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郭形態視角下的都邑動態觀察

蔣天穎

【關鍵詞】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古都；動態解讀；城郭形態；書評

【摘 要】許宏的《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一書于2016年5月出版，是系統闡述其“大都無城”觀點的學術專著?！按蠖紵o城”即從中國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里頭開始，到有內城外郭的曹魏鄴北城之前，中國古代都邑一直是不設防、沒有外郭城的。在這期間出現過少數有外郭城的情況，是由特殊的歷史背景引起，并不是這一時期的主流。許宏以城郭形態的視角梳理古都形態的歷史變遷，以城市動態變化的方式來解讀都城形制，由此來窺探歷代都城形態變化中蘊含的或承上啟下、或跨時代的繼承，給我們理解中國古都帶來了新的啟發。

許宏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事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按蠖紵o城”的概念，是他對漢代及以前中國古代都城形態的概括。這里的“城”指聚落外圍的城垣，即通常所說的外郭城。許宏早在20年前撰寫博士論文時就萌生了這一觀點。2013年，他的《大都無城——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態》[1]一文按時間順序具體分析了從二里頭到東漢的都邑城郭形態，正式提出了“大都無城”的觀點。2015年發表的《“大都無城”的余緒——對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態分析》[2]一文進一步就春秋時期都邑中存在的上個時代“大都無城”形態的殘留做了補充闡述。在這兩篇論文的基礎上，《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3]（后文簡稱《大都無城》）一書于2016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圖一）。該書對“大都無城”的概念及相關研究做了更為清晰、詳細的梳理，是他繼《最早的中國》[4]《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5]之后，又一部解讀早期中國的著作。全書分為“引子”“魏晉以降，城郭里坊”“秦漢京畿，帝國霸氣”“東周城郭，亂世獨作”“三代大都，王國孔武”“余論：晚出的大中軸線”等六個部分?！耙印辈糠謱W術界一般認為的“無邑不城”之說提出質疑和思考，并梳理了之前學者對于城郭布局的觀點。接下來的五個章節以倒敘手法從魏晉以后的都城講起，一直追溯到二里頭遺址，運用各時代的都城考古材料，證明了“大都無城”，即在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誕生到漢代的兩千余年間，絕大部分時間里都城是沒有大城的。因魏晉以后都是城郭兼備的總體布局，故作者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從二里頭到東漢以“大都無城”為主要都城形態的時段。

許宏在《大都無城》的后記中說，最想與讀者共勉的是“從考古材料出發進行獨立的分析思考”，這不僅體現了考古學以實物資料研究歷史的特質，還提醒我們分析考古材料時不能先入為主，很多理所當然的結論只要稍加細察便發現并非如此。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城垣是“縱貫中國古代都邑之始終的標志物和必要條件”，而通過該書的分析，這一觀點不攻自破。因此，正如許宏所說，“大都無城”并非標新立異之說，而是“對中國古代都邑遺存顯現出的某種現象的一個提示，對都邑發展階段性特質的歸納和提煉”。

一、辨析城郭概念，搭建形態演變框架

《大都無城》引言部分的“中國古代都邑城郭形態一覽表”（圖二）及其揭示的中國早期都城發展史上的幾個重要現象，可謂全書的核心。許宏把都邑的城郭形態分成了“宮城+郭區”和“宮城+郭城”兩種，“宮城+郭城”又分成“內城外郭”和“城郭并立”兩種，戰國的“城郭并立”都邑又可分為“宮城在城郭之外”和“割取郭城的一部分為宮城”兩種情況。

“宮城”“郭城”“郭區”等詞匯，作者在“引子”部分的“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實”章節進行了具體的解釋和區分?！俺恰薄肮薄皩m城”“郭城”“外郭城”“大城”“小城”等都是城市考古中經常出現的詞匯，在不同的研究論述和語境中它們的含義會出現重疊、交叉或細微的差異，作為一項嚴謹的研究，必須理清它們的具體含義和范圍，否則可能帶來混亂。比如書中反復提到的關于西漢長安城城郭之辯的“楊（楊寬）劉（劉慶柱）之爭” [6-8]，許宏就認為是由兩位學者對“宮城”概念理解的差異引起的：劉慶柱理解的是“宮城”的狹義概念——“用宮墻圍起的含有宮殿區內主體建筑（一般為宗廟寢殿所在）的大的院落”；而楊寬理解的是“宮城”的廣義概念——“包含了與宮室有關的各種建筑、手工業作坊等附屬設施、貴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點和空地（苑囿）等”，又可以叫“小城”或“內城”。對于“小城”“內城”“宮城”等稱謂的區別，許宏總結道：“內城（小城）可以定義為等于或包含宮城”，即“宮城”在廣義上與“小城”“內城”一致，“小城”“內城”“宮城”這三個含義相互重疊的詞，都是指被圍起的聚落里的空間，有時直接被稱作“城”。但“大都無城”的“城”非彼“城”，而是相對于內城（小城）的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郭”。至于為何以“城”字代指所有的聚落外圍城垣，他認為，“既然郭的存在以城為前提，沒有（內）城，郭則無從談起，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御設施也就只能稱為‘城了”，具體來說就是有些聚落并沒有明確的內城，這種情況下外圍的防御設施就要稱作“城”了，因為“郭”必須與“內城”相對，況且“郭”的其他稱謂——“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也都帶有“城”字。

許宏還提到了另一個重要概念——“郭區”。他早先的著作《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9]就指出：“夏、商、西周時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內城外郭的雛形，但罕見郭城城垣”，可謂是“大都無城”觀點形成的一個重要線索。同時，他把在內城外圍，但未被外郭城圍起來，往往含有“一般居民區、手工業作坊和墓地等”的廣大區域稱為“郭區”。郭區不同于有外郭城城垣圍起的“郭城”，郭區和宮城（內城）一起，是“大都無城”形態都邑的重要組成部分。

理清這些概念之后，各個時代的都城案例都可以放進上文說到的形態分類框架中。從“中國古代都邑城郭形態一覽表”中可看出，自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都邑二里頭至曹魏鄴北城之前近兩千年的時間里，“宮城+郭區”的布局（即“大國無城”）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書中以考古學材料為主，輔之以文獻資料，來證明在曹魏鄴北城之前的大部分城郭確實是“宮城+郭區”的布局，而商代二里崗和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宮城+郭城”狀態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且并非與前后時期一脈相承。這其中不乏爭議和材料的缺陷，如趙都邯鄲，一般認為它包括“趙王城”和“大北城”兩個部分，具有鮮明的戰國“兩城制”特征。但正如許宏在書中提到的，有學者對此持不同意見，認為邯鄲故城應只有大北城，大北城西北部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小城一帶可能是宮城所在地，趙王城只是一處重要的離宮而已。目前考古材料不充分，尚不能確定大北城西北部的這一建筑基址群和小城的性質，那么趙都邯鄲究竟能否成為戰國時期“城郭并立”的都城形態的例證也需要進一步的驗證?；蛟S隨著今后考古材料的豐富，對城郭形態及何為主流的判斷會發生變化，但許宏這種看待城郭形態的視角無疑是獨特而富有借鑒意義的。

二、都城形態的動態解讀

《大都無城》一書的副標題“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道出了本書所要傳達的一個重要理念。許宏在后記中寫道，他在撰寫博士論文及工作實踐中“愈益感到‘總平面圖式分析都城遺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動態解讀的理念”。對都城的動態解讀，即在分析都城形態時，不局限于固定的總平面圖，而意識到在最終形成一幅總平面圖之前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應在觀察都城形態變化的基礎上總結其形態特征。

比如漢長安城，它的“郭”有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莸壑菚r先以城池為郭，即延續了戰國時代“大立郭城”的傳統，而武帝之后國力強盛，人口劇增，于是原來的城池轉變為“內城”，在城外筑建章宮，擴展上林苑等，不斷向外蔓延，成為內城加郭區的“大都無城”的狀態。同時，漢長安城的朝向和軸線問題也有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書中提到劉瑞從城市動態發展的角度加以解讀，認為漢長安城“首先是一座朝東的城市，然后才變為朝南” [10]。劉瑞的分析不同于眾多學者“總平面圖式”的研究，而“把都城的空間布局放在一個發展的框架中去做動態解讀”，這給許宏帶來了很大的啟發。

再如魯都曲阜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出現。關于該城的形態演變尚有爭議，發掘者認為它大圈套小圈的城郭布局反映了西周城市的特點，而許宏仔細梳理考古材料后于2000年在《曲阜魯國故城之再研究》[11]一文中指出，可確認的魯城最早的城垣大致在兩周之交或稍晚，內城外郭應是春秋后的形態了。因此，他認為魯都曲阜經歷了西周時期的“大都無城”、春秋時期的“內城外郭”及戰國時期的“城郭并立”幾個階段的演變。

兩周時期都邑在不同階段的動態演變在“中國古代都邑城郭一覽表”中也得到了體現。書中每講到一個都城的例子，便會詳細地介紹它的發現和研究情況，試圖通過語言讓讀者全方位地感知這個城市的面貌，時間框架中的變化則為這種敘述增加了一個維度。許宏并非第一個實踐動態解讀都城的人，但他書中處處可見的對動態解讀城市形態的關注，不僅使他對都邑的描述更加立體，還給我們研究城市考古帶來了重要的方法提示。

三、承前啟后與跨時代繼承

對都城動態解讀的意義之一在于更好地看清其發展過程中的傳承問題。正如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城郭是我國古代所有都城必然的組成部分一樣，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我國古代都城形態的發展從來都是單線地一脈相承。

許宏通過動態分析都城形態，亦想探究其中設計之思想來源和傳承?；谠摃姆治?，筆者把都城形態傳承分為“承前啟后”和“跨時代繼承”兩種。

除了“大都無城”這一主流形態，書中想強調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城郭俱備的少數幾個時段——商代二里崗期、春秋戰國時期——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是由軍事局勢高度緊張的歷史背景造成的，這些特殊情況不可能是承前啟后的環節，尤其是城郭并立的戰國時期都城，許宏稱其“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正如前文所述，西漢長安城一開始也經歷過大立郭城的階段，或許可以理解為當時處于尚不穩定時期而對戰國傳統的延續，但很快就演變為宮城加郭區的形態了。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特別提到的漢長安城朝向與軸線動態演變問題，提供了另一條線索：一開始朝東的設計，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許多地域流行并實施的尚東和尊右的思想”，又或是“戰國時期逐漸流行陰陽五行學說在漢代的反映”。而許宏認為漢帝國的社會形態更接近于西周王朝，因此漢長安城的“跨周法”是對“大都無城”的西周王朝都城的繼承，而不是“對禮崩樂壞、亂世爭防的東周城郭形態的模仿”。

除漢長安城跨時代繼承西周都城形態以外，書中提到的另一個跨時代繼承的情況是殷墟對二里頭的繼承。許宏認為，屬于殷墟文化初期階段的洹北城“在繼承了鄭州城、偃師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時”，又“具有開創具有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義”。其實發掘者認為洹北城遺址有夯土城墻，而許宏認為所謂“封閉的方形夯土城墻的基槽”遺跡其實是“填壕”，并沒有夯筑城墻。這樣一來，洹北商城似乎就處在一個承前啟后的位置上了。另外，尚處于二里崗末期的小雙橋遺址是一座高規格的都邑性聚落，但未在遺址范圍內發現城垣遺存，許宏以為此時可能就已揭開殷墟時代“大都無城”的序幕。綜上，商晚期殷墟的“大都無城”表面上是跨時代繼承了二里頭文化，但小雙橋、洹北城在商代前期（以鄭州城、偃師城為代表）與商代后期（殷墟）之間的過渡，減弱了時代跨越感，讓人更加關注它們的聯系。至于跨越了西周、春秋、戰國的齊都臨淄、魯都曲阜等，雖然城郭形態發生了變化，但它們顯然是有承接關系的。而殷墟是否繼承了二里頭的都城形態，不能僅僅通過它們都是“大都無城”形態而下定論，許宏也指出，關于洹南殷墟未筑城原因的一種推想是殷墟的“族邑模式”[12]。

動態解讀都邑可以幫助理解發展傳承的規律，而通過分析已有的考古資料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都城之間或承前啟后，或跨時代繼承的關系。但對城市形態、城和郭的形態的觀察并不是全部。譬如書中講到關于漢長安城的“跨周法”，學者們還注意到思想觀念的影響。值得肯定的是，“大都無城”概念提出后，所有都城都能放進可以清晰區分的城郭形態類別中，并由此梳理出一條城郭形態演變線索，這條線索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解讀都城的演變。雖然這種角度未必全面和精確，且只能基于已發現的考古材料，但它至少為我們觀察古都的發展歷史提供了一種思路和視角。

[1]許宏.大都無城：論中國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態[J].文物，2013（1）.

[2]許宏.“大都無城”的余緒：對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態分析[M]//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3]許宏.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4]許宏.最早的中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5]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6]楊寬.西漢長安布局結構的探討[J].文博，1984（1）.

[7]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73—574.

[8]劉慶柱.漢長安城布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J].考古，1987（10）.

[9]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線與南郊禮制建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2—45.

[11]許宏.曲阜魯國故城之再研究[M]//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2]鄭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J].中原文物，1995（3）.

〔責任編輯：谷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