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求學路

汪瀰口述 余其敏撰文

坎坷求學路

汪瀰口述 余其敏撰文

這是汪瀰的故事，我像狗惦記灶臺上的骨頭一樣覬覦很久了，多次警告他如果再不動筆我就越俎代庖了。其實我心里知道，我可能寫不好，畢竟缺乏真實感受。盡管如此我仍然執著地訴諸筆端，因為故事太感人，求學太不易。之所以用第一人稱，是因為習慣并喜歡。另外，在本科生多如狗，研究生滿地走的今天，考學一事了無生趣，但是我要講述的故事發生在1978～1982年，那時候高考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三，研究生錄取更是千里挑一，考學事件之于個人，其決定之重大，過程之艱辛，意義之深遠，自然不言而喻。

我1955年生于重慶，16歲初中畢業便迫不及待地插隊落戶到豐都，心想早去早回，第二年轉插到湖南資興縣，投奔我在那里勞動改造的右派母親，19歲招工進入鯉魚江磷肥廠拉板車，23歲參加1978年高考，高分落榜，24歲再戰，考入四川大學哲學系，27歲大學三年級時考取南開大學研究生。寥寥數語就是我三分之一人生，太可怕了！全景式的長鏡頭之后讓我聚焦這期間發生的幾件“大事”。

當時我在工廠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上班，日復一日拖板車，把礦石從露天堆積場運到高爐車間，可憐我那瘦弱的小身板，一車半噸重的礦石令我不堪重負，腰傷至今苦不堪言。好容易熬到下班，洗去一身的灰塵，精神空虛的我拎著一個小口袋四處找人打撲克。記不清什么規矩了，反正八九副撲克一起打，洗牌、摸牌、理牌得啰嗦半天，我們自嘲說今天把牌拎回家理好后第二天來打，然后再拎回去。那時我以為，我們這類人，一輩子可能就只能這樣日復一日地度過了。

下鄉時苦中作樂

高考復評成績通知單

大學入學留影

這樣的日子讓我感到絕望，不知哪天才是頭。時間來到了1977年，中斷十年的高考恢復了，我像是落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打了雞血似的四處尋找學習資料，復習迎考。那套著名的“數理化自學叢書”數學部分的9冊圖書，其封皮幾乎都被我翻爛了。父母都是不得志的知識分子，自然萬分支持，與我同齡的幾個表兄弟也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我們比學趕幫，爭先恐后，期間我還專程回四川，請大伯補習語文、幺爸補習數學、姨媽補習地理。但是女朋友不樂意了，不僅不支持，還冷嘲熱諷。我孤注一擲，不管不顧，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但是決心易下踐行艱難，一個“文革”時期的初中生（準確說只有小學水平）混在老三屆高中生和應屆高中生中同場競技，劣勢可想而知。我也是拼了，我必須抓住時代給我的這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每天下班后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伏案自學，實在困了小睡一覺，鬧鐘一響馬上翻身起床，挑燈夜戰，直到天明。還好我有過人的記憶力！幫了大忙。個中辛苦，冷暖自知。半年之后我倉促上陣參加1978年高考，竟取得390分的高分，全縣文科第一，放了個大衛星！當時的高考制度是全國統考各省劃線，這個成績當年在湖南報考北京大學哲學系是沒有問題的，但最后結果是：我落榜了！也許是受我母親的右派問題尚未徹底解決的影響。我就像是一只可憐的青蛙，剛從井底爬到井沿張望了一下又被一腳踹下去，我不知道我是怎樣走出失敗陰影的，如果不是內心強大到令我自己吃驚，我是絕對沒有勇氣從頭再來一次的。我頂著各方壓力繼續復習，準備參加1979年高考，盡管仍然有可能因為母親的右派問題再次落榜，但是當時全國性的撥亂反正摧枯拉朽，春回大地萬象更新，我相信春風也一定會拂過我們家！果然，1979年春天，我母親終于收到了平反其“右派分子”身份的正式函件。但是命運再次跟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我的歷史成績在“地區初評”時被少統計了30分，后來經“省上復評”改正時我已錯過報考頂級大學的機會，最終被四川大學哲學系錄?。簱f全系總分第一、英語第一。

說起英語，我能考出67分的“高分”簡直就是“奇跡”。1978年高考英語不計入總分，1979年計10%。當年高考英語考場門庭冷落車馬稀，大部分考生放棄，即便去了也是將選擇題胡亂一勾撞撞大運，能得幾分算幾分，聊勝于無。我所在的那個考場半小時后空空如也，只剩我和一個監考的老師。究其原因，“文革”期間中學基本不開設英語課，勉強開的也就是用方言發音教兩句類似“Long live chairman Mao.I love TIAN AN MEN in Peking.”但是我父親一直偷偷通過收聽“敵臺”美國之音自學英語，我有時也跟著“偷聽”。為了高考，我沒命地背單詞，我母親托她在北京大學的同學寄來北京大學西語系編的《大學英語》教材，外加薄冰的《英語語法手冊》，我死記硬背，囫圇吞棗。但是這種學習方式亦有后患，它使得我至今仍然是“啞巴”英語，盡管能通過任何英語筆試。

跌跌撞撞我進了大學，成為大齡天之驕子。大三時我毅然決定提前考研究生，我各科全優的成績幫了我，符合提前考研的全部學業條件。于是我花了整整一個寒假的時間準備，春節都蟄伏在圖書館，備戰備荒，打算報考南開大學哲學系近代西方哲學史碩士研究生，投身冒從虎先生麾下。三年的哲學學習讓我對中外哲學有了一些膚淺了解，認定中國無哲學，哲學的精髓在西方在德國，所以選擇西方哲學史專業。至于選擇南開大學，主要是因為它只考五門功課，而其他大學都要考六門，我只有三個月的準備時間，來不及。

這個決定再次把我逼到人生的死角，除了奮力突圍別無他法。當時各大學的哲學系（特別是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會集了那個時代的學生精英，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風口浪尖，是時代思想的聚焦點，但凡哲學系舉辦的講座都座無虛席，大學生如果不知道存在主義不知道薩特不能說出幾個哲學熱詞是要被人笑話的，憂國憂民去上課、憤世嫉俗去吃飯的哲學型男是女生的偶像。我雖然不在此列，但是風言風語也把我這個不喜歡拋頭露面的人推進大眾視野，飽受“他人的目光”的鞭笞。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再次硬著頭皮復習迎考。那是1982年，考研是一件天大的事，研究生是人之翹楚，求而難得。報名之后，周遭彌漫羨慕嫉妒恨，當時除了家人，可以說沒有人祝福我，巴不得我鎩羽而歸。人性的弱點嘛，可以理解。

1982年南開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考試共5門，除統考的政治理論和外語外，還有專業基礎課“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近代史”，以及專業課“西方哲學史”。我記得，世界近代史就四道論述題，各25分；西方哲學史僅三道論述題，分別為30、30、40分，冒老師手寫出題。這樣的分值安排，只要有一道題不會就別想及格了，而當時的硬性規定是必須三個60分：外語60分專業課60分五科平均60分。第二天上午進行的專業課西方哲學史考試便給了我一個當頭棒喝，打開考卷，下面這道題讓我腦子一片空白，心想徹底完了：試論笛卡爾與霍爾巴赫在認識論上的根本分歧。幫幫忙，笛卡爾的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沒有問題，但霍爾巴赫的認識論，任何教科書都沒有專門論述，授課老師也沒有專門講過！怎么論述二者的“根本分歧”呢？先易后難，先做會做的兩道題吧。在我從容地做第二道題的時候，突然靈光乍現：笛卡爾是西方近代哲學史上典型的二元論者和唯理論者，而霍爾巴赫則是這個時期典型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者，盡管我不清楚霍爾巴赫的認識論究竟有些什么具體觀點，但其總的觀點一定符合形而上學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般特征！于是，二元論加唯理論（笛卡爾）與一般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在認識主體、認識客體和認識過程等方面的“分歧”便在筆下傾瀉而出！

研究生準考證(反面)

研究生準考證

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信封

南開大學西方哲學81、82級留影

向來運氣不好的我竟然也有好事成雙的時候。下午考西方近代史時攔路虎幽靈再現，冒老師出的題中有一道是這樣的：試論法國革命對德國哲學的影響。天啦，我接觸的所有教材、文獻、資料都沒有這樣的視角！怎么辦？但是人生不可能總是敗走麥城，兩次高考已經夠折磨我的了。謝天謝地，霉運盡散，靈光再次乍現，我突然記起，在講述德國古典哲學產生的歷史背景時，授課老師好像講過馬克思的一句話：應該把康德哲學合理地看成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又好像是《黑格爾傳》里有這樣一句話：拿破侖是騎在白馬上的“絕對精神”！我大喜過望，于是就憑著這兩句話，沒有具體的史實，全憑天馬行空高屋建瓴的抽象，我海闊天空地論述了法國革命，特別是其理論先導啟蒙運動對從康德到黑格爾等德國古典哲學家的積極的正面的影響！

靈光乍現是上帝賜予聰明人的禮物，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正確的事件上接住了，你就會成為人生的幸運兒。入學后師母有一次悄悄告訴我，我是南開大學哲學系1982年研究生考試的狀元！

這兩道題是冒老師給有可能成為他門生的人的下馬威，這種沒有標準答案的高水平考題昭顯了他的學術水平，能成為他的學生我三生有幸！

就這樣，一個瑕疵學生搖身一變成為四川大學的驕傲，畢竟我大學只讀了三年，畢竟我考取了南開大學的研究生（冒老師那一年只招兩名學生，另一位來自勝利油田），而當年四川大學哲學系78級整整百名學生，僅一人考取研究生，去了中山大學。脫離四川大學的窘境，我開始了此生最重要也是最愉快的學習。戴著南開大學的黃色?；?，在自由的學術氛圍中，在名師的指導下，同門師兄弟砥礪前行，高歌猛進，指點江山，舍我其誰！

回望來路，心生感慨。求學不易，求學有幸。三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真正彈指一揮間，我已然兩鬢染霜，歲月在帶走我繁枝茂葉的同時，也在枝頭留下了沉甸甸的果實。作為出版人，我有幸親歷了中國出版的黃金三十年，結識了一批這個時代中外最優秀的學者，編輯出版了一批有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的圖書，也算此生無憾吧。（責任編輯/文風 設計/毛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