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百年祭（中）

馬勇

在張勛和他的那些帝制同志看來，袁世凱的失敗并不表明帝制必然失敗，更不表明共和已經深入人心。他們認為，袁世凱“洪憲王朝”從根本上就不對，“其有野心，欲自己稱帝”“終不可信賴”。真正的帝制復辟，必須有他們這些真正的君憲主義者才能完成。他們鼓吹、推動復辟帝制，不是為了自己稱帝，而是鑒于共和帶來的問題，重復清帝國晚期開啟的君主立憲之路，是宣統復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對皇權的覬覦。

一個可參考的預案

在辛亥革命后國內外許多人看來，共和嘗試顯然是不成功的，放棄共和，重回帝制，只是遲早的事情。但是，由誰來重回帝制，就很有講究了。當南北和談還在進行的時候，嚴復就一再告誡國人應該利用這次機會推動君主立憲的實施，而不是別出心裁跨越式地進入共和。另一位極具思想能力的勞乃宣則認為，共和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共和應該用其本來的意義，而不是后來附加的意義。在勞乃宣看來，君憲為有君政治，民主立憲為無君政治。古之共和，明明有君，因而無論如何不能將共和解讀為無君政治?，F在南北都在說共和，但若以共和本意解之，則朝廷1906年宣布君憲，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尤其是宣統即位，攝政王監國，其體制架構正與周之共和完全吻合。所謂“周召共和”，簡直就是為當今政治情形所專設。但歷史并沒有沿著勞乃宣的期待往前走，清帝不得已退位，勞乃宣隨之棄職而去，歸隱田園。

歸隱田園的勞乃宣居青島，與周馥、呂海寰、趙爾巽等遺老聚居，與德人衛禮賢合辦“尊孔文社”，致力于儒家倫理重建。青島此時為德國租借地，享有特別權利，這是遺老聚居青島的一個原因。

這批遺老靜觀北京時局演變，他們差不多都與袁世凱有或多或少的關系，因而對袁的動作格外關注，也給予適度回應。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后，公布《中華民國約法》，重訂《大總統選舉法》，并逐步采取祭天祭孔、制禮作樂、恢復爵位等措施，以徐世昌為國務卿，并延聘勞乃宣等一大批遺老到參政院參政。

對于袁的這些舉措，勞乃宣并不反感，以為撥亂反正，值得期待。但他個人并沒有迅速返回北京、重進官場，而是奮筆疾書，作《續共和正解》，發揮先前“共和”理想，為袁世凱下“指導棋”。勞乃宣對共和的解讀，其實就是“帝制人為”，與袁世凱后來的“帝制自為”具有本質不同?！暗壑谱詾椤?，是要更姓易代，建立一個新王朝；“帝制人為”，則要求袁世凱“因思古者周召共和，行之于先朝失國嗣主幼沖之際者十余年，仍卒歸于嗣主，與今日情形頗為相近，若以方行之，實屬兩全之道”。

袁世凱沒有勞乃宣的境界，也沒有充分理解勞乃宣、古德諾、有賀長雄甚至楊度的君憲體制真實含義，因而袁世凱1915年匆忙中選擇“帝制自為”，等于選擇了自殺，不僅自絕于共和，而且自絕于君憲，成為歷史笑柄，袁世凱為此付出了信譽、生命以及已經建構的歷史勛業。

想象的歷史機遇

勞乃宣的方案是為袁世凱量身定制的，袁世凱如果仔細斟酌，不論在辛亥還是后來，假如堅守“帝制他為”，而不是“帝制自為”，在中國人“意義世界”完全喪失，共和政治威權基本不再，利用某個特殊的政治危機時刻，盡量爭取多數同意，還政大清，相信結局或許依然不理想，但袁世凱的歷史際遇、歷史評價一定不一樣。

袁世凱去世，并沒有使中國政治困境得到紓解，后袁世凱時代的政治危機依然非常嚴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張勛等人繼續推動向君主立憲體制回歸，他們不是沒有看到袁世凱的失敗，而是認為袁世凱敗在“自為”，而他們從開始就沒有絲毫“自為”的意思，因而袁世凱突然去世后，張勛和他的同志不僅不認為帝制是條行不通的路，反而認為他們遇到了非常難得的歷史機遇。

張勛在袁世凱之后地位漸重，一方面因為他是那個時代軍政要員中很少直接表達如此明白政治理念、文化理念的，他的政治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人們可以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但畢竟他直截了當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意思，有坦誠的一面；另一方面，張勛在袁世凱之后的中國政治格局中權重一時，主要是因為袁世凱之后再也沒有絕對的威權人物，在中央政府層面，諸強相爭不相上下，京外最具實力的張勛在這樣一個特殊情景下脫穎而出。

在中央政府層面，后袁世凱時代，沒有一個人可以像袁世凱鼎盛時期那樣一言九鼎，重大問題可以找到一個妥協的方案。此時的中央，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兩強“府院之爭”，外加國會以及復雜的各政黨，在對德絕交、參戰等問題上各派政治勢力互不相讓、無法妥協，中國政治陷入一個死局中。

1917年4月6日，美國對德宣戰，并希望中國能夠一致行動。假如中國此時有足夠力量，站在美國方面當然不成問題。無奈此時的中國困難重重，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

國務總理段祺瑞力主追隨美國，對德宣戰；而大總統黎元洪則不以為然。段祺瑞為達到參戰目的，電召各省督軍前來北京開會，商定外交大計。4月25日，督軍團會議開幕，山東督軍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直隸督軍曹錕、江西督軍李純、河南督軍趙倜、山西督軍閻錫山、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安徽省長倪嗣沖、綏遠都統蔣雁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晉北鎮守使孔庚，以及浙江、陜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黑龍江等省及熱河，均派有代表“待抒懷抱”。會議結果，一致贊同內閣方針，決計對德宣戰。

在這個與會名單中，我們沒有看到當時最有力量的軍事強人張勛。張勛沒有出席，實際上是另有安排，是有意不來。而他的地位、號召力，又是所有督軍中最強的，具有領袖群倫的意思，其重要性日趨凸顯。黎元洪、段祺瑞爭相拉攏，希望張勛站在自己一邊，利用特殊地位影響各省督軍。然而，就在會前，阮忠樞（袁世凱幕僚，且與袁世凱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對北洋系和民初政治均有極大影響）密信張勛，介紹了黎、段兩方的期待，并建議張勛不要來，不要為黎元洪加持。

至于段祺瑞，也對張勛抱有很大期望。仍據阮忠樞報告，參加此次會議的倪嗣沖告訴他，“如東海得居首席，一二年后，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東海之手，歸還舊主，其勢尤順而易”（東海，指徐世昌）——對張勛誤導最甚，后來幾個月的歷史走勢，都可以從這段話中找到痕跡。

這段話迎合了張勛這一批保守主義者的情緒，以“倒黎排馮”，推舉徐世昌作為前置條件，漸次由徐世昌出面整理內務，然而找準時機將政權還給宣統，物歸舊主。這是相當一批北洋舊人內心深處的一個愿望，畢竟他們當年是為大清效力，清帝退位也有他們的責任，而“民國不如大清”又讓他們內心有點不安，尤其是袁世凱“帝制自為”失敗后，如何將權力安全地轉給宣統，是這批保守主義者的基本共識。阮忠樞的復述讓這個行動具有了可操作性，其幕后操盤手至少在這個時候就是段祺瑞，倪嗣沖只是將段祺瑞的意思說了出來。

張勛對黎元洪、段祺瑞兩個陣營的邀請、示意，均沒有給予積極回應，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進行準備，他相信黎、段相斗，或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機遇，把握得好，中國政治從此踏上坦途，一舉解決辛亥國體變更后遺癥，重建一個有效率的威權體制和秩序。順著阮忠樞的思路，張勛沒有在黎、段之間選邊站，而是繼續駐守徐州，密派心腹機要赴南北各地，與主張還政于宣統的各派勢力接洽。在張勛等人看來，中國當時最大的困擾在權力結構，因此要有一個根本解決，要有制度性變革。只有完成了這一步，剩余的問題如府院之爭、對德宣戰等這些枝節問題必將迎刃而解。

隨著黎、段之爭愈演愈烈，5月23日，眾督軍自天津乘車南下，前往徐州，并邀請與張勛關系甚密、同樣具有強烈復辟傾向的雷震春、張鎮芳同行。雷、張二人婉辭，以為張勛“自有宗旨，非聽人指使者”。眾督軍答曰：“彼之宗旨固在復辟，余等助之復辟可也?！倍怂煸寿尚?。于是眾督軍與張勛在復辟帝制上無需商量而達成了共識。這是“丁巳復辟”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節點。

既至徐州，眾督軍欲張勛為之泄憤，然而張勛卻以淡漠待之。當時，黎元洪免段祺瑞國務總理的命令已經發布，而眾督軍在旅途中，并不知道；張勛“出京電相示，眾愈嘩”?！皬埶煺Z之，曰諸君既欲泄憤，則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義而興師乎？既無名義，則只得聽之耳。遂其入內。是夜，又得免倪嗣沖職，以安武軍歸張節制，及免朱家寶職之令。張命人以京電出示于眾。眾怒洶洶，請張出共議。久之，未至。眾排闥逕入，謂張曰，公意必在復辟，余等誓從公后。張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須堅定不渝。眾曰諾。乃皆定約署名而散。大旨分三步進行：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復辟?！北姸杰娙绱怂?，讓張勛錯以為帝制復辟大業確實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重回帝制

這一段描述極具畫面感。張勛絕對不像過去許多人所描述的那樣迂腐不堪，腦后一個小辮子，搖頭晃腦；而是一個足智多謀、很會設局，又會把握節奏、抑揚頓挫、調動各督軍情緒的人。

當然，這段描述也不可盡信，不同或相互沖突的描述所在多有。一個略有差別的說法是：張勛是有備而來，欲借北京政治危機實現復辟目的，而眾督軍沒有料到黎元洪此次出手如此迅猛，事出突然，又礙于軍界同行的面子，在張勛突然動議復辟時，無法反對，也不便反對，但事后就很難說了。

5月24日午前，各督軍紛紛啟程離開徐州，返回各自任所。張勛致電大總統黎元洪，陳述徐州會議情形，重申各督軍絕對反對罷免段祺瑞，聲稱“凡任免官吏，向由國務院發出，非經國務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兵役“如無持平辦法，必將激生他變”威脅黎元洪。無奈黎元洪也屬于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他已經發布罷免段祺瑞的命令，也只好一條道走到黑。段祺瑞在黎元洪罷免令之后迅速通電全國，拒絕承認黎元洪的免職令，認為這份文件沒有經過他這位國務總理副署，“將來地方及國家因此生何影響，祺瑞一概不能負責”。黎元洪先前信心滿滿，以為可以在徐世昌、王士珍、李經羲、趙爾巽四人中間任選一位接任國務總理。結果，最優先的徐世昌死活不愿出來幫忙。至于王士珍，段祺瑞在21日往訪，希望其代理國務總理，王推辭不就；25日，黎元洪親訪王士珍私宅，勸王出任國務總理，王依然婉言謝絕。28日，黎元洪特任李經羲為國務總理，動蕩不安的政局似乎有可能平息。

然而僅僅過了一夜，29日，安徽省長倪嗣沖首先發難，通電宣告安徽獨立；同一天，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致電黎元洪，宣告河南獨立；翌日（30日），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在張勛“以期一致”電催下宣布浙江獨立；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也在這一天通電聲明“與中央脫離關系”。第三天（31日），黑龍江督軍兼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致電黎元洪，要求收回免段職令，否則“江省亦惟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進行”；陜西督軍陳樹藩通電宣布陜西將與安徽、山東、河南“采取同一行動，與中央脫離關系”；山東督軍兼署省長張懷芝致電黎元洪，要求解散國會，重組內閣，否則山東將“對中央脫離關系，與奉皖豫浙秦等省為一致行動”；駐岳軍總司令吳光新通電稱獨立各省“已相繼自由行動，與中央脫離關系”，宣布岳陽“自本日起，一律戒嚴，所有地方行政、財政、司法、交通各機關，應移居于司令官監督保護之下”。

時局至此，北京政府陷入癱瘓狀態。黎元洪喪失了他的優勢之快，就像他獲得優勢時那樣迅速。各條鐵路對一切為督軍們辦理運輸的命令都絕對服從。督軍們的計劃是要使北京陷于孤立和窒息狀態。他們控制了通向北京的鐵路，而且禁止裝載糧食。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由于缺乏軍事和財政方面的權威迅即陷于癱瘓。不得已，黎元洪6月1日發布一道命令，召張勛入京共商國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為國家御侮，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軍張勛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p>

對于黎元洪的邀請，張勛期待已久，因而欣然從命。只是黎元洪所想與張勛所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6月6日，張勛致電獨立各省，宣布7日將“挈隊入京，共商國是”，切盼獨立各省一致進行，“各省業經出發軍隊，均望暫屯原駐處所，勿再進扎”。對于各界關于其將進京復辟帝制的傳聞，張勛在答《大陸報》記者時給予否認；要求黎元洪三日內解散國會，否則他張勛決不負調停責任。

7日，張勛率定武軍十二營，號稱六千人，實則四千多人，或曰五千余人，自徐州乘車北上。8日抵達天津。抵津后，得知日本人不予支持，不得不停止前進，待機入京。對于復辟，張勛也開始有點彷徨猶豫，不知如何進行。

抵達天津當天（8日），張勛下車首先往訪直隸省長朱家寶；之后前往李經羲私宅拜謁，稍事晤談；接著拜訪徐世昌，商量調停辦法。這一天，張勛還與奉大總統黎元洪命專程前往天津迎接進京的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會晤，張勛提出收拾時局、調解紛爭的諸多條件。

同一天（8日），張勛先遣衛隊五百人進入北京，駐扎天壇；隨后又遣一千五百人繼至，駐扎于南城永定門外。張勛的理論是，一個騎兵的本分就是使人畏懼?！斑@些野蠻的騎兵，穿著寬大的黑色制服，辮子盤在腦后，以征服者的神氣騎著馬在北京城橫沖直闖。這位‘調解者帶來了足夠的兵力以支持他的意見?！?/p>

滯留天津的張勛似乎不再急于進京調停，他以最后通牒方式致書黎元洪，要求黎元洪必須在三天內解散國會，“如不即發明令，即行通電卸責，各省軍隊自由行動，勢難約束”，由此發生的任何問題，張勛概不負責。張勛限黎元洪48小時就此給予明確答復。

張勛武力進京調停政治紛爭，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國內外各界廣泛關注，支持者有，日本駐華公使就認為“張勛將軍的調解是和平的最后希望。最好取消國會，它是礙事的，它幾乎使人不可能辦事”；而美國政府對此明確反對，指示駐華公使芮恩施傳達一個聲明，懇切希望中國國內政界和諧一致。

張勛的最后通牒讓黎元洪后悔不迭，所謂引狼入室，不過如此。黎元洪走投無路，只得簽署解散國會的命令，并派人送給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副署。伍廷芳是民國共和體制最早的倡導者、構建者之一，因而他并沒有順從地接受黎元洪的指令。據說張勛曾氣勢洶洶威嚇過伍廷芳：“兵臨近畿，旦夕即可橫決，設以一人之梗議，致大局之全隳，責有專歸，悔將何及？”但伍廷芳不為所動，堅定地表示“約法無解散國會明文”，非得全國一致贊同不能“遽然從事”。在任何時代，均不乏逆行、逐臭者，“6月13日黎明以前，伍（廷芳）博士被人從床上叫醒，請他副署總統指派步軍統領江朝宗將軍代理國務總理并接受伍博士辭職的命令。拂曉前江朝宗將軍就簽署了解散國會的命令”。

國會既經解散，張勛、李經羲第二天（14日）由津入京。15日，張勛赴總統府謁見黎元洪，商討解決時局的辦法。（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王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