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銳棱砸擊石片及相關問題探討*

謝光茂 林 強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

廣西銳棱砸擊石片及相關問題探討*

謝光茂 林 強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

廣西，石器時代，銳棱砸擊石片，制作技術

銳棱砸擊法是舊石器時代出現并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的一種比較特殊的打片技術，使用這種方法打下的石片和使用其他方法打取的石片明顯不同。本文對廣西地區銳棱砸擊石片的發現和分布及其功能和用途等方面進行初步的研究，并對中國銳棱砸擊石片的分布、年代以及銳棱砸擊石片的制作技術等其他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1973年，伴隨著貴州水城硝灰洞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一種新的石片出現在人們的眼前。1978年，在貴州興義貓貓洞遺址發現更多此類石片。曹澤田根據實驗的結果，認為這種石片是使用“銳棱砸擊法”打制的，故名之為“銳棱砸擊石片”［1］。

銳棱砸擊石片具有明顯的特征。這種石片的打擊點一般寬大且深凹，從平面上看像月牙形；沒有明顯臺面，故有人據此稱為零臺面石片［2］；破裂面一般比較平坦，沒有半椎體和打擊泡；放射線清楚；石片較薄，背面通常保留礫石面；石片角小于90°；一些標本中，相當于半椎體的下緣處可見到類似同心波紋的弧形凸和石片尾端向背面翻卷的現象。這類石片從形態上看，與錘擊法、砸擊法、碰砧法產生的石片不一樣，很容易區別，構成獨特的石片類型。

在廣西地區，從上世紀70年代以后就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特別是近十年來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發現許多史前文化遺址都有銳棱砸擊石片。本文擬對廣西發現的銳棱砸擊石片作初步研究，并就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廣西銳棱砸擊石片的發現與分布

廣西最早報道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的遺址是百色的百維遺址和隆林巖洞坡遺址。百維遺址是1982年文物普查時發現的，屬于巖廈遺址。因當地農民挖巖泥而露出文化層，內含灰燼、紅燒土、獸骨等，采集到包括石片在內的打制石制品、磨制石器、陶片等，年代可能為新石器時代早中期。4件石片中，有3件是銳棱砸擊石片，另外有2件砍砸器的素材也是銳棱砸擊石片［3］。巖洞坡遺址位于隆林縣德峨鄉的一個石灰巖山洞內，地層中含有炭屑和燒土，發現一個人類頭骨及部分體骨、數量較多的打制石器、石片、磨制石器、陶片、動物骨骼和牙齒等。石片均為銳棱砸擊石片，另有一件刮削器是用銳棱砸擊石片作為素材加工而成的。根據遺物特征推斷，該遺址的年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4］。1997年，張森水在研究桂林甑皮巖遺址1973年試掘出土的石制品時，也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在他研究的21件石片中，有5件是銳棱砸擊石片［5］。甑皮巖遺址后來又經過多次發掘，歷次發掘發現墓葬、灰坑、火塘等遺跡多處，出土遺物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及大量動物骨骼，年代距今約12000～7000年［6］。1988年發掘的桂林廟巖遺址發現少量銳棱砸擊石片。該遺址位于桂林東南約30公里的李家塘村的一個洞穴內，地層中含有大量的螺殼、獸骨等，發現用火遺跡，出土石制品、骨制品、蚌制品及少量陶片等，通過碳十四年代測定遺址的年代為12000～20000年［7］。2002年百色革新橋遺址的發掘，發現一處大型石器制造場和2座墓葬，出土2萬多件石制品以及一批動植物遺存。石制品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片中以銳棱砸擊石片數量最多。該遺址的年代為距今6000～5500年［8］。2004年和2005年初，謝光茂先后主持發掘的百色百達遺址和坎屯遺址［9］均出土大量銳棱砸擊石片。百達遺址位于百色陽墟的百達村旁邊，是一處跨越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曠野遺址，在新石器時代地層中發現墓葬和用火遺跡，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少量骨器和陶器，石制品中含大量的銳棱砸擊石片。經碳十四測年，新石器文化層的年代為距今8000～6000年?？餐瓦z址位于百色陽墟百必屯，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發現一處石器制造場和一批墓葬，出土大量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及少量骨器，石制品中含有數量眾多的銳棱砸擊石片。2004年發掘的都安北大嶺遺址出土不少銳棱砸擊石片。該遺址是紅水河流域最重要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一處大型石器制造場和多座墓葬，出土數以萬計的石制品，年代為距今8000～6000年［10］。2006年發掘的桂平大塘城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和陶片，石制品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其中有數量較多的銳棱砸擊石片，碳十四測定年代為距今8000～7000年［11］。此外，2005年發掘的隆安虎樓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有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的刮削器［12］。

2006年以來，在考古調查和文物普查中，發現一批有銳棱砸擊石片的史前遺址。2006年上半年，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在紅水河流域進行新石器時代遺址重點調查中發現大化大地坡、巴馬坡六嶺等遺址的斧錛類石器中有的是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而成的［13］。2010年在文物普查中，又在馱娘江流域發現一批有銳棱砸擊石片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和新石器時代遺址。這些遺址包括田林縣的八囊、百欖、周馬、八新、百風、地樓等遺址，西林縣的洞堅、渭博、八烈、洞龍、那勞、新寨、洞肯、平消、后龍山、馬鞍山、弄懷等遺址，分布在馱娘江及其支流兩岸的臺地或山坡地上，均為曠野遺址。這些遺址所見到的的幾乎都是石制品，新石器時代遺址還有大量的打制石器。石制品中有數量較多的銳棱砸擊石片，而且有的遺址還發現銳棱砸擊石核以及用銳棱砸擊石片制作的石器［14］。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廣西史前遺址的發掘報告中，還有兩處遺址被提到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一處是田陽那滿遺址，另一處是柳州白蓮洞遺址。但根據文字描述并結合插圖來看，這兩處遺址所說的 “銳棱砸擊石片”并非真正意義的銳棱砸擊石片。那滿遺址的發掘報告中說在地層第二層出土一件（編號為T0923②：4）銳棱砸擊石片，但該石片不僅有臺面，而且破裂面還有明顯半椎體［15］，顯然不是真正的銳棱砸擊石片。白蓮洞遺址的報告中報道，在燧石石片中有“少量石片的制片采用錘擊和銳棱砸擊技術”［16］，但這些燧石石片是從團塊狀燧石剝取的，而不像典型銳棱砸擊石片是從扁體礫石上打下的；再者，這些燧石石片很小，多在3厘米以下，而廣西目前發現的銳棱砸擊石片最小也都在5厘米以上。白蓮洞原報告中所說的銳棱砸擊石片很可能也不是真正的銳棱砸擊石片。

圖一 廣西發現銳棱砸擊石片的主要遺址分布圖

迄今為止，在廣西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的遺址共30處，其中舊石器時代遺址9處，新石器時代遺址21處（表一，圖一）。這些遺址分布在廣西的西北部、中東部和東北部，包括百色、南寧、河池、貴港、桂林等地區。遺址類型有曠野和洞穴兩種，以曠野遺址為主；遺址所在的周圍地貌有山地、丘陵和平原，以山地和丘陵占多數。舊石器時代遺址目前僅見于廣西西部的百色地區，年代可能早到舊石器時代中期；新石器時代遺址則分布比較廣泛，除百色地區外，還擴展到南寧、河池、貴港、桂林等地區，年代包括了新石器時代早、中、晚三個時期，而以中晚期居多?？傮w而言，廣西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的遺址以西部最為密集，往東逐漸減少；而且各遺址發現的石片中，銳棱砸擊石片所占的比例也是以西部遺址所占的比例最高，桂東北最低。

二、廣西銳棱砸擊石片的特征

廣西銳棱砸擊石片總體上和云貴高原、特別是貴州西南部的接近，其主要有如下幾個特征：

1.原料方面，廣西銳棱砸擊石片全部都是礫石石片，巖性有砂巖、玄武巖、輝綠巖、硅質巖等，其中砂巖、玄武巖占大部分，硅質巖最少。這些巖石中，砂巖、玄武巖、輝綠巖的勻質性都比較好，結構面少，硬度和韌性中等，因此，用這些石料打下銳棱砸擊石片都比較完整，破裂面平整，幾乎沒有見到因結構面而產生的石片斷裂的現象。

2.石片在大小方面差別較大，最大者長10.8、寬18.9厘米，最小的接近5厘米，而以10厘米左右的居多；石片均較薄。

3.石片的形狀以橢圓形為主，圓形較少。這與石料有關，革新橋、百達、坎屯等遺址均發現規模不等的石器制造場，從出土的石料看，多數是扁長形或橢圓形的，球形或圓形的在數量上要少得多。與此相對應的是，橢圓形石片在數量上遠大于圓形石片。

4.寬大于長的石片比長大于寬的石片多。雖然這兩種石片在各個遺址的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但總體上前者明顯多于后者。

5.石片均為初級石片，其背面全部為礫石面。極個別石片的背面雖有小片疤，但這種小片疤的打擊點和石片本身的打擊點相同，應是打片時在石片背面產生的崩疤。

6.石片邊緣鋒利，尤其是遠端和兩側下部通常具有鋒利的邊緣。

表一 廣西銳棱砸擊石片遺址分布表

續表一

三、廣西銳棱砸擊石片的功能和用途

1.制作打制石器的素材

從已發現的材料看，廣西銳棱砸擊石片有相當部分是用來制作打制石器的，這在舊石器遺址和新石器遺址都可見到。舊石器遺址中，有一部分砍砸器、手鎬和刮削器是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而成的，其中以刮削器最為常見。這種情況主要見于馱娘江流域的遺址，如西林洞堅遺址、新寨遺址、洞龍遺址、那勞遺址等（圖二）。

圖二 舊石器時代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的石器1.砍砸器（新寨遺址） 2.手鎬（洞堅遺址） 3.刮削器（那勞遺址）

圖三 新石器時代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的打制石器1.砍砸器（百達遺址） 2.手鎬（百達遺址）3. 刮削器（革新橋遺址） 4.刮削器（百達遺址）

新石器遺址中，用銳棱砸擊石片制作石器更普遍。打制石器在廣西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仍大量存在，特別是新石器早、中期，早期的遺址以打制石器為主，中期遺址中打制石器仍然占很大比例，這種情況在廣西西部尤為明顯。新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中用銳棱砸擊石片作為素材的有砍砸器和刮削器，以刮削器為主，砍砸器不多。這種情況在廣西西北部的右江上游地區、紅水河流域以及廣西中東部的潯江流域都比較常見，如田林那忙、西林馬鞍山、弄懷、百色的革新橋、百達、坎屯、都安北大嶺遺址、桂平大塘城遺址等（圖三）。

2. 制作磨制石器的素材

廣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磨制石器的素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礫石，就是利用礫石直接加工成斧、錛、鑿等類型的工具，這種礫石通常是扁長形的；另一種是銳棱砸擊石片，由于這種石片大多呈長橢圓形，破裂面平坦，因此通常被加工成斧、錛類磨制石器。這種情況在右江上游地區和紅水河流域都很普遍，在同一遺址中，其數量要比同素材的砍砸器多，如西林馬鞍山、弄懷、田林弄懷遺址、百色的革新橋、百達、坎屯、都安北大嶺、桂平大塘城遺址等都是如此。在許多斧錛的毛坯上還保留有這類石片的部分典型特征，如寬而粗大的打擊點、明顯的放射線及放射線遠端的弧形帶等（圖四，1～3）。這些特征甚至在一些斧錛的半成品和成品中都能見到，因為廣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磨制石器從早期到中晚期很少有通體磨光的，在其身上通常保留較多的制坯時產生的打擊疤痕面，包括原石片素材的部分破裂面（圖四，4）。

3. 直接作工具使用

廣西發現的銳棱砸擊石片有一部分未經過第二步加工而直接作為工具使用。銳棱砸擊石片具有鋒利的邊緣，完全可以直接用作切割和刮削的工具。但由于這類石片用作切割工具時，其加工對象可能更多是植物的根莖葉等，如果使用時間不長，使用痕跡往往不明顯，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需要做使用痕跡的微痕研究。不過，光憑肉眼觀察，我們也發現有一些銳棱砸擊石片有明顯的使用痕跡，如田林地樓遺址標本10TLDL采：3，遠端及右側邊緣有較多小崩疤，應為使用痕跡（圖五,2）；百色百達標本04BYBAT304⑥：70的遠端和一側也有許多崩疤，而且邊緣也有輕度磨痕，崩疤和磨痕應是使用痕跡（圖五，1）。

四、相關問題探討

1. 關于中國銳棱砸擊石片的分布

如前所述，銳棱砸擊石片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發現的，當時由于發現這類石片的遺址不多，且分布范圍只限于云貴高原，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局部的文化現象。但是隨著20多年來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這類石片不僅發現越來越多，而且分布范圍不斷擴大，已遠遠超出云貴高原地區，不但中國其他地區有發現，而且在東南亞地區也有發現，如越南閃寨巖遺址（Xom Trai Cave）等［17］。

在中國地區，就現有資料看，舊石器時代的銳棱砸擊石片分布除云貴高原外，在廣西、廣東［18］、湖南［19］、湖北［20］、重慶［21］、福建［22］、浙江［23］、臺灣［24］、香港等地區都有發現［25］。到了新石器時代，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的遺址數量明顯增多，比較有代表性的遺址有：云南西雙版納［26］、貴州貞豐孔明墳遺址［27］、重慶巫山鎖龍遺址［28］、湖南洪江高廟遺址［29］、浙江浦江上山遺址［30］等，但從大的區域來說其分布范圍似乎沒有超出舊石器時代的分布范圍，而且兩者的分布范圍基本一致。從出土此類石片的遺址分布密度來說，舊石器時代以云貴高原、湘西、桂西北以及長江三峽地區最為密集。遺址出土的石片中，銳棱砸擊石片所占的比例也是以云貴高原及其邊緣地帶的最高，甚至不少遺址的石片全部為銳棱砸擊石片。例如，貴州水城硝灰洞遺址出土的53件石制品中，就有銳棱砸擊石片28件，占全部石制品的53%［31］；貴州貓貓洞遺址銳棱砸擊石片占全部石片的78%，且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其中大部分為銳棱砸擊石片［32］；屬于云貴高原邊緣的廣西西林洞堅遺址等，所發現的石片均為銳棱砸擊石片［33］。新石器時代的情況和舊石器時代基本相同。其他地區的發現都是比較零星的，沒有成片分布。由此看來，銳棱砸擊石片分布的中心可能是云貴高原及其邊緣地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向東、向南擴展，從而成為中國南方史前文化中一種獨特的文化因素。

圖四 新石器時代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的斧錛類毛坯、半成品1～3. 斧錛類毛坯（百達遺址） 4.石斧半成品（百達遺址）

圖五 新石器時代使用石片 1.百達遺址 2.地樓遺址

2. 關于中國銳棱砸擊石片的年代

現有的考古資料表明，銳棱砸擊石片出現于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甚至更晚。從相關報道來看，目前年代最早的是重慶豐都煙墩堡遺址和湖北鄖縣人遺址。煙墩堡遺址為舊石器時代早期，地質時代為中更新世早期，古地磁測定為73萬年［34］；鄖縣人遺址的年代經古地磁測定為距今約80萬年。屬于舊石器時代早期的銳棱砸擊石片還有：湖南湘西屬于潕水文化類群的銳棱砸擊石片埋藏在二級階地不典型的網紋紅土層中，地質時代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35］；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的福建三明萬壽巖靈峰洞遺址的年代為舊石器時代早期之末［36］。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的有貴州硝灰洞遺址，時代為舊石器時代中期較晚階段［37］；廣西田陽那哈遺址出土銳棱砸擊石片的地層為舊石器時代中晚期［38］。其余發現銳棱砸擊石片的遺址的年代均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的，最晚的甚至到商周時期［39］。

對于上述最早的銳棱砸擊石片的年代，并非確切無疑。重慶豐都煙墩堡遺址是一處臺地遺址，其位于長江邊的階地上。該遺址的地層堆積共分4層，除第1層為耕土層外，第2至第4層均出土文化遺物，其中第2、第3層出土了銳棱砸擊石片和陶片，而第4層不見陶片和銳棱砸擊石片。據發掘者介紹，第4層為原生的似網紋紅土層，而第2、3層分別為銹黃色粉砂土層和灰綠色砂粘土層，它們是位于高處的第4層堆積（似網紋紅土堆積）在新石器時代或更晚時期遭到破壞后被搬運至此重新形成的堆積，其所含的石制品與第4層的屬于同一套組合，而陶片是新石器時代的。這里的問題是，屬于新石器時代的第2、3地層出土的石制品的年代是否和其下伏的似網紋紅土層出土的石制品年代相同？眾所周知，中國南方的打制石器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像嶺南地區和云貴高原地區，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甚至占有很大比例，因此在新石器時代地層中出土打制石器是很正常的；另外，從廣西地區的考古發現看，像煙墩堡這樣的遺址也不少，遺址地層堆積的下部屬于舊石器時代，而上部為新石器時代，而且新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和舊石器時代的沒有很大的區別。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煙墩堡遺址中，屬于新石器時代的第2、3層都出土了不少銳棱砸擊石片，唯獨屬于舊石器時代的第4層卻一件都沒有發現。因此，煙墩堡遺址出土的銳棱砸擊石片的年代很可能是新石器時代的。

鄖縣人遺址出土的石制品中僅有一件刮削器是零臺面石片加工成的，這是孤例。而且，從作者所說的鄖縣人遺址的石制品“亦具備了一些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特點（如有多臺面石核、零臺面石片、砸擊技術的存在等等）”［40］的表述看，這里所說的零臺面石片是否為真為此類石片還是值得懷疑，因為零臺面石片并不是北方舊石器文化的特點。

由此看來，在中國舊石器時代初期（地質時代的早更新世）的石制品中很可能尚未出現銳棱砸擊石片。

3. 關于銳棱砸擊石片的制作技術

銳棱砸擊石片是貴州舊石器考古專家曹澤田在研究水城硝灰洞遺址的石器時開始定的名稱。他在介紹此類石片的特征后，認為這種石片在以往的考古發現中罕見，而在硝灰洞遺址中很普遍，并通過實驗認為這種石片是用“銳棱砸擊法”打制的，故名“銳棱砸擊石片”。他在報告中寫道：“將試驗的打片用的扁平砂巖礫石，一端稍斜地與石砧接觸，然后用手握牢被打的礫石，另一手執石錘，用石錘扁銳的邊猛砸礫石一端，一般來說只要打四、五下，石片就從礫石上脫落下來?！庇谑?，“把硝灰洞這種生產石片的方法，叫做銳棱砸擊法”［41］。后來，在他和張森水合作的《貴州舊石器文化概論》一文中加以強調。袁家榮通過實驗方法觀察各類石片，認為用這種方法打下的石片從形態上確實與錘擊、砸擊、碰砧等方法產生的石片不一樣［42］。后來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學術界普遍接受曹澤田對這種石片以及產生這種石片的技術的命名。然而，近10年來，有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這種技術的定名不恰當，建議用“摔碰技術”或“摔碰法”取而代之［43］。在此基礎上，更有學者提出用“揚子技術”統稱之［44］。雖然曹澤田提出的銳棱砸擊法可能不是很貼切，但他在實驗中所記述的利用扁體礫石窄邊作臺面通過砸擊產生石片的打法，應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而摔碰法是將石核用力摔向地面的石砧，碰擊產生石片。從考古遺址所發現的此類石片看，石片形狀很穩定，多數石片的打擊點位于石片臺面邊緣的正中央；許多石片尾端向背面翻卷的現象表明石片小于石核，這點在石核上也得到印證。如果使用摔碰法很難控制打擊點的位置，也不容打制如此規范的石片。因此，把此類石片的打制方法定名為銳棱砸擊法還是比較合適，況且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多時，已約定成俗，沒有必要改名。

五、結語

銳棱砸擊法是舊石器時代出現并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甚至更晚的一種比較特殊的打片技術，使用這種方法打下的石片有著不同于使用其他方法打取的石片的特征。這種石片在廣西發現較多，分布范圍廣泛，而以廣西西北部分布最為集中，時代從舊石器時代中期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晚期。銳棱砸擊石片除了少數直接作為工具使用外，更多的是被進一步加工成各種生產工具。

銳棱砸擊石片廣泛分布于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是一種獨特的文化因素。從現有考古資料看，云貴高原及其邊緣地帶很可能是此類石片的起源和分布中心，然后向東、南擴展，直至臺灣和香港地區。在中國境內目前發現的的銳棱砸擊石片的年代最早很可能也不超過舊石器時代早期晚段，到了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發展到了高峰，至新石器時代晚期逐漸走向衰落。

[1]曹澤田.貴州水城硝灰洞舊石器文化遺址[J].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78,16(1).

[2]李炎賢.關于石片的分類[J].人類學學報,1984,3(3).

[3]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百色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J].考古,1986(7).

[4]同[3].

[5]張森水,陽吉昌.甑皮巖新石器時代遺址打擊石制品研究[C]∥童永生等編.演化的實證——紀念楊鐘健教授百年誕辰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 桂林甑皮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7]諶世龍.桂林廟巖洞穴遺址的發掘與研究[C]∥英德市博物館等編.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8]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百色革新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9]發掘報告尚未發表。

[10]林強,謝廣維.廣西都安北大嶺遺址考古發掘取得的重要成果[N].中國文物報,2005-12-2.發掘報告尚未發表。

[11]林強,謝廣維,朱麗彬.廣西桂平大塘城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N].中國文物報,2007-07-04.發掘報告尚未發表。

[12]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隆安縣文物管理所.隆安縣虎樓嶺、北廟遺址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13]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紅水紅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調查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三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4] a.謝光茂,黃秋艷,胡章華.馱娘江流域發現的舊石器[J].南方文物,2011(3).b.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田林縣文物管理所.廣西馱娘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調查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五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15]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梧州市博物館.田陽那滿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考古文集（第四輯）.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16]廣西柳州白蓮洞洞穴科學博物館.柳州白蓮洞[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17]在越南中北部的史前文化遺址中，有不少發現有銳棱砸擊石片，如和平省的Xom Trai、清化省的Con Moong、河江省的Dan Cum和Na Chao、Tuyen Quang 省的Tham Choong、Cao Bang省的Nguom Vai等遺址（承蒙西村昌也和程能鐘先生提供相關資料）。筆者曾參觀過Xom Trai遺址并觀察了部分出土石制品，發現有不少銳棱砸擊石片和用銳棱砸擊石片加工的石器。

[18]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德史前考古報告[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19]袁家榮.滇湘舊石器文化之思考[C]∥“元謀人”發現30周年紀念暨古人類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

[20]袁家榮.長江中游地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C]∥呂遵諤主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世紀回顧·舊石器時代考古卷.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

[21] a.馮興無,裴樹文,陳福友.煙墩堡遺址研究[J].人類學學報, 2003,22(3).b.裴樹文,馮興無,陳福友,高星.三峽地區舊石器考古新進展[C]∥鄧濤,王原主編.第八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

[22]福建省文物局,福建博物院，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建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遺址1999-2000、2004年考古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3]浙江小黃山遺址、上山遺址等遺址均發現銳棱砸擊石片，但發掘報告尚未發表（承蒙王海明、蔣樂平先生提供提供相關信息）。

[24] a.宋文薰.長濱文化—臺灣首次發現的先陶文化[J].中國民族學通訊，1969(9).b.臧振華,陳文山,李匡悌.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遺址調查研究計劃（第一年）研究報告（2009年）[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c.臧振華,陳文山,李匡悌.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遺址調查研究計劃（第二年）研究報告（2011年）[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5]張森水主編.西貢黃地峒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M].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0.

[26]吉學平,余少劍.西雙版納瀾滄江流域新發現大型舊石器時代遺址[N].中國文物報,2006-02-17.后來，吉學平告知筆者，該遺址應為新石器時代遺址。

[27]張改課,王新金,張興龍等.貴州省貞豐縣孔明墳遺址[N].中國文物報,2009-07-03.發掘報告尚未發表。

[28]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等.巫山鎖龍遺址發掘簡報[C]∥重慶市文物局等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2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廟新石器時代遺址[J].考古,2006(7).該報告對石片的打制技術未作詳細介紹，但筆者曾到湖南考古所觀察過這批石制品，發現不少銳棱砸擊石片；主持高廟遺址發掘的賀剛先生也曾對筆者說有很多此類石片。

[30]報告尚未發表。

[31]同[1].

[32]曹澤田.貓貓洞舊石器之研究[J].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82,20(2).

[33]謝光茂,黃秋艷,胡章華.馱娘江流域發現的舊石器[J].南方文物,2011(3).

[34]馮興無,裴樹文,陳福友.煙墩堡遺址研究[J].人類學學報,2003,22(3).

[35]同[19].

[36]同[22].

[37] a.同[1].b.張森水,曹澤田.貴州舊石器文化概論[J].貴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2).

[38]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陽縣博物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田陽那哈遺址A區發掘報告[C]∥廣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廣西文物考古報告集（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39] a.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等.云陽李家壩遺址發掘報告[C]∥重慶市文物局等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b.西北大學考古隊等.萬州中壩子遺址發掘報告[C]∥重慶市文物局等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c.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萬州塘房坪遺址發掘報告[C]∥重慶市文物局等編.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40]馮小波.試論漢水流域舊石器時代文化[C]∥鄧濤,王原主編.第八屆中國古脊椎動物學學術年會論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1.

[41]同[1].

[42]同[19].

[43] a.同[21].b.高星,裴樹文.中國古人類石器技術與生存模式的考古學闡釋[J].第四紀研究,2006,26(4).

[44]高星,衛奇,李國洪.冉家路口舊石器遺址2005年發掘報告[J].人類學學報,2008,27(1).

（責任編輯 張鵬程）

Guangxi, Paleolithic, Ruilengzaji (Ridge-hammered bipolar f ake), Production method

Ruilengzaji, or known as ridge-hammered bipolar f ak, is a special f aking method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Paleolithic age and existed to the Neolithic age. Flakes detached by the method ar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made by other techniques. This paper deals with Ruilengzaji f akes from Guangxi in terms of its discovery,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ther related issue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Ruilengzaji f akes in China, their ages and the manufaturing technique are discussed.

*本文為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泛北部灣歷史文化研究團隊建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