的，昔人之所以不屑為之的原因也是沒有從辯證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制義之文的創作，而僅僅視其為謀取名利的雕蟲小技。此外，制義之文也是有工與不工的劃分的，不能夠以是否中式來籠統的判斷文章的價值，這種對待時義之文的辯證態度，也是不多見的，也是孫樓由自身的科考經歷而生發出的體會。同時，孫樓也針對制義之文的寫作提出了自己意見，認為時義之文的創作不應當與古文詞割裂，而是互相借鑒和融合的。

其次，孫樓還探討了關于文章創作和人才選拔，科舉為官之間的關系：

《孫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冊《送張三山擢瀘州判官序》：“有國者，以文取士，以才官人。由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然自科目興，而造士者要歸諸式，若持衡然，吾可得而低昻也。自資格興，而入官者要歸諸序，若貫魚然，吾不可得而先后也。惟可得而低昻也，則一第之得不得，有命焉，而文非所論也。惟不可得而先后也，則一級之進不進，亦有命焉，而才非所論也。而古人所以經國之意，亦？以失矣?！?/p>

如上所論，孫樓認為古代治理國家的宗旨發展到現今，已經失去了其納才取士的本質，官員選拔的標準不再是以才為標準，而是由科舉取士來決定的，但是科舉取士的唯一衡量標準無非就是八股制義，除此之外，只能聽天由命。同樣，官員的選拔和晉升也由此變得迂腐不堪。另外，在其寫給友人的信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孫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冊《送節推汪存吾之東昌序》：“上之有求于士者，問其才足以辦吾事已耳，不以其文也。士之所以應于上者，亦惟才之足以稱厥職已耳，不以其文矣。文學、政事同道而異用。世固有幸捷于文戰而輒敗于吏事者矣，有國者何賴于斯人也。惟世之淺夫以甲科為榮，而鄙儒又以必得于屠龍。比其得之，而神已疲，年且暮矣，所以應上之求者，曾幾何日矣。以故強而仕者，禮之設教也。先生年及之而小試于吾邑，由是進一職則盡若職，鴻漸于陸，乃心猶漸于盤也。吾盡吾職而吾道亦藉以行。則文之有用者，莫大乎是。一第之得不得，曷計哉？華要之陟，曷計哉？誠如是也?！?/p>

在孫樓看來，文章的好壞與政事的成敗的關系不應當是直接關聯的。文章的成就是道得以推而廣之的途徑，而非根本。統治者所希求的人才不應當以文章寫作的高下來衡量，而是能夠處理為吏之事的人才。文章創作水平再高，如果不能夠妥善的處理吏事，也是毫無意義的，道的施行也是借此才得以實現。文學與政事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孫樓對那些以甲科為榮的士人也是充滿了鄙夷之情的，是沒有能力選舉為官的。但是結合孫樓的科舉之途來看，這種辯證客觀態度的形成，其中必然也是包含的孫樓對于科舉求而不得的遺憾的。

最后，孫樓還論及了政教之間的關系。

《孫百川先生未刻稿》第七冊《送常熟署教存吾汪君擢推東昌序》：

“古之政教出于一，今之政教出于二。非大口之爾殊也，亦秉政教之責歧之也。三代而上，政莫善于周公，而閭胥黨正之設，寔經國之首務。教莫善于孔子，而為邦道國之訓，亦講藝之習聞。蓋教以覺后覺而道藉以明，政以正不正而道藉以行，其揆一也……自科目制興而士之志于用世者，輒視教為散秩，既薄之而不為，而上之人復操格以限之，即使量移稍遷，不過遲回于膠序成均之間，歷十余年不它調而卒以老者，比比也?！?/p>

孫樓認為，政教本來就應該是相輔相成，互為支撐的。教是道的根本，道是教的目的。兩者不可偏廢。但是發展至今，卻出現了政教分離的狀況，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孫樓看來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士人對“教”的偏見，認為教乃散秩，不屑一顧；另一方面，是統治者的輕視，當時身為教官之士幾乎都是沒有升遷的可能，一旦身為教官，則歷十余年不調，最后卒官之人比比皆是?！睹魇贰分幸灿涊d了教官缺失的現象：“正統中，天下教官多缺，而舉人厭其卑冷，多不愿就。至成化十三年，允許舉人教官會試，教者日漸多矣。嘉靖中，南北國學皆空虛，議盡發下第舉人入監，且立限期以趣之。然舉人不愿入監者，卒不可力強。于是生員歲貢之外，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①”。其中涉及的原因與孫樓所言如出一轍。孫樓之外，袁宏道在其文集中也曾經提到過政教割裂的問題：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②：“文章與吏事一道也，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為吏，遂欲舍所學而聽于胥，故經爾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于地謂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為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秇與古文詞貳，貳之則交病漸靡?！?/p>

袁宏道在其文章中不僅涉及了文章與政事的關系，同時還批評了時義與古文詞割裂為二的問題。與孫樓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也足見當時政教之衰頹。另外，孫樓在其文中還針對解決這些科舉有關的問題提出過自己的看法。

首先，針對當時士人數量大增和科舉額度之間的嚴重失衡的問題，孫樓認為，應當適當的增加科舉取士的數量，一方面是由于吳中文化興盛，人才眾多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夠更好地為統治者服務。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第九卷《為諸友請贈科額呈》：“呈為比例作養事，竊以三吳人才素甲于江左，歷科俊造悉起于學中。若非寬其鴻漸之途，難以展其鵬博之勢。照得昆山、常熟二縣，并以山川毓靈，兩地獨鐘于人物風俗，媲美萬家，各尚乎詩書，冠裳櫛比，巷擬烏衣?？颇考缒?，班聯玉筍。既若鄒魯之號為文學，亦猶秦晉之不可雌雄?！勰赀f超乎常額。惟我常熟，則士甘靜守，人罕妄干?！瓫r門下之桃李，不妨于多栽，籠中之參苓，似宜于各備?！?/p>

另外，針對當時政教失衡的現實，孫樓也提出了修建書院的提程：

《刻孫百川先生文集》第九卷《請建文學書院呈》：“維我常熟之邦，實為降神之地。三千年遺宅而墨井猶存，數百代封丘而夜壑永妥。蓋亦孔子之關里而孟氏之騶鄉也。但春秋俎豆，雖宗祀之有祠。而冬夏詩書，尚講肄之無所。黌宮之號舍有限，青衿之增額愈多。家廟雖存，裔孫雜處。專祠固在，湫隘難容。以故有志于靜學者而家無精舍，遂僦居于叢林，雅意于樂群者，而公乏講堂，輒借窗于巨室，……伏乞效白鹿之成規，放紫陽之遺事，擇地一所，建院一區。額則取文學之嘉名，義實為膠序之羽翼?！?/p>

不論是孫樓的科舉失利，抑或是辭官歸隱，不可否認的是他們身上都帶有江南地區的文化優越感以及因為產期受到壓抑而不可伸張的“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不論是當朝為官，還是在野為民，這些士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積極的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這也就形成了當時類似于“清議”的氛圍，也形成了當時江南地區士人特有的那種以進取抗憤和退隱蕭散互補的人生態度。而這種人生態度的形成，不得不說有很大程度上都是科舉制度所催生的結果。

注釋

① 參見（清）張廷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五·《選舉一》[C].中華書局出版社，1974：1680.

②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第二卷）[M].明崇禎刊本.

③ 陳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38.

參考文獻

[1] 孫樓.刻孫百川先生文集[M].《四庫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歷四十八年梁溪華滋蕃刻本.

[2] （清）張廷玉.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五·《選舉一》[C].中華書局出版社，1974：1680.

[3] 陳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會與社會生活[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