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監督下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

孫繼輝　職琳斕

【摘 要】 隨著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現象的日益增多，管理層利用財務重述粉飾財務報表的行為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財務重述是對歷史財務報告中前期差錯進行更正及披露的一種事后補救行為，而媒體監督可緩解信息不對稱，并減少財務重述現象的發生。在以往專家學者研究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影響的基礎上，加入媒體監督這一外部要素，分析在媒體監督的抑制性作用下，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影響的傳導機制。以2013—2015年滬深兩市發生財務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進行相關性檢驗和回歸分析得出，媒體監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財務重述的正相關性關系和管理層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的負相關性關系，但對管理層所有權權力的抑制性效果不明顯。

【關鍵詞】 媒體監督； 管理層權力； 財務重述； 會計差錯

【中圖分類號】 F27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7）17-0095-04

一、引言

隨著我國新聞媒體的不斷發展，媒體輿論對公眾思維的導向作用也進一步加強。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可以通過監督企業非公開操縱行為影響企業聲譽，進而顯著減少財務報告重述行為[1]。上市公司通過發布補充或更正公告進行財務重述時，反映了該公司的治理機制存在問題，這將會影響投資者對其財務信息的信任程度。而公司管理層作為財務報告的編制者，對財務報告的差錯負直接責任?；凇靶畔⒉粚ΨQ理論”，上市公司管理層容易產生逆向選擇風險，公司管理層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操控利潤、掩蓋真實財務信息而增加財務重述的可能性[2]。因此，討論媒體監督下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具有現實意義。

新聞媒體在提高信息質量，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同時，也會通過一些負面報道影響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層的聲譽，進而約束管理層的違規行為。本文通過進行相關性檢驗和回歸分析得出，媒體監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財務重述的正相關性關系和管理層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的負相關性關系，但對管理層所有權權力的抑制性效果不明顯。

本文創新點主要體現在：在以往專家學者對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研究的基礎上，加入媒體監督這一外部因素，利用相關性分析和建立模型等方法探究媒體監督是否能夠抑制管理層權力對上市公司財務重述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參考Finkelstein（1992）和黎文靖（2009）的文獻，本文將管理層權力分為結構性權力、所有權權力和聲譽權力，并分別用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股權集中程度和管理層離職率進行衡量。其中，由于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時期，多數國有上市公司所有權較集中，管理層與大股東關系密切，造成大股東擁有高度的控制權，加之管理層的股權激勵措施在我國實施并不廣泛，管理層持股比例較低，因此將股權集中程度作為度量管理層所有權權力的代理指標。由于管理層離職后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較為困難，管理人員很少輕易離職[3]。加之在研究激進會計問題方面，Desai將管理層變更作為聲譽受損的代表變量，筆者認為離職是對管理層極為嚴重的處罰，因此把管理層離職作為管理層聲譽權力的代理變量。

（一）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

在管理層結構性權力方面，董事長和CEO代表不同的利益群體，若兩職合一則會使其牢牢控制公司的決策經營權，CEO很難基于管理層的有限理性不做出自利行為。同時，董事會的監督功能將在董事長和CEO兩職合一時降低[4]，當發布不當信息時，將增大財務重述的可能性。在管理層所有權權力方面，當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較高時，大股東只需支付較低的成本便能獨享較高的控制權私有收益，此時在私人利益的驅動下容易誘導管理層通過財務重述粉飾公司業績，侵吞小股東和散戶利益[5]。在管理層聲譽權力方面，由于管理層是企業會計報告的直接負責人，當企業發生財務重述時，企業投資者會將矛頭直指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可能會選擇離職來減少重述給公司帶來的影響，因此管理層離職與上市公司財務重述呈正相關性[6]。由此提出假設1。

H1：管理層結構性權力、所有權權力與上市公司財務重述呈正相關關系；而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呈負相關關系。

（二）媒體監督下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

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環境和法律環境尚不完善。在此背景下，媒體作為一種重要的外部監督機制，對監督管理層權力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首先，管理層在兩職合一的情況下，由于管理層結構性權力過大而引發財務重述現象，媒體報道在吸引公眾關注的同時，也將引起政府監管部門的注意。政府監管機構通過掌握媒體報道信息對上市公司展開調查，有利于糾正管理層的違規行為[7]。其次，如今媒體的傳播范圍更廣、速度更快、影響力更大，能夠幫助投資者搜集到更豐富、更具實效性的信息，從而減少由于管理層所有權權力過大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性，增加信息透明度，減少財務重述發生的可能性[8]。最后，隨著新媒體的飛速發展，媒體輿論對管理層違規行為的披露將發揮巨大的作用，管理層迫于對自己聲譽的維護，可能會規范自己的行為，減少出于自利行為而產生的財務重述[9]。因此提出假設2。

H2：媒體監督將降低管理層結構性權力、所有權權力與財務重述呈正相關關系的可能性；同時，將降低管理層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呈負相關關系的可能性。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由于媒體影響具有滯后性，筆者主要搜集了2013—2015年我國A股在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數據。在樣本的選取上，首先，將因發生企業并購或由于會計政策的變更等原因而發生重述的公司進行剔除，本文主要是對以前年度發生的重大會計過錯在當期進行修改的上市公司進行統計分析；其次，由于行業差異過大，將剔除銀行、保險、等金融類企業以及房地產企業；最后，剔除在2013—2015年期間退市或是ST、*ST上市公司以及財務信息數據不全或是異常的上市公司。經過篩選和分類，主要選取了128家在2013—2015年在滬深上市的A股公司，并根據Agrawal的方法選取了128家配對樣本公司。本文通過CSMAR數據庫查找相關公司數據，選取的樣本公司與重述公司在同一會計年度、處于同一行業且總資產規模相似；通過巨潮網和新浪財經網等手工查找樣本公司的年度報表以及更正聲明，記錄本文所需變量，并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 17.0和Excel 2007軟件進行數據分析。endprint

本文的媒體關注數據取自CNKI全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參考李培功等的做法，本文選擇8份最具影響力的全國性財經報紙作為報道的來源，分別是《中國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中國經營報》《經濟觀察報》《21世紀經濟報道》《第一財經日報》，為減少數據遺漏，分別使用“標題查詢”和“主題查詢”對樣本公司的全稱及簡稱進行搜索。

（二）變量定義

具體的變量定義如表1，其中因財務重述引起的管理層離職具有滯后性，筆者將管理層離職時間定義為財務重述公告日前6個月和公告日后12個月。

（三）建立回歸模型

四、實證分析

（一）相關變量描述性分析

由表2可見，現階段我國新聞媒體對上市公司的監督力度較大，但負面報道的平均值不及媒體報道總數平均值的1/3。其中重述公司和非重述公司被媒體報道的總量區別不大，但負面報道數量差異較大。這表明在相同的新聞媒體關注度下，非財務重述公司受到更多的負面報道。在管理層結構性權力方面，大部分公司實行兩職分離，董事會能有效監督管理層，但重述公司兩職合一的現象較多，這表明其管理層擁有較大結構性權力。在所有權權力方面，重述公司的股權集中度也略微偏高，大股東的控制權較大，增加了大股東出于自利目的而操縱粉飾財務報告的可能性。在聲譽權力方面，重述公司的管理層在報告期前后離任的較多，這可能是由于管理層為減少重述給公司帶來的負面影響而選擇離任。

（二）變量間的相關性檢驗

從表3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結構性權力與財務重述在0.0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所有權權力與財務重述在0.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媒體的負面報道對公司進行財務重述有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媒體報道和媒體負面報道均與財務重述在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由于各相關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都遠遠小于0.8，因此該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問題。

（三）回歸結果分析

由表4的模型1可以看出，Power1和財務重述的相關系數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表明上市公司董事長和CEO兩職合一與財務重述正相關。而由模型2可知，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媒體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1×Media1）與財務重述的相關系數在0.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以及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媒體負面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1×Media2）與財務重述的相關系數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媒體監督尤其是媒體的負面報道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層結構性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

模型1中Power2和財務重述在0.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股權集中度較高的公司更容易發生財務重述。但在模型2中，管理層所有權權力與媒體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2×Media1）以及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媒體負面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2×Media2）與財務重述的相關系數較小，且顯著性不強，這表明媒體監督對降低管理層所有權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效果不明顯。

同理可證，模型1中Power3和財務重述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管理層離職的上市公司更容易發生財務重述。模型2中管理層聲譽權力與媒體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3×Media1）與財務重述在0.05的水平上顯著相關，管理層聲譽權力與媒體負面報道的交叉變量（Power3×Media2）與財務重述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表明媒體監督能有效降低管理層聲譽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

因此，假設1得證，在假設2中，媒體監督能有效抑制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財務重述的正相關性關系，以及管理層聲譽權力與財務重述的負相關性關系，但對管理層所有權權力與財務重述呈正相關性關系的抑制性效果不明顯。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滬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研究媒體監督下管理層權力對財務重述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得出：（1）媒體監督將降低管理層結構性權力與公司財務重述呈正相關關系的可能性。媒體通過其社會輿論導向作用，加強上市公司信息公開透明度，同時引發政府介入，對管理層的不法行為進行處置，約束由于兩職合一下管理層權力過大而引發不當的財務重述行為。（2）媒體監督對管理層所有權權力的影響較小，這可能是由于我國國民經濟還處于轉型時期，公司治理制度還不健全，政府干預也對媒體報道產生一定影響。因此規范新聞媒體行為，減少行政干預，健全法律制度，有利于為媒體監督創造更好的環境，降低管理層因自利行為而進行的財務重述。（3）媒體監督將降低管理層聲譽權力與公司財務重述呈正相關關系的可能性。當媒體出現對上市公司進行財務重述的負面報道時，管理層出于對公司發展和自身職業規劃的考慮，將調整和規范自身行為，從而降低重述事件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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