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九三學社成立過程的史實梳理及考辨

周巧生

摘 要：九三學社是與中國共產黨和衷共濟、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參政為民、履職盡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九三學社于抗戰勝利后在重慶創建，至今已逾70年，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九三學社內部對其成立過程持有不同觀點。一般認為，九三學社是在“民主科學座談會”的基礎上改建而來，因此，九三學社有個前身。但也有人認為九三學社系吳藻溪等人創建，所謂的“民主科學座談會”這一前身根本不存在。筆者認為，九三學社實由兩股力量發起，一股力量是許德珩、潘菽等人，另一股力量是吳藻溪及其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前者是九三學社代表性成員，后者為九三學社的籌備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兩股人員匯流之后，共同成為九三學社的發起人。九三學社的創建經歷了不對外公開且無具體組織形態的座談會階段、萌發創立組織理念的九三座談會階段、以及九三學社的籌備成立階段。

關鍵詞：座談會；九三座談會；九三學社

中圖分類號：D6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3378（2017）04-0060-09

一、引 言

九三學社成立至今，已經七十余年。它對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以及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卓越貢獻是毋庸置疑的。長期以來，九三學社既著眼當下，又重視對自身社史的研究和挖掘。牢記歷史、尊重歷史既是一個政黨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也是其不忘初心、永遠走在路上的穩固基石。2006年，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在九三學社理論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社史是九三學社的命脈”，“割斷九三學社的歷史，就等于割斷了九三學社的命脈”。同時，他誠懇地談及九三學社社史研究中還存在“史料缺乏準確性、完整性”等缺點[1]?？v覽九三學社社史，這種不準確性、不完整性突出體現在九三學社創建前后的歷史中，因為這段歷史多是新中國成立后依據創建人的口述、回憶等追記而成，成文的文獻資料留存極少；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描述中存在差異甚至相互抵牾，一些具體的史實也語焉不詳。這就造成九三學社社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失真現象，為完整還原九三學社的創建過程帶來了一定困難。

1949年，由許德珩、薛愚、黃國璋、潘菽、笪移今等5人向新政協籌備會遞交的《九三學社概要》（以下簡稱《概要》），對九三學社的創建過程有過交待，即九三學社“是對日抗戰結束前一年，在重慶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職業者由一種座談式的集合，演進而成的一種學術性的政治團體，原名民主科學社，因與另一‘民主與科學雜志社混名，為紀念國際民主的偉大勝利日，始改為九三學社”[2]?！陡乓访鞔_指出了九三學社系由學術性政治團體——民主科學社更名而來，而民主科學社又是由座談會“演進”而來。換言之，九三學社正式產生之前有兩個重要的階段，即座談會階段和民主科學社階段。依據常理，還原一個成立時間并不長的政治組織的來龍去脈并不難。然而《概要》中提及的九三學社成立時間、過程、前期情況等在后期的九三學社簡史中屢有變動，令人費解。

1950年，許德珩在九三學社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預備會上介紹九三學社簡史，詳談了座談會的情況。他說：座談會發起于1944年11月間，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又名民主科學社，由于有座談會成員主辦了一個民主與科學的刊物，為了避免外面誤會，就把“民主科學社的名稱取消了”，因此座談會有一個時期是沒有名稱的。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學社的同志一致贊成把座談會改為九三學社，并成立了九三學社籌備會。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3]。與之前的《概要》相比，這里的變化在于：一是民主科學社和民主科學座談會之間不存在“演進”關系，而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名稱。換言之，民主科學社并不是一個既成的學術性政治團體。二是九三學社不是由民主科學社更名而來，而是在座談會基礎上經由籌備會改建的一個新組織。這前后措辭上的變化已將民主科學社由之前的正式政治組織階段變成為九三學社成立之前的“一度沒有名稱”的階段。到了1979年，九三學社變成由民主科學社、決議改名而來[3]194。這一說法被寫入1983年《九三學社章程》的總綱中，足以突顯民主科學社在九三學社前期歷史中的重要性。

令人詫異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九三學社迅速摒棄了民主科學社一說，轉而強調民主科學座談會是九三學社的起源。1985年，許德珩在建社40周年紀念大會上明確提出：“民主科學座談會”是九三學社的“前身”，九三學社是在它的基礎上“改建”而來[3]318-319。這一講話中沒再提及民主科學社。1989年，九三學社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民主科學座談會是其前身的說法寫入了修改后的《九三學社章程》。此后，在九三學社歷次修改通過的《九三學社章程》中均沿用了這一說法，并從1992年起將其表述固定為：“本社前身為抗日戰爭后期一批進步學者發揚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精神，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重慶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后為紀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改建為九三學社?！盵4]

就在九三學社官方提升民主科學座談會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時，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純屬虛構，九三學社并不存在這樣一個前身。其主要依據如下：其一，未見民主科學座談會成立前后有任何與之相關的報道或文獻證明。有研究者在查閱當年的《新華日報》《大公報》《民國日報》《解放日報》等時發現，無論是對民主科學座談會或是民主科學社都沒有一個字的報道[5]。其二，在九三學社創建時的重要文獻《九三學社緣起》一文中，竟無一字提及“民主科學座談會”[6]。若座談會果真存在，于情于理都該在《九三學社緣起》中有所反映。除對民主科學座談會、民主科學社是否存在和發揮過作用存在質疑之外，九三學社社史研究中還存在一些需要解答的疑問；九三學社社史中最早見諸報端而又長期被忽略的九三座談會在創社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從1945年9月3日到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談會在這4個月的時間里的主要活動是什么；從1946年1月6日九三學社籌備會組建到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這4個月的時間里籌備小組是如何籌備的、有何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然，這些疑問涉及九三學社創建的諸多細節，需要對整個九三學社創建過程進行全面梳理與分析。本文綜合各方面史料認為，九三學社的創建，經歷了不對外公開、無具體組織結構的座談會階段，萌發創立組織理念的九三座談會階段，以及九三學社的籌備和成立階段。九三學社實際是由兩股力量發起的，一股力量來自許德珩、潘菽等人，一股力量來自吳藻溪及其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前者是九三學社代表性成員，后者為九三學社的籌備做了大量具體工作；兩股力量匯流之后共同成為九三學社的發起人。

二、九三學社成立前后的史實梳理

（一）不對外公開、無具體組織結構的座談會階段

1.許德珩、潘菽等人因時因勢依托聚餐形式發起座談會。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充分暴露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和軍事上的無能；大后方的民主運動高漲，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國民黨當局革新政治。就在此時，中共中央發出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訓政制度，實行民主政治。這一主張得到國統區廣大人民的熱烈響應。在重慶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受到鼓勵，開始自發聚集討論時事，逐漸形成了座談會的形式。

許德珩、黃國璋、潘菽、稅西恒四人是座談會的最初成員。許德珩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重慶璧山社會教育學院教授社會學；黃國璋供職于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中央設計局”，曾任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是一名地理學教授；潘菽是“國立中央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稅西恒曾任重慶大學工學院院長兼機電系主任，是川康經濟技術室主任、重慶自來水廠股東之一，于抗戰勝利前籌建蜀都中學并任校長。1944年秋，黃國璋經常到許德珩夫婦的寓所暢談時事，后來要潘菽“也去談談”[7]。黃、潘二人曾是“國立中央大學”的同事，關系要好。在黃國璋的介紹下，潘菽去拜訪了許德珩。潘菽和許德珩都畢業于北京大學，因參加“五四運動”而認識，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已多年沒有聯系。此次故友重逢，相談甚歡。之后，潘菽成為許家的?？?。沒過多久，潘菽把稅西恒也介紹進來，因為稅西恒不僅是一個“開明進步的人士”，而且經濟收入相對寬裕，能夠為座談提供物質支持。稅西恒進來之后，聚會的地點就改在重慶自來水廠，“那里有廚師，吃飯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會都要吃飯”，“在吃飯前后相互談談”[7]28。這是座談會的最初格局。

在座談會發起后，潘菽對擴大座談會的規模發揮了重要作用?？箲鹎捌?，潘菽在其兄長、新華社社長潘梓年的引薦下認識了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并在他們的授意下以中央大學為陣地團結和聯絡一批高級知識分子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這個自然科學座談會對外宣稱是吳藻溪、張申府、熊文嵐等人組織的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的沙磁區分會。他們定期聚會，組織成員“在一起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交換對時局的看法”[8]，應邀參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相關活動，成為中共的“外圍、統戰組織”[9]。

潘菽在介紹稅西恒加入之后，又把自然科學座談會的梁希、涂長望、謝立惠、干鐸、李士豪、金善寶等同志陸續介紹進來，加上還有一些其他方面參加進來的人，主要是“一部分社會名流、經濟工商界的朋友”[10]，“座談會就有相當規模了，代表的方面也較廣了”[7]28。從1944年秋到1945年3、4月份局勢好轉期間，座談會“發展到三十余人”[9]58，包括：許德珩、黃國璋、梁希、潘菽、稅西恒、勞君展、褚輔成、張雪巖、張西曼、涂長望、金善寶、謝立惠、干鐸、李士豪、盧于道、孟憲章、王卓然、何魯、吳藻溪、王克誠、笪移今、侯外廬、施復亮、鐘復光、曹靖華、潘懷素、彭飭三、董渭川、劉及辰、葉丁易以及黎錦熙、袁翰青 。后來，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漸漸不來參加座談會了，但是自然科學座談會的同志和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卻堅持了下來，座談會“以科學技術界、文化教育界高級知識分子為主的特點凸顯出來”[10]143。

2.座談會的特點和性質。這一時期，座談會主要有以下三個特征。其一，座談依托的形式主要是聚餐。選擇聚餐座談的形式有很現實的必要性。在當時“特務橫行的情況下”，“聚餐比聚會風險小一些”，一旦遇到特務闖入，“一桌飯菜可作掩護”[11]。此外，當時因重慶交通不便，參加座談的人員往往居住分散，活動一次耗時甚長，在這個過程中就涉及要解決人員吃飯的問題。利用聚餐作為開展活動的形式在民主人士中比較流行。在座談會存續期間，聚餐座談的地點是不固定的。一開始是在許德珩居住的“雅園”，之后因為稅西恒的加入而遷移到了重慶自來水廠。后來，由于稅西恒在此沒有分房，借住在二樓，空間不夠寬敞，且鄰居雜處，經常聚會不太方便?？箲饎倮?，座談會的地點改在了稅西恒的另一居所“兩路口新村5號”[12]。座談會“間或也在中蘇文化協會張西曼同志處”[13]或者是“都郵街廣東酒家”[10]141。其二，每次聚餐座談的主旨都與民主和抗戰有關。比如，許德珩回憶座談會主要“討論民主與抗戰問題”[13]3，潘菽說座談會的口號是“民主團結，抗戰到底”等[8]93。這是當時知識分子階層憂國憂民、尋求抗戰救國繞不開的話題。其三，座談會相當松散，沒有固定的召集人和組織機構。這種“不定期的聚集座談屬于自發的組織結合”[14]，成員有進有出。座談會對成員并沒有約束機制。

座談會發起后一直未對外公開，也遲遲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接近抗戰勝利的時候，“有一部分同志感覺到這個會議應該有一個名稱”，許德珩提議“可以命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大家對此沒有提出不同意見”，但是“這個名稱也沒有對外公開用過”[7]28。由此不難看出，大家對許德珩的建議既不否定，因為“沒有不同意見”；也不代表完全贊同，因為沒有對外公開這個名稱。座談會名稱不公開的原因可能有三點：一是其活動的主旨較敏感，不能公開；二是屬于小范圍的交流，不愿公開；三是座談會并不是一個正式組織，不必公開?？偟膩砜?，座談會的存在是個事實，將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進步學者聚合在一起，暢談時局，交換意見。但座談會的名稱遲遲未定，民主科學座談會這一名稱作為許德珩的個人建議曾被提出過，但并未用作正式名稱。這說明座談會在較長時間里只是就事論事，往政治組織方向發展的條件并不成熟。座談會自身也沒有嚴密的結構，處于組織松散、不健全的狀態。

（二）萌發創建政治組織理念的九三座談會階段

1.九三座談會正式得名?？箲饎倮?，中國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斗爭，中共聯合其他民主黨派共同打破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呼吁建立聯合政府。在這樣的情形下，“爭取民主斗爭就開始升溫起來”[7]28。座談會的同志感覺到要擴大并正式建立公開的組織，以代表文教科技界的一部分人參加到爭取政治民主化斗爭的行列中。此外，由于戰后復員，很多人都要回到自己原來的地方去，建立一個永久性的組織以繼續把大家團結在共同的奮斗目標下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1945年9月3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生效的日期，國民政府放假3天，全國都在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日。當天早上，座談會成員到康川興業公司聚會歡慶，共11人到會。中午，稅西恒在中蘇文化協會餐廳設宴招待。席間，大家討論到座談會的名稱問題，“于是相繼提名”。最后，褚輔成提議（也有觀點認為是潘菽提出的建議 ）：為了紀念日本簽字投降生效的日期，座談會是否取名為九三座談會，“當時大家一致贊成”[14]。這樣原來提議中的民主科學座談會正式被九三座談會取代[9]58。單從字面意義來理解的話，民主科學座談會和九三座談會還是有不小的差別。前者表達了非常鮮明的主旨與訴求，后者的紀念意義更寬泛、更普適一些，要面臨的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壓力會更小一些。至此，座談會有了正式名稱，往組織化方向發展邁出了重要一步。

2.毛澤東對座談會部分成員的接見和鼓勵。座談會醞釀成立正式的組織期間正是國共重慶談判之時，毛澤東帶領中共代表團來到重慶和國民黨政府展開談判。其間，毛澤東接見了各方人士，包括部分座談會成員。1945年9月12日，毛澤東在紅巖村接見了許德珩和勞君展夫婦。交談中，許德珩夫婦向毛澤東匯報了座談會的情況。毛澤東勉勵他們“把座談會搞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但是許德珩“擔心成立組織的人數太少”。對此，毛澤東指出：“人數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緊”，因為參與座談會的都是科學文教界有影響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經常在報上發表意見和看法可以起到很大的宣傳作用。毛澤東的一番話使許德珩夫婦“決心把座談會改組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13]5。

1945年9月23日，潘菽、梁希、金善寶、干鐸、李士豪、謝立惠、涂長望和熊子容等8位教授以自然科學座談會成員的身份在桂園拜會了毛澤東。在會見中，梁希等人表達了各自心中對時局的憂慮，毛澤東向他們闡述了中共抗戰勝利后的方針、政策，表明在“愛國、民主、和平方面”，中共與他們的“心是相通的”[15]。毛澤東的接見和鼓勵，對座談會成員認清時局、開闊思路起到了極大的幫助作用，對九三學社的正式成立起到了催化劑作用。

3.許德珩、吳藻溪商議創建學術性政治組織。1945年冬，許德珩為籌建學術性政治團體的事情去與吳藻溪商議[16]。吳藻溪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箲饡r期，他堅定地宣傳抗日、傳播民主與科學精神，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吳藻溪在重慶參加了由董必武、吳克堅、潘梓年、徐冰等領導的中國學術研究會自然科學組的工作，又與張申府、熊雯嵐、潘菽等人發起了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接受自然科學組的領導）。由于吳藻溪追求進步又與中共關系密切，為中共在知識分子中開展統戰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同許德珩商議后，吳藻溪及時聯絡中共中央南方局徐冰、潘梓年等人，與他們討論組建一個學術性政治團體的可能性，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支持。不久之后，褚輔成、許德珩、吳藻溪等人召開了一次正式的九三座談會，開始著手組建學術性政治團體。

4.九三座談會決定籌組九三學社。國共重慶談判之后，由于民主運動的高漲和政治氣氛的相對寬松，中國出現了一波組黨化熱潮。為適應這一形勢以及聲援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6日，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西曼等邀請“重慶學術界人士舉行九三座談會”[3]1。出席會議的有何魯、劉及辰、潘菽、吳藻溪等20余人。這是九三座談會首次對外公開，在九三學社創建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其一，座談會確定了要建立的政治組織名稱。會上，許德珩、潘菽等人比較傾向于使用民主科學社這個名稱。他們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的旗幟，應予以發揚光大。褚輔成等人認為民主科學等詞的政治性太強，不利于吸收更多的知識分子參加進來，還是沿用九三座談會為好[17]。吳藻溪對此作了折中發言。他首先肯定了“五四運動”的優良傳統，但也指出“五四運動”有忽視政治偏重科學的傾向。最后，他提議，團體的名稱應叫九三學社，因為九月三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日子，這個勝利是民主、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科學所造成的，而且屬于世界范圍的整個歷史時代，并不像五四那樣，局限于一個國家的特定時期[16]。吳藻溪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全體成員一致同意用九三學社來給新組織命名，九三學社這個名稱既“照顧到所要團結的文教科技界的許多人不愿參加政治活動這個特點”，又表明它“不是尋常意義的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7]28。

其二，座談會推選“褚輔成、許德珩、張西曼”作為籌備小組成員，正式籌備建立九三學社[3]2。選擇這三人主要是借重他們的身份與影響，褚輔成、許德珩都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西曼是“立法院”立法委員。由他們出面籌組九三學社“比較安全”，阻力也會小很多[6]。

其三，對時局表明了鮮明的態度。座談會上，大家首先“檢討新疆問題”，其次“交換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并且“鄭重忠告馬歇爾元帥和國共兩黨及民主同盟各黨派領袖”，“如果想要真正把中國搞好，就必須親自采訪中國在野真正專家學者的公正意見”，最后要求籌備小組成員“聲援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各代表，完成他們所負的歷史任務”[3]12。

九三座談會的召開，標志著座談會從清議時局發展到聲援政治斗爭，從不為人知走向正式公開。它承上啟下，推動座談會步入建立組織的軌道。

（三）九三學社的籌備和正式成立階段

1.九三學社籌備小組領導下的具體籌備工作。九三學社籌備小組成立之后，在其領導之下，吳藻溪為九三學社的籌備承擔了大量工作。其一，吳藻溪參與敲定了成立九三學社的發起人。吳藻溪主動訪晤許德珩商議如何發起九三學社。經過討論，兩人決定以稅西恒、梁希、潘菽、李士豪、許德珩、詹熊來、褚輔成、孟憲章、孫蓀荃、張西曼、張雪巖、謝立惠、盧于道及吳藻溪等為發起人，并商定再分別邀約一些適當的人士參加。數日后，吳藻溪、許德珩再次晤談，許德珩提出“張迦陵、王卓然”等，吳藻溪提出“鄧初民、馬哲民、朱鴻賢、漆文定、王克誠、鄒明初、雷啟漢”[16]等。后來，鄧初民、馬哲民被許德珩否定。為開好成立大會，吳藻溪把南溫泉實用會計高級補習學校教職員蔣宗仁、朱作琦、白遠富、黃仁生等和學生段厚柏、彭蘭芳、莫繼莊、楊永碧、劉文富等介紹參與到九三學社的籌備工作中。不難看出，曾在抗戰勝利前后參加過座談會的人員在擬定的發起人中占據了半數，吳藻溪及其推薦的人員構成了另外的半數。兩組人馬匯流后，共同成為九三學社的發起人。

其二，吳藻溪“一手包辦”了九三學社成立時所發表的綱領性文件的撰寫工作，包括《九三學社緣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張》《對時局主張》。在九三學社成立前后，“九三的一些文稿，多是由吳藻溪起草，大家討論修改的”[18]。

其三，吳藻溪為成立大會找到了地點。當時國民黨給民主人士開展活動制造了種種障礙，為成立大會找到合適的場所非常不易。吳藻溪利用其重慶基督教青年會會員的身份[16]，輾轉借到了該會大禮堂，確保了會議的順利召開。

2.九三學社正式成立。1946年5月4日下午，九三學社在重慶基督教青年會大廈召開成立大會， 50多人到會。大會首先公推褚輔成、張西曼、許德珩、稅西恒、吳藻溪為主席團成員。接著褚輔成宣布開會并致辭，許德珩報告籌備經過，稅西恒報告社費收支賬目[3]10，許德珩宣讀農村科學出版社及南泉實用學校校友會賀電。這兩個單位均系吳藻溪創辦和負責領導的，此外再“沒有任何團體或個人的賀電賀信”[19]。之后，盧于道、王卓然、黃國寧、張雪巖、張迦陵、吳藻溪等發表了自由演說，一致指出：武力不能求得統一，東北及中原的內戰必須立即無條件停止，在政府根據政協決議改組以前，美國不應有援助中國的任何黨派之行為，希望馬歇爾元帥繼續以公正態度，調處國共糾紛，實現全中國的和平民主[3]10。在自由演講結束之后，大家一致通過了《九三學社緣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張》《對時局主張》及致美國國會電文。

其中，《成立宣言》明確指出：九三學社同仁的奮斗目標，即“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九三學社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出發點，提出了鮮明的政治主張：政治上，要求以“政治的民主化”來謀取“軍隊的國家化”，“肅清貪污，反對官僚政治”；經濟上，完成“國家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反對官僚買辦資本及一切為私人或派系謀利益的經濟關系”；學術上，保證“學術思想之絕對自由”，“獎勵科學研究”，要求“普及國民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準”，“反對迷信與復古運動”[3]10-12等。這些主張集中反映了文教科技界知識分子對時局的意見，他們的公開參與和發聲，有力支援了民主運動，壯大了民主陣營。

成立大會上，選舉了九三學社的理事和監事。16名理事分別為潘菽、張雪巖、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吳藻溪、黃國璋、彭飭三、王卓然、孟憲章、張西曼、涂長望、李士豪、笪移今、張迦陵、嚴希純；8名監事分別為盧于道、詹熊來、劉及辰、何魯、侯外廬、黎錦熙、梁希、陳劍鞘[3]10。這24名成員全部是知名的教授、學者，是九三學社成立后的核心成員。其中留學歸國人員20人，占總數的83.3%；社會科學學者16人，占總數的66.7%；自然科學學者7人，占總數的29.1%；醫學工作者1人，占總數的4.2%[20]。

大會閉幕時，主席團授權許德珩、吳藻溪向中外各報各通訊社發布九三學社成立的新聞。第二天上午，許德珩對吳藻溪撰寫的新聞稿“并無修改意見”[16]，第三天也就是1946年5月6日，《新華日報》對九三學社的成立進行了公開報道。至此，一個以文教科技界高級知識分子為主體，以追求和平、民主與科學為職志的學術性政治組織正式創立。

三、九三學社創建史中需要注意和引起重視的幾個問題

（一）座談會的存在是事實，九三學社存在前身，但是民主科學社并不存在

1944年下半年，許德珩等人發起的座談會是真實存在的。它將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批文化、教育和科技界的進步人士聚合在一起，暢談時局、交換想法，為后來的九三座談會以及九三學社的建立打下了基礎。座談會屬于小范圍活動，不為外人所知。由于缺乏具體的組織形態且僅止“坐而論道”，沒有實際活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也沒有往正式的組織化方向發展?？箲饎倮?，座談會成員才正式考慮“擴大并正式建立公開的組織”[7]28，因此，《九三學社緣起》和《成立宣言》中都只將九三學社的成立追溯到“日寇敗降，國際的民主勝利，與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3]10，這充分說明之前的座談會在內容和意義上都有所欠缺，但也不能據此否認座談會存在的事實。

既然座談會的存在是事實，那么九三學社就有一個前身。一般而言，前身是指一個組織發展演變中的初期階段。就政黨社團來說，它的前身不一定意味著具備非常完整的、健全的組織結構和政治主張等要素，但一定要有活動主旨或主要人員的前后承繼關系存在。從發起、參與座談會到成立九三座談會，直至九三學社成立，一些主要成員自始至終都參與其中，將九三學社成立前的各個階段有機聯系在了一起。雖然民主科學座談會沒有作為座談會的最終名稱，但無疑民主與科學是座談會的主旨，反映了座談會成員共同的志趣和價值觀，并最終被鄭重地寫入《九三學社宣言》。從這個角度來看，座談會能被視為九三學社的前身。

民主科學社作為一種設想曾被小部分座談會成員提及，在九三學社命名爭議中也被一些人支持過，但座談會再往前發展直至九三學社的成立，再無證據證明這期間還存在一個民主科學社的階段。

（二）兩股力量共同推動了九三學社的成立

九三學社實際是由兩股不同的力量推動成立的。一股力量是許德珩、黃國璋、潘菽等人，他們聚合了一部分來自文教科技界的高級知識分子；另一股力量是吳藻溪及其身邊的同事和學生。在中共的鼓勵、支持以及吳藻溪等人的加入和推動下，許德珩在座談會基礎上成立學術性政治團體的構想變成了現實。其中，抗戰勝利前后參加過座談會的成員是九三學社的代表性力量。九三學社的先驅們秉承“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矢志不渝追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代表文教科技界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堅定地投入到反帝愛國、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大潮中。

（三）九三座談會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座談會從擬議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到正式得名為“九三座談會”，實際是對前期座談會階段工作的一種“遲來的”總結。它承上啟下，既是對過去用座談形式討論時局這種方式的肯定，也是預備繼續用座談會的形式來公開加入到當時的民主運動浪潮中，為抗戰勝利后加強座談會成員聯系、建立正式組織埋下的伏筆。以九三為名，既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最好紀念，也蘊含了九三學社前輩們對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美好期盼以及對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不懈追求。雖然九三座談會只在1946年1月6日開過一次會，但其作用很大，標志著文教科技界知識分子邁出了成立正式組織的步伐，代表著這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群體公開參與到了爭取民主政治斗爭中，成為廣大革命群眾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四）在九三學社創建過程中還有一些歷史人物的作用值得肯定和研究

九三學社的創建，反映的是文教科技界知識分子在民主運動中的政治意識的普遍覺醒。它的創建既離不開先鋒人物的領導和推動，也離不開其他一些愛國民主人士的具體參與。許德珩、褚輔成、張西曼、潘菽、梁希等對九三學社的發起、成立具有重要貢獻，他們的精神令后人推崇敬仰，但還有一些民主人士對九三學社的創建及其早期歷史具有重要影響，需要在九三學社社史研究中予以重視，比如黃國璋、吳藻溪等。黃國璋對1944年座談會的發起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對座談會的發展壯大做出過積極努力，九三學社成立之后，他當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干事，負責社內的組織和財務工作。吳藻溪為九三學社的成立承擔了大量籌備工作，在九三學社成立后當選為常務理事，1949年，作為九三學社的五位代表之一，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早期的九三社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些社員認為他“本是在社史上應該刻石勒碑之人”[21]。對這些人，在九三學社社史的研究和挖掘中還有非常廣闊的空間。有必要重新審視、挖掘研究他們對九三學社的功績、對中國民主革命的貢獻，使九三學社成立前后的歷史連貫、豐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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