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詩史”說檢討

羅晨

摘要：杜詩“詩史”說被廣泛接受。杜詩“詩史”說最初特指杜詩中記載“安史之亂”中社會動蕩以及杜甫個人流離經歷的詩歌。孟棨認為，所有的杜詩都具有史的特質，其中所記載的事全部都是真實的?！霸娛贰闭f的接受分為肯定與否定兩條脈絡，肯定者從各個角度對杜詩“詩史”說進行闡釋，豐富著“詩史”理論，但依然無法解決命題自身的理論缺陷。雖然楊慎、王夫之等否定者從各方面提出了有力的質疑，但對杜詩“詩史”說的肯定依然是接受史的主流，這一現象所反映出的思維和文化局限值得反思。

關鍵詞：杜詩；“詩史”；接受史；闡釋；檢討

中圖分類號：I206.09

文獻標識碼：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4.0031

“詩史”作為對杜詩的論斷性評價，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傮w而言，杜詩“詩史”說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一些理論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本文擬對古今關于杜詩“詩史”說諸多論述進行檢討，并對由此發現的理論問題提出進一步的思考。

一

“詩史”是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概念，歷代關于“詩史”的論述十分豐富。從現存材料看，《宋書》最早提出了“詩史”這一概念。

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1]。

《宋書·謝靈運傳論》中最早將“詩”與“史”合稱并提為“詩史”?？梢姟霸娛贰弊钤绮⒎怯脕碓u價杜詩。學界公認的第一個用“詩史”評價杜詩的是孟棨。

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2]15。

對于孟棨此段文字，幾乎所有討論“詩史”說的文章都會提及，但論者往往只停留在引述以說明杜詩“詩史”說之來源，一帶而過。對于這條杜甫“詩史”說的“元批評”在理論上的重要性認識和發掘并不充分。

孟棨于《本事詩·高逸第三》中的這段話提供了三條信息：首先，在孟棨之前，事實上已經有人開始用“詩史”來評價杜詩了。孟棨并非杜詩“詩史”說的首創者，而是現存文獻中最早以“詩史”評價杜詩者。其次，孟棨認可以“詩史”評價杜詩，進而認為杜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真實地記錄了李白的事跡。再次，孟棨認為“詩史”是對全體杜詩之稱。關于孟棨所理解的“詩史”的具體內涵，唯一對此問題進行系統論述的張暉先生在清理了大量相關文獻后認為：

孟棨通過精心撰著，將“詩史”說通過杜詩對李白事跡的記載展現出來，是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對“詩史”概念作具體的闡釋。而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也成為文學史上第一首被稱為“詩史”的詩歌?！缓竺蠗ぞ徒o“詩史”概念下了一個定義。所謂“詩史”，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是杜甫在安史之亂中流離隴蜀時所寫的詩歌；其次，杜甫在寫作這些詩歌時，記錄了他流離隴蜀時的全部事情，連十分隱密的事也不例外，甚至沒有任何遺漏。兩者缺一不可，構成“詩史”的內涵。[3]

張暉先生對孟棨“詩史”論的概括并不妥當。張文誤認為杜甫于“安史之亂”流離隴蜀時期所作的所有詩歌，其全部內容都是記錄杜甫在動亂流離中所見所聞、親身經歷之事。孟棨在此所評論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正是一首作于安史之亂時期卻記錄李白昔年之事的詩。張暉先生認為此詩為“文學史上第一首被稱為‘詩史的詩歌”，而這首詩又明顯不符合張文歸納出的缺一不可的“記錄了他流離隴蜀時的全部事情”之“詩史”內涵。

那么，是否可以根據“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的論述論定孟棨所理解的“詩史”其內涵在于特指杜詩中關于安史之亂時社會動蕩以及杜甫個人流離經歷的詩歌呢？筆者認為：若只從這一句判斷孟棨對“詩史”理解是斷章取義。要明確孟棨所說之“詩史”為何，必須將“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一句放到《本事詩·高逸第三》中，在具體語境中理解孟棨的“詩史”觀。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惫识抛用蕾浽娂把??！撞乓輾飧?，與陳拾遺齊名，先后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惫蕬蚨旁唬骸帮堫w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鄙w譏其拘束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笠圆涣b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2]1415

著眼于文章結構，《本事詩·高逸第三》在記載了許多李白的生平故跡之后，孟棨以三句作結?！岸潘浂?，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贝硕渑c前文為一組因果關系，即因為杜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記載了與前文相同的李白故跡，所以前文所記載的李白故跡是真實的。孟棨此二句意在強調和證明前文記載之真實性。而杜詩記載的李白故跡何以一定是真實的呢？于是孟棨又用第三句（“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保┤フ撟C前二句之真實性。問題出現了：第三句表達的是杜甫一部分“特定內容”（記載安史之亂、社會動蕩以及杜甫個人流離經歷）的詩歌所記載的事是真實的，而非杜詩所記載的所有事都是真實的。因此在邏輯上，第三句并不能直接論證前二句的真實性。

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和定位孟棨這三句話的文獻價值。孟棨三句話有著完全不同的文獻價值。第三句的文獻價值在于其為現存傳世文獻中關于杜詩“詩史”說最早的論述，是杜詩“詩史”說之“元批評”，并且這句話表達的是“當時”人之觀點，而非孟棨本人對于杜詩“詩史”說之理解（張文認為此句乃孟棨對“詩史”下的定義，此論不妥）。正因如此，杜詩“詩史”說最初乃特指杜詩中那些記載“安史之亂”中社會動蕩以及杜甫個人流離經歷的詩歌。孟棨并非杜詩“詩史”說的首創者，但他是現存傳世文獻中第一位杜詩“詩史”說的接受者，是杜詩“詩史”說接受史第一人，因此，他對于杜詩“詩史”說的理解和闡釋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孟棨以第三句去論證前二句這個于邏輯有違的行為本身，體現的正是杜詩“詩史”說接受史第一人孟棨個人對于杜詩“詩史”說的理解和闡釋。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孟棨在接受“當時”人杜詩“詩史”說的“元批評”時，對杜詩“詩史”說有了自己的理解。孟棨不再認為杜詩“詩史”說是特指杜甫記載安史之亂中國家社會動亂和個人流離經歷等“特定內容”的杜詩，而是指所有的杜詩，即杜甫所有的詩歌都具有史的特質，杜詩中所記載的事全部都是真實的。孟棨第三句引用杜詩“詩史”說的“元批評”，其目的并不在于表達對“當時”人的杜詩“詩史”說的認同，而在于引出“詩史”這一概念，并通過他所理解的杜詩“詩史”說去論證前二句的真實性，即在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的語境下，第三句與前二句存在著因果關系：因為杜甫的詩歌是“詩史”，杜詩中所記載的事都是真實的，所以杜詩《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關于李白故跡的記載也是真實的。因此孟棨才會在事實上將《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這首在內容上與安史之亂毫不相干的杜詩當作史料用以證明前文所載李白故跡之真實性。

綜上所述，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其不但是保存著杜詩“詩史”說的“元批評”，還保存著杜詩“詩史”說接受史第一人孟棨對于杜詩“詩史”說的理解和闡釋，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二

在孟棨之后，由于杜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崇高地位，杜詩“詩史”說被歷代詩評家不斷提及，為研究杜詩“詩史”說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

自孟棨始直至明清，歷代對于杜詩“詩史”說有肯定和否定兩條脈絡。毫無疑問，肯定杜詩“詩史”說是主流，但在歷代肯定杜詩“詩史”說的詩評家中，對杜詩“詩史”的理解卻不盡相同。從總體上說，肯定杜詩“詩史”說者又有兩種。

第一種乃繼承《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杜詩“詩史”說“元批評”的原始意涵或孟棨對杜詩“詩史”說的理解，認為杜詩中關于”安史之亂”、社會動蕩以及杜甫個人流離經歷的記載為真實之事或杜詩中所載之事全為事實，因此杜詩有“史”的特質，足稱“詩史”。宋王得臣《麈史》云：“予以謂世稱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盵4]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盵5]宋史繩祖《學齋占畢》云：“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盵6]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云：“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動息勞佚、悲歡尤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盵7]

更有詩論家具體舉出與事實或史實完全相符的杜詩以論證杜詩“詩史”說的核心正在于杜詩所載之事全為事實，與史無異。宋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詩集序》云：“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折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后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焰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8]宋黃徹《？溪詩話》云：“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端屠钚吩疲骸甏?，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杲ㄋ仍?，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9]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酂侯，非也。按：蕭何為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為不知？杜謂之詩史，未嘗誤用事?！盵10]三人都從具體杜詩的分析中得出，所謂“詩史”即為杜詩中所載之事，全都是真實的，與史實相符合的，甚至直接稱杜甫之詩筆為“史筆”。

除了事實層面外，亦有論者認為杜詩具有與歷史相同的品格。宋劉克莊《后村詩話》云：“子美與房管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管。后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管雖敗，猶為名相。至敘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11]劉克莊反復提及杜詩“直筆不恕”，強調的正是杜詩的歷史品格。

又有論者提出，杜詩所載史書未見之事，補史之缺，實為史書。蔡絛《西清詩話》在比較《唐書·列女傳》和杜詩《送重表侄王砯》后云：“史缺失而繆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夫！”[12]但這一觀點又遭到陳巖肖的反駁：“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袝?，蓋指珪也，為尚書婦者，乃為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翦髻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為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并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于賢母，下得助于賢妻，宜其為一代宗臣也?！盵13]雖然兩人在具體史實的認定上意見相左，但二者立論的前提均為杜詩所載，皆有所本，必為事實。蔡絛更是在杜詩與史書所載相沖突時，寧愿相信正史所載有所缺失，甚至謬誤，也不愿質疑杜詩所載是否失實。

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明清時期杜詩的評注家。明王嗣奭《杜臆》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天寶八年，帝引百官觀左藏，帝以國用豐衍，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十載，帝為安祿山起第，但令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不及。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故‘彤庭分帛，‘衛霍金盤，‘朱門酒肉等語，皆道其實，故稱詩史?！盵14]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評《洛陽》云：“此敘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真可謂詩史矣?！盵15]清楊倫《杜詩鏡銓》評《草堂》云：“以草堂去來為主，而敘西川一時寇亂情形，并帶入天下，鋪陳終始，暢極淋漓，豈非詩史?！盵16]評注者皆以注出杜詩本事為能事，搜尋考證，盡心焉耳。

這種將詩歌與歷史、文學創作與歷史記載之間的差異性完全抹殺的杜詩“詩史”說，不論在詩學理論上還是注杜和解杜實踐上都存在問題。

所謂“詩無達詁”，中國古典詩歌的優長從來就不在于記事之真實，更何況代表中國古典詩歌最高成就的杜詩。上述對于杜詩“詩史”說之理解在根本上混淆了“真”與“美”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好的詩歌并非一定要真實記錄史實，且如史官般直陳史實的詩歌多半流于平庸。換言之，評判一首詩歌好與壞，與其是否記錄歷史事實并無必然聯系。杜甫之所以偉大，并不在于其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的歷史，而在于他筆下的詩歌在藝術上取得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偉大成就，創造了詩歌藝術美的典范。

將杜詩簡單等同于歷史的“詩史”論對于注杜的負面影響于宋代已經顯現。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序》云：“杜少陵詩世號詩史，自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至有好事者掇其章句，穿鑿附會，設為事實，托名東坡，刊鏤以行，欺世售偽，有識之士所為深嘆?！盵17]這種情形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杜詩“詩史”說在宋代的流行。部分杜詩確有“本事”，但認為杜詩如史，言必為實的杜詩“詩史”觀的廣泛接受，讓注家面對并無“本事”，或“本事”已被藝術化處理的杜詩束手無策，因而難免穿鑿附會，強作解人，出現“箋注雜出，是非異同，多所抵牾”的局面。這種情形的極端表現便是所謂杜詩“偽蘇注”的出現?！皞翁K注”作者欺世盜名所依靠的正是認為杜詩即歷史為核心的杜詩“詩史”說的流行。

在解詩實踐上，接受此種杜詩“詩史”說的詩評家在評論杜詩時顯然陷入了困境。

其一，關于對杜詩《古柏行》的解讀。

宋范鎮《東齋記事》評云：“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不復生枝葉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其言蓋過，今才十丈。古之詩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盵18]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柏》詩云：‘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此亦文章之病也?！盵19]毫無疑問，若繼續堅持杜詩是“詩史”，必須真實記錄實際情況的話，情況只有兩種：第一，這首詩是偽作，并非出自杜甫手筆；第二，如范鎮和沈括一般，認為杜甫《古柏行》“好大其事”，是“文章之病”，絕非好詩。第一種情況，沒有文獻支持，不能成立。第二種情形實乃用歷史之真去要求詩歌，將美與真、詩與史的差異完全抹殺，這樣的批評則近乎迂腐可笑了。宋王觀國《學林》云：“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存中《筆談》曰：‘無乃太細長乎？觀國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世豈有萬丈余城耶？姑言其髙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則過矣?！盵20]王觀國不但從詩歌藝術創作的角度駁斥了范鎮和沈括的評論，還舉出公認為“詩史”代表作“三吏三別”中的《潼關吏》以證明杜詩并非為處處合乎史實的“詩史”。

其二，關于杜詩中酒價是否真實問題。

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真宗嘗曲宴群臣于太清樓……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笔侵簧X。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盵21]但趙與時對此提出了質疑，其《賓退錄》云：“《典論》謂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金尊清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不與杜詩合?；蛑^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不同歟？抑何其遼絕耶！”[22]趙與時顯然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同為詩人，李白、王維、白居易、崔顥、郎士元皆言酒價一斗十千，杜詩所載酒價既無史料支撐，又與同時代其他詩人不同，因此其詩所載便成了孤證，十分可疑。另一方面，趙與時亦指出，李白等人謂一斗十千顯然是“成語”，是一種文學的習慣性表達，近乎于用典，亦不可視為史料證據。其實，趙與時已經觸及問題的關鍵：“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可信?！痹娙酥?，固不可作史料信，但杜甫同樣是詩人而非史家，將杜詩認定為句句合乎史實的“詩史”觀實際上抹滅了杜甫是詩人、杜詩是文學作品這兩個基本事實。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杜甫與李白、王維等人一樣，詩中之酒價皆是文學表達的需要，而非歷史真實的呈現。因此，劉攽《中山詩話》認為丁晉公之語只是急中生智的“一時之善對”[23]，而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更直接指出：“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盵24]

在這種杜詩“詩史”說影響下，不辨“詩”“史”而近乎迂腐的杜詩評注還有許多。此種杜詩“詩史”說在理論和批評實踐中的局限與漏洞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一部分詩評家開始對杜詩“詩史”說嘗試進行不同的闡釋，試圖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突圍”。

其一，“詩史”與敘事。

宋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25]《苕溪漁隱叢話》載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盵26]宋李復《李復詩話》云：“杜詩謂之‘詩史，以般般可見當時事，至于詩之敘事，亦若史傳矣?！盵27]宋祁、李復和蔡居厚將杜詩“詩史”說理解成杜詩善于敘事，但亦有不同：宋祁與蔡居厚認為，“詩史”特指杜詩中篇幅較大的排律；李復則認為“詩史”揭示杜詩在敘事上對史傳的借鑒。此說從體裁上將杜詩“詩史”說限定為杜詩敘事詩，而非杜詩全體。但詩歌史上善于敘事者如白居易，其敘事詩不但在品質上并不次于杜甫，而且在敘事詩的創作量上更勝于杜甫，為何白居易不能成為“詩史”？更為重要的是：杜詩善敘事與“詩史”二字關系何在？因此，此說流于穿鑿，難以自圓。

其二，“詩史”與詩格。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后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盵28]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迭?！鼻叭酥^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敘塵跡摭故實而已?！盵29]宋于栗《東屯少陵故居記》云：“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于中而形于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聲與《騷》《雅》并傳于無窮也?！盵30]釋惠洪、魏泰和于栗又將“詩史”與杜詩的內在品格聯系起來。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從“敘塵跡摭故實”和“格律之高、句法之嚴”的角度闡釋杜詩“詩史”，在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但無論是將“詩史”理解為杜詩情感表達的自然真誠，還是杜詩中表現出的高尚情感，都不足以論證“詩史”之命名與此有何必然關系，以及為何自古以來詩歌創作不乏真誠高尚者（正如李格非所列舉如諸葛亮、陶淵明等人），但“詩史”之名卻唯獨歸于杜詩。

其三，“詩史”與集大成。

《說郛》本宋釋普聞《詩論》云：“老杜之詩，備于眾體，是為‘詩史?！盵31]清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云：“何謂真？曰：自來言情之真者，無如靖節；寫景之真者，無如康樂、玄暉；紀事之真者，無如潘安仁、左太沖、顏延年。少陵皆兼而有之……獨其《彭衙》、《北征》諸作，敘事抒情，曲折如繪，誠有非潘、顏諸子所能者，謂之‘詩史，豈不信然?！盵32]釋普聞和王壽昌認為杜甫詩藝高超，能駕馭眾多詩歌體裁、題材，杜詩集古代詩歌創作之大成，故被稱為“詩史”。此說明顯是偷換概念、強作解人，事實上已脫離“詩史”二字，顧左右而言他矣。

其四，“詩史”與《春秋》。

南宋周輝《清波雜志》載李遐年語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于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檐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為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盵33]元楊維楨《梧溪詩集序》云：“世稱老杜為‘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盵34]清徐增《而庵說唐詩》評《飲中八仙歌》云：“夫《詩》亡，然后《春秋》作，作詩者，不可不知《春秋》。子美此歌，純用春秋筆法，那得不稱為詩史也?！盵35]周輝、楊維楨和徐增則又將杜詩“詩史”說看成是對杜詩學習運用“春秋筆法”評價。此說問題有二：其一，未免有以偏概全，以《春秋》代“史”之嫌；其二，劉向《說苑·奉使》云：“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盵36]董仲舒《春秋繁露》亦云：“所謂《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盵37]若從《春秋》繼續上溯其源頭，便至《詩經》（徐增顯然也明白），如此不斷追溯，最終只能論定杜詩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寫作技巧、文學精神與文學品質。因此用這種“選擇性溯源”的方法來論證杜詩“詩史”說是無效的。

雖然從積極的方面看，以上對杜詩“詩史”說不同角度的闡釋似乎豐富了“詩史”說的內涵，但由于論者們意識到卻又解決不了“詩”與“史”在本質上的矛盾，其討論或偷換概念或顧左右而言他以強解杜詩“詩史”說，始終在“詩史”這一核心命題的外圍，沒有正面和深入地討論問題并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這些詩論家頗有創造性的闡釋并不能引起廣泛認同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理論“突圍”。

三

杜詩“詩史”說雖然備受爭議，但依然被自孟棨以降歷代詩論家所偏愛。從上文論述已經可以看出，雖然歷代論者努力地論證杜詩就是“詩史”，但他們在理論上的困境和局限是十分明顯的。

就杜詩“詩史”說而言，論者在接受以及闡釋此一理論時，起碼應該厘清三個問題：其一，杜詩“詩史”這一提法在理論上是否能夠成立？其二，若能夠成立，那么“詩史”之名是否合乎杜詩的創作實際？其三，若合乎杜詩的創作實際，那么以“詩史”評杜詩究竟是褒是貶？

前文所提及的論者似乎從未思考過“詩史”之說究竟是否成立，且從一開始便將“詩史”認定為是對杜詩的肯定性評價來接受。因此他們認為只需論證杜甫之詩為“詩史”，即可論定“詩史”之稱乃是合乎杜詩創作實際的贊譽。這也是這些論者難以走出理論困境的原因。

于是逐漸有論者開始質疑“詩史”這一概念的合法性，進而從以“詩史”評價杜詩并不恰當以及“詩史”乃對杜詩否定性的評價兩個方面否定杜詩“詩史”說。伴隨著與之相對的為杜詩“詩史”說的辯護，杜詩“詩史”說的討論走向深入。

在否定杜詩“詩史”說的論述中，明楊慎于《升庵詩話》中的論述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度倨方约s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38]

楊慎是杜詩“詩史”說自產生以來第一位從“詩史”說的合法性、“詩史”之評價是否符合杜詩創作實際以及稱杜詩謂“詩史”是否為肯定性評價等方面全面檢討杜詩“詩史”說的詩論家。這段對杜詩“詩史”說的論述開啟了對杜詩“詩史”說更深層次的討論。

首先，楊慎對杜詩“詩史”這一概念本身提出質疑。其立論主要有兩點：其一，楊慎認為“詩”與“史”本質不同。楊慎是杜詩“詩史”說產生以來，第一位從文體出發，揭示“詩”與“史”在本質上的不同，進而否定“詩史”這一概念理論合法性的批評家，他的這一觀點，可謂的論。其二，楊慎認為杜詩“詩史”說乃宋人杜撰。楊慎之所以這么認為，其最大的原因在于：自杜詩“詩史”說產生以來，尤其是杜詩及杜詩“詩史”說備受尊崇的宋代，從未有論者對杜詩“詩史”這一概念的合法性作必要的論證。因此，楊慎提出質疑，認為此說的提出并不審慎。由于這兩點，杜詩“詩史”說并不具備理論合法性，此說只能貽誤后世。這一質疑直到清代才由吳喬提出反駁，其《圍爐詩話》云：“杜詩是非不謬于圣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詩史也。詩可以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盵39]吳喬認為杜詩“詩史”說乃指杜詩不違背圣人之意，此說牽強附會，無甚高明。但吳喬卻是古代杜詩“詩史”說批評史上唯一一位對杜詩“詩史”這一概念進行論證的論者。吳喬認為，既然有“詩經”，為何不能有“詩史”，“詩”、“經”、“史”有著相同的品質：“無邪”。吳喬借由“經”這一中介，將“詩”與“史”聯系起來，不可謂不巧妙。但提出一個理論，不能只憑借一個文字游戲，更需要具體地論證。雖然吳喬的論證還很不充分，但他卻開啟了一個對于杜詩“詩史”說理論合法性的討論。但十分可惜的是，吳喬這一重要的論述并沒有引起后世的足夠重視，此說之后，再無反響。

其次，楊慎總體上是認可杜詩的藝術成就的，但他并不認可用“詩史”作為杜詩的整體性評價或是對杜詩中值得效法的優秀品質的評價。楊慎認為“詩史”只適用于杜詩中“直陳時事”的那一部分詩歌，并且這些詩歌的藝術水準并不高，是杜詩中的“下乘末腳”。楊慎在此段論述中，用對舉的方式將杜詩與詩經相比較，其中列舉了大量歷來被譽為“詩史”的著名詩篇（《麗人行》、《白帝》、《垂老別》）中的詩句，批評杜詩中“直陳時事”之詩。

后來的黃生和嚴廷中也認同杜詩之優并不在“詩史”，“詩史”不應成為杜詩藝術成就的代名詞。清黃生《杜詩說》評杜甫《江月》詩云：“蓋即男女之情，喻君臣之義，并前半所謂‘思殺人、‘一沾巾者，皆有著落矣。公之攀屈、宋而親風雅者，實在于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顰效而膏溉者！若宋頭巾不知公為風騷繼緒之大宗，而徒號曰‘詩史、‘詩史云爾，宜詩統至宋而絕也?！盵40]清嚴廷中《藥欄詩話》云：“竊有鄙見，以為工部之詩，壞于宋人之詩話，因之以誤后人。蓋宋人尊之過甚，往往附會穿鑿。引某字曰：此淵源于某書也，引某句曰：此一代之史筆。工部詩誠高矣，而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且工部當日下筆時，又何必字字皆書，句句皆史，如此其不憚煩？遂至后人，不體此意，不學其沉雄闊大，而學其字字皆書；不學其忠厚纏綿，而學其句句皆史。幾至堆砌，直率而不自知?！盵41]

而楊慎認為“直陳時事”的詩歌乃杜詩中的“下乘末腳”則引起的較大爭議。楊慎對于以敘事為主的杜詩過分的貶低引起王世貞等人的批評辯駁。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楊用修……其言甚辯而核，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对姟饭逃匈x，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曰‘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何如貶剝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盵42]清阮葵生《茶馀客話》云：“此段議論，最破俗儒之見，可為近代詩人痛下針砭。然詩固貴含蓄，而亦有宜于敷陳切言者，《三百篇》中，如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豺虎不受，投畀有昊，‘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赭赫宗周，褒氏滅之，‘伊誰云從，惟暴之云，皆以痛絕為快，古人不病其盡?！盵43]王世貞和阮葵生二人觀點基本一致，認為杜詩“直陳時事”繼承的乃是中國傳統詩歌敷陳其事的“賦”法，楊慎以作詩之手法定杜詩之優劣未免過于武斷。其實，作詩之人本有權選擇用或不用、用哪些、以及具體如何運用詩歌創作手法，并可以根據創作主體的審美趣味創作具有個人風格的詩歌。創作手法與作品風格本身并無高低之分，只有具體的藝術作品才有高下之別。因此，楊慎以創作手法和藝術風格作為判斷杜詩優劣之標準暴露了其對藝術創作規律認識的局限。

由于楊慎全面否定了杜甫的敘事詩，且其論證“直陳時事”的杜詩所用評價標準和論證方法（選擇性例證）的偏頗，致使后世崇杜論者不論在情感上還是理性上都無法接受楊慎的觀點，將其完全否定，而未對楊慎觀點中可取之處予以反思和吸收。直至當代，對杜詩“詩史”說的主流看法依然是：“詩史”乃對杜詩（或記載“安史之亂”之杜詩）的贊譽。楊慎所提出的杜詩（尤其是杜詩中的敘事詩）的不足之處，卻幾乎被完全埋沒。在杜詩“詩史”說批評史上，接續楊慎，敢于對杜詩提出挑剔的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

同樣認為部分以敘事為主的杜詩存在問題，相較于楊慎偏頗的評價標準和論證方式，王夫之對于杜詩的分析及對于“詩史”之認識都更加中肯和深刻。

王夫之《古詩評選》評《上山采蘼蕪》云：

詩有敘事敘語者，較史猶不易。史才故以集括生色，而從實著筆自易。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此所以“上山采蘼蕪”一詩所以妙奪天工也。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于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于史有余，于詩不足。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憫者。[44]

此論實在精彩！在楊慎正面揭示“詩史”這一概念中“詩”與“史”本質之別后，王夫之進一步對于許多論者認為的所謂“詩”與“史”的“聯系”（即敘事敘語）加以論述。同樣是對事件和語言的敘述，詩歌創作和歷史記錄對其處理的方法，追求的效果以及評價的標準都是截然不同的。詩歌敘事敘語不用詩法卻用史法，結果只能適得其反。王夫之此論自楊慎發展而來又更進一步，對“詩史”概念的合法性質疑可謂透徹有力。并且，王夫之認為向來被譽為杜詩“詩史”代表作的《石壕吏》“于史有余，于詩不足”，這八字論斷較楊慎所論，實高一籌。其一，楊慎將《詩經》與杜詩相較，其以對創作手法與作品風格的個人取向作為評價標準，失于偏頗；而王夫之則將“詩”與“史”相比較，以詩歌創作的藝術標準作為評價標準，不可謂不恰切。其二，楊慎率意有余，審慎不足，將杜詩所有敘事類作品全部否定，論定其為“下乘末腳”，失于武斷；而王夫之則就詩論詩，指出《石壕吏》一詩在敘事敘語方面處理失度，影響了詩歌的效果和美感，不可謂不中肯。王夫之既對杜詩“詩史”說其中之理路有透徹之觀察，又對杜詩具體作品有適度之批評，在古代杜詩“詩史”說批評史上確可稱翹楚。

四

清理整個古代杜詩“詩史”說的批評史，杜詩“詩史”說的接受似乎陷入了一個困境：在數百年的爭論中，人們越來越接近正確的認識，與此同時，又越來越遠離正確的認識。

任何理論的提出都有其時代之局限。然而宋人以及宋代之后的批評家將杜詩奉為圭臬，在面對杜詩“詩史”說，一不檢討“詩史”之說是否成立，二不檢討“詩史”之評是否合乎杜詩實際，而直接將其作為對杜詩之贊譽接受下來，并不斷從各種角度進行闡釋并“豐富”杜詩“詩史”說。盡管這一先天存在著理論缺陷的概念在它出現近千年后，王夫之提出了最為透辟而中肯的評價，但這一批評在王夫之身后卻鮮有反響。對杜甫和杜詩尊崇如此，使杜詩“詩史”說這一負有理論局限和時代局限雙重“原罪”的概念橫跨千年直至今日而被廣泛接受，是值得檢討和反思的。

杜詩“詩史”說的批評史和接受史向我們展示的已不僅僅是時代的局限，也不是學識的局限，而是思維與文化的局限。杜詩“詩史”僅僅是一個事實判斷，即杜詩的確有許多記載其個人活動和歷史事件的內容，但從杜詩“詩史”說提出至今，絕大多數論者都將其作為一個肯定杜詩成就的價值判斷接受下來。這一方面是由于自宋之后的崇杜之風所致，更重要的是，中國古典詩歌批評的確存在著多能取其一端，鮮有全面分析的特點。這一特點有其優勢，亦有弊端，但無論優勢還是弊端都要作具體分析，而不應籠統概括。就杜詩“詩史”說而言，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混淆實際上是對杜詩的一種“遮蔽”。杜甫既為“詩圣”，其必然于詩歌創作有極高成就。但“詩史”這一既不能反應杜詩主要特點，更不能反應杜詩成就，甚至還存在諸多局限的評價，幾乎成為杜詩批評史上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定評。其對于杜詩的藝術評賞、創作學習和學術研究的豐富、多元和深入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時至今日，許多學者的杜詩研究仍然囿于“詩史”視域，在面對老杜具體的詩作時，其解讀分析幾乎完全以真實反映杜甫個人真實經歷和歷史真實來籠統概括，這樣不得要領、千篇一律的分析解讀完全是無效的。倘若杜詩妙處僅在“詩史”，詩歌史上不知又有多少“詩圣”，老杜又何以能獨標千古？因此，擺脫“詩史”視域“遮蔽”的杜詩研究實乃當前杜詩研究的重要方向。

從接受心理上看，權威和主流的觀點往往更易被接受。當杜詩“詩史”說被宋人經數百年論定、坐實之后，后代詩評家只需要乘著這一“約定俗成”的思維慣性，將他人觀點從自己口中道出，便完成了自己接受與闡釋的歷史使命。論者在完成這一“歷史動作”的同時，也將那些對任何觀點抱有懷疑和警惕的論者及其觀點遮蔽。我們今人要做的正是擺脫這些“約定俗成”的束縛，推進學術不斷向前。當然，假設不妨大膽，求證必須小心。杜詩“詩史”說還有許多可繼續發掘的價值，對這一概念和命題的闡釋可以無限豐富，但必須經得起理論和實踐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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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文格）

Abstract：The Poetic History of Dus poetry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t was originally referred to Du Fus poems recording the social unrest in Anshi Rebellion and Du Fus discrete life. Meng Qi believed that all of Du Fus poems had the character of reflecting history. And all of the recorded events in Du Fus poetry were real. However the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nclu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Some people affirm it while some deny it. Supporters explain it from all angles， but they were unable to address its theoretical shortcomings. Although opponents put forward a strong challenge from all aspects， supporters still account for the majority.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y of reflection on the limitation of thought and cultural limitation.

Key words：Du Fus poetry； poetic history； history of reception； interpretation； pond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