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使命
——竺可楨、梁家勉交往考

倪根金

(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廣州 510642)

共同的使命
——竺可楨、梁家勉交往考

倪根金

(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廣州 510642)

1956年中國科學院舉辦的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使兩位從未有過交往的地理學家和圖書館專家在北京相會,從此,共同的目標,使竺可楨和梁家勉越走越近。1961年假參觀華南農學院千粒穗成果,竺可楨特意走訪圖書館,參觀農業歷史文獻特藏室,與梁家勉交談,并開啟了兩人圍繞徐光啟誕辰400周年紀念活動和徐光啟研究的飛鴻傳書。1964年竺可楨重訪特藏室更加深了兩人的友誼與信任。在“文革”動亂中,為防止特藏室中3萬冊古籍遭受焚毀和散失,1970年梁家勉飛書竺可楨,提出將古籍移交科學史研究室以利保護。1972年梁家勉再次飛書竺可楨,建議集中現存科技史老人和科技史古籍于一地開展研究工作,并草擬《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遺產工作方面的一點意見》。梁氏兩次上書,竺可楨都積極回應,真誠支持?？梢哉f推動中國科技史事業發展的共同使命是貫穿兩位先賢交往的一條主線。

竺可楨 梁家勉 交往 科學技術史

竺可楨(1890～1974)是中國20世紀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地理學、氣象學和科技史學科的奠基者。梁家勉(1908～1992)是中國20世紀著名農史學家、圖書館學家,中國現代農史學科的開創者之一。兩位學者(圖1、圖2)年齡相差一代,沒有師生之緣；分處華東華南,從未一起工作；從事專業也有一定距離。然而,科學技術史事業卻讓兩位學者有了交集,并因對科學技術史的熱愛和參與而走得越來越近,結下深厚友誼。本文根據兩位先賢往來書信、竺可楨日記和其他資料就他們的交往歷史做些初步考證,并由此展現他們真摯友誼和為推進中國科學技術史事業而做出的種種努力。

1 北京初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十分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史事業,中國科學院建院伊始,就把組建我國專門的科學史研究機構提上議事日程。1954年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任命竺可楨為主任,葉企孫、侯外廬為副主任。[1]稍后,國家在農業、醫藥等領域也相繼成立農業遺產、醫史等研究機構。1956年,在竺可楨等推動下,中國科學院決定舉辦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2月,中國科學院向全國相關單位發出會議論文征集通知,至6月23日共收到論文54篇,其中醫學史18篇,農學及生物學史22篇,數學及天文學史10篇,其他4篇。*關于會議論文數量,竺可楨先生1956年7月2日日記記載“計收到論文45篇,已選拔了農學八篇,醫十篇,天文數學三篇”(《竺可楨全集》，第14卷，第365頁),與楊直民文所記有差別,“45”當為“54”誤,另未記生物學史論文數。經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審查,最后定下到會宣讀的有農學及生物學史11篇、醫學史10篇、數學及天文學史3篇。其中屬于農史的有《齊民要術所記農業技術及其在中國農業技術史上的地位》、《前漢農業生產水平推測》、《二千年前的中國漢農——氾勝之書初步整理分析》、《祖國梯田的出現及其發展》、《中國古代對于土壤種類及其分布的知識》、《曲蘗的起源與發展》和《我國古代家畜外形學說的發展和評價》等七文。[2]《祖國梯田的出現及其發展》一文就是由當時擔任華南農學院圖書館主任的梁家勉先生響應中科院號召提交的。而“寫作動機,系始于今年初。當時,恰讀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先生的《水土保持是山區農業增產的一項根本措施》一篇報告,初步認識到梯田的重要性。跟著,又接到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先生函囑為祖國梯田寫一篇考證稿”[3]。

圖1 竺可楨

圖2 梁家勉(1980年)

據竺可楨日記記載,這次學術討論會“邀請參加的人已有九十余人,其中有二十多人來自外埠,住宿在西苑大旅社”([4],14卷,365頁)。會議開了四天,7月9日開幕,12日結束。會場設在西苑大旅社禮堂。從日記來看,竺可楨與梁家勉當有幾次見面的機會。7月6日上午,竺可楨“和尤芳湖至西苑大旅社,晤外埠來參加中國科學史第一次討論會人員,計有南京大學劉朝陽、西北農學院石聲漢、上海醫學博物館王吉民等”([4],14卷,367頁)。因未有記名,不能確認梁先生是否在場。9日,大會第一天,竺可楨出席上午會議并首先作了長達1小時20分鐘的《百家爭鳴和發掘我國古代科學遺產》的專題報告,梁先生聆聽竺先生報告,應是有明確記載的第一次見面。10日,分組報告,竺先生“九時至西苑大旅社參加天算組”([4],14卷,368～369頁)討論會一天。11日,竺先生參加數學天文史組一天討論,“晚在萃華樓請科學史論文著者和外埠來的人”([4],14卷,369～370頁)。分組討論會上,兩人可能不會有太多接觸,但11日晚宴會當有近距離接觸的可能。7月12日上午,“開自然科學史討論會大會,侯外廬主席,由葉企孫作了報告,述社會科學組的十二年遠景規劃中的規定要點。要于1957年成立院的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并盼衛生、水利、農業各部立單位等。報告一小時后分三組討論。我參加了醫學組”。下午“郭[沫若]院長參加了閉幕大會,提出了少數民族在科學上貢獻應注意……[葉]企孫做了總結。六點散”([4],14卷,370頁)。最后一天的會議,竺、梁兩位先生除小組討論外都在大會場,算是此番初次相見的最后一面。

竺氏日記記載了會議期間及前后不少參加會議的親朋好友,其中20余位外地代表就記載了9人姓名,包括農史界的萬國鼎、石聲漢,然而未有一處提及梁家勉先生,這說明會議前他們還不相識。不過,通過一些蛛絲馬跡推測,可能在這次盛會中,梁先生進入到竺先生的視野里,成果受到其關注。根據一：梁家勉《祖國梯田的出現及其發展》剛報告完,立即在會上引起熱烈的討論。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綜述寫道“有人不同意這種把山田也認為是梯田的看法。關于梯田的起源,石聲漢認為是因水稻作物向山坡發展而起的,有人亦不完全同意,認為在山坡種植旱作物為了保持水土也可以逐漸發展成為梯田”[5]。即使半個世紀過去了,當時列席會議的農史學者楊直民教授在回憶這次會議的文章中也記載了有關梁文的大討論。這反映梁文研討激烈,反響大,引起竺老關注也是自然的。根據二：竺氏1957年5月日記間夾有一抄件,其文曰：“科學史/梯田/梯田之起源。梯田在南寧時已極普遍。范成大(樓鑰《攻媿集》卷七)詠浙江蒼山馮公嶺詩,‘百級山田帶雨耕,驅牛扶耒半空行……’”([4],14卷,735頁)。這一紙條可能是竺先生閱讀梁先生《祖國梯田的出現及其發展》所做讀書筆記一片段。

這次北京會議無疑是兩位學者在中國科技史共同體建立初期由相見到相識的重要契機。

2 再見廣州

四年半后,竺先生、梁先生在廣州華南農學院第二次會面了。關于這次會面,竺氏日記沒有明確記載見了梁家勉,但留下寶貴的時間記錄和活動片段。1961年1月29日日記載：

……下午至農業大學,楊明漢,水稻和稗子雜交。石碑。趙善歡,華南農學院院長。

蒲壽仙,《農話蠶經》?！端笊睫r譜》,劉又許?！度紓渥妗?天臺陳景沂。

1月30日日記載：

……在華南農學院看楊明漢遠緣雜交[稻],千粒穗,萬粒斤。([4],16卷,17頁)

這二則日記存在筆誤和錄文錯誤,1月29日,竺先生由北京經停鄭州、武漢、長沙飛廣州,到下午4時30分才降落廣州機場,住東山區珠江賓館?？紤]到從白云機場到珠江賓館,再到石牌華南農學院,汽車至少要走近二個小時,時間已至傍晚,根本無下午參觀時間。故竺氏參觀華南農學院的時間當是第二天,即1月30日下午。日記中“蒲壽仙”當為“蒲留仙”之誤,因為“留仙”是蒲松齡的字?！掇r話蠶經》中的“話”字是衍文,蒲松齡留下的農學著作是《農蠶經》。日記中的“楊明漢”是來自廣東羅定的青年農業生產革新者,1956年至1960年,在華南農學院農學系學習,1960年育成水稻雙千粒穗成為當時的創新榜樣,不僅成為當時報刊的封面人物,而且劉伯承、聶榮臻、胡耀邦、郭沫若等領導先后接見或前來參觀楊明漢育種成果,竺先生這次來華南農學院當是眾多參觀考察中的一次。

重視科技史的竺先生,除觀看楊明漢水稻雙千粒穗成果外,還抽空到學院圖書館參觀1955年響應黨的號召建立起來的農業歷史文獻特藏室。這一活動在7月11日竺可楨先生寫給西北農學院辛樹幟院長的信函中有詳細記載：

樹幟先生

你四日來書和華南農學院梁家勉君所擬新篇徐光啟集緣起已收到,謝謝。今年年初我曾至廣州并和梁君在圖書館見了面,他們搜集了不少古農書。這次為了紀念徐光啟誕生四百周年,他草擬徐集新篇緣起也已經寫信寄給,我且已經提了一點意見覆他了。(原件附還)。

關于紀念(1962年)徐光啟誕生四百周年事,我于今年初寫信給郭沫若院長,說鑒于這幾年來世界和大紀念名人沒有中國人在內(1960年是我國愛國詩人陸放翁逝世的750周[年]紀念,也未記得給他做紀念),所以主張于1962年為李太白(1200周[年],誕生)杜工部(1150周年,逝去)和徐光啟(誕生400周[年]),提名得郭老覆信說已轉和大。此建議或可得通過。

……*1961年7月11日竺可楨致辛樹幟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

信函中除談到與梁先生在圖書館中相見外,還提及梁先生的古農書收集工作的成績。日記中“蒲壽仙,《農話蠶經》?！端笊睫r譜》,劉又許?！度紓渥妗?天臺陳景沂”文字當是竺先生參觀特藏書庫時所作的古農書摘記。另1990年梁家勉先生助手林楓林在由梁先生提供材料和審閱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及這次見面,說“竺可楨院長贊揚這個室的特藏工作,并對其發展措施多所指示”[6]。此外,信中還談及紀念徐光啟誕生四百周年和新篇徐光啟集緣起之事。

應該說這次廣州相見,是兩人從4年前相識到相熟的重要節點。

3 飛書論學

羊城之會開啟了兩人圍繞紀念徐光啟誕生400周年活動和研究的飛鴻傳書交流。

20世紀60年代伊始,梁家勉先生研究方向有了新變化,就是明代著名學者徐光啟和《農政全書》成為其研究重點。關于其轉變的原因,無疑是社會需要。1962年是徐光啟誕生400周年,1961年初,竺可楨就提出開展紀念活動,并寫信給郭沫若院長倡言得其支持,見前信引。不排除1月30日兩人圖書館見面時,竺先生也把自己的紀念徐光啟想法告訴了梁氏。另圍繞紀念活動國內一些單位也開展了一些活動,如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約請梁先生編輯《新編徐光啟集》*1981年12月梁家勉先生在刊印的《整理古農書文稿匯編》所收錄《新編徐光啟集·凡例》附記中寫道：“《新編徐光啟集》的‘編輯緣起’及‘凡例’,是1962年前,應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約稿而寫的?！?倪根金主編《梁家勉農史論文集》,農業出版社,2002年,第502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梁先生開始了編纂《新編徐光啟集》和《徐光啟年譜》的工作,1961年,他先后起草了《新編徐光啟集》的《編輯緣起》、《凡例》和編輯了《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前者一完稿,就分寄國內大家竺可楨、陳垣、辛樹幟、萬國鼎等征求意見。竺先生收閱后,即回復道：

家勉同志：

來函及新編徐光啟集緣起已收到。

明年將是徐光啟的誕生400周年紀念,我已向中國保衛和平大會建議：和大作為世界和大紀念名人之一。無論如何我們科學界總應該為他開會紀念。所以你院在此時為徐光啟新編文集是及時的。關于內容方面我記得1933年徐家匯徐氏子孫曾發起徐光啟300死辰的紀念大會,當時出有刊物,認為很可參考。此覆。

致以

敬禮!

竺可楨

1961年7月15日*1961年7月15日竺可楨致梁家勉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

在回信中,竺先生對梁先生進行的工作予以肯定,認為“是及時的”；并建議他新編文集時關注1933年徐光啟后裔發起的紀念徐光啟逝世300周年大會刊物資料,“認為很可參考”。加上在前引致辛院長函中提及,反映竺先生對梁先生這一工作的重視。

1961年9月,根據辛先生提議,梁先生主持編輯的《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完成,此資料選編“系將后人對徐光啟個人論述的資料,擇其較有系統的且目前已不易找到的,匯輯為一編”,并附有“另輯《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資料目錄索引》”[7]。由于當時物質匱乏,它是用馬糞紙刻印的。梁先生將其郵寄竺先生等大家,9月15日,竺可楨辦公室復函道：

華南農學院圖書館負責同志：

承贈“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已收到,至為誠謝。竺老已閱,認為有此選編是為應該,亦致謝!

致

敬禮!*1961年9月15日竺可楨辦公室致華南農學院圖書館負責同志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告之竺先生已收閱并轉達竺老的評價。此工作還受到其他學者肯定,如辛樹幟院長在信函中說：“《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已收到,甚感謝,當即翻閱一過,得益其多。此種資料……希望(再補充)印行,當為科學史方面極有用之書”*梁家勉工作筆記本“對本人作品的評論”部分,第15頁,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由于此資料選編收集到的研究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十分豐富和全面(宗教方面因當時政治原因,多有刪節),為后人進一步研究徐光啟提供了極大便利,故當時有不少學者和單位來函索要,其中就有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其9月18日的函文：

華南農學院：

你院資料室“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懇請贈送或價讓一分予我室,協助我室有關研究工作的參考,希函復為荷。

此致

敬禮!*1961年9月18日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致華南農學院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

梁家勉先生在來函上注“9.27寄一本”,從索書函書寫日到資料選編寄出,前后不到十天,反映梁先生古道熱腸,急他人之所急。

1962年7月10日,梁先生《〈農政全書〉撰述經過及若干有關問題的探討》長文脫稿,15日修書一封給竺老,并附上剛完成的稿子。7月21日竺可楨日記記載：

下午閱《農業科學院農業氣象規劃》并提意見,及華南農學院梁家勉寄來紀念徐光啟文……

閱梁家勉寄來《〈農政全書〉撰述經過及若干有關問題的探討》,提到《管子·四時》篇有“不知四時,有失治國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其國乃路”,主張做好觀象授時。梁認為初稿是在崇禎元年以前,職掌日講官,修歷和禮部事以前。自天啟元年辭職回家后即著手,但事先已有雛形,即他著萬歷四十年出版《種藝書》。([4],16卷,307～308頁)

從日記記載來看,當天竺老對梁文看得很仔細,邊讀邊摘邊思,最后還把信回了(圖3)。

家勉先生：

接讀十五號惠書并承寄大作“農政全書撰述經過及若干有關問題的探討”文獻,謝謝。大作已拜讀一過,對于文定公名著由來探源尋本,發潛德之幽光,閱了得益不淺。院中中國科學史研究室正擬于年內出紀念徐光啟集刊,如你贊同,當將大文搜集在內。原定在北京舉行一個徐文定公誕生四百周[年]紀會,后因文委已舉行過杜工部紀念大會,規模相當大,今年為了節約不再舉行。

此致

敬禮!

竺可楨*1962年7月21日竺可楨致梁家勉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研究所。

信中對梁文予以很高評價,并希望梁先生同意將其論文收錄到中科院中國自然科學史室擬編輯的紀念徐光啟研究論文集中。梁先生遵辦。

圖3 1962年7月21日竺可楨致梁家勉函

1963年11月12日,竺可楨日記載：“下午開始閱院科學史室所交來徐光啟研究論文集,其中包括萬國鼎‘徐光啟的學術路線和對農業的貢獻’,石聲漢‘徐光啟和《農政全書》’,梁家勉‘《農政全書》撰述過程及若干有關問題’,薄樹人‘徐光啟的天文工作’,梅榮照‘徐光啟的數學工作’及劉昌芝、汪子春‘徐光啟論治蝗’六篇文?！?[4],16卷,385頁)12月10日,竺先生看稿,再次對梁文給予好評：“晚繼續看紀念徐光啟文稿。閱梁家勉(廣州西*“西”字當為“華”字誤。南農學院圖書館館長)著《(農政全書)撰述過程及若干有關問題的探討》。此文也寫得很好,對于徐光啟寫《農政全書》的時間、陳子龍校對、印刷經過以及版本的經歷統有了考證?！?[4],16卷,404頁)12月16～23日,竺老為《徐光啟紀念論文集》作序,在序言中總結了梁文的特色,并介紹引用其某些論點。[8]1983年9月,為紀念徐光啟逝世350周年,梁家勉先生將《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修訂鉛印,并將竺先生的《〈徐光啟紀念論文集〉序言》增補進去,以示對竺老的緬懷。

這一時期是兩位先賢在開展科技史研究方面相互呼應、相互支持的重要階段。

4 羊城再會

1964年4月11日,竺可楨陪同朝鮮科學院副院長全斗煥等人赴廣州參觀考察,在13日下午抽空拜訪中山大學陳寅恪、姜亮夫后,14日下午又前往華南農學院。對這次和1961年來訪,華南農業大學檔案館目錄檢索不到任何信息,但好在竺可楨日記對這次訪問記載頗詳：

二點乘車去石牌華南農學院,需四十分鐘,因其在東郊。由副院長趙善歡招待。知該?，F有學生2500人,有農藝、植保、農化、園藝、畜牧獸醫、蠶桑、生物物理七個系。我們先至圖書館。晤梁家勉。館中存農業中國古書二千五百本?？吹綎|京出版會59年出版西山武一、熊代華榮*“華榮”為“幸雄”之誤。熊代幸雄,20世紀日本主要從事比較農業史研究的知名學者,代表作《比較農法論》。譯《齊民要術》,后有跋語,計上下二冊,跋語已由華語中學*“華語中學”當為“華僑中學”之誤,葉德是此校一位對農史研究很有興趣的教師。教師葉德從日文譯成中文。有農業出版社出版金澤文庫本《齊民要術》。有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史研究》一巨冊。[天野]氏系東京大學教授,系御茶の水書房東京郁千代田區神四保町出版。又有藪內清著《天工開物の研究》,1955年川魚星社出版。出至植保系,即從前中山大學理學院,卅年前中國科學院開會,曾至其地。([4],17卷,100頁)

由于晚餐,羅天副省長要在西郊的泮溪酒家宴請([4],17卷,99頁),因此,下午的參觀時間有限,主要參觀圖書館和植保系,參觀植保系一是學院主持接待工作的趙善歡教授是植保系的；二是植保系這一時期科研頗有成果,特別是林孔湘教授柑橘黃龍病研究在國內外產生較大影響。而日記所載“先至圖書館。晤梁家勉”,一方面透露出竺老這次訪問的重點是梁先生和圖書館；另一方面說明經過八年的交往,梁家勉已成為在竺先生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學術朋友。此次參觀圖書館,由日記所載可見,重點看了農業歷史文獻特藏室書庫收藏的近期日本學者出版的中國農業史、科技史研究論著,與上次重點看中國古農書有所不同。圖書館豐富的藏書給竺老留下深刻印象,以至1972年3月26日,其閱讀廣東湛江羅素人所撰《災害性天氣氣候的研究》文時,就想到“可以要他到廣東華南農學院圖書館找材料”([4],21卷,68頁)。

這次羊城再會加強和鞏固了兩人的學術交往和私人友誼。

5 設法護書

1966年5月,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他們最初行動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后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在他們的破壞下,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標上“封、資、修”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為人謙卑且樂于助人的梁家勉在“文革”風暴中并沒有受到大的沖擊,但面對學校里瘋狂的打、砸、抄、燒之風,他非常擔心圖書館特藏書庫里由他二十多年嘔心瀝血收集起來的以古農書為核心的古籍。他與幾位有著共同擔憂的同事一起商議保全之策,最后“一致決定,以圖書館造反派的名義,主動宣布特藏室書庫為‘四舊書庫’,貼上封條不許開放”[9]。此舉雖得以暫時蒙蔽學校造反派,但梁先生仍擔心這些心中的寶貝“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吹焦?、竺可楨等熟識的學者還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活動,便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1970年8月31日,梁先生致函竺先生。

竺老：

您好!

最近這里正積極進行教育改革工作,要求認真學習和落實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大力克服過去的“三脫離”現象,大家都抱著敢想敢做的革命精神,為創立社會主義的新型農學院而努力。

過去,我院圖書館多年搜集的古農書及其有關的古書(約三萬余冊),就當前實際情況看來,似不大適合我院教學需要,這里師生可能用不著,也不會受到重視。但念這些都是應當清理、批判、總結、承繼的祖國歷史遺產文獻,其中雖不少是較普通的一般性資料,卻也有些是罕見的、難得的、待搶救的刊本或抄本。我有點擔心這批文獻如仍藏在這里,不但不能更好發揮其古為今用的作用,而且由于長期束之高閣,得不到應有的照顧而遭受蛛網塵封以至蟲鼠霉漶之厄。為長遠打算,為全局打算,鄙見覺得如能調撥到國內較適合的研究單位集中保管使用,似較恰當。因此函請您考慮(或您跟郭老共同考慮),可否全批(似不宜分散)調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或其他有關單位(這只是我個人意見,未曾先跟我院領導談過。這里提出,僅供參考)？

勉血壓舊病,仍不穩定,我院領導特予照顧,未批準下放勞動。每感老病侵尋,動手動腦,均力不從心,如客觀條件容許,希望能及時退休。在家居養病的同時,不斷改造其主觀世界。如有余力,趁一息尚存,仍當竭其一技之長,鞠躬盡瘁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做一點有益的事。

謹此佈意,并致

敬禮

梁家勉

1970.8.31

于華南農學院*1970年8月31日梁家勉致竺可楨函(草稿),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所。

上述文字是抄錄于筆者發現的梁家勉信函的草稿。竺老收到了此信函,9月10日日記載“接嚴振飛函接院數學所生產組來函華南農學院43號住宅梁家勉函”([4],20卷,195頁)，說的就是這個函件。竺老對梁先生的建議非常重視,12日“復函與華南農學院圖書館館長梁家勉,為了把古農書調撥給中國科學史研究室事,并把梁函寄科學史研究室”([4],20卷,196頁)。13日,日記載“寄黃章愷函梁家勉函中國科學史研究室函”([4],20卷,197頁)。我們沒有發現竺老的回信,不知其具體觀點,但從其迅速將梁函轉寄科學史室,應是贊同梁先生的想法,希望保護好這批以古農書為核心的珍貴古籍?？赡苁强茖W史室當時工作還沒有恢復正常,也可能是其他因素,梁先生這一設想沒有成為現實。不過,從這一事件中,我們看到梁先生對竺老是十分信任的,視之為可以依賴和解決困難的師長。同時也感受到梁先生的寬廣胸懷,為了保護這些珍貴古農書,“為長遠打算,為全局打算”,他主動提出將其千辛萬苦收集來的寶貝奉獻出來,而不計較個人或小單位的利益得失。

信函和日記展示了“文革”中兩位學者保護古籍的一段佳話。

6 吁復學科

竺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史學科的發展,對中科院科學史室更是關心倍至,即使在“文革”中,仍關心科學史室狀況,盡力推動科學史室恢復正常工作。這在竺先生日記中多有反映：1968年9月26日“在一路汽車[上]遇嚴敦杰,我詢以中國科學史研究室情況,答以目前只是學習,并無業務工作,錢寶琮則在勞動云”([4],19卷,224頁)；1969年3月9日“科學史研究室已遷到前張友漁的法律所”([4],19卷,364頁),12月30日“現在該室尚有五十多人,研究人員卅人,大都為年青人,不安心做這工作,只有像嚴敦杰、薄樹人、杜石然、曹婉如等少數人是要做這工作的。工作目前暫時停頓”([4],19卷,577頁)。1971年9月16日“昨晚接周培源轉來南京華印椿一函……培源來函要我對于科學史研究如何處理加以研究。我認為科學史研究室本歸社會科學部……我復培源信中認為,我個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他有機會和郭老一談,我當遇郭老時告以華的意見和培源的關心”([4],20卷,479頁)。22日“今天我談到同培源來信,希望科學院能為中國科學史所的年青有訓練人[安排工作,不要]放在河南息縣五七學校無事可干”([4],20卷,483頁)。1972年,就在竺老為恢復科學史研究室正常工作竭盡全力時,他收到梁家勉4月14日寫來的信。信的原件,筆者未見,所見為華南農業大學所存抄寫件。其文曰：

竺老：

未通函候,瞬將寒暑兩更。近接武功辛老函告,彼在黨的關懷下,仍盡力農業遺產研究工夫,“老當益壯”精神,殊足嘉許。惟據函中提及,該院石、康兩君,先后去世,而夏緯英、王毓瑚兩君,亦久為病魔所困。聯想國內從事這方面(自然科學史、農業史等)人員,數本不多,益以歲月催人,老病侵尋,能繼續工作者,已寥若晨星。且多散居各地,不相為謀,程功似極有限。鄙意以為最好能在黨的領導下,適當安置在同一地點,統籌兼顧,使其各盡所長,互相切磋,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同時,還鑒于分散在各單位的有關古代的自然科學和工農業生產方面的古書,并非盡能受到重視,其保管、維修、流通、利用等情況如何？其中善本、孤本、古本、罕本等有無安全珍護的保障制度？有無湮沒弗彰甚至災害所厄？有無積壓未能充分利用的情況？都在在堪虞。從全局出發,拙見也以為最好及時予以調整,把“人”和“書”都盡可能集中在一方。不忖膚陋,謹匆匆草一初步意見,隨函送備參考。井蛙之見,未必有當。但念這關系到毛主席“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古為今用”的教導,也關系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保護文物政策的問題,不敢緘默置之。敬盼考慮后,便中與郭老一商,如認為有千慮一得之處,請予以斧改刪補,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如何？盼卓裁!

這里在前年底,已與中南林學院合并,改稱廣東農林學院,最近由省委文教戰線決定,準備遷址,分別在乳源、翁源兩縣設總、分兩校。從本月起即著手搬動。我個人工作,經院領導考慮,已卸去圖書館原職,專力搞農史研究,惟綆短汲深,深愧無所作為,尚幸健康稍勝于昔,差堪告慰耳。

耑此奉達,順候

頤祺

1973.6.6*1972年4月14日梁家勉致竺可楨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所。

這封抄件的時間落款為1973年6月6日,是后人補上的。所補時間是錯誤的,因為此信函與1972年4月16日梁家勉寫給辛樹幟函所言內容和文字多有相同,當是同一時段所寫的信,且信中提到其4月14日致竺先生函。其次,從信中提及的幾件事也可斷定其寫于1972年,一,信中“未通函候,瞬將寒暑兩更”,與他們上次1970年8月通信,正好近二年,時間上吻合；二,1970年10月底,華南農學院與中南林學院合并成立廣東農林學院,與信中“這里在前年底,已與中南林學院合并,改稱廣東農林學院”在時間上一致；三,1972年5月,學校農學、土化、植保等三系搬到翁源辦學[10],對比信中“最近由省委文教戰線決定,準備遷址,分別在乳源、翁源兩縣設總、分兩?！本?可知此信寫于1972年5月前,因為寫信時還是“準備遷址”狀態。

這封信充分體現了梁先生對科技史事業的關心,雖然此時一些因“文革”而停滯的工作已開始恢復,但面對“國內從事這方面(自然科學史、農業史等)人員,數本不多,益以歲月催人,老病侵尋,能繼續工作者,已寥若晨星。且多散居各地”境況還是憂心忡忡。為此,他建議集中現存、分散于各地的科技史老人和科技史古籍資料于一地,為他們開展研究創造條件。他將這些想法細化成一份《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遺產工作方面的一點意見》(初稿),即信中所言的“初步意見”,隨函寄去,請竺老“予以斧改刪補”并“便中與郭[沫若]老一商”,“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建議”。這份初步意見,《竺可楨全集》中未附錄,在華南農業大學相關機構里也未尋覓到,好在1972年4月16日梁家勉寫給辛樹幟函中隨附有,并保存下來,下錄之。因篇幅原因,意見書中的梁先生的自注,略去。

《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遺產工作方面的一點意見》(初稿)

(一)要求

為了“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從而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組織起來,對中國科學技術(主要是工農業生產及其有關方面)的歷史遺產,進行調查、搜集、整理、研究和服務工作。

(二)范圍

1.調查、搜集、保存、管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及其有關資料(包括書籍、圖片、器物)

2.編制有關的古書目錄及其提要；考證其編撰人生平。

3.整理、?？?、標點、注解、語釋有關的古書。

4.編寫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包括全國性的、地區性的通史、編年史、專門分科史等)。

5.進行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及其有關器、物和自然現象等的專題研究。

6.編寫“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習語辭典”、“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家傳記”。

7.為社會主義的工農業的生產、教學和科學研究服務；代搜、代借、代復制有關的歷史遺產資料；代查、代考證、代解釋有關的歷史遺產問題。

8.譯述國外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遺產方面的研究動態、情報資料及其有關書刊。

9.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結合有關業務分期分批培養接班人。

(三)人員

從各地、各單位遴致一些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遺產和有關方面的專業人員,適當集中在一起,共同開展工作,以求便于統籌兼顧,便于分工合作,便于切磋討論,便于有領導、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進行工作。

(四)地點

酌量選擇文物資料較備,交通較便、位置較適中的工作地點。[11]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提出這個意見不僅要有遠見卓識,而且還要有對這個學科至誠熱愛和勇氣,另外,建議也十分全面、具體,考慮到方方面面。由于這個意見與竺老恢復中國科學史隊伍和研究的想法一致,引起共鳴,于是,他立即作了回應。竺可楨日記4月20日記載：

上午作函五通。一致郭老,為華南農林學院梁家勉來函,要求建立科學史中國研究單位,因老成凋謝,不設法將無法以后建立中國科學史基礎。一復梁家勉,告以院擬恢復原來有的科學史研究室。([4],21卷,85頁)

其中竺老致郭沫若院長函,《竺可楨全集》有收錄,現錄于下：

郭老：

近接廣東農林學院圖書館館長梁家勉來函,建議設立中國科學技術遺產工作的機構,要我轉達尊聽(梁函內附)。查我院本設有中國科學史研究室,于1960年左右下放給社會科學部領導。該部本身已瀕于被取消,科學史研究室人員已全部下放至“五七”干校,只剩一人在京留守。近來院中呈國務院關于院方向任務請示第三稿中,曾主張把科學史研究室仍歸院繼續辦理。我認為這是符合毛主席“學習我國歷史遺產”的指示的。希望國務院批準后能迅速建立起來。去冬北大周培源同志也曾來信,認為科學史室年青同志一旦遣散未免可惜為言。并此附聞。

專此致以

革命的敬禮!

竺可楨

72年4月20日([4],4卷,430頁)

借助轉交梁先生這封來自基層的要求設立中國科學技術遺產工作機構的建議信,輔以去年北京大學周培源教授關心恢復科學史研究室之事,竺老向郭老進言,建議將科學史研究室轉歸科學院,并求得國務院批準,立即恢復正常業務工作。竺老20日信函及隨附14日梁函遞送郭沫若院長后,郭院長和中國科學院核心小組副組長劉西堯將軍分別作了指示。應該說,梁先生的建議信和竺先生的互動對推動科學史研究室工作的恢復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竺可楨8月5日日記載“席澤宗來,知科學史研究室五十多人,包括嚴敦杰、黃煒均已回京,住瑞金路28條43號(原禮士胡同),而機關在東總布胡同19號,原世界史所內”([4],21卷,153頁)。反映信送上幾個月科學史研究室成員就從五七干校調回,并開始開展一些工作。而竺老致梁家勉的信,其文曰：

家勉同志：

你本月十四號來函和建立中國科技史遺產研究單位,藉悉一一：查中國科學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于1954年既已建立,1960年左右下放給社會科學部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該學部因領導上的錯誤已瀕于破產?？茖W史研究室人員全部下放五七干校,但未遣散。近來院中已準備恢復該室,歸隸于科學院直接領導,只待國務院的批準。知承錦注,特以奉聞?；輹艳D郭院長。

專此致以

敬禮

竺可楨

72年谷雨節*1972年4月20日竺可楨至梁家勉函,原件藏華南農業大學中國農業歷史遺產所。

內容主要是“告以院擬恢復原來有的科學史研究室”和“惠書已轉郭院長”。此函第二天就寄出([4],21卷,86頁)。

這次交往是他們兩人為推動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機構和研究工作恢復而進行的一次精彩互動。

7 失晤之憾

1973年11月,梁家勉率助手彭世獎北上京晉陜考察北方農業(圖4),同時拜訪尚存的科技史老人們,其中梁先生計劃在京拜訪竺可楨、王毓瑚等先生,在陜拜訪辛樹幟等先生。1998年,在紀念梁家勉誕辰九十周年的廣東農史研究會第五次學術研討會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樊志民先生根據西農珍藏的29封梁家勉來函描述辛、梁相見的場景,“1973年11月份,梁老來西農,一見辛老就談起在京所見竺可楨、王毓瑚先生身體狀況,關切之情溢于言表”[12]。這個描述基本準確,只是關于見到竺老的記載值得推敲。

圖4 梁家勉與彭世獎在陜西考察北方農業(1973年11月)

1973年10月2日,竺先生因身體原因入住北京醫院,以后大部分時間在醫院治療,直到去世。12月3日竺老在日記中記道：

……

接信件：(1)寧寧函。(2)顧同璋信,說河南信陽制藥廠廠里的事,及他在那里參加干部學習事。(3)辛樹幟函,要同事馬京*“京”當“宗”字誤。馬宗申,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研究人員,石聲漢教授助手。申潤色石偉臣稿,不久寄科學出版社。(4)王聚瀛等讀我《物候學》一書后,擬再整理“物候網”,希望宛敏渭與之通訊。梁家勉不久要到西北農大去,要我與之聯絡建點,建議將《物候學》譯成英文。

……16:10起床。沈秘書來告我中山大學*“中山大學”當為“華南農學院”之誤,竺可楨因生病誤記。圖書館館長梁家勉已到過北京,因我入醫院未見到。他又說到北大、清華學生的質量問題……([4],21卷,516頁)

關于梁先生二則記載分散在一天日記的兩處,特別是第一條“梁家勉不久要到西北農大去”插在“王聚瀛等讀我《物候學》一書后”條中,與前后所言內容均不搭界,當是錯排,它應該接在“因我入醫院未見到”句后。從日記中記載看,梁先生確實去中國科學院拜訪竺可楨,只是因竺老入醫院治療未得見,留下遺憾。但他應從沈文雄秘書處獲得竺老病況一些情況,所以才會“一見辛老就談起”竺老病況?？赡苄藕嫌涊d不詳,以至樊先生誤讀為見到。筆者在華南農業大學工作20多年,多次聽當時梁先生助手彭世獎講述他跟隨梁先生拜訪劉瑞龍、梁漱溟、辛樹幟、胡道靜等人的故事,有的見面場景講得有聲有色。近年,彭先生記憶略有衰退,但詢問1973年11月北上之事,他記得見過王毓瑚、辛樹幟及其場景,但回憶不起有見過竺老的事。

科學技術史是兩位學術大師相交的結點,而推動中國科技史事業發展成為兩人的共同使命和交往不斷加強的重要動力。由他們交往的史實再現了中國科技史學術共同體建構的寶貴歷史片段。

1 于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三十周年[J]. 自然科學史研究, 1988, 7(1): 99～100.

2 楊直民. 新中國第一次農業科技史及生物學史組學術報告會記實[J]. 古今農業, 2007(2): 110～116.

3 梁家勉. 中國梯田考[C]//倪根金. 梁家勉農史文集.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2. 235.

4 竺可楨. 竺可楨全集[M]. 樊洪業, 主編. 上海: 上?？萍冀逃霭嫔? 2008.

5 湖. 中國自然科學史第一次科學討論會[J]. 歷史研究, 1956(8): 95～97.

6 林楓林. 李約瑟與華南農業大學的農史研究[J]. 中國科技史料, 1990, 9(4): 55～59.

7 梁家勉. 有關徐光啟生平及其學術的文獻資料選編·編輯例旨[G]. 華南農學院圖書館刻印, 1961.

8 中國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 徐光啟紀念論文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9 彭世獎. 人守學, 學守書, 書守類——為紀念梁家勉先生誕生100周年而作[C]//倪根金. 梁家勉誕辰100周年紀念文集.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10. 36.

10 駱世明. 華南農業大學校史[M]. 廣州: 廣東科技出版社, 1999. 464.

11 王萬忠, 趙忠. 故人手澤——辛樹幟先生往來書信選[M].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檔案館編印, 2010. 72～73.

12 樊志民. 探賾擷英 梁欐存聲——西農珍藏梁家勉教授書信研讀記[C]//周肇基, 倪根金. 農業歷史論集.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 21.

A Shared Mission:On the Contacts between Chu Kochen and Liang Chia-mien

NI Genjin

(TheInstituteofChineseAgriculturalHistoricHeritage,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

In 1956, the first Scientific 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in China was hel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ijing, and these two professors met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Bound by their common cause, they became good friends. In 1961, Chu Kochen came to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o inspect a new breed of rice and to see Liang Chia-mien at the library.They had a pleasant conversation, and subsequently corresponded about commemorat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Xu Guangqi’s birth, as well as discussing research about him.In 1964, Chu again visited the library and their friendship deepene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Liang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thirty thousand volumes of old books held at the library. In 1970, he wrote to Chu to ask whether the books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IHNS in Beijing for safe-keeping. In 1972, he wrote to Chu again, and suggested gathering the books and researchers together for research purposes, drafting “On work on the historic heritage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 responded supportively to both letters. They shared the same mission of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on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friendship.

Chu Kochen, Liang Chia-mien, cont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03- 02；

2017- 04- 13

倪根金,1962年生,江西南昌人,教授,研究方向為農業歷史文獻、農業科技史和林業史。

N092∶K826.1

A

1000- 0224(2017)02- 0152-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