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

文 符國群

創新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

文 符國群

北京市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目的是提高社區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的滿足感與獲得感。因此，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只有立足社區，圍繞社區，服務社區，才有源頭活水，才會充滿生機與活力。

北京有近3000個社區，這些社區構成北京這座城市的細胞。北京市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目的是提高社區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的滿足感與獲得感。因此，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只有立足社區，圍繞社區，服務社區，才有源頭活水，才會充滿生機與活力。

首先，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應放在完善社區綜合服務體系的背景下思考。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為什么要改革？根本原因是生活性服務的提供遠遠不能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即所謂供需不匹配。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數量上不能滿足，一是質量上不能滿足。以本人10多年前曾經居住過的單位社區為例，小區規劃里有一塊地是用于蓋一個商業服務中心，但由于臨近樓棟部分居民的強烈反對而沒能蓋成，這塊地至今荒蕪，由此導致居民在買菜、購物和接受日常性生活服務方面非常不便，這屬于典型的數量型問題。這類問題，顯然需要基層政府、單位和社區居民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依法依規解決。數量型問題的另一類表現，則是一些小區的商用建筑大部分被用于諸如養生、酒吧、高檔煙酒專賣等毛利較高的項目，而方便居民生活的菜店、理發店、小型餐飲店等，由于缺乏場地而在一些小區缺位或供應不足。這一問題的解決思路無非是兩種，一是通過設立小區或社區公共服務發展基金，對確實方便居民生活的商業項目給予房租補貼；二是將社區部分商業建筑確定為準公共產品，對其用途作出規定，如規定必須類、鼓勵類、限制類和禁止類商業項目。

目前北京市在疏解人口的大背景下，提出對農貿市場或集貿市場實行“疏解一批、關停一批、轉型升級一批”，最終達到提升供給品質量的目的，這屬于我所理解的質量型問題。毫無疑問，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會追求更好的購物環境，對產品和服務品質的要求也將水漲船高。然而，在此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疏解”、“關?！睂用裆钏a生的影響，尤其是考慮這樣做對中低收入階層產生的沖擊。以我現在所生活的北苑地區為例，地鐵站附近的露天菜市場，每天人頭攢動，人流絡繹不絕，據說一些年紀較大的人是從城南坐一兩個小時的公車，到這里買菜。這說明，人們對新鮮、便宜農產品的需求是非常強烈的。其實，即使在香港，每一個社區都會有多個小果蔬店和一個較大型的室內農貿市場或稱“街市”，這些“街市”也并不都是那么高大上，但極大地方便了周邊的居民。北京市在疏解、關停農貿市場或集貿市場的過程中，決不能簡單地將所有居民都推向“超市”，而需要同時考慮其他滿足居民需求的替代方案。因為，只有多種商業形態并存，才能更好滿足居民多樣化的購物需求。

另外，建議北京學習香港的做法，把公交、地鐵站等交通樞紐作為“小區”商業配套的“延伸”，在客流量較大的站點，建立綜合性商業體。這樣，讓市民在上下車逗留期間，或轉乘期間利用較短的時間段購置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商品，或享受可以“帶走”的服務。如此，既可以節約居民的購買與消費時間，又可以減輕社區內就近服務對商業設施的壓力。

社區便民果蔬店 攝影 郭隆

其次，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應直面不同類型社區面臨的“痛點”問題。單位社區與老舊社區。這類社區通常地理位置優越，容積率較低，最初的居民多來自同一個單位，鄰里大多相互熟悉。面臨的普遍問題是：房子老舊，沒有電梯；商業設施老化或不配套；停車位缺乏；原來的一些公共設施（如菜店）被挪作他用；由于物業收費低，小區環境改善缺乏財力支撐；臨街的一些房屋被開墻打洞和作為商用，由此導致安全隱患和鄰里矛盾。

高密度新社區通常面臨的問題是過度商業化；缺乏室外活動設施和老年人活動場所；生活在這些社區的年輕家庭面臨小孩入托、入學難和貴的問題，同時很多家庭有臨時托管小孩的強烈需求。由于臨街門面昂貴，方便小區居民生活的小店鋪難以生存。

低密度新社區多在五環或六環外，屬于高檔住宅小區，通常面臨的問題是，亂搭亂蓋嚴重；入住率低導致周邊商業用房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些小區民宅商用較為突出；物業兩極分化，居民社區感較弱。

經濟適用型社區，以天通苑和回龍觀為代表。以天通苑為例，除了交通和出行問題外，居民反映突出的問題有：商業發展東西不平衡；醫療與教育資源不匹配；群租房、黑中介、黑車與摩的，成為頑疾。這類社區由于外來人口聚集，規劃方面存在某些先天缺失，社會治理成為短板，尤其需要引起政府的關注和重視。

上述不同類型的社區，甚至同一類社區在不同發展階段，其需求重點甚至形態都有不同，所以需要分類施策，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辦法加以應對。比如，對于很多臨街的老舊社區，開墻打洞現象比較突出，這無疑要嚴加整治。但與此同時，對區內居民正常的商業服務需求，如何就近滿足，則需要創造性地提出應對措施。如能否將臨街的部分一層建筑，轉為面向小區服務的商業用房，在政府有關部門的統一規劃下專門經營服務于小區居民的特定商業項目。當然，這樣做需要廣泛聽證，同時兼顧各方利益，如對由此受到干擾和影響的部分居民予以合適的補償。

再次，深化生活性服務業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北京市很多惠民利民服務的舉措和政策，無論是政策的力度，還是投入的資源，不可謂不大，但為什么很多老百姓對其帶來的好處沒有切身感受到？個人認為，根本原因是社區這“最后一公里”的“管道”不通。任何部門性政策最終落地，如果繞過“社區”這一直通家庭或居民戶的關鍵樞紐，要么是政策變形或走樣，要么是執行過程中出現“跑漏滴冒”或被異化為“形象工程”。

社區是這座城市的細胞 攝影 王碩

一個小區需要建立什么樣的社區活動中心？需要在哪、設置何種類型的戶外活動設施？需要如何解決老人或小孩短暫看護？需要引進何種類型的物業公司或其他商業性服務公司？如何解決小區內違章停車、小區內寵物糞便處理、廢舊物質回收等。諸如此類看似雞毛蒜皮但對社區居民生活影響頗大的事情，顯然不能全部或大部依賴政府解決。最關心小區生活與服務品質的，是生活在該小區的居民，他們是小區的真正主人。因此，由小區居民民主選舉的居委會、物業委員會、小區居民自發組織的志愿者組織，以及經物業委員會選聘的物業公司成為小區或社區治理的主體。

那么政府的位置在哪？政府一方面為小區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另一方面作為監管者肩負對小區進行規劃、對市場或社會服務進行監管的重任。即政府在社區治理上有三項基本職能，一是提供公共產品；二是對小區進行“頂層設計”；三是維護市場與小區秩序。政府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需要依靠社區服務站、居委會、物業公司等機構。這些機構如果定位不清，不僅會嚴重影響政府職能的發揮，而且會造成這些機構效率低下。比如，街道或社區居委會作為社區自治性組織，目前承擔很多政府政務性職能，致使其服務社區居民的“主業”成為了“副業”，該機構在群眾眼里就成為了政府機構的延伸。如此，本來是為居民服務的機構，成為了“管理”居民的機構，自然也就難以發揮其貼近居民和“為民代言”的“自治”作用。

具體到生活性服務業及其供給側改革，同樣不能由政府部門“自導自演”，而是要緊緊依靠居民戶、社區組織和參與社區治理的其他機構。尤其是需要在借鑒先進地區社區治理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北京的具體情況和社區治理實踐，大膽嘗試和創新。比如，在引進大型商業機構時，舉行聽證會，全面評估這樣做對社區小微服務企業及居民生活的短期與長期影響；又如，賦予物業公司準“公共機構”地位，將部分由政府機構承擔的準公共品提供職能交由物業公司執行，以此增強供給的有效性；還有，建立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公司三方聯席會議制度，就小區公共服務提供和商業機構的引進等進行溝通、協調，增加政府和社區居民的良性互動，將政府在生活性服務供給側改革的投入和其他政府資源投入有效轉化為居民可以切身感受到的成果；另外，建議簡化居民社區服務非盈利社會組織的審批程序，增加“備案性”社區型社會組織的數量，讓社區非企業型社會組織發揮更大作用；最后，建議今后所有涉及社區事務的政策，都要在社區層面進行評估后予以制定和出臺，以緩解甚至最終解決“社區最后一公里”的瓶頸。

作者系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 張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