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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理論視角下的我國高考加分政策分析

2017-09-04 10:16張凱
現代商貿工業 2017年19期

張凱

摘 要:高考是我國最重要的考試之一,而高考招生政策中的加分政策則是備考的一大風向標,影響著廣大考生和家庭的許多重要選擇。運用精英理論,對目前中國高考加分政策進行了分析,嘗試探討了我國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權力精英主體的構成與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及精英們在面對不同受益群體而制定不同加分政策的價值偏好,最后進行了簡要評價和總結。

關鍵詞:精英理論;高考加分政策;階級流動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9.073

在我國,高考和高校的招生錄取政策一直以來就是個熱點話題,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其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令廣大師生和家庭不得不傾心關注。高校招生政策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報名、資格審核、考試、錄取、違紀處理等等,在這些政策中,最易引起公眾熱議的還是高考加分政策。

1 政策簡介

我國的高考加分政策既有國家層面的也有地方層面的,從國家層面上講,教育部每年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是指導各地高考招錄工作的權威文件,從地方層面上講,省級教育主管部門亦擁有制訂當地加分政策的部分權力。2017年2月,教育部發布有關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的新規,主要內容為:2015年1月1日前在高中已獲得省級優秀學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跡者、奧賽獲獎者、科技類競賽獲獎者、重大體育比賽獲獎者、二級運動員統測合格者的,可適當增加分數投檔;自主就業的退役士兵、服役期間榮立二等功以上或獲大軍區以上級別榮譽的退役軍人,可增加20分投檔;邊疆、山區、牧區、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考生、歸僑、華僑子女、歸僑子女、臺灣省籍考生及烈士子女,可在高校投檔分數線下適當降低分數要求投檔。

2 精英理論

精英政治理論肇始于意大利政治社會學家加埃塔諾·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維弗雷多·帕累托(Vifredo Pareto)。二戰以后,精英理論逐漸吸引了西方學者的目光,其中,美國學者對此尤其重視,對其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討論,代表人物有托馬斯·戴伊(Thomas R.Dye)和哈蒙·齊格勒(Harmon Zeigler)等。精英理論后來也成了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工具。精英理論認為,公共政策是社會少數精英價值偏好的體現,按照是否掌控公共權力,社會被分成兩類人,只有掌握公共權力的一小部分人能夠決定社會價值的分配,而剩下的大多數只能選擇跟隨與服從。在很大程度上,精英認為公眾對于公共事務的管理的態度是不那么積極的、是相對冷漠的,而且信息獲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因此,公眾的情感在更多情況下被精英所控制,而精英的偏好卻罕受公眾影響。精英理論認為在任何國家或者社會中,權力分配始終是不可能達到完全平衡的,從未存在有哪一個政府能夠確保所有民眾都能平等且有效地參與所有政策的制定,而可以確定的是那些掌權的少數精英則可以坐擁大權,掌控國家公共政策的走向。

但要說明的是,雖然精英與公眾的立場往往是不盡相同的,但是這并不表示二者就處于嚴格的水火不容般的對立之中,也不是說精英永遠都占盡天機而公眾則要持續犧牲自身利益。相反,政治精英們為了維護統治基礎,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會積極開展政治活動,促進社會發展,也會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適度地將民眾的意見納入考慮范圍。

3 政策分析

3.1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決策者

在我國,公共權力由黨和人大所掌控,黨是決策的中樞,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政府的責任機制為行政首長負責制,這就奠定了我國精英決策模式在體制上的基礎。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少數的人大代表由多數的人民選舉產生,所以從決策權力的最終執行來看,我國的決策模式也可以歸于精英決策模式之下,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

精英群體作為我國成長速度最快的一個群體之一,主要由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所組成。這三種精英團體并非嚴格獨立,更多時候其邊界是重合的,比如說政治精英也可能擁有大量知識財富。精英群體能夠在社會公眾輿論的形成流動過程中產生重要的導向作用,他們的價值偏好也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我國的高考加分政策在政策制定層面上的權力精英主要是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在政策執行層面上則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官員。這些權力精英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時,不是拍腦袋決定的,而是先對我國的實際教育國情進行客觀分析和研究,理性地提出相對系統的政策建議,整理出多個備擇方案,然后反復地對備擇政策方案進行分析論證和修改,高考加分政策的每一項規章和辦法,都經歷了權力精英們的精心決策過程,他們牢牢把握住了政策制定的主動性和決定權。在這一過程中,精英與大眾的溝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從決策效率和決策質量的角度來考慮,并不需要也不能使占人口多數的普通民眾都全部參與到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來。

精英理論認為,公眾對于公共事務的管理的態度是不那么積極的、是相對冷漠的,而且信息獲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這樣一來,公眾的情感更多地受到精英的控制,而精英的想法和態度卻很少受到公眾情感的影響;教育部和省級教育主管部門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時,雖然聲稱開展了廣泛調研,吸納了民意,但是實事求是地從我國當前的公眾政治參與水平來看,相比于群眾受到權力精英群體的影響,權力精英受群眾影響的程度和可能性都要小得多。

3.2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精英構成與流動

在討論精英理論時必須厘清的一個概念就是統治階級,這跟之前我們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所了解的是有所區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統治階級是指在生產關系中占據統治地位,進而在政治上也獲得統治地位的特定階級;而精英理論中的統治階級則是指依靠財富、知識、血統、宗教等因素而獲得更多決策權力的精英階層。這些少數的權力精英并不是多數無權大眾的代表,他們依靠物質財富、信息資訊、知識技能等資源來獲得和鞏固更多權力,同時又以所掌控的權力進一步幫助自己獲取更多資源。不難發現,近年來人大代表的構成比例就是一個較典型的例證,黨政干部代表多、企業主、經理人員代表多已經是不容忽視的現象。有研究數據顯示,在第九、十、十一屆全國人大中,公務員代表均占到代表總數五分之二以上,而根據第八次全國私企抽樣調查,過半受訪企業主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身份。到2013年兩會,人大代表的結構比例失重的現象又再次吸引了公眾視線。2013年兩會代表中83人身價超十億美元,而當年我國城市工薪族的平均年薪還不到七千美元。我國高考加分政策中權力精英主要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官員,這些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大多也是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資源的社會精英。endprint

精英理論認為,精英的流動非常重要,精英的起落以及精英和大眾的交替輪換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利于保持經濟平穩和社會安定。此處的流動主要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精英間流動,第二種是社會底層群眾與精英間的流動,這種永恒的交替變換和流動的過程即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如果說某一精英階層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如一潭死水缺少正常的流動,那么很有可能會造成局勢不穩和社會動蕩,引發暴力與革命這種激進的強制流動形式。但在我國的環境下討論精英理論,要注意這樣一種特殊性:因為我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所以不管做決策的是哪一種精英,他們之間并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因此不會出現一類精英被另一類取代這樣的根本性變化。精英之所以能稱之為精英,是因為他們在許多方面有強大優勢,比如知識、財富、人脈資源等,那么如果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人想要成為精英階層的一員可能嗎?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要認可精英的價值觀并能夠為之不懈奮斗,我們所討論的高考政策,是我國實現“社會底層群眾—權力精英層”流動、防止階層固化的最為重要的方式之一。通過高考,普通底層大眾能夠有機會改善自身現狀,向上進入到資源和權力的中層,小部分成功實現階層流動,晉升為新的精英,所以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于我國的權力精英是極為重要的,是保持社會平衡和正常運轉的基本因素,理當得到其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精英模型也為公共政策的漸進性做了說明。由于精英們要立足于維持社會現狀的前提,并不希望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公共政策作為他們價值觀的體現,其變化自然也是循序漸進的。我國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是如此,不管是對于高考加分項目的增減,還是高考加分的幅度,都不斷有新的政策來進行修改和補充,但基本都屬于微調的范疇,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3.3 高考加分政策中精英的價值偏好

正由于精英階層不是穩定不變而是存在“今朝為權力精英明日則失掉權力”的可能性,所以精英要在彼此間展開競爭以爭取人民的選票,才能持續獲得政治權力。就好比如果某個高考加分政策出現大的紕漏或錯誤,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那么這一屆領導班子很可能要下臺,由另一批精英接手進行政策的調整。精英理論認為,盡管精英的價值偏好與普通大眾的價值偏好之間可能存在一定差異,但是這不代表他們永遠都只遵循自己的理念,精英們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仍然會仔細考量底層大眾對于相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議。畢竟民眾的支持和社會的正常穩定運轉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基礎,是他們獲取資源的來源。

目前全國性高考加分大致有兩類,第一類是照顧性加分,受益對象為特定群體子女,如少數民族等;第二類是鼓勵性的加分,即各類競賽優勝者和特長生等受益。我們將分別探討這兩類加分政策中體現出來的精英價值偏好。

3.3.1 照顧性加分

精英在制定政策時會傾向于與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考慮,然而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水平來看,少數民族等群體并不處于優勢的精英地位,精英們為何在高考加分政策中仍然注重照顧此類大眾的利益呢?這可能是因為照顧性加分符合保護弱勢、維護正義的原則,少數民族群體由于歷史和自然環境等原因,在經濟發展中一直都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其獲取資源和財富的機會也就相對更少。按照羅爾斯的差別原則,我們應該要采取一些措施來幫助這些“社會最不利”成員的發展,允許少數民族考生享受一定的高考加分,是有利于維護社會安穩、促進民族大團結的好政策,因此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烈士們為了民族進步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拋頭顱、灑熱血,忠肝義膽令人敬佩,在升學方面給予其子女一些照顧性加分的政策得到人民群眾的肯定,同時也有利于弘揚社會正義,培育愛國精神。港澳臺和華僑學生如果選擇在內地參加高考、與內地的廣大學子一同競爭的話,其在語言、文化和培養方式等方面是處于劣勢的,對這些群體加分是對其劣勢的一種彌補,也有利于促進國家統一,增強凝聚力。這些政策的出臺是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能夠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也許權力精英們并不能由于這些照顧性政策直接獲益,但是從長遠來看,精英們有責任維護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觀,這是維護社會穩定、鞏固統治基礎的必要舉措。

3.3.2 鼓勵性加分

對評優和競賽優勝者進行鼓勵性加分這個政策的本意是為了激勵我國青少年積極參與創新學術活動和體育競技運動,激發年輕一代的創造性和活力,對優秀學生、思政突出者的加分也有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鼓勵性高考加分政策是面向全民的,出發點也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發展,然而從實際的政策執行效果來看,精英在此政策下的獲利實際是更多的,精英階層的子女在加分政策下優勢更加突出。據對北理工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加分總人數中,中高層管理和技術人員子女超六成,在評優和競賽加分類總人數中,這類子女更是占到七成以上;而加分群體中的農工子女僅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這其中多數還是依靠少數民族身份來獲得加分的。人內在的天賦和資質實際上都是差不多的,那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究其原因,精英們擁有更好的軟硬件資源,在同等天賦下,精英在對其子女的培養方式多樣化和培養質量提升上都有更好的條件,因此其子女在學術科技和文藝體育等方面的角逐中自然占據上風。

4 結語

通過運用精英理論對高考加分政策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決定政策出臺的是權力精英。在各項高考加分政策的擬定、修改和頒布過程中,最終起主導作用的還是我國政府職能部門及其決策機構。也就是說,公共政策制定更多是聽取權力精英的看法而不是底層民眾的聲音。面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我們應該要進一步提高對怎樣增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第二,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和調整過程中,雖然做出最終決策的是政治精英,但不可否認的是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政策走向。如2014年全國多地出現高考加分泛濫和資格造假等現象,引起爭議和民憤,教育部不得不出臺新意見,要求減少和規范考試加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嚴重的政策扭曲與腐敗現象,引起民眾強烈不滿時,精英們也會相應地對政策進行調整和修改。由此可見,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不能只考慮精英群體的價值理念和革新訴求,同樣也要考慮底層民眾的承受能力,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當前是網絡信息時代,人們有著更為便捷的訴求表達渠道,大眾參與政策制定的方式和能力都在不斷提高,因此更不能忽視這些人的訴求和力量,更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

總之,在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中,我們無法否認經濟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在民眾之間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我們應該相信,如果能夠讓精英處在社會的控制之下,并能讓他們的價值觀念逐漸與人民意旨相契合的話,民主依然是可以實現的。合理的管理制度,良好的人民監督和正確的行政倫理約束應該起到更好的效果,作為社會精英的政策制定者也應更多地聽取民意,在政策共識的基礎上,出臺更多有利于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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