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黨在上海發源地漁陽里研究的述評與思考

李瑊

[摘 要]

漁陽里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從漁陽里與“漁陽里研究”、漁陽里的敘述與綜合研究、漁陽里的專題研究等方面進行了述評，進而提出“漁陽里研究”亟須開拓新的資料來源，運用多學科相互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

中國共產黨；創建；漁陽里；研究；述評

[關鍵詞]

[中圖分類號] D2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7）06-0013-04

漁陽里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發源地和黨在創建時期的重要活動場所，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和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皾O陽里研究”是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中國城市史、中國政治史等多學科研究的交集點之一。開拓視野，借鑒多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深化和拓展“漁陽里研究”，跟蹤并推進相關研究的進展，對更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在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規律和深刻意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所言之漁陽里，既包括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也包括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這是上海兩條、也可以說是一條極普通的石庫門弄堂，因為同名又相通，只是為了區別它們，人們才將它們分稱新、老漁陽里。其地處上海市中心，同屬法租界，卻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其初期活動緊緊地維系在一起，成為孕育中國共產黨的“圣地”。在這塊方圓不到2公里的區域內，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全國第一個共青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培養青年干部的學?！鈬Z學社，全國第一個由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的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等，都在此籌建創立。不僅如此，在這里還創辦了最早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刊物《勞動界》周刊、上海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內部機關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這里還是影響深遠的《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部，中共一大、二大的籌議、會務活動，也在此展開，此外尚有國共、中外之間的許多重要活動在此交合互動。

漁陽里的歷史地位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時間久遠、宣傳力度不夠、原始資料缺乏，以及囿于觀念等原因，漁陽里的史跡長期處于被忽視的境地，致使其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幾近湮沒，即使有些論著中提到漁陽里，也多有訛誤之處。因此，亟待重視和研究，“‘漁陽里因歷史事件的發生和革命理論的傳播，被賦予開創性意義，具有挖掘、重塑、打造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1]。

“漁陽里研究”與一般的中共創建史研究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其是從上海城市社會的角度，審視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及發展?！俺鞘小边@一命題，以其超強的現實意義和豐富的研究視角，成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焦點。上海因其多元的“成長經歷”和獨特的文化魅力，備受學界矚目。由于各種因素的交合互動，近代上海營造出與傳統城市迥然不同的都市社會政治生態。20世紀初適逢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上海城市集聚展示的現代性、國際性最具代表和典型意義，也為中共成立提供了最適宜的地理和社會環境?！肮伯a黨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活動，構成上海近代史的華章?！盵2]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外國語學社的成員、中共一大的參與者等當年在此生活居住者的回憶錄中，漁陽里這一地名被經常提及。

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憶錄》收集了參加中共一大的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李達、包惠僧、馬林等10人的回憶或談話，是記述中共創建史實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李達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提及：“建立共產黨的會議是在《新青年》雜志社內召開的”，“上海的團部（社會主義青年團——筆者注）設在環龍路漁陽里六號”。[3]該書中包惠僧的《黨的一大前后》也多次提及在漁陽里的活動，如：“陳獨秀出獄后，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繼續主編《新青年》雜志”，“大約1920年7、8月間，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地點在法租界漁陽里2號”，“黨的集會則多半是在漁陽里2號”，“漁陽里6號被搜查”，“漁陽里2號被查抄與我們被捕”。[4]

包惠僧在20世紀50年代撰寫了多篇回憶中共建黨初期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史料，如《中共建黨前后的幾點回憶和感想》《1954年3月包惠僧回憶早期青年團在上海漁陽里6號活動的情況》。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憶錄》，其中記載：當夜我們到李達家里會談（在漁陽里二號，這里是陳獨秀的住宅，李達也住在此處）；[5]臨時中央通訊處是法租界大自鳴鐘《新青年》發行部蘇新甫轉，重要的文件及工作的地點，在法租界老漁陽里二號；[6]在《勘察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幾點意見和回憶》中，包惠僧特別提到“老漁陽里二號”是“經常集合之所”，記述了陳獨秀為首的人在此地的許多重要活動。[7]

在一些重要的黨史研究著作中，述及中共創建前期的準備籌議活動時，也都提及了漁陽里?！吨袊伯a黨歷史》第一卷充分吸取20世紀90年代以來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黨史通史的結構安排、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上，頗多新意，其中述及：“經過醞釀和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為書記?！盵8]

《1921-1933：中共中央在上?！穼懙溃?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5人在環龍路（今南昌路）老漁陽里（后改稱銘德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的寓所）開會，決定建立共產黨組織，名字暫定為社會共產黨，陳獨秀為負責人。[9]《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亦述及：在上海最早成立的工會有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這兩個工會“辦理得有精神有色彩”。1920年10月3日下午，在霞飛路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召開了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到會的有各工廠發起人和積極分子七八十人。[10]

就文章而言，概括性介紹漁陽里的有：楊堯深的《曙光從這里升起——記上海老漁陽里二號寓所》[11]，認為老漁陽里2號不僅是陳獨秀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同時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地、黨中央的辦公地，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任武雄的《一個被淡忘了的重要革命舊址》[12]認為在中國和上海的歷史大變動中，“新老漁陽里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地位實在太重要了”，這里是孕育中國共產黨的圣地，是打響護國戰爭第一槍之區，并且有許多歷史文化史跡。錢厚貴《老漁陽里2號，一個被遺忘近百年的革命圣地》[13]，認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上海發起組，以老漁陽里為基地，大力開拓革命事業。漁陽里的歷史貢獻表現為，一，改組《新青年》、創辦新刊物，宣傳社會主義，第二，籌建革命組織，第三，“一大”以后，老漁陽里2號成了中央局辦公地。葉永烈《紅色的起點》也以文學的筆觸記述描繪了以陳獨秀為首的先進知識分子在漁陽里的各項活動。

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老漁陽里2號成立。肖甡認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成立是中國第一個早期共產黨組織，具有“中心組”的特殊地位，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也是共產國際在華建黨工作的首要步驟。[14]任武雄認為：“上海的中共發起組，不是地方性的組織，而是中央核心或中樞。中共發起組領導與推動了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的建立?！盵15]對于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學界基本形成了共識，但對于其成立時間，有6月、8月、11月等不同的說法。

外國語學社：上海外國語學社成立于新漁陽里6號，是中共創辦的第一所外國語學校，也是第一所培養干部的學校，它對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培養黨的早期干部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革命史、中國留學教育史及中國外語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其進行研究，既有的研究文章均對其在當時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很高的評價?！巴鈬Z學社的出現在上海教育史上尚屬創舉……二十年代初，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一所以學習俄語為主的上海外國語學社創立，為上海教育史和中國革命史增添了光彩，它是為青年革命者赴俄留學采取的重大措施?！盵16]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于外國語學社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研究領域拓展，如陳紹康、劉榮珠寫的《略論外國語學社幾個特點與人才的作用》論述了外國語學社創立時社會背景具有時代特點；外國語學社工作與活動具有開創性與多樣性，以及外國語學社處在“租界”的特殊環境與條件下，中俄兩國革命者不怕干擾與困難，顯示了團結一心合力辦學的特點。[17]

2010年11月18日，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舉辦的“紀念外國語學社創辦90周年座談會”。劉少奇之女劉愛琴，任弼時之女陳松、陳獨秀孫女陳長璞等早期教員、學員后代家屬出席，藉此留存了珍貴的口述史資料，推進了外國語學社的研究工作。

漁陽里地區與上海早期組織的實踐活動：袁士祥《老漁陽里與早期上海工人群眾運動領袖“二李”》，著重介紹了曾經住在漁陽里的早期上海工人群眾運動領袖李聲澥（李中，曾住在老漁陽里2號）和李啟漢（曾住在新漁陽里6號），他們根據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領導和安排，積極探索群眾路線，為組織和發動工人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18]楊衛民的《陳獨秀的紅色出版生涯》[19]論述了以陳獨秀為首的“紅色出版人”，以先進理念和獨特韜略經營出版業，對于革命思想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上海社會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在紀念建黨90周年之際，出版了一批論述“上海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的著作。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黨的創建與發展在上?！穂20]，從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的特點、從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的創建及其歷史貢獻，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組織結構特征、上海工人運動的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等幾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創建與發展脈絡。齊衛平等著《中國共產黨創建與上?！?，蘇智良著《中共建黨與上海社會》等書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早期傳播， 上海早期共產主義者群體的形成及其特點， 上海早期工人運動， 中共建黨前后上海社會與中國共產黨之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探究。同時，蘇智良的《中共建黨與上海社會》一文也在《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刊出。

漁陽里與“紅色文化”：張富強、馬磊磊寫的《上海石庫門紅色文化特性探析——以漁陽里紅色文化為重點》，認為漁陽里作為一個具有上海地域特色標志性建筑群，在紅色革命的初始階段，為革命理論的傳播、演變，革命組織的創立、壯大，革命隊伍的召集、凝聚，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漁陽里與紅色文化的內在聯系，以歷史事件的發生為標志，紅色革命的興起為依托，彼此以共同依存的形式出現于近代歷史的敘述之中。[21]

中共創建人物研究：以往對中共創建人物的研究大多聚集在中共創建過程中和后來對中國革命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上，如對黨的重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李達、李漢俊、惲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的研究，都有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相形之下，對其他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研究較少?？上驳氖?，近幾年來對一些黨史上的邊緣人物開始關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承認他們在建黨時期的貢獻，如劉仁靜、包惠僧、金家鳳、袁振英等。

2012年3月，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舉辦了“劉仁靜與中共創建”學術研討會，這是國內首次舉辦關于劉仁靜的學術研討會。2014年9月，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與上海中共黨史學會聯合舉辦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學術研討會”，這亦是一次開創性的會議。與會者從多方面客觀論述了包惠僧在中共早期歷史中參與建黨、參與領導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參與國共合作的活動和貢獻，并對他一生的曲折經歷進行了全面科學的剖析。

“漁陽里研究”目前尚處于價值認定、資料匯集的初始階段。在“知網”上以漁陽里為關鍵主題詞搜索，只有9篇文章。其中2篇回憶錄（包惠僧、許之楨），3篇宣傳性文章（媒體報道文章涉及漁陽里），1篇介紹性文章，3篇研究性文章。這種“比例結構”也基本反映了“漁陽里研究”的概貌。由此可見，漁陽里的研究尚需從多方面加強。

“漁陽里研究”亟須開拓新的資料來源。由于建黨初期條件所限，加之當時人們缺少存檔意識，致使文獻資料散失嚴重。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等重要文獻，是譯自1957年蘇聯歸還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的俄文本；又有研究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發現了兩個文獻的英文稿，而中文稿迄今未見。亦有學者提出，一大未曾通過綱領和決議，這兩份文件也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22]有關中共創建時期的許多問題，包括一大召開的時間、地點、人數、內容、文獻等等，學界都有程度不同的爭議，亦是由于原始檔案資料的缺失所致。

有鑒于文字資料的極其匱乏，因此對于這段歷史的研究，學者只能更多地借助于當事者的口述回憶。一大代表董必武、陳潭秋等人專門為“一大”留下了一些信件和文章。還有人們經常提及的《包惠僧回憶錄》、張國燾《我的回憶》等，再有周佛海的《往矣集》，為其自述半生經歷的回憶錄。陳公博的《寒風集》分為甲篇、乙篇兩部分，甲篇是陳公博的自傳性回憶文章，乙篇是其文學作品集。雖然回憶錄作為歷史資料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但可以與其它歷史資料互為印證，亦為研究中共創建和發展史的珍貴史料。還有許多回憶篇章收錄在有關中共創建史的綜合性文集或資料集中，如《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吳少京主編《親歷者憶——建黨風云》（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在已公開的有關黨史資料中，回憶錄占了相當的分量。

散失或保存于世界各地的檔案館，可能卷帙浩繁，數量巨多。對海外的相關資料，李玉貞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資料、俞敏對俞秀松的資料、旅英學者李丹陽對李漢俊的資料的發掘整理等，都付出了極大努力，所獲頗豐。浩如煙海的資料既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研究工作增加了困難。如此巨大的“資料工程”僅靠個人的力量是難以完成的，需要相關機構投入相當的力量聯合進行發掘和整理，才能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再則，“漁陽里研究”應開拓視野，借鑒多學科理論，運用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相互結合的研究方法，從政治社會史、城市社會史、新文化史等學術視角，多層面、多角度地揭示漁陽里在上海城市發展史、中共創建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西方城市學研究中的“社區”（城區），上海城市史學界較少涉及。一個城市由若干“城區”組成，城區大小不等，在某種意義上與“城市空間”相聯系。城市空間是歷史形成的城市創造力和城市精神的表現。近代上海提供了一個多元異質文化交流共存的特殊場所，其文化元素的多樣性、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為少見的。熊月之《中共一大的歷史空間》[23]，從上海的城市特色、法租界的社會空間與革命者的社會來源與交往等角度，運用“歷史空間”概念分析“一大”召開的社會條件，頗具新意。

總之，加強對中共在上海的發源地漁陽里的研究的任重道遠，我們還應從多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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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玉貞.中共一大文獻辨析二題[J].黨的文獻，2007（3）.

[23]熊月之.中共“一大”為什么選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一個城市社會史的考察[J].學術月刊，2011（3）.

作者系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責任編輯：卞吉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