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再現與現實的沉思
——評話劇《從湘江到遵義》

汪守德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話劇團聯合成都市委宣傳部，創作排演了一部以長征為題材的話劇新作《從湘江到遵義》。毋庸諱言，表現長征題材由于其史實之著名、選擇之艱難，對創作者無疑是一次極為嚴峻的挑戰與考驗。相信是在確定好大的框架結構的前提下，為了使這部戲具備更充足的精氣與血肉，編劇李寶群、王宏、肖力，導演宮曉東等一行數人便開啟了重走長征路之旅，從湘江向遵義也許是等距離地進入歷史深處去實地采訪，去感受歷史和觸發靈感。截取這段歷史來表現偉大的長征，無疑是選擇了最為慘烈揪心、生死難料，而又乾坤倒轉、柳暗花明的段落，可謂是匠心別具、著墨精準的正確之舉。

對這樣一段為人們所耳熟能詳、已知結局的歷史大戲，即便是直呈其事和濃墨重彩地再現其完整過程，也可能是笨拙的和并不討巧的。怎樣對其進行藝術化的再現，并從現實的視角對其做出精深而具有當下寓意的沉思，進而在對這一題材進行情感性、詩意性的濃縮、提煉和強化的基礎上，加以更富深度的主題開掘與藝術表現，以及著力在戲劇的整個樣態上做文章、用心思，從而達到刷新和升華觀眾對于這段歷史感受與認知的目的，這一切都使創作者在藝術創造過程中，既可能飽嘗創造的艱辛與苦惱，也可能處于成功的喜悅不斷襲來的興奮之中。

從劇名就已決定了劇情所要表達的根本走向，其戲劇主線就是描寫處于絕境與迷局中的紅軍，怎樣恢復和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重大問題。大幕一拉開便是“血紅的湘江”以強烈的視覺沖擊，開門見山、先聲奪人地把歷史在那個瞬間曾經發生的慘烈犧牲的場面，直接地切入與呈現在今天的戲劇舞臺上，給人以目不忍視、透不過氣來的強烈震撼。這是一個因錯誤思想指導和戰略失誤而導致的無謂而巨大的犧牲，使整個中國革命都處在困頓、焦灼、失敗的最大危機之中。而尸橫遍野、死傷枕籍的敗績，則又使革命孕育著巨大的轉機，即呼喚毛澤東正確指揮的回歸，尋覓革命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即臺詞所響亮地喊出的“這是一條血染紅、命鋪成的救國之路，尋找真理之路”。對此我們可以認為，劇作的意義和著眼點或許不僅在于講述和重新演繹歷史，更在于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在這一嚴重的危機之下，認識到“形勢瞬息萬變，我們不能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不能死板教條地聽從共產國際的指令，而應當念好中國革命的這本經，表明其思想逐漸走向清醒、現實和成熟。

所謂敘述體的話劇，反映了《從湘江到遵義》的構劇特點，是劇作根據這一題材所固有的特點所采用的恰當形式。也就是說，參與演出的所有演員都具有雙重功能，即既作為敘述者完成對于事件的敘述，也作為劇中的角色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重要歷史人物自報家門式的出場，就是這種敘述體話劇的一種手法，處于具有強烈歷史氛圍的場景中的各個人物，觀眾要加以快速而清晰地分辨無疑是有一定難度的，自報家門所完成的既是一種辨認與定位，也是人物內心的一種傾訴與告白。對青年觀眾和部隊官兵來說，也能起到普及歷史與人物知識的作用。而在劇情的整個推進過程中，這種敘述的手法都在不斷地被運用，使得劇情的起承轉合顯得特別清晰流暢。特別是劇作設置了人物之間大量而激烈的辯論與爭吵，那一歷史時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每個人物都在發聲，這實際上形成的是這些人物在思想上和性格上一次次特別激烈的交鋒和較量。劇中人物政論式的激辯是該劇的一大看點，其思想性、戲劇性也正體現和包含在這種極具鋒芒的激辯當中。這種激辯不僅表明尋路的艱難，也反映出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人血性與肝膽，更證明遵義會議的召開不只意味著領導權的更迭，而是精神境界、思想認識的提升和蛻變。劇作通過雄辯有力的論爭與鐵寫的事實，揭示出的是在重大歷史關頭所做出的驚心動魄的偉大抉擇。

從這個意義上講，敘述體話劇這一形式的運用，因為題材本身需要敘述的內容和所要表達的思想，需要巨大而充足的戲劇空間，這就給了劇作名正言順的理由。但并非劇作的主旨與內涵都是說出來的，而是將敘述與細節相結合、寫實與寫意相結合、慘烈場景與詩意呈現相結合，這一切又是交叉著向前推進的。其所產生的藝術效果是，劇情看似以自然時序來展開，實則是通過人物思想的交鋒而實現意見統一的邏輯過程，反映出歷史在那個時刻所做出的正確選擇及其必然性，反映出人們的精神與情緒怎樣由困頓糾結走向醒豁明朗，仿佛有耀眼的光亮在沉重的黑暗中漸漸出現并照徹宇宙。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歷史人物的輪廓和剪影、血肉和性格，是灼熱的青春律動和靈魂脈動，從而使我們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中，觸摸到的是那一歷史時期的政治風俗畫，是包括革命領袖和底層士兵及普通民眾的情感與心性。

劇作對毛澤東這個人物的塑造，當然是劇作最為著力的。既把他當做扭轉乾坤的巨人來寫，他通過理性而耐心的說服，讓他的同志逐漸接受他的主張，使這只風波險惡中搖搖欲墜的革命航船終于矯正了航向；同時也把他當成活生生、悲天憫人、內心豐富的人物來寫，在他的眼中，“湘江，江山浴血，血雨江天，這江，這山，這天空，飄蕩著萬千烈士的英魂呀……1927年，我們也經歷了這樣的慘敗，蔣介石舉起屠刀，共產黨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有人絕望了退黨了，可真正的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被征服，我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身上的血跡，埋葬好同伴的尸體，靠著我們心中的信仰繼續戰斗……真想瑞金啊，瑞金有個彭大娘，三個孩子都在紅軍里，出發前，她讓我寫了兩個字：回來！當時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后來他們告訴我，她把那兩個字繡在鞋墊上，送給了三個孩子……無論走到哪里，我都會記著大娘繡的那兩個字：回來”……劇作的抒情性就包含在毛澤東的這種慷慨悲壯、情意綿長的獨白當中。

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的刻畫，是通過他們這種在絕境中的責任擔當、不甘沉淪與精神追求來透視的，從而展現了他們所具有的堅不可摧的理想與信念、意志與品質，從而在舞臺上站起一組各具光彩、性格鮮明的群像。他們因傳統文化的哺育而有著深厚底蘊，又為現代革命理念所感召而其志彌堅，并以九死未悔的不屈精神完成著起死回生、激動人心的歷史創造，集體地書寫出偉大而輝煌的篇章。于是才有了遵義會議這個歷史性節點，使我們黨和軍隊從一路慘敗的谷底上升到看到曙光，一直走到勝利的今天。在劇作中遵義會議理應是重場戲，“等待那個大家盼了很久的會”“等待一個改變紅軍命運的會……”但創作者采取了虛寫的手法，將遵義會議的結局和精神，都體現在了第五幕的人物的敘述當中，側重展示遵義會議的精神狀態上，這無疑既是大膽之舉，也是高明之舉。劇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好像因為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而經歷了一次自我蛻變與升華的精神洗滌，也進而使劇作顯示出更大的精神與藝術格局，更與當下思想與精神進行的一種更加靈活、有很大指向性的對接，這也許是劇作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從某種意義上講，《從湘江到遵義》既是一次歷史的再現，也是一次現實的沉思。其所體現的是歷史意識和現代意識，也是藝術意識和創新意識，在歷史中完成藝術的創造，在藝術中體現現實的思考，從而使這樣一部劇作成為具有黃鐘大呂般史詩品格的作品。我們注意到那些在長征途中壯烈犧牲了的陳樹湘等英雄人物，在劇作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情感分量，這不僅是對這些犧牲了的先烈們的緬懷與祭奠，也是對戰爭中生命個體的眷顧與珍視，有著強烈的生命觀照與歷史反思的動機蘊含其中。同時，劇作對底層人物的表現也有著極其深刻的用意。劇作揭示彭母及其子女大虎、二牛、水妹子一去不回、義無反顧的壯烈行為，在他們看來，“蘇維埃真是好啊，那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政府，窮苦百姓當家做主，腰桿挺得直直的，頭抬得高高的，那才叫活人，那才是人過的日子”。這種心向革命、不畏犧牲的堅定與決絕，說明了革命給這些底層人民帶來了切實利益，而使其無怨無悔地獻身革命的根本緣由。同時，扁擔叔等支前民夫在危機來臨之時曾一度產生離隊的念頭，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留了下來與革命同行，劇作通過扁擔叔背負著的是蘇維埃政府大印，而他們意識到正是這些大印給其土地證蓋章，才使他們擁有了土地與房屋這一獨特細節，既反映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的本質，也揭示工農為什么擁護紅軍的根本原因。這些均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底層士兵與廣大民眾在那一特定歷史情境之下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而劇作從歷史的那一端向著今天進發，借人物之口發出 “我們當年的那些夢想實現了嗎”“還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需要有人站出來時還有人站出來嗎”這一連串的追問，可謂振聾發聵、發人深省。這正是劇作最為值得稱贊之處，即它不是停留于再現與演繹宏闊而驚心的歷史，而是通過再次闡釋長征中這段眾所周知的悲壯歷史，引發人們對于今天的思考與警示，進而深化這一題材的寓意與主旨，體現出了頗具膽識、彌足珍貴的當下意義。

與這一題材相稱的是必須有其蒼涼厚重的戲劇氛圍，令人震撼的灰暗調子的舞臺呈現營造出了貼近真實的戰爭氣氛。舞臺上懸掛著衣物碎片的交叉線，既象征著前路的重重阻隔，又象征著戰斗的極度慘烈。人物的造型、服裝和化裝以及舞美、道具、燈光設計等，都竭力體現出了強烈的戰爭和歷史質感。伴隨劇情展開而使用的紅軍時期歌曲的淺唱低吟，更加烘托出特定歷史情境中的情緒與氛圍。趙旭、劉勁、梅麗萍、劉大為、曾泳醍、洪濤、王玉孝等聯袂出演，使之又成為一部演員陣容頗為強大、實力派展現演技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