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國語的確立與日語的殖民地“國語”化

徐雄彬+包蒙薇+符旖恩

摘要：近代日本的國語改革和在殖民地推廣日語（“國語”）的措施幾乎同時進行，其中“近代國語之父”上田萬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對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對青少年的日語教育是其實行奴化教育的基礎，目的是改變殖民地人民的國家觀和民族觀。而殖民地日語教育的先驅者上田萬年則可稱為近代日本對外文化侵略的“甲級戰犯”。

關鍵詞：日本；國語；改革；殖民地

上田萬年（1867-1937）（以下簡稱為上田），日本的語言學家，可稱為日本的“國語之父”。他先后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現名東京大學，以下簡稱為帝大）國語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教授、帝大文科大學（現名文學部）校長、文部省專門學務局長、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受過勛一等瑞寶章，在近代日本確立國語和在殖民地推廣日語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稱為“學者型政治家，也是政治家型學者”。

一、上田萬年與近代日本國語的確立

時代造就“英雄”，上田的成名和“輝煌業績”與明治時期日本社會對“統一的國語”的需求是分不開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所需的法律·法規、市場、交通、教育、新聞·出版、征兵以及國家總動員等都與國家共用語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對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構建國家共同語言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而通過明治維新“一步登天”，加入歐美列強行列的“后起之秀”日本，其成功條件自然也離不開國語的選定和普及。雖入列強行列，但日本文明“未熟”，在語言方面尤為突出。明治維新之前，幕府設立的藩地各自相對封閉，方言差距較大，與異藩人的交往極為困難。當時日本人普遍只有藩意識，而沒有日本國、日本人的概念。此時，野心勃勃的明治政府正準備全力發展資本主義，并在短時間內實現帝國主義國家之夢，因此語言的統一自然成為了當務之急。時代呼喚“英雄”，這時期粉墨登場的上田，便將國語的創造和普及作為自己一生的理想。早在從帝大畢業時，上田就立下了改革國語之志：

明治二十一年大學畢業時，外山正一先生希望我繼續攻讀國語學，但說實話，當時我非常猶豫。[……]在此之前，我一直熱愛文藝并打算從事文藝研究，就這樣改變今后的路，不可能不猶豫。但仔細一想就明白，文藝研究的出發點是國語研究，日本社會的諸多事務都離不開語言和文章，因此我最終決定，以研究日本語為人生目標。[……]當時我被這種赤子之心所驅使，因此我想一定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對從未有人梳理和系統化過的國語進行整理。因為國語的梳理才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在留學歐美時，學習歐美學者的語言研究方法和教授內容并參考這些來改革日本的國語，始終是我心中最大的夢想。

1890年，上田受外山正一（1848-1900）和帝大總理加藤弘一（1836-1916）的要求去德國、法國學習最新的語言學知識。1894年回國后，時任帝大文科大學教授的上田痛感于國語使用的亂象，在同年的演講《國語與國家》中強調說：日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便是由此“血液”來維持的；而其翌年出版的論文集《為了國語》的扉頁中，則可見鏗鏘有力的幾個大字：“國語是帝室的藩屏，國語是國民的慈母”，如此一來便把日語定位在“國家、國民、國語”三位一體的國家體系中。上田認為，確立和普及標準語可培養出日本人的“日本精神”、“精神血液”和“忠君愛國”思想。在之后出版的《關于國語的純粹性》等著作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日本精神”的內涵以及“日本精神”和日語教育的關系。上田認為，日本精神、大和魂的本質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大和民族意識的統一和日本第一主義的優越感，國語是日本精神的基礎，而日本精神的興起又促進國語教育的發展。毫無疑問，上田要構建的是與軍事帝國相匹配的“精神帝國”。

上田不僅是語言學者，他還是明治政府國語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實施者。他在1895年1月召開的“大日本教育會”上強調說，在語言問題上他提倡采取中央集權主義來統一和規范全國中小學教員所使用的語言，反對教學中使用四國、九州等地區影響較大的方言。同年，上田向帝大校長建議在校內設立國語研究室。他說，國語作為大和民族的精神血液，國家應主動承擔發展國語的義務，這是涉及到“重擴帝國版圖、重揚國威”的重大之事。研究室設立后上田積極擔任主任要職，并培養了許多弟子使其從事國語政策研究。1898年，上田、矢田部良吉（1851-1899）、嘉納治五郎（1860-1938）等人組織了國語改良會，并于1900年向政府和國會提交了《關于國字·國語·國文改良的申請書》。當時取得中日甲午戰爭勝利的日本，民族意識十分強烈，民族氣勢也異常高漲，加之上田等學者不斷鼓吹國語的重要性，因此政府也積極推進國語改革。明治政府于1900年成立國語調查會（上田任委員），1902年將其擴充后改名為國語調查委員會，并列入文部省管轄中。以主任上田為中心形成的國語調查委員會，掌握著當時日本國語政策的方方面面。戰爭呼喚一致性，這給上田提供了施展“才華”、實現“國語之夢”的舞臺。具有乘載“日本精神”、傳達國家意志功能的國語，必須是簡單易懂的語言。因此國語調查委員會經幾年的努力，撰寫并出版了《方言采集簿》、《音韻調查報告書》和《口語法》等許多關于國語的報告書和著作。明治政府以此為依據，在國語政策、教育方面制定了《標準語教育》方針?！犊谡Z法》中對國語的定義為：今時東京有教養的人們使用的口語。在明治政府大力推廣標準語的形勢下，方言成為了丑惡的存在。日本政府消滅及“矯正”方言的力度極大，剝奪了人民的語言選擇權。由此，日本在語言、文化層面上實現了高度統一，為日本全國上下一致進行對外侵略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

二、上田對日語海外輸出的“貢獻”

顯然，日本的國語改革是作為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的配套措施所進行的；戰爭勝利后，與軍事同步的國語將其矛頭直指殖民地。國語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而日本將這種“血液”，強制輸入到臺灣、東北等我國淪陷地區，以及朝鮮（指朝鮮半島）等殖民地人民的語言文化中，目的是令殖民地人民“滅國滅魂”。筆者認為，日本極力在殖民地推廣日語教育，與其單一民族單一語種（雖然存在一些少數民族和方言）的文化特性，以及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有較大的關系。日本統治者擅于在這種語言文化和政治環境中發揮其特長。而在等級制度和“日本第一主義”政策之下，日本要將殖民地人民改造為會說日語、能夠理解日本文化的奴隸，而不是跟他們一樣的完整獨立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