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與文化遺產關鍵概念：回顧《國際博物館》近60年之精華

這是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全權接手后打造的第一期《國際博物館》雜志。

《國際博物館》雜志將致力于成為 ICOM 的發聲筒：通過雜志讓大家更好地了解 ICOM 以及世界遺產和博物館，同時提供 ICOM 成員一直以來在世界各地所推行的博物館理論及做法的優秀范例。

本期雜志標志著新階段的開始，本期雜志的主題是“博物館與遺產領域的核心概念”，出刊策略就是重刊 ICOM 核心成員在《國際博物館》往期雜志上刊出的具有標志性內容的一系列文章。我們經過慎重研究，選定了 24 篇文章，時間跨度從 1949 年到 2004 年。

這些文章可幫助讀者翔實充分地了解 ICOM 專家歷年來所提出的高端思想，及其致力于改進博物館及博物館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本期雜志刊載的第一組文章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及 20 世紀 50 年代，主要討論了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及其面對不同社會群體需求所需履行的責任，表明 ICOM 早在成立初期就確立了博物館需要承擔社會角色的明確目標，比很多人公認的關于博物館社會功能的業界討編者的話論整整早了 20 年。

早在 1949 年，布魯諾 · 格布哈特就提出博物館應當對本土所有公眾開放，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珍妮特 · R. 麥克法蘭（1953）支持博物館是社區中心的觀點，強調博物館的公眾參與性和創造性；格雷絲· L. 麥卡恩 · 莫利（1957）呼吁專業開展博物館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不管是對博物館的創立者和運作者還是博物館針對的不同社會群體而言，博物館工作都需要致力于實現 ICOM 和 UNESCO 倡導的生成、傳播知識的目標，她對雜志上發表的其他更具哲理性文章予以積極響應，表明提升《國際博物館》雜志的學術層次并非是一個全新的主題。

20 世紀 60 - 70 年代刊登的文章主要反映了這一時期的主流思想：J. W. 埃文斯（1963）和西德尼 · 迪倫 · 雷普利（1973）認識到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認為博物館應當對提升公眾的自然遺產意識負起責任。這類對環境的擴大化認識衍生出這樣一種認知，即博物館不僅與物品和物質文化相關，而且也與人類全部遺產相關—— 這一認知就是博物館理論中的“整體博物館”概念，這一概念在 1972 年通過的《圣地亞哥憲章》中做了明確的闡述（詳見本刊末尾）。同樣也是在這一時期，博物館專家們將信息和交流的概念引入博物館學。這在鄧肯· F. 卡梅?。?971）和揚 · 耶利內克（1975）的文章中清晰可見，他們在文章中強調了博物館是一個交流體系和反饋機制的觀點，并贊同博物館可以借助新媒體同觀眾產生積極而富有創造性的聯系。

關于博物館的政治功能—— 可以作為媒介幫助國家應對政治動亂和社會變革，在一些文章中也有所述及：阿卜杜拉耶· 迪奧普（1973）的文章介紹了獨立非洲國家博物館的相關情況及其在殖民地自治化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A.M. 拉茲貢（1976）對前蘇聯的博物館及教育體制做出評議，指出博物館具有潛在的能力有助于實現跨學科的全民教育；路易斯· 蒙雷亞爾的文章（1979）則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出發，闡述了關于追回流失文化遺產和打擊文化財產“非法交易”的內容，自此，確立博物館工作的道德規范成為 ICOM 的關注重點。

在這里不得不提及雨果· 戴瓦蘭-博漢（1976）及其倡議的扭轉博物館和社會群體之間的順序、關注公眾而非物品的觀點。他的倡議涵蓋了“生態博物館”的做法，同時還涵蓋了針對文盲群體的無標記展覽和針對大范圍散居群體的移動展覽的做法。

這些觀點深深影響了 80 年代“博物館學”思潮的理論主流，使得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研究更趨批判性——可參閱 1982 年綜合了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眾多代表性作者（阿爾霍納、布林克利、卡馬戈-莫羅、伊班克斯、埃斯皮諾薩、拉庫杜爾、倫布雷拉斯、馬加良斯和莫斯特尼）的意見而寫成的文章。邁克爾· 埃姆斯（1985）和沙羅 · 高斯（1986）對博物館的社會功能深表關注，提出了旨在促進博物館與觀眾交流的創造性建議：可視的儲藏室和保護實驗室，移動式科技展覽和探索性科技公園—— 自此，這些建議為世界各地的上百家博物館采用。1983 年，阿爾法 · 奧馬爾 · 科納雷提出在非洲推行新式的“人種學”博物館，主張不同社會團體或群體必須能夠創建順應其自身社會結構和信仰的博物館。皮埃爾· 邁朗 （1985） 回顧了1983年倫敦ICOM大會上確立新博物館學的相關歷史，其促成了可稱之為 “大眾”博物館學的發展。

必須指出，20 世紀 80 年代對于博物館界發展來說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一個歷史時期：博物館理論層出不窮、各放異彩，鞏固了博物館學作為一個學科領域的地位，而與此同時博物館運營也日益面向公眾——融合關于不同社會群體的非正式、傳統以及新興知識。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 ICOM 和上述作者思想的直接影響。

進入 90 年代，公眾參與博物館已經成為廣為接受的準則，而全球化趨勢帶來的挑戰促使博物館和博物館學者們重點關注管理和社會融合等問題，如瑪格麗特· 安德森和凱麗 · 溫克沃斯（1991）的文章探討了博物館與性別的重要話題，薇拉 · 佐爾伯格（1995）的文章剖析了大型藝術展覽的利弊，肯尼斯· 哈德森（1998）的文章解釋了在營銷博物館公共形象的過程中，公眾期望上漲為何會屈從于市場策略開發。羅伯特· R . 簡斯（1999）分析了博物館重組、出售（交換）藏品、一體化經營與現代博物館被視為管理性單位之間的關系，指出現代博物館所關注的重點是保證公眾服務的延續性，是一個涉及持續職責共享的過程。

最后三篇文章闡述了最當下博物館理論和做法爭議的核心問題：C. G. 斯克雷凡（1993）分析了新感知環境與社會群體對博物館期望——以及開發新的參觀者研究方法需求——之間的關系；卡里 · 卡普（2004）討論了數字博物館中的數字遺產，強調了非物質遺產同當下現實要求采用“虛擬博物館”之間的關聯性。最后一篇文章中，巴巴拉· 柯申布拉特-吉布利特（2004）重點討論了作為元文化產物的非物質遺產。

本期雜志所刊登文章主題的相關性以及文章作者在文中闡述的觀點，無一不表明 ICOM 一直以來都是博物館界的中流砥柱，而縱觀 ICOM 成立以來的 70 年，對于博物館界具有變革意義的一些觀點理念亦大都借由《國際博物館》雜志的平臺得以傳播。這有助于博物館界的專家學者們更加清醒地認識自身對個人及社會群體承擔的責任。所選的 24 篇文章—— 作者均為來自歐洲、南北美洲、亞洲和非洲的著名專家學者，其生活和工作都同 ICOM 和博物館密切相關 ——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把博物館看作是社會變革的媒介，關乎社會責任、參與、 融合、 教育和人類福祉。雖然各辟蹊徑，但都對全球范圍內博物館界的發展做出了貢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