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變中的母體文化依戀

婁永紅

遵義市第四中學

摘要：類蒲公英意象群是古典意象在臺灣新詩語境中的重新生成，并逐步演進為臺灣現代詩中的一種潛在結構，關涉流浪與回歸雙重主題，參與并見證了臺灣詩歌話語的建構。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及外來文化的糾纏，類蒲公英意象群在“日統——臺統——西化——回歸”四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內涵，并共同折射出臺灣文化的母體依戀。

關鍵詞：類蒲公英意象群；母體依戀

在臺灣文化脫離與大陸文化的直接交往對話后，臺灣詩歌意象發生了變革性的重組和改裝，其中折射“飄零”及“無根意識”的意象成群涌現，我們稱這一意象群為類蒲公英意象群。該意象群的基本特征為：關涉流浪與回歸雙重主題，參與并見證了臺灣詩歌話語的建構，使臺灣詩歌在東西文化的震蕩中遠離詩學殖民，并最終走上復歸之路。該意象群與其他意象群互相編織、纏繞，構成臺灣現代詩的基本材料，增加了臺灣詩歌中“去國懷鄉”的情感密度。正如余光中《焚鶴人》詩中所說：蒲公英的歲月/流浪的一代在空中。

類蒲公英意象群的出現和發生，既是臺灣詩文化對母體文化依戀的結果，又是臺文化獨立生成，將傳統逐漸本土化，并最終實現新舊“視域融合”的必然歷程。臺詩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詩歌審美還是詩歌視域方面，臺詩與中國古典詩都存在著一脈相承的血親關系。伊格爾頓指出：“歷史變化是系統內固定元素之間逐漸的重新組合與重新排列，沒有任何事物消失，它們僅僅由于改變了與其他元素的關系而改變了形狀?！鳖惼压⒁庀笕涸谥袊诺湔Z境中已然沉淀，在臺灣新詩中又被不斷被挖掘，，產生了新的內涵。

1895年臺灣淪入日統后，“皇民文學”作為強勢話語，要求臺灣文學與之同質同構，臺灣文壇受制于日統而漸偏離母體。在日文化、臺文化、母體文化三者的角逐中，臺文化與大陸母體文化的聯系逐漸隱去，從表面轉入深層，從潮流轉入暗流，從公開轉入地下。雖然隱去，但始終在場，從未被拆除。陳秀喜《我的筆》：眉筆是畫眉的筆殖民地/雙唇是口紅的地域。如桓夫《信鴿》：我回到了/祖國/才想起/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這期間，類蒲公英意象群始終書寫著“愛國”二字。

蒲公英意象群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微妙關系，在1949年后有了新的內涵及表現形式?！皯鸲肺乃嚒币粫r間風行臺灣，與大陸文學遙相對峙。掙扎在兩岸不同意識形態之間，向大陸文化靠攏的計劃在短期內又無法實現，臺灣詩壇孤絕空前，只得將視野西轉，指向遙遠的現代主義。尤其是在現代詩社、藍星、創世紀三大詩社的大力倡導和實踐下，“西化”橫掃整個臺灣詩壇，“西典成為臺詩的寵兒和?？汀?，“現代性”迅速占領臺灣新詩視域。

西典強勢登陸，臺灣詩壇重心西移。原本只在《圣經》中才能讀到的符號，在臺詩的公共象征系統俯拾皆是。如痖弦的《神》：神孤零零的，坐在教堂的橄欖枝上，因為祭壇被牧師們占去了。在西化時期，仍有不少詩人執著地追求古典意境，崇尚中國風味，從理論及創作實踐上糾正現代主義偏差?！段抑腆w化》可看作以余光中為代表的詩人群體與西化的道別書：“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里/我仍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體的堅硬?！痹娭械摹氨笔窃娙霜毩⑷烁窈兔褡骞澆俚耐饣螒B，是回歸母體文學的宣告和象征。向傳統靠攏，將傳統意象及傳統文化元素重新組合，類蒲公英意象群與其他意象群編織、纏繞，與其他意象群的相互闡釋、相互建構，在新語境中重新擁抱傳統話語。

通過梳理分析，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類蒲公英意象群在臺灣詩歌中的演變線索?！叭战y”時期，‘皇民文學作為了強勢話語，要求臺灣文學與之同質同構，類蒲公英意象群作為反抗異質文學的公共象征系統而存在?！皣y”時期，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嚴密監視和介入下，“類蒲公英意象群”是詩歌按照自身的方式對話交往、搶奪合法話語的文學載體，逐漸演變為“臺文化”中的一種基本意象和普遍結構?！拔骰睍r期，西典意象在與“類蒲公英意象群”二極對立，并互相交叉重疊，相互闡釋，從而走出了一條主客體互見相生的生產路子，使臺詩在最大程度上呈現了情趣與知性的互融?！盎貧w”時期，“類蒲公英意象群”再度關涉流浪與回歸雙重主題，參與并見證了臺灣詩歌話語的建構，使臺灣詩歌在東西文化的震蕩中遠離詩學殖民，并最終走上復歸之路。不同時期，類蒲公英意象群的內涵不同。但有一點卻很清晰，在臺灣詩歌的流變之中，類蒲公英意象群始終寄寓了臺灣詩人對母體文化的深深依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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