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豪才：法治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

法治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一個重要方面是推動政府職能轉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轉變職能要做好減法，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退出那些沒有必要插手的領域，交給市場進行更有效率的調節。同時，也要做好加法，深化價格、財稅、金融等領域基礎性改革，著力創造并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確保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實現市場良性運行。此外，還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更多為社會兜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配套制度保障。

政府簡政放權后，需要加強社會自我規制和自我管理，培育社會自治機制。應著力推動市場主體、行業協會、中介組織、自治組織發展，構成社會治理的多元良性運行機制。大力加強各種社會組織內部章程、規則制度建設。這些規則制定主體更加多元、形式更為靈活、內容涵蓋面更廣、實施方式更為多樣，屬于軟法和軟法治理范疇。社會組織運用這些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軟法，在相互協商、有效溝通基礎上加強自律、互律，能提高社會自我約束、自我規制能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法律制度建設方面也需要根據形勢變化進行調整。在規制模式上，做好從管理到治理的調整，既加強硬法治理，也注重軟法治理；在規制領域方面，適當調整重心，有所為有所不為，該退出的領域要退出，該強化的領域要強化。應綜合運用剛性手段和柔性手段，把法治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作用發揮好。

（摘自2017年2月9日《 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