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百年祭（上）

馬勇

張勛

1917年為中國紀年“丁巳年”。是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發生了一場政變，顛覆共和，請回清廢帝溥儀。

共和肯定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制度，民國初年的政治實踐也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但是人類歷史經驗，共和是到那時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因而不論“丁巳復辟”的主導者張勛、康有為有多少理由，這樣的政變終歸違背了多數民意，逆歷史潮流，是“反現代化”，因而注定失敗。對溥儀、張勛、康有為而言，這是一個深刻且無法重來的教訓;對于中國，也是一次歷史性大轉變。這場復辟運動，猶如一年前的“洪憲王朝”一樣，從反面夯實了民主共和的基礎，讓中國人意識中殘存的帝王思想越來越少。

一百年過去了，今天應該如何評價這場復辟運動？人們從這場復辟運動中可以汲取什么樣的經驗？

劇烈的變革

丁巳復辟，距袁世凱“帝制自為”、羞愧而逝僅僅一年多。袁世凱的失敗沒有成為張勛等人的教訓，反而激勵了張勛、康有為搞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帝制復辟——是“帝制他為”，而不是袁世凱那樣的“帝制自為”。

張勛主導的丁巳復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假如說清帝退位，民國建立為第一共和的話，那么袁世凱“帝制自為”，“洪憲王朝”就是清帝國之后的第一帝國;“洪憲王朝”夭折，共和重建，為第二共和;那么張勛主導的丁巳復辟就是清帝國之后的第二帝國。事不過三。這是兩千年帝制被顛覆后第二次復辟，也是最后一次帝制復辟。此后雖然還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專制體制，但敢于實行帝制體制的再也沒有出現。丁巳復辟讓中國人與帝制揮別，是帝制的真正終結。

平息丁巳復辟的為北洋系段祺瑞，參與、支持或認同平息的有馮國璋、梁啟超，精神贊助或默許的有革命黨人，還有章太炎這些民國元老。因而張勛和他策動的這場復辟運動在此后的北洋時代、國民黨統治時代，均作為一場鬧劇，并沒有多少人認真研究過為什么此時此地出現此事。猶有甚者，張勛及其同僚、介入者、贊助者如康有為等確實行為怪誕、言辭偏執，因而這場復辟運動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嚴肅的研究。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平心靜氣檢討這場運動的緣起，應給予合乎歷史真實的描述。

辛亥后連續發生帝制復辟，絕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主觀盲動，必須從歷史大背景大思路尋找理由。一般說來，人類歷史上有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幾乎所有急劇性變革可以在短時期導致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隨后也往往不可避免會發生一場或多場糾偏運動。相反，那些貌似緩慢、漸進的變革，短時期顯得收效甚微、進展緩慢，但它卻往往使人們在不易覺察時發生了真正的變革。當人們一旦醒悟，世界已經全然改觀，人們不愿意再回到舊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舊秩序，因為社會基礎全變了，人們的意識也變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說，歷史上真正的變革，還應該溫水煮青蛙，溫和、舒適，但不可逆。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

段祺瑞

辛亥之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變革，它不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顛覆了一個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4個月時間就毫不惋惜地拋棄了奉行兩千年之久的帝制，實行過去十幾年多數中國人不愿實行的共和。國體變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變革，有史以來包括這一次辛亥，不過就兩次。

然而，正像俗語所云，來得快去得也快。在國體變更后第一年，人們還沒有感到很多問題。但到了第二年，國會選舉還沒有正式開始就出了大問題，可能的議會第一大黨領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殺，共和新體制由此進入混亂;由國民黨人控制的南方數省宣布討袁起義，袁世凱毫不客氣調兵遣將給予嚴厲鎮壓。這次沖突很快結束，但袁世凱與國民黨人結下的梁子至袁世凱病逝也沒有獲得消解，甚至可以說直接導致了北洋主導的中華民國1928年結束。

知識人的思考

民國初年的混亂引起了各方面深度關切，試圖補救重建秩序的想法從1913年開始就沒有停止過。正如長時期在中國觀察政治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所看到的那樣：“革命以來新政府所實行的新政新法，不僅不能取悅于人心，混亂的社會秩序依然不能恢復。新的設施尚未見眉目，舊的惡弊仍在困擾著人們。興一利而百害生，內外施政經營尚不及前清時代。內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亂，生靈涂炭。天下人心已厭共和，謳歌前朝者漸多，復辟帝制的時機，似將來臨，復辟分子在暗中活動，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尋找他的歸宿?！边@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以為“民國不如大清”，主要是因為1912年廢黜君主體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后續預判了。君主制的廢黜不僅趕跑了一個皇帝，而是從根本上動搖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使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人一時間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他們既對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對傳統社會的幽靜安逸重生無限眷戀。所謂“遺民”，不是他們守舊，而是新的現實不如舊的讓人舒心、放心。只有經歷過巨大社會變動的知識人才能在心里深處形成比較，才知道新不如舊的道理。

在傳統中國，君主體制遠非一種當然現象，而是農業文明背景下中國社會得以協調、穩定與發展的根本條件。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雖然在具體的政治主張上有種種差別，但在承認君主政體的合理性、正當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體建構一個穩定機制方面，則是相當一致。儒家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將君主意志視為國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體現和唯一源泉。

即便從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體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積極效果、負面效應兼而有之。君主政體之所以得以長期存在，絕非任何人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為君主政體在本質上合乎中國社會存在的需要，與中國傳統社會血緣政治、宗法政治及小農經濟相吻合。

明清以降，隨著中國社會內部新因素不斷增長，君主政體存廢問題確曾一度引起人們注意。但由于中國社會生存條件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對君主品質、效應的懷疑不僅沒有構成對君主政體的威脅，反而在某種意義上說進一步改善、鞏固了君主政體。顧炎武說：“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尚刑繁矣，眾治之尚刑措矣?！痹谥饔^意圖上，顧炎武期以“分權眾治”克服君主政體弊病，但在實際效果上則進一步強化了君主權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依然將國家政治、法律制度視為君主意志的體現。

在辛亥國變之前幾十年，隨著西方思潮不斷輸入和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知識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圖存過程中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傳統，開始懷疑君主政體的象征意義，懷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構、維護方面的效用。如果說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僅出于救亡自強目的，尚未根本懷疑中國舊有統治秩序的話，那么，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思潮就不僅僅主張引進西方政體中的某些內核改善中國舊有秩序，而是從根本上懷疑舊秩序的合理性。馮桂芬指出，中國人之所以面對西方沖擊一敗再敗，應坦率承認中國人“實不如”西洋，即首先找出中國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確定如何學習西方、改進自身。據馮桂芬歸納，中國至少在這樣幾個方面不如西方，“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不僅“君民不隔不如夷”關涉中國舊秩序、君主政體，其他三個方面實際上也是君主體制的必然派生物。

尋求意義 重建權威

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體的弊病、癥結，但他們也都充分意識到，在中國，君主政體只能改善，而不能驟然推翻，中國進步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有賴于是否可能有一個圣明君主在上領導、推動改革。因為他們清楚，君主政體并非僅僅關涉君主個人，也不僅僅關涉某些利益集團，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諧、持續穩定的保障和象征，其功能不僅有助于確定政治秩序、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而且有助于社會公眾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體意義。

馮國璋

正是基于中國人對“意義世界”的思考，我們看到，在辛亥國變前后若干年，?；?、復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層面的反動與革命、保守與進步，而是關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國情前提下推動社會進步與發展。1912年6月，當君主政體廢黜不久，康有為就表示出自己的擔心：他并不堅持認為君主體制優于共和，而是強調中國國情實在沒有達到共和水平，如此驟行共和，可能適得其反，不僅無法收到預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誤中國進步和發展時機。

具有康有為相同或類似想法的人，在民國初年所在多有，這批人在過去一概被斥為保守、守舊，具有“清遺民”情結，但從后來政治文化發展情形看，他們的懷疑、焦慮，并非全無意義、無的放矢。在康有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罷，要必以有利于中國未來發展為依歸，而不應僅僅停留在名詞的優美、動聽上。

在民國初年復辟、反復辟較量中，主張、推動帝制的，并不一定實行君主專制;反對復辟的，也并非完全無視民初政治混亂。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為中國人尋找自己的“意義世界”;對于混亂的政治情勢，不論共和還是帝制，都在試圖重構一個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權威。只有從這個視角思考張勛在民國初年的政治、文化選擇，才不會將一場嚴肅的政治體制變動視為兒戲、等同于鬧劇。

張勛其人

張勛字紹軒，又寫作少軒，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歲，在北洋系中，屬于袁世凱小站練兵時的老哥們。在稍后平息義和拳運動時，張勛統領巡防營防剿，貢獻卓著，論功賞“壯勇巴圖魯”。兩宮回鑾，隨扈至京，諭留宿衛，授建昌鎮總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肅，皆不赴。日俄戰爭結束后，調奉天，充行營翼長，節制東三省防軍，賞黃馬褂。旋命總統江防各軍，駐浦口，調江南提督。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代職業軍人，張勛在軍事上的造詣毋須懷疑，在政治上的忠誠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時，適值武昌變起，蘇州獨立，兩江總督張人駿、將軍鐵良方與眾籌戰守。有持異議者，張勛毫不客氣直斥之。翌日，新軍嘩變，張勛指揮所部與嘩變新軍殊死抵抗，浴血雨花臺，大破之。江浙聯軍來攻，力量懸殊，糧援胥絕，乃轉戰退屯徐州，“完所部”，損失極少，是辛亥國變南北沖突時竭盡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兒”。從后來的革命立場，當然可以批評張勛不識時務、不知變通，但從政治信仰、政治立場角度而言，也應該承認張勛這樣的人在歷史巨變關頭并非毫無意義，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張勛后來的立場與作為。

退守徐州的張勛衷心不改，張人駿、鐵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張勛為江蘇巡撫，攝兩江總督，張勛成為清廷與南軍對峙的第一道防線，“部伍逾兩萬人，鎧甲斗具犀利，自號定武軍。皆蓄發結辮，別為制，威名棱棱稱重鎮。于是，康有為外為主師，萬繩栻內為謀士，遺臣從之如歸。當天下郊勁兵處，斬然有復辟志”。這為后來的歷史事變預留了種子，張勛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場一時蔚然成領袖。

張勛在大變局時代沒有像新軍絕大多數將領那樣迅即轉身，認同共和，放棄君憲，而是堅守過去十幾年普遍認同的君主立憲信念，“蓄發結辮”為志，這種做法遭到相當多的嘲笑、嘲弄;但從做人做事立場看，似乎并非全無可取。當清廷決定退位讓國，袁世凱遣使勞問，張勛從容對答：“袁公之知不可負，君臣之義不能忘。袁公不負朝廷，勛安敢負袁公？”他在政治上雖不認同中國就此走上共和，但當大家都這樣做時，他也只好屈從，但他同時警告袁世凱應該謹守南北妥協談判達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負朝廷退位讓國的一片苦心。

其實，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北洋將領，對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過各種方式維持清室尊嚴。民國與退處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猶如親戚般不時走動，張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與退居內宮的前朝“歲時朝謁，貢奉惟謹”，不時向內宮上個奏折，“愿上忍須臾。時有變，臣必起而報清”。反過來說，假如民國一直穩定發展下去，比大清好，張勛也就沒有起而改變體制的理由了。

保守主義領袖

民國初年的政治混亂，中國人的價值觀紊亂，讓張勛這樣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憂心忡忡，過去的研究說他以“上將軍”的頭銜倡導蓄發留辮，倡導尊孔讀經，主張定孔教為國教，駐防兗州后，派兵守衛曲阜圣地，繼續維持孔府舊有的經濟收入體制與來源;倡導繼續前清一直奉行的禮儀習慣，以為中國人的風俗禮儀、道德倫理，不應該以一姓之天下而廢棄，應該尋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價值。從適度保守、“其命維新”的立場看，而不是從20世紀形成的絕對革命的立場看，張勛這些柔和的主張，并非沒有可以繼續思考的空間。

文化上的適度保守并不是問題，政治上的穩定才是關鍵。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民國初年確實留下了許多遺憾，民國二年開始政治紛爭，讓占據中原戰略要點徐州的張勛不能不思考中國已經走過的路，同時也讓他與那些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越走越近，曾經堅決反對宣統退位的蒙古貴族升允、前京師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沈曾植、長庚、辜鴻銘、梁鼎芬等，以及梁鼎芬的門生陳毅，前御史王寶田，江蘇陽湖紳士惲祖祁、惲毓昌父子等，他們奔走于青島、大連、徐州、天津等地，與各地試圖歸復舊制的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沆瀣一氣、互通信息，并與紫禁城里的陳寶琛等保持著聯系。據他們說，“共和政體不適于中國國情，革命以來的方針措施，有百害無一利，人心厭惡共和而眷戀前朝。為將來完成統一大業，救國安民，長治久安計，非君主政體不可。天下有心之士，無不思此”。這批政治保守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者，雖然對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相當反感，但又從這里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復辟的希望之所在。

袁世凱

當袁世凱的勢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時候，張勛和他的這些同志“雖懷興復之志，苦于無隙可乘”。及籌安會發生，帝制復辟呼聲出現時，張勛和他的這些同志“頗有攜貳，復辟之機，遂動于此矣”。假如不發生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假如袁世凱“洪憲王朝”正式開張并能持久下去，張勛和他的同志應該沒有機會。然而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凱的“洪憲王朝”未及開張而結束，而袁世凱本人也在國人唾罵聲中憂憤而逝。張勛和他的同志終于等來了機會。

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失敗是一個極大教訓，盡管共和可能不太和乎中國國情，盡管之前幾年共和辦得確實不怎么樣，但是當共和已經成為相當一部分人的認識之后，廢棄共和，重回帝制，大約只能是袁世凱這樣的結局。一世英名，毀于一念之差。（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王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