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推動企業履責的新變化

肖紅軍

經濟發展新常態深刻改變了企業生存與發展環境，對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新常態導致企業經營狀況的普遍分化要求對不同企業在履行底線責任、共贏責任和純粹利他責任等不同層次社會責任上進行差異化定位，并將提質增效、轉型升級作為夯實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基礎的關鍵，同時推動社會對不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差別化的合理期望，發揮政府在促進不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中的適宜功能，以便開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新局面。

一、堅守底線絕不跨越

底線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基礎部分。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無論企業發展處于什么階段，企業在任何時點、任何地方、任何領域都必須滿足底線要求，堅守底線原則，履行底線責任，這是企業開展負責任運營的“紅線”，任何企業都不能跨越。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即使面臨著生存困難和艱難轉型的企業，也必須毫不動搖地履行守法合規、誠信經營、產品質量、安全生產、環保節約的底線責任。

二、追求共贏權變創新

底線責任之上是共贏責任，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對于日益增多的經營困難的企業來說，在堅守底線要求基礎上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是最為迫切的任務，如果履行共贏責任并不是企業為解決當下生存問題或推動轉型升級的必不可少或有效的方式，那么企業可以削減、暫緩甚至停止這方面的項目投入;對于經營效益較好或發展較為穩健的企業來說，應以創造更大共享價值或實現更多互利共贏為著眼點，將履行共贏責任作為企業實現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主動開展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和搭建履行社會責任的“漁場”（平臺），加大這方面的項目投入，并不斷創新履行共贏責任的方式、方法和舉措，推動共贏范圍、深度的持續拓展，實現共贏效果的最大化。

三、純粹利他量力而行

純粹利他是企業完全的自愿道德行為，其通常表現形式是企業開展的慈善公益。企業履行純粹利他責任應當遵循“責任鐵律”，即企業在社會上擁有的權力、影響力和所具備的能力越大，企業應當承擔的純粹利他責任就越多。當然，企業履行純粹利他責任必須是基于自愿性原則，并量力而行。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企業應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確定履行純粹利他責任的程度。對于經營困難或經營壓力較大的企業，可以視情況暫時縮減甚至完全“砍掉”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投入，以便集中更多資源和精力投入到企業的經營改善上。同時，這類企業應當更加注重慈善公益項目的產出效果，通過開展方式創新將有限的慈善公益投入用到“刀刃”上，努力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對于經營效益較好或發展較為穩健的企業，應根據自身所擁有的冗余資源多寡和社會對其在慈善公益方面的期望程度，合理確定慈善公益投入，形成慈善公益投入與企業經營效益的聯動機制，同時，科學選擇慈善公益項目，創新慈善公益開展方式，提高慈善公益資源的利用效率，不斷增強自身在慈善公益方面的貢獻，甚至成為引領全社會開展慈善公益的表率。

四、提質增效全力以赴

無論是從實現企業的存續經營和健康發展角度，還是著眼于增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和能力，提質增效、扭虧增盈都是當前企業最為迫切的任務，企業應當標本兼治、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這意味著企業要深刻認識和深度把握新常態帶來發展環境的新變化，主動轉變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發展動力由資源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全面開展技術創新、生產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以創新促進轉型升級，實現生產力要素質量和水平的全方位提升。特別是，在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滲透背景下，企業應當積極擁抱“互聯網+”，推動產品智能化轉型、商業模式互聯網化轉型、價值鏈環節互聯網化轉型以及企業整體運營的互聯網化轉型，以“互聯網+”催生傳統引擎的新動力。

五、擔責期望動態合理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社會對處于不同經營狀況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不同內容層次應給予不同強度的期望，對于企業履行底線責任應明確期望和強制規范，在何時何地均嚴格要求，絕不降低標準;對于企業履行共贏責任應積極鼓勵和開放包容，推動形成將履行共贏責任與企業業務拓展和轉型發展密切關聯的社會期望，但并不進行強制性要求，尤其是對經營壓力較大的企業履行共贏責任應賦予更加彈性的期望和更加包容的態度;對于企業履行純粹利他責任應當適度倡導和合理引導，絕不進行強制性要求，特別是對經營困難的企業履行純粹利他責任應當降低期望，甚至鼓勵其暫停純粹利他項目投入而集中資源和精力開展經營改善。社會對企業履行共贏責任和純粹利他責任秉持更加包容和更加彈性的預期，意味著社會對新常態下的改革成本與轉型陣痛需要有更強的承受力和更高的容忍度，需要以長期視角和可持續發展眼光正確平衡改革成本與改革紅利的關系。

六、監督援助適時適當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絕不僅僅是企業自身的事情，政府和公民社會等外部力量在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政府應當成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引導者”“服務者”“監督者”和“援助者”，只不過這四重角色在不同情境下的凸顯度不同而已。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對于未能達到準入標準、代表落后產能的企業，政府應當嚴格對其進行淘汰，更加突出“監督者”和“援助者”角色，即監督與幫助其退出市場和結束運營，這也是這類企業對社會負責任的表現。對于經營暫時困難、具有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前景的企業，政府對其履行底線責任應當更加突出“監督者”和“援助者”角色，不但嚴格監督保證其守住底線，又通過援助增強其履行底線責任的能力;對這類企業履行共贏責任應當更加強調“引導者”“服務者”和“援助者”角色，不但引導和服務它們將解決社會問題與自身的轉型升級緊密結合，又通過援助增強其創造共享價值的能力。對于經營效益較好的企業，政府對其履行底線責任更加突出“監督者”角色，嚴格監督絕不懈怠;對這類企業履行共贏責任和純粹利他責任更加強調“引導者”和“服務者”角色，引導和服務它們更多地創造共享價值以及對高尚道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