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華北柱石”的是與非

王戡

宋哲元出任具有相當程度行政自主權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并兼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29軍軍長，登上了他軍政生涯的巔峰。

第29軍軍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宋哲元（1885～1940）

1937年7月7日深夜，當全面抗戰的第一下槍聲在盧溝橋邊響起的時候，國民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29軍軍長宋哲元上將還在山東樂陵老家。自5月底離開北平以來，宋哲元祭掃家墓、刻印族譜、捐助學校、修繕文廟，盡享衣錦還鄉之樂?！氨R溝橋事變”發生之后，宋哲元面對南京國民政府和北平各界的催促，又在樂陵盤桓了好幾天才前往天津。

事后看來，宋哲元的磨蹭沒有什么高明內涵，不過是與日本人折沖應對的一貫套路。幾年來，他殫精竭慮方得確保華北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支撐危局的重擔、不被理解的壓力與為第29軍在夾縫中求發展的責任，已經令他身心俱疲。因此在危機再度降臨之際，宋哲元多少顯得有些麻木。不過在度過最初幾個星期的迷茫之后，第29軍終于奮起抗敵，維護了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的名譽，也使宋哲元得以抗日名將的身份留名青史。

崛起于夾縫之中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間的6年，中日雙方頻頻爆發局部沖突，華北動蕩不已。也正是在這6年間，宋哲元從率領2萬殘兵困守山區的雜牌軍將領，一躍而成為掌握河北、察哈爾、北平、天津兩省兩市，坐擁10萬人馬的“華北柱石”，舉國矚目的一方領袖。這當中，發生在1935年的“華北事變”，乃是風云際會之關鍵。

當時，宋哲元是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第29軍軍長。1935年1月初，第29軍多次與侵犯察哈爾省境的日軍和偽滿軍隊發生沖突。但日方反咬一口，聲稱“宋哲元軍侵入熱河”，動員部隊壓境，要求第29軍歸還繳獲的武器，并不得在察省長城線以外駐軍。6月初，日本多倫特務機關屬員及商人4人途經張北縣城時，因未攜帶護照，被第29軍官兵扣留。日方又將此事渲染為“侮辱日本軍人”，要求第29軍道歉、懲處責任人，并撤退至張家口以南。

面對日方的壓迫，南京國民政府指示駐華北最高軍事長官、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妥協避讓，不給日軍以挑釁之機。兩次沖突均以滿足日方要求而告終。6月19日，國民政府還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一職，事前甚至沒有與他溝通。宋哲元于驚愕氣憤之中離開張家口，回到天津租界私宅閉門謝客。

飽受日方壓迫威脅的，并非只有宋哲元一人。當年5月，日本關東軍和駐北平領事借口《國權報》社長胡恩溥、《振報》社長白逾桓這兩名親日分子在天津日租界內遭到槍殺，以及孫永勤部抗日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規定的非武裝區，指責何應欽及麾下軍政人員“對滿實行陰謀”“對日實行恐怖主義”。日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公開出面，要求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和天津市市長張廷諤，將中央軍、于學忠所部東北軍及國民黨組織悉數撤出華北，停止一切抗日宣傳活動。

蔣介石擔心以武力直接對抗日本，一旦引發戰爭，會重演1933年長城抗戰失敗、締結《塘沽協議》的慘劇，決心繼續退讓，對日方要求照單全收。宋哲元丟掉察哈爾地盤后，第29軍也準備調往江西，但一起意外事件卻改變了局面。

6月27日，失意政客白堅武受日方驅使，糾集300多烏合之眾，自稱“華北正義自治軍”，劫持鐵甲列車炮轟北平永定門。雖然暴動很快就被鎮壓，但平津市面陷入一片惶恐，不知中國駐軍撤離后將會發生什么。宋哲元看準機會，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斷：指示部下蕭振瀛向國民政府力陳，愿意擔負起在華北與日本方面周旋的責任；同時與土肥原賢二等人進行接觸，試探日方對自己入主平津的態度。

第29軍著名的大刀隊在1933年長城抗戰中曾有過英勇表現

蔣介石認為，由地方軍代替中央軍，是以退為進、維持華北主權的可行之策，同意了宋哲元的毛遂自薦。日本方面則認為，“他們（指宋哲元及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榘等人）在不歡迎蔣介石的中央集權制上是一致的，這一點與日本軍部駐外機關的利害也是一致的”（據時任日本駐北平助理陸軍武官今井武夫的回憶），未提出反對意見。第29軍得以順利進駐平津，接管城防。7月17日，國民政府突然以兩年前參與長城抗戰有功為由，向宋哲元及所屬將領頒發青天白日勛章，其中既有對宋哲元過往功績的激勵認可，也不乏以抗日名譽相約束、避免其過度傾向日方的意圖。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總司令。

在此之后，土肥原賢二等日方特務分子繼續游說山西閻錫山、綏遠傅作義、山東韓復榘等地方軍政領袖，推動其“華北自治運動”，同時向宋哲元及繼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市市長程克及北平市市長袁良施壓，要求“迅速徹底取締妨礙貴我兩國邦交之團體”。

宋哲元秉持“為保大權，可舍小利”的觀點，對土肥原賢二敷衍應付，同時不失時機地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要權。他一方面明確表態，在對日交涉時，“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困難甚多，“刻下民情愈益憤昂，城鄉市鎮，議論紛紜。倡導自治者有之，主張自決者有之，一一阻遏，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撐，亦絕非空言所能奏效”，希望中央給予諒解。

1935年底，國民政府為化解“華北自治運動”，決定放手一試，撤銷以何應欽為首的中央駐平軍政機構，將華北交給宋哲元全權負責。北平、天津市長和河北、察哈爾省主席由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蕭振瀛等第29軍干部接任，宋哲元出任具有相當程度行政自主權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并兼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29軍軍長，登上了他軍政生涯的巔峰。

“捉摸不定”的名將

1937年7月，由第38師副師長李文田指揮的天津保安隊準備進攻海光寺日本軍營

宋哲元出生于清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85年10月30日），早年在家讀書務農，做過幾年私塾啟蒙先生。20歲時投筆從戎，用了16年時間，從士兵晉升到將軍。他長期追隨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深得后者的信任，成為其“五虎上將”（馮玉祥擔任北洋陸軍第11師師長時所指揮的5個旅長）之一。

馮玉祥治軍極其嚴厲刻薄，手下官佐稍有訛誤，便會被他打上幾十軍棍；宋哲元身為親信大將，也未能幸免。盡管如此，無論馮玉祥是聯合張作霖反對吳佩孚，聯合郭松齡、李景林反對張作霖，與李景林反目，還是聯合國共兩黨反對北洋軍閥，抑或與共產黨、蔣介石相繼反目，宋哲元始終忠誠相隨。直到1930年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失敗，西北軍集團最終瓦解，宋哲元也成了光桿司令。

宋哲元本人性格寬厚誠樸、穩重又不失機變，頗受部下擁護好評，也正因此得以東山再起。中原大戰之后，退入山西南部的西北軍殘部，經張自忠等人奔走聯絡，由入主北平的張學良收編。各將領資歷相仿，便決議推舉宋哲元為領袖，一個新的軍事集團從此成型。成軍之初，第29軍缺糧乏餉，冬天連柴火都買不起，只能讓官兵到操場上跑圈取暖。盡管如此，宋哲元依舊開源節流，厚待軍官，盡力維持團體士氣；同時對外積極交往，爭取張學良、蔣介石等人的認同。

馮玉祥不甘心失敗，不斷策動舊部繼續反蔣。1931年7月，西北軍將領石友三在浦口發動兵變，炮擊南京之后掉頭北上攻打張學良。馮玉祥致電宋哲元，要他與石友三南北呼應。宋只在口頭應付，始終沒有行動。事變平息之后，蔣介石、張學良為酬謝宋哲元，任命他為察哈爾省主席，使第29軍終于有了地盤。

1933年長城抗戰之后，馮玉祥到察哈爾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進攻被日偽軍占領的多倫、康保。國民政府擔心此舉會給日方以出兵擴大侵略的借口，決心予以鎮壓。宋哲元親自參與過長城抗戰，理解國民政府的苦衷，向部屬表示不愿意隨老長官“在紙屋里玩火”。但他剛剛因為長城抗戰期間，在喜峰口指揮大刀隊抗擊日軍而譽滿全國，自然不愿擔上“鎮壓抗日”的惡名。于是，宋哲元選擇一邊發通電要求盡快解決察省問題，一邊停留在平綏鐵路沿線等待觀望。

最終，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因內訌而失利，馮玉祥下野。宋哲元不僅保持了名聲、收回了地盤，還收編了大批流散武裝，彌補了長城抗戰造成的部隊損失，進一步壯大了軍力。宋哲元由此深信，保持模糊態度，積極敷衍應付，絕不輕易行動，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1935年底宋哲元出掌華北之后，他的抗日盛名頗為各界所矚目，連胡適都認為：“他們兩年前在喜峰口作戰時，曾有八千健兒為國家流過血。一個有過這樣悲壯的歷史的軍隊，是不會辜負國家的付托與人民的期望的?！钡?，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人，宋哲元的敷衍戰略難以為繼，更何況他的地位是在日本人“諒解”之下獲得，必須有所表示。于是，宋哲元的舉措令民眾大跌眼鏡：他坐看土肥原賢二扶持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而無動于衷；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內，也大舉吸收親日分子、聘請日本人充當顧問。對待日方提出的共同修建鐵路、開放航空、開發煤礦等要求，他并不做回絕，甚至一度計劃派大將張自忠赴日考察。

宋哲元對內始終強調，他的“三原則”是不屈服他人、絕對聽命中央、對外無絲毫秘密協議。但歷史學家李云漢也指出，他當時給予一般民眾的印象，始終是“捉摸不定，游移寡斷?！?h3>大廈將傾時

在當時，宋哲元暫時犧牲了抗日名將的聲譽，日本人卻不認為他是親日派。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曾評論：“日本陸軍以為宋哲元為日本買收，實則宋哲元亦支那人也，決不愿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痹稳哲妳⒅\本部中國課課長的專田盛壽則認為，宋哲元是“對蔣對日都做出笑臉，誰也不得罪”，專以維持其在華北的利益。

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和北平學聯領導并組織愛國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救國示威游行，高喊“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

從1935到1937年，雖然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政治和經濟上對日方頗多讓步，但第29軍與駐華北的日本“中國駐屯軍”依然摩擦不斷。1936年1月，兩軍士兵為進出朝陽門發生沖突，互相開槍射擊。2月，日方借口紅軍進入山西，要求宋哲元簽署“共同防共協定”。5月，日方將“中國駐屯軍”兵力擴大至1萬余人。6月，兩軍在豐臺火車站因追討軍馬發生沖突。7月，大沽口因日軍強行進行登陸演習而發生沖突。8月，因日本浪人擅闖第29軍營房引發沖突……一年之中，幾無寧日。

面對頻發的沖突，宋哲元不是宣稱“養病”、躲到天津，就是借口“為母親祝壽”“為父親掃墓”前往樂陵，將問題交給手下應付。蕭振瀛作為宋哲元對日交涉的主要助手，專門以開空頭支票的方式應對日本人。到了無法兌現時，蕭振瀛辭職一走了之，宋哲元則以“這是蕭某人答應的，宋某人不能代為負責”為理由繼續推脫。許多事端就這樣大事拖小，小事拖了，熱度消退后道歉賠錢了事。這一模式讓宋哲元逐漸陷入麻木，以為沒有“拖字訣”應付不了的沖突。

1937年5月底，宋哲元為了躲避日方關于允許僑民開礦筑路的糾纏，再度躲回樂陵老家，將政務交給秦德純、張自忠等分別辦理。盧溝橋沖突發生后，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鄧哲熙到樂陵促請宋哲元返回北平，宋卻說：“只要我們表示一下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蓖瑫r命令第29軍各部“只許抵抗，不許出擊”。

此時的宋哲元已經昧于局勢變化，沒有認識到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決心日趨強硬，也對日本陸軍中侵華“擴大派”的權勢日熾一無所知。蔣介石在7月間一再致電宋哲元，要求他迅速到保定坐鎮指揮，星夜趕筑國防工事，并提醒“倭寇不重信義”，不要再進行談判，宋哲元卻不以為然。他借著日本“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到任的機會與其進行會晤，表示歉意并商談“和平協議”，甚至下令撤除北平街頭的工事。

但是這一次，妥協沒有了往日的效果，反而狠狠抽了宋哲元一記耳光——香月清司本人就是“擴大派”的一員。在與宋哲元溝通議和的同時，他已經要求本土增派兵力。7月26日，日軍占領廊坊，兩天后悍然襲擊了南苑第29軍軍部駐地，副軍長佟凌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陣亡，官兵傷亡2000余人。宋哲元戰守無措，相繼放棄北平、天津。

退出北平之后，宋哲元被委任為第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1集團軍總司令，指揮所部沿平漢、津浦鐵路抵抗日軍。十萬之眾的第29軍久疏戰陣，連戰連敗，潰退400多公里，到冀南、豫北才站穩腳跟。宋哲元飽受精神壓力與折磨，撤到鄭州時，終因高血壓和輕度中風臥床不起，從此辭去一切實際職務，以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退居四川養病。第29軍集團也隨之分裂，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等將領各自成為一系。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綿陽縣城病逝，享年54歲。時過境遷，經歷了全面抗戰初期大片國土淪喪，以及汪精衛叛國投敵在南京成立偽政府的民眾，對宋哲元當年在華北與日本人的種種折沖妥協有了新的認識，坊間評論對他堅持國家主權、堅守民族氣節的一面多有正面評價。宋哲元逝世后，國民政府高度認可其過往功績，追贈他為陸軍一級上將，在褒揚令中點出宋哲元“膺冀察疆圻重任，時際艱虞，竭誠搘拄”，蔣介石也在挽聯中感嘆“砥柱峙中流，終仗威棱攝驕虜；星芒寒五丈，不堪殄瘁痛元良”，對宋哲元一生功績和往日擔當給予高度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