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柯文“中國中心觀”的研究價值

摘 要：經過越南戰爭、水門事件的強烈沖擊后，包括柯文在內的不少美國史學界學者對“哈佛學派”于二戰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提出的三種以西方為中心研究模式的思想框架進行了批判和反思。此后，柯文將這一史學界動向寫入《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一書，并將這些反思的內容概括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譯為中國中心取向），其中“內部取向”是柯文立論的主要視角。此概念發表以后便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和批評?？伞扒笕焸洹钡难酃馐遣豢扇〉?，柯文表示它只是其中一種可供借鑒的研究范式。無可否認，柯文確實為糾偏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歷史存在的歪曲傾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此概念可與美籍華人學者史書美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做一些比較，從中可以反思站在不同立場上所持觀點的異同及其背后產生的原因。

關鍵詞：柯文 “中國中心觀” “華語語系文學”

“二戰”以后到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受費正清和李文森等“哈佛學派”的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循環往復，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只有經過19世紀中葉西方沖擊之后，才發生劇變，向近代社會演變”①。在此期間，先后出現了三種思想框架：沖擊—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以及帝國主義框架。然而，經過越南戰爭、水門事件的強烈沖擊后，美國史學界的部分學者對以美國乃至西方為標準的歷史觀產生了懷疑，并希望重新審視歷史。針對這三種思想框架，在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柯文教授認為：“這三種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們對19、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②，而這種曲解尤其在研究受西方沖擊后的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中尤為嚴重，根本原因在于背后受種族中心主義的偏執影響。因此，包括柯文在內的不少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中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模式進行了批判和反思，并“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并力主進行多科性協作研究。這一史學界動向，柯文稱之為‘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譯為中國中心取向）”③。同時，這一研究趨向有逐步擴展的勢頭，所以柯文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984）所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就是順應這一趨勢的重要代表成果。中文版翻譯者林同奇教授是如此描述此書地位的：“柯文此書則是美國史學界第一次對此趨勢做出明確詳細的描述，也是對三十五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幾種主要模式進行批判性總結的第一部著作?！雹茉摃粌H在20世紀80年代給我國史學界帶來極大影響，而且三十多年來“任何否認‘中國中心觀對于國內外中國史學界特別是國內的青年學者或學子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僅有悖于當前的學術現實，也是柯文本人曾經多次力加否認的”⑤。雖然這是一本關于歷史研究的著作，但它條理清晰邏輯鮮明，而且又是涉及中國近代史，對于學文學的人來說，除了里面具體涉及的一些歷史學科概念不是很懂以外，大致還是能夠掌握全書的主要內容。同時，柯文對“中國中心觀”所表達的立場和價值闡釋給了我們不少研究思路上的啟發。讀完此書后，我還聯想到美國著名華人學者史書美教授在2004年所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雖然二者針對的研究對象和立足點均有所不同，但觸發我們對二者進行比較的出發點是柯文作為美國學者提倡用“中國中心觀”來研究中國近代史，而史書美作為美籍華人則在研究世界華文文學上極力反“中國中心觀”。我們覺得對這兩種剛好相反的觀點做比較還是有一定意義的，從而以更廣闊的視野來理解柯文“中國中心觀”的研究價值。

柯文在該書里將“中國中心觀”的取向概括為以下四個特征：（1）從中國而不是從西方著手來研究中國歷史，并盡量采取內部的（即中國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準繩來決定中國歷史哪些現象具有歷史重要性；（2）把中國按“橫向”分解為區域、省、州、縣與城市，以展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3）把中國社會再按“縱向”分解為若干不同階層，推動較下層社會歷史（包括民間與非民間歷史）的撰寫；（4）熱烈歡迎歷史學以外諸學科（主要是社會學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論、方法與技巧，并力求把它們和歷史分析結合起來。⑥我們認為在這四個特征中，第一點“內部取向”是其他三點的基礎，也是柯文“中國中心觀”的核心涵義。

“內部取向”尤其強調把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注意力放在中國社會的內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對于第一種“沖擊—回應”模式，“內部取向”主要把研究19世紀中國歷史分成三個層面，即最外層帶、中間層帶，以及最內層帶。此模式認為在19世紀中國歷史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西方入侵，從而夸大了西方沖擊的歷史作用，但柯文認為西方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最外層帶，并不是適用于所有層帶。近代化模式認為在西方入侵前，中國是一個靜止不變且處于永恒寧靜狀態的“傳統”社會，而要在西方的“近代”社會沖擊下，才能走向近代化?？?0世紀70年代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大體上認為：“中國本土社會并不是一個惰性十足的物體，只接受轉變乾坤的西方的沖擊，而是自身不斷變化的實體，具有自己的運動能力和強有力的內在方向感?！雹哂纱丝梢?，這也是屬于“內部取向”的看法，即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根源主要還是來自內部因素。至于第三種帝國主義模式，根據墨菲闡述的觀點，它是激勵中國民族蓬勃發展的主要因素。⑧這場爭論的焦點在于外國帝國主義給中國的經濟沖擊。我們覺得它的內部視角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根據區域系統理論來衡量外來因素對中國內部若干區域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比已形成的定論更為復雜；二是表現在中國殖民地化的經驗特點是局部的、多國的和有層次的?？挛恼劦溃骸盃幷撾p方的尖銳分歧在于，為什么中國未能發達起來或實現近代化——這個問題本身完全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問題——而不在于這種發達或近代化到底是否可取?！雹崛绻恰耙晕鞣綖橹行摹弊鳛楹饬繕藴?，那么人們就會很容易夸大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實際上它并沒有看到這種沖擊在中國也是分層次的，并不會對全部區域產生影響。不過，在閱讀該書中文翻譯者林同奇教授的《“中國中心觀”：特點、思潮、與內在張力》這一譯者代序所分析到的“內部取向”部分時，卻產生了一個疑惑：為什么柯文在賦予“內部取向”三種涵義時沒有將帝國主義模式也包括在內呢？我們在觀察柯文分析帝國主義模式的問題所在時，反而感受到他有意將其納入“內部取向”的視角。在最后表述“中國中心觀”的涵義時，他就著重采取更為內部的視角以及從中國現實出發來理解歷史問題，給先前哈佛學派固有的“思想上的帝國主義”理念構成巨大的沖擊。這也是柯文作為“局外人”以“局內人”的視角來觀察歷史的具體體現?！爸袊行挠^”里的“內部取向”主要指的是上述第二種。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批判這三種思想模式還是樹立起“中國中心觀”理念，“內部取向”均是柯文立論的主要視角。

然而，當柯文提出“中國中心觀”以后，便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和批評。我們將這些看法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認為“中國中心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類認為“中國中心觀”的背后仍然是延續著美國人研究歷史的一套標準，所以不可能真正走進中國近代史內部，更不可能做到還原歷史的真相。

對于第一類的批評，意見主要針對的是柯文所提出的下列觀點，即“我們可以做到較多地從中國內部出發，較少地采用西方中心觀點來研究中國近世史。換言之，我們至少可以把這段中國歷史的起點放在中國而不是放在西方”⑩。他們認為柯文的“中國中心觀”過于注重內部視角而忽略了西方在中國近代史的作用，有提倡“中國中心主義”的傾向，比如周錫瑞就說：“‘中國中心觀的提法源自柯文。我本人對柯文的這種提法持反對意見……我個人認為他的‘中國中心觀的理論走了極端……不足之處在于，它過分強調中國發展所有動力皆來自中國內部，它與費正清的‘沖擊—反應論——西方的入侵才導致了中國發展的論調是兩個極端?！?？輥？輯？訛其實，持這部分觀點的學者是沒有很好地理解柯文的原意而有斷章取義之嫌。而柯文當年提出的“中國中心觀”對美國中國史研究領域的最大貢獻正在于他的“內部取向”。連柯文本人都發出感慨說持這類批評意見的學者是誤會他的觀點了，他沒有完全否認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他在該書第四章中的其中一小節“把中國歷史的中心放在中國”里就明確指出：“鑒別這種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從置于中國歷史環境中的中國問題著手研究。這些問題有的可能受西方的影響，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則和西方毫無聯系。但是不管怎樣，它們都是中國的問題。說它們是中國的問題有兩重涵義：第一，這些問題是中國人在中國經歷的；第二，衡量這些問題之歷史重要性的準繩也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輥？輰？訛這段話的本意其實是想糾正“美國史學界過于注重用美國甚至是西方的歷史觀來看待中國近代變化以及不承認中國自身內部也會發生變化”的錯誤傾向，從而盡可能還原“真實”的歷史。

針對第二類的批評，柯文認為它們過分強調“局外性”，“流露了言者對一般史家力圖尋回歷史真相時所面臨的局限性有根本誤解”？輥？輱？訛。我們知道，無論是在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還是在中國本土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一定程度上都是“局外人”，自然而然會使用當下的詞語和概念去研究中國歷史。實際上，我們目前所認識的真理是相對的，并且會受時代、社會、文化和思想等因素的制約?？挛闹赋觯骸八腥?，只要意識到這個問題，并認真對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設法減弱其影響?！?？輥？輲？訛至于具體做法，柯文使用了“移情”（empathy）一詞，并成為“中國中心觀”的幾個核心概念之一。所謂“移情”，柯文對此定義如下：“力圖對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會的歷史，從自身的情況出發，通過自身的觀點，加以認識，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歷史之實際或理論上的延續?！?？輥？輳？訛事實上，“移情”并不否定史家自身的主觀經驗，只是強調這種直接體驗應該“從歷史事件參與者心中關注的問題著手，并按照參與者的立場觀點去理解體會這些問題”？輥？輴？訛。歸根結底，“移情”就是盡量消除自身的階級偏見，立足于當時的史境之中，去體會參與者的主觀經驗世界。不過這里也有它的局限，就是如何平衡“局外人”和“局內人”視角的問題。在想著如何設身處地體會和理解當事人的情感、思想和處境時，如果尺度把握不當，往往又會深陷參與者的內在世界之中以至于無法超越當事者的認識水平、價值觀念、利害沖突、功過糾葛，以及感情因素等的制約，進而未能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來審視研究對象，那么史家的自主意識和史書的學術品格就不能得以彰顯。在這一點上，柯文當時是著眼于破除這三種模式的弊端，但在破了之后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卻還沒有思考清楚。這里提到的“自主意識”其實就牽涉到史家的立場問題?？挛奶岬降摹耙魄椤敝皇轻槍σ粋€整體的對象做出假設，但對象本身是錯綜復雜的，就如同中國的國情一樣。面對紛繁復雜的情況時，史家該“移情”于哪一方，也就體現出他的價值立場。在這個時候，依然需要一個觀照全局的觀念做支撐的，否則自己的立場就會變成“墻頭草兩邊倒”?？挛南Ｍ谩安⒘须s陳”的立場來取代史家的中心立場，這個想法實際上是難以實現的。

除了以上兩點以外，柯文的“中國中心觀”還是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說，有些觀點在邏輯上顯得不夠縝密。同樣以上面提到的“移情”為例?？挛脑谔岬健耙魄椤边@一概念時，就沒有把同樣屬于“中國中心觀”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區分”（differentiation）放在一起比較。實際上，“區分”就是針對中國國情的復雜性提出來的。這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興起的所謂“重新發現美國歷史的復雜性”“重新察覺歷史動力的多樣性”？輥？輵？訛思潮是相一致的。不過“區分”這一概念還是遭到了其他史學家的嚴厲批評，因為在強調“區分”的同時，柯文卻低估了“綜合”（integration）的重要性。批評的意見集中在柯文非常贊同史堅雅的區域系統分析理論，卻“忽視了整個帝國范圍內的官僚體制”？輥？輶？訛。也就是說，當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區域風貌和區域特有形態影響的同時，不能忽略人類活動還會受到整個文化環境的影響，即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局部與整體”之間的關系問題。

然而，我們不能用“求全責備”的眼光來批評柯文的“中國中心觀”理論。實際上，柯文自己對一切理論框架的歷史變化并不是持封閉式態度，包括他自己所提出的“中國中心觀”的理論模式。他對人類歷史變化模式的內容只肯定兩點：一是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在發生變化，二是這種模式勢必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輥？輷？訛因此，該書出版以來，柯文也在根據學術界的最新進展不斷修正這一理論，但對于某些觀點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下來。1996年他為該書寫了一個新序，就“中國中心觀”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給予回應，比如，蓋世德對“中國中心觀”指出了三個缺點：一是“中國中心觀”過分夸大中國歷史的獨立性，二是“中國中心觀”有喪失“全國性視野”的危險，三是未能肯定“局外人角度”的優勢。另一學者葛福林也提到做研究時要把中國重新聯結起來。對于這些批評，柯文深有同感?？墒?，如果聯系到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現狀，我們會發現這些批評還為時過早，畢竟柯文他們從事這類小規模研究的時間不是很長，而且它能“在批評和修正早期的概括性通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輦？輮？訛也是十分不容易了。對此，他贊同中國經濟史學家汪熙的觀點：“若要對中國近代史有完整、準確的理解，就必須把這段歷史看成是內外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輦？輯？訛此外，他還對“中國中心觀”在反對“西方中心觀”上所產生的偏見做了一些反思，即“在克服了一種視中國無力自我轉變而要靠西方引進現代化的偏見之后，我們是否無意中又對中國歷史形成了另一種偏見，即中國歷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現代化定義的發展軌跡才值得研究？”？輦？輰？訛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給了我們相當大的啟發，那就是，當我們“破”了舊的概念之后，如何去“立”新的概念？我們在“立”的過程中是否又會陷入新的“西方中心觀”的陷阱？對于“局外人視角”的討論，柯文把它看作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下去的問題，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挛牟环裾J局外人做研究時是有一定的優勢，但不能忘記“歷史學家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我們的局外性對歷史進行最大的闡明和最小的扭曲”？輦？輱？訛。

讀完此書后，想起了在不久前曾接觸過的一個概念——“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最早在英文論文《全球文化與認同的技術》中使用這一概念并產生重大影響的是美籍華人學者史書美。英文中原來沒有“sinophone”這個詞，它是被西方學者“創造”出來的。2006年，“sinophone literature”這個短語由王德威教授譯成“華語語系文學”，目前已得到漢語學界的認可。據中國內地學者劉俊教授在《“華語語系文學”的生成、發展與批判——以史書美、王德威為中心》一文中的分析，“華語語系”的出現與兩個因素相關：一是對“英語語系”和“法語語系”的“仿造”，以顛覆殖民宗主國（筆者按：這里特指中國）的“中心”地位，實現對殖民宗主國語言“中心”地位的解構；二是“史書美對英語學界長期用‘離散‘離散中國人和‘離散文學來指稱中國境外的華人以及他們用漢語創作的作品表示不滿，故而要‘創造出‘華語語系（文學）以對抗/擺脫‘離散‘離散中國人和‘離散文學”？輦？輲？訛。史書美認為，英語學界長期使用“離散”和“離散中國人”的背后實際上是隱含著“大一統”的漢族中心主義。尤其是“離散中國人”這一概念，它是指“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視為由同一個源地產生的同一種族、同一文化和同一語言的普遍性概念”，而且這種離散“與那種設定為渴望回到祖國的‘海外華人的民族主義修辭，以及西方對于中國性的那種永遠具有外來異質性的種族化建構相共謀”。這樣的“離散中國人”會導致“將中國視為中心與起源”，并“暗示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它的趨勢是“整”與“合”，是本質主義的“普遍性概念”。？輦？輳？訛因此，史書美要反抗這個處于“正統中心”的中國，轉而強調在地性和特殊性。由此可見，“華語語系”實際上是反“中國中心觀”的。同時，我們從史書美的論述中感受到她強烈的分離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雖然她提出這一概念在學術上貢獻了新的成果，但由于誤用了后殖民理論及少數文學理論，導致反抗矛頭指錯了對象。其后，王德威借用這一概念進行了新的闡釋。他反對史書美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將中國內地文學排除在外，也反對中國內地學界將海外華文文學納入中國現當代文學范疇的做法。他所建構的“華語語系文學”雖然把中國內地文學也包括在內，但反對將中國的漢語文學視為“萬流歸宗”，反對中國內地學界文學做出“國家主義”“（大）中國中心”“四海歸心”和“萬流歸宗”的判斷，應該要把目光投向華文文學在各地區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對此，我們可以看到王德威沒有如史書美那樣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他對中國內地學界的誤判更多還是出于一種潛在的意識形態判斷，屬于反“中國中心觀”的表現。分析到這里，我們就發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英語學界用“離散中國人”概念來隱喻“大一統”的漢族中心主義，看起來就如同柯文的“中國中心觀”一樣是從中國的角度出發來提出問題；相反，一些美籍華人學者則站在“西方中心觀”的立場用“華語語系文學”來反對“中國中心觀”，以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西方人總是會對我們的觀點持反對態度，而中國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則會站在中國立場來思考問題?？勺詮慕佑|了“離散中國人”“中國中心觀”和“華語語系文學”這三個概念后，我們的想法被徹底顛覆了。

總而言之，我們同意柯文的觀點，即“中國中心觀”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動態概念。我們要知道，它只是其中一種可供借鑒的研究范式，并不能涵蓋所有研究范圍。除了想起“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外，我們也聯想起20世紀以來，好萊塢電影對中國形象建構的依據是建立在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想象基礎之上，同樣存在著“西方中心觀”的傾向。因此，我們認為柯文確實為糾偏美國史學界研究中國歷史所存有的歪曲傾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最后以張耀美引用蘇聯學者的話來結束本文，他告訴我們中國始終不能被完全殖民，是因為內部仍在頑強地發展，以下這句話確實能對“西方中心觀”構成有力回擊：“外力入侵倘若不導致未被征服民族為征服者所吞并，則其內部發展的自然歷程必不致中斷，其基本方向，亦不致變更?！?/p>

作 者：徐詩穎，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

編 輯：趙紅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