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八俊”考

摘 要：東漢中后期外戚、宦官專權，朝野“清議”之風四起。士大夫的正直之士以半公開或公開的形式與當權宦官集團抗爭，以致釀成“黨錮之禍”。此批人士被時人冠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等稱號，其名略有不同，等差不一?！度龂尽?、《后漢書》等史籍關于“八俊”具體人物之記載稍有歧異，后世史家對此語焉不詳。因“八俊”之稱號始見于第一次黨錮之禍后，既為“黨人”之稱號，則表明躋身其中者必與“黨錮”事件有關，此后“八俊”之義已有衍化，當不在第一次黨錮后的“八俊”之列。

關鍵詞：黨錮之禍；八??；劉表

東漢中后期皇權式微，宦官把持朝政，尤以孝桓、孝靈兩朝為烈。朝野清議之風四起，士大夫中的正直之士以半公開或公開形式與當權宦官集團抗爭，，后終釀成“黨錮之禍”，其志同道合者被稱為“黨人”。事后士林對“黨錮之禍”中品行高潔者冠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等名號。所謂“俊，材千人也”[1]，是故“八俊”當為八位才智出眾或過人之士。

關于“八俊”稱號，各種史籍記載不一，相關人物多有歧異。為方便比較各家記載之不同，現列表如下：

比較上表、結合史籍所載而言，魏晉時期史家對于漢末“八俊”之記載，其具體人物有歧異之處。

二十世紀以來，國內學者甚少涉及漢末“八俊”，具體人物的考證僅在討論黨錮之禍或是宦官專權問題時偶有提及，似未留意前述記載間之差異。如唐長孺先生認為“八俊以下，李膺祖是太尉；荀昱叔父荀淑是有三公之望的大名士；杜密雖不計先世官爵，杜氏卻是潁川名門……王暢父是太尉；劉祐是宗室，‘代有名位；魏朗出身具吏，門戶不高，但會稽魏氏乃四姓之一；趙典祖是太尉……”并注引《后漢書·黨錮列傳序》說趙典“名見而也”，據《華陽國志》卷一零《蜀郡士女》所載：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孫也……與潁川李膺等并號八俊”[7]?？芍钼叩纫嘣凇鞍丝　敝?，此與范氏關于“八俊”之第二種說法吻合。但唐先生亦稱“劉表是宗室，名列‘八顧（或‘八?。┲小盵8]。是知唐長孺先生對漢末“八俊”之觀點前后稍有不同，后說與《三國志》同。

楊聯陞先生引袁山松《后漢書》之載稱譽“八俊”：“天下楷模李元禮（長樂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暢）。天下良輔杜周甫（太仆杜密）。天下冰棱朱季陵（司隸校尉朱禹）。天下忠貞魏少英（尚書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劉伯祖（大司農劉祐）。天下才英趙仲經（太常趙典）?！盵9]是知李膺等八人為“八俊”。建寧二年（169）張儉同鄉人張讓承侯覽之意，以“八俊”“八顧”“八及”名號告發張儉。此時又有“八俊”稱號，所涉人物與前者不同。針對兩者之區別，楊先生有精辟分析，張讓奉承侯覽的意思告發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其中張儉是‘八俊的首領，此有‘八顧‘八及”[10]。故其時太學生所稱美的三十五人，是“別相署號”，“圖危社稷”則是當時宦官苦心妄加于黨人的罪名?？梢姷诙吸h錮之禍時將張儉、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干等人列為“八俊”，實則是宦官侯覽等人故意為之，借以打擊士人。以上被打擊之士人，亦或可認為是延熹九年（166）第一次黨錮之禍時宦官打擊士人之延續。田昌五先生在《秦漢史》中認為，建寧二年（169）出現的“八俊”等名號，實則是時郡國士人、生徒仿效第一次黨錮之禍時朝野士人和太學生輿論而標榜出天下三十五大名士之方式，也給地方（山陽）名士立號。

楊聯陞先生與唐長孺先生關于漢末“八俊”的研究，其結論大致相同：皆同意史籍關于“八俊”具體人物的說法。不同之處在于，唐氏認為劉表亦為“八俊”之一，且同意范曄《后漢書》以李膺等八人為“八俊”的說法。由此可見唐氏之結論兩相矛盾，如是劉表為其一，“八俊”且多一人矣。楊氏針對范曄《后漢書》中因時間不同而提出的三種關于“八俊”的說法進行了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認為只有延熹九年（166）之“八俊”名號符合歷史事實。

今人研究“黨錮之禍”的成果亦有不少涉及“八俊”者，但對于“八俊”之具體所指，仍未措意。因“八俊”所涉及人物攸關“黨錮之禍”的緣起、進程、影響及評價等的深入分析，頗有考證之必要。茲擷取相關史籍之記載，略事爬梳辨析，以明其實。

1 “八俊”得名之由來

東漢立國，閹黨逐漸把持朝政，孝桓、孝靈兩朝尤為突出，“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茍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坝谑巧迫司討?，人倫虧廢，發憤忘難?！盵11]秉持正義的士大夫，對犯法的宦官權貴子弟則依法予以嚴懲。李膺為官期間，對閹豎之不法子弟皆依法捕殺。為河南尹時，當權宦官張讓之弟張興為陽翟令，“多殺無辜，藏于千金”。李膺“考殺之?！盵12]為司隸校尉時，河內張成以迷信導人殺人，李膺收張成而殺之。朱禹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憑寵干紀，瀆貨害政，朱禹上書彈劾之，桓帝詔廷尉收單安、徐盛治罪。張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后請奪民田三百余，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于宮??；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十余丈，以準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冢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13]。由此是知，當時正直派士大夫與當權宦官之間的矛盾日益劇烈。史籍所載名士皆是品行高潔、羞與閹豎為伍之輩。據上文所述，史籍關于“八俊”之記載其說有四，四種說法各有其由來。欲考證“八俊”，則須理清相關史籍關于漢末“八俊”稱號之由來。

（一）袁宏《后漢書》之記載

袁宏《后漢紀》載：

（延熙九年）是秋，（侯）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余人[14]。

是為第一次黨錮之禍。

是時太學生三萬余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議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托以謠言曰：‘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钤Y。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為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為八俊之首。海內諸為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 [15]。

由此可見，袁宏《后漢紀》所載“八俊”名號出現在桓帝延熙九年（166）黨錮之禍之后，“八俊”等名號的出現與黨錮之禍有直接的聯系，即先有“黨錮之禍”，后有“八俊”之稱?！逗鬂h紀》記載“八俊”人物雖不全，但所入列“八俊”如李膺等皆是“天下楷?！?、敢于“上議執政，下議卿士”、勇于捍衛社會正義之輩。

（二）袁山松《后漢書》之記載

袁山松《后漢書》對“八俊”名號的記載較為簡略：

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后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大學生三萬余人榜天下士人，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玄、八凱也。[16]

是知桓帝時李膺等士大夫因品行高潔，敢于與閹豎抗爭，天下士人極為仰慕，后進之士以能結識李膺等為榮。太學生和士大夫標榜天下名士，以“八俊”等名號稱之。故可知袁氏《后漢書》將李膺等士人列入“八俊”，其標準是敢于抗爭黨權宦官、品行高潔。

（三）、范曄《后漢書》之記載

在眾《后漢書》中，范曄《后漢書》對黨錮之禍、“八俊”等名號的記載最為詳盡。其記載稱：

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為“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17]

據范氏所載“三君”、“八俊”等名號，最早出現于延熙十年（167）?！吧袝糇?、城門校尉竇武并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盵18]時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后，士林有感于“主荒政繆，國命委于彥寺”[19]，“羞與為伍……品覆公卿，裁量執政?！盵20]李膺等號為正人者指斥權奸，力持正論，由是其名益高，海內希風附響，唯恐不及。遂有士林“指天下士人，為之稱號”。

由此可知范氏《后漢書》載“八俊”名號之由來，與袁宏《后漢紀》、袁山松《后漢書》相同。即隨著宦官權勢日烈，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攻擊也愈加激烈，在桓帝時期形成黨權的腐朽勢力同不當權的黨人之間公開對立，兩者的斗爭終于白熱化，而最終導致“黨錮之禍”。李膺、王暢等雖被禁錮，但聲望愈高，“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被視為名士的黨人，皆被稱以美名，遂有“八俊”之稱號。

范氏《后漢書》還載有出現于順帝漢安元年（142）的“八俊”：

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并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 “八俊”。[21]

此八俊與上述八俊不同，意義也相異。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于漢安元年（142）奉詔巡行天下，按察地方高官豪右，為世人所稱道，故而號為“八俊”。周舉等才學淵博且品行高潔，“皆耆儒知名，多列顯位”者[22]，但與李膺等人又有所不同。李膺等時所處皇綱不振、閹豎當權的政治環境，和宦官作斗爭便是最大的特點。故漢安元年（142）和延熙九年（166）的“八俊”，因時代背景相異而截然不同。

依據前述，四種史籍所記載的三種“八俊”稱號得名之由來，故而其內涵亦有差別。其說有二：其一，袁山松《后漢書》、袁宏《后漢紀》、范曄《后漢書》以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禹等八人入列“八俊”，皆是敢于品核公卿、裁量執政、正面抗擊閹豎的正直士大夫，其稱號出現于延熙九年（166）第一次黨錮之禍后。其二，范曄《后漢書》記載順帝漢安元年（142）以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入列“八俊”，此稱號較之前者早二十多年，且杜喬等是以才學、名位，巡行天下而獲之。

2 “八俊”人物之所指——關于李膺、王暢等名士之考證

“八俊”，者皆應為時士林之英杰、佼佼者。袁宏《后漢紀》、袁山松《后漢書》、范曄《后漢書》等史籍雖有“八俊”名號，但具體人物并不一致。與前述史籍記載有明確差異者為陳壽所著《三國志》，該書對“八俊名號之緣起、具體人物并無明確記載，卻把劉表入列“八俊”。因此，“八俊”具體所指，仍有待辨析。

李膺乃時士林之佼佼者，“風格秀整，高自標持，予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后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23]?！袄钼哐猿鲇诳?，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則鄉黨非之”[24]。李膺官至司隸校尉，不畏當權宦官而敢于不顧朝廷赦令，捕殺宦官不法子弟。延熙九年（166）第一次黨錮之禍后“免歸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25]。李膺入列“八俊”，可謂名實相符。袁宏《后漢紀》載“王暢、李膺為八俊之首，海內諸為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26]，范曄《后漢書》也將李膺列為“八俊”名士之首，“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禹為‘八俊”[27]。史官對李氏之評價甚高，“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波蕩而從之”[28]?？梢娎钼邽椤鞍丝　敝粺o可爭議。

杜密“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29]，官至尚書令、太仆。為北海相時，“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奸惡者，輒捕案之”[30]。是知杜密為官期間不容宦官子弟放肆，不畏權貴而依法懲治。后“當事既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31]。按桓帝朝前期，李固、杜喬品行高潔，敢于伸張正義而得到士林認可、稱贊，“李杜”乃一殊榮也，則可知李膺、杜密二人之品行足以相提并論。杜密與李膺名行相次，理當入列“八俊”。

王暢“少以清實為稱”[32]，官至太尉、司空。張璠《漢紀》[33]、范曄《后漢書》[34]皆把王暢入列“八俊”。王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拜南陽太守，前后二千石俱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灶，豪右大震”[35]。由時可知，王暢亦不畏權貴、敢于伸張正義。靈帝時坐事免歸，與李膺同行，“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愿涉其流，唯恐不及”[36]。天下士人崇拜王暢、李膺，由此可見一斑。王暢少有高志，為官清廉有威望，不畏權貴，勇于懲治不法貴戚，得士林之評價甚高，入列“八俊”乃實至名歸。

劉祐乃“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37]，以才學、品行為時人所聞。在揚州刺史任間，不畏權貴，秉公執法，“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梁）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征。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38]。劉祐素有威望，為司隸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匿財寶”[39]。是知劉祐在當時社會上的影響之大。劉祐得到當權子弟之敬畏和士林的贊譽，實乃其之才學、品行所致，入列“八俊”當仁不讓。

魏朗少時兄為人所殺，“郎白日操刃報仇于縣中”[40]，雖亡命逃亡，但為兄報仇之義行為時人所稱贊。魏朗官至河內太守，“公忠亮直”，“政稱三河”[41]。士林稱贊曰：“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42]。靈帝時魏朗以黨事被征，揚天長嘆：“丈夫與陳仲舉（陳藩）、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海內列名八俊”[43]。魏朗“少時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44]，因黨事坐免歸家后“著書數篇，號《魏子》云”[45]。在眾“八俊”名士中，魏朗以才學見長，因公廢私，品行高潔，故而入列“八俊”。

趙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46]，“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咨問之”[47]。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篤學博聞，蜀郡士人聞風而至。官至九卿，卒后謚號獻侯。為官大鴻臚時，“（上）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士

以存舊典?！盵48]趙典以才學而聞名天下，以敢直諫而為士林所折服，后以諫黨事違旨，免官就國，“與潁川李膺等并號‘八俊”[49]。

史籍載荀昱、朱禹二人事跡甚少，但時人對之評價甚高，且常與李膺等人并論，同入列“八俊”。裴松之注《三國志》曰：“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杰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50]。沛國朱禹為時士林所稱贊，“天下英俊之士也”[51]。朱禹官至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憑寵干紀，瀆貨害政”[52]，朱禹上書彈劾之，桓帝詔廷尉收單安、徐盛治罪。朱禹不畏權貴、蔑視宦官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可見袁宏《后漢紀》、袁山松《后漢書》、范曄《后漢書》所列入的漢末“八俊”，即李膺、王暢、杜密、劉祐、魏朗、趙典、荀昱、朱禹八人皆是敢于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的正直之士；李膺等皆少有大志、品行高潔之人，為其時士林所高度贊揚和見慕。在宦官當權，朝政日亂的局勢下敢于正面同宦官作斗爭，這是黨人最大的特征，也是李膺等人入列“八俊”的準繩。

3 關于劉表之考證

史籍對劉表的記載皆不同，與上述所論歧義?！度龂尽份d“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53]；張璠《漢紀》載“（劉）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禇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54]；范氏《后漢書》卷七十四載劉表“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為‘八顧”[55]，而同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卻記載“張儉、岑晊、劉表……為‘八及”[56]。由此可見史家對劉表的定位有異，其論可分為二：其一，劉表入列“八俊”；其二，把劉表列入“八及”、“八顧”或是“八交”?！翱≌?，言人之英也”[57]，為俊者皆是士林佼佼者，當世英杰?？紕⒈碓邳h錮之禍前后的活動甚少，劉表時年少，“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表時年十七”[58]。當王暢等人敢于抵制當權宦官而名滿天下時，劉表還只是一青少年書生，在士林中的影響不可能與王暢齊名。再者，陳壽論及劉表時評價亦不高：“跨蹈漢南，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后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盵59]，是知《三國志》列劉表入“八俊”實前后矛盾，未足為信。

《后漢書·黨錮列傳》明確將劉表列入“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60]，如其意可知，入列“八及”者皆是引導世人追隨如李膺等“八俊”之人杰。劉表時為王暢學生，引導其他人追宗其師是可能的?！邦櫿?，言能以德行引人也”[61]，如范滂等人皆是德行很高的士大夫，以己之德行引導世人追求社會正義，反抗暴政。據劉表事跡可知，劉表并無范滂等行為，故而將劉表列入能以德行引導人的“八顧”似亦欠妥。

4 結語

漢末皇綱不振、閹豎當權，太學生和正直士大夫奮起抗爭，延熹九年（166）黨錮之禍爆發。漢末名士在黨錮之禍中被牽連者甚多，其后黨人名望愈高，士林為之標榜、贊揚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禹等人敢于抗爭的大無畏精神和高潔的德行，以“八俊”稱號贊之。是故“八俊”稱號應與黨錮有關，范氏《后漢書》載延熹十年（167）之“八俊”稱號切合背景，而陳壽《三國志》把劉表列入“八俊”，實有不妥。建寧二年（169）之“八俊”稱號之義，較之于前實有衍化。魏晉之世也有用“八俊”稱號贊賞士人者，亦或是因為“八俊”稱號為名士之榮譽稱號，具有標榜、贊譽之用，但其義已不及東漢之際名實相副，且所指人物之氣節也不及漢末黨人。

注釋

[1]許慎：《說文解字》，第162頁

[2]陳壽：《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210頁

[3]李昉：《太平御覽》卷465《人事部?謠》，第2139頁

[4]范曄：《后漢書》卷61《左周黃列傳》，第2029頁

[5]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6]同上

[7]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第28頁

[8]同上

[9]楊聯陞：《東漢的豪族》，第52頁

[10]楊聯陞：《東漢的豪族》，第54頁

[11]袁宏：《后漢紀》卷22《孝桓皇帝紀下》，第428-430頁。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袁宏：《后漢紀》卷22《孝桓皇帝紀下》，第432頁。

[16]李昉：《太平御覽》卷465《人事部?謠》，第2139頁。

[17]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18]同上。

[19]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5頁。

[20]同上。

[21]范曄：《后漢書》卷61《左周黃列傳》，第2029頁。

[22]范曄：《后漢書》卷56《張王種陳列傳》，，第1817頁。

[23]劉義慶：《世說新語箋疏》，第7頁。

[24]袁宏：《后漢紀》卷22《孝桓皇帝紀下》，第432頁。

[25]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95頁。

[26]袁宏：《后漢紀》卷22《孝桓皇帝紀下》，第432頁。，

[27]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28]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207—2208頁。

[29]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97頁。

[30]同上

[31]同上。

[32]范曄：《后漢書》卷56《張王種陳列傳》，第1823頁。

[33]陳壽《三國志》卷21《王衛二劉傅傳》，第597頁。

[34]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35]同上。

[36]陳壽《三國志》卷21《王衛二劉傅傳》，第597頁。

[37]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99頁。

[38]同上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

[42]陳壽：《三國志》卷57《虞陸張駱陸朱傳》，第1324頁。

[43]李昉：《太平御覽》卷438《人事部》，第2018頁。

[44]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201頁。

[45]同上。

[46]范曄：《后漢書》卷27《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1564頁。

[47]同上。

[48]同上

[49]常璩：《華陽國志》卷10《蜀郡士女》，第129頁。

[50]陳壽：《三國志》卷10《荀彧荀攸賈祤傳》，第307頁。

[51]陳壽：《三國志》卷54《周瑜魯肅呂蒙傳》，第1259頁。

[52]袁宏：《后漢紀》卷22《孝桓皇帝紀下》，第429頁。

[53]陳壽：《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210頁。

[54]同上

[55]范曄：《后漢書》卷74《袁紹劉表傳》，第2419頁。

[56]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57] 同上。

[58]陳壽；《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211頁。

[59]陳壽；《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216—217頁。

[60]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第2187頁。

[61]同上。

參考文獻

[1]馬良懷：《論東漢后期的黨錮之禍》，《華中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

[2]劉蓉：《三“李杜”事件與漢末政治》，《史學月刊》，2007年第10期。

[3]秦蓁：《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史林》，2008年第3期。

[4]張繼剛：《從‘因師獲印之議看黨錮之禍》，《求索》，2012年第9期。

作者簡介

趙啟佳（1993-），男，仡佬族，貴州石阡人，中國史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宋史、中國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