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涿鹿故城新發現的鹿紋和人面紋瓦當

邵會秋 魏東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涿鹿故城（黃帝城）遺址位于河北省涿鹿縣礬山鎮三堡村北，地處涿鹿縣礬山盆地中。遺址平面為不規則四邊形，南北長500余、東西寬450～500米，城址周圍存有高低不等的城墻。2014年7月至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和涿鹿縣文物局對該遺址進行了聯合發掘，出土了比較豐富的遺物[1]。遺物中包含了一定數量的瓦當等建筑構件，其中以鹿紋和人面紋瓦當最具特色。

1.鹿紋瓦當 共發現6件，依據外形差異可分為A和B兩個類型。

A型 半圓瓦當，5件，形制和圖案均相同，泥質灰陶，紋飾為一只奔跑回首的鹿，在鹿頭右側似乎有一個雙腿叉開站立的人。

標本2014HZHT2009③：4，保存完整，鹿頭部有火燒的痕跡。直徑約18厘米（圖一，1；圖二）；

標本2014HZHT2001③：4，殘，鹿紋僅保存上半部，和一小部分人的形象。殘長13.5厘米（圖一，2；圖三）；

標本2014HZHT2002③：6，殘，已不見瓦當圓邊，但大部分鹿紋均保存。殘長10.5厘米（圖一，3；圖四）；

標本2014HZHT2003③：2，瓦當圓邊已完全殘損，僅保留鹿紋的前半部和人的下半身。殘長10厘米（圖一，4；圖五）；

標本2014HZHT2008②：7，瓦當圓邊完全殘損，亦保留鹿紋的前半部和人的下半身。殘長10.7厘米（圖一，5；圖六）。

B型圓瓦當，僅發現1件，標本2014HZH T2002③：5，泥質灰陶，殘存約四分之一，瓦當上有奔跑的回首鹿紋飾，中心可能有圓圈裝飾。殘存最大徑約9厘米（圖一，6；圖七）。

2.人面紋瓦當，共發現3件，圓瓦當，圖案基本一致，呈現的是人面笑臉的形象，眉眼深邃，雙目突出，炯炯有神，圓錐狀鼻子，鼻孔下有兩條短線與嘴部相連，嘴部張開，嘴邊上下均由兩條雙短線胡須。

標本2014HZHT2005③：10，保存完整。直徑19.5厘米（圖八，1；圖九）；

圖一 涿鹿故城出土的鹿紋半瓦當

圖二 鹿紋瓦當（2014HZHT2009③:4）

圖三 鹿紋瓦當（2014HZHT2001③:4）

圖四 鹿紋瓦當（2014HZHT2002③:6）

圖五 鹿紋瓦當（2014HZHT2003③:2）

圖六 鹿紋瓦當（2014HZHT2008②:7）

圖七 鹿紋瓦當（2014HZHT2002③:5）

標本2014HZHT2004③：1，保存完整。直徑15.5厘米（圖八，2；圖一〇）；

標本2014HZHT2010③：8，殘，僅保存人面下半部嘴和胡須部分。直徑約15.3厘米（圖八，3；圖一一）。

涿鹿故城新發現的9件鹿紋和人面紋瓦當均為2014年發掘的出土器物，有明確的地層，除1件出自第2層外，其余均出自遺址第3層。因此涿鹿故城的使用年代對于判定這些瓦當的年代至關重要。

涿鹿故城，又被人稱為黃帝城，在90年代初曾進行過考古調查，在城內采集的包括布幣、刀幣、半兩和五銖錢等遺物均屬于戰國和漢時期，因此調查者認為涿鹿故城（黃帝城）“年代在戰國、漢時期，東漢以后廢棄”[2]。我們2014年的發掘與調查的情況大致相似，出土的包括五銖、半兩和貨泉銅錢，云紋瓦當和少量刻有“年”“富”等字的瓦當殘片等，大部分遺物都屬于秦漢時期，晚于漢代的遺物數量非常少，僅有少量的遼代瓷片和清代的銅錢等?？紤]到出土的部分戰國時期陶片，涿鹿故城的主要使用年代可能在戰國到漢時期，2014年發掘的第2層和3層也均屬于這個時代范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城墻的解剖時，在城墻墻基下發現了一座灰坑，灰坑內動物骨骼所測碳十四年代相當于春秋時期，這表明涿鹿故城在建造之前，遺址范圍內已經有人居住，但城內的早期遺存基本被戰國到漢代人群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破壞。從上述情況看，此次新發現的鹿紋和人面紋瓦當年代也在戰國到漢代。

圖八 涿鹿故城出土的人面紋瓦當

圖九 人面紋瓦當（2014HZHT2005③:10）

圖一〇 人面紋瓦當（2014HZHT2004③:1）

圖一一 人面紋瓦當（2014HZHT2010③:8）

涿鹿故城發現的鹿紋瓦當多為半瓦當，回首奔鹿紋圖像生氣盎然，鹿頭右側的站立的人的形象面部刻畫較細。從發表的資料看，目前尚未發現與之相同的瓦當。在陜西戰國秦雍城遺址發現的鹿紋瓦當也有鹿奔跑和回首等圖案，但均為圓瓦當，而且都有明顯的鹿角，也不見人物的形象。有學者研究，這種單體當面無格瓦當年代在戰國前期和戰國中期[3、4]。

其他地區發現的單體動物紋半圓瓦當數量不多，在戰國平山靈壽城、渤海灣東周遺址和山東章丘平陵遺址曾有出土[5]，雖同為單體動物紋，其圖案與涿鹿古城的鹿紋瓦當風格差異非常明顯，很難與之聯系在一起。

因此，涿鹿故城出土的鹿紋瓦當尚無明確的來源，但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相關的線索。首先，涿鹿這一古代地名中就有“鹿”字，《水經注》載：“涿水出涿鹿山，世謂張公泉（今阪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6]?，F在雖然還無法確定涿鹿與涿鹿山的關系，但從涿鹿山的稱呼看，極有可能山上有大量的鹿等野生動物，而且這里離燕山和壩上草原距離也很近，這似乎表明對于涿鹿故城古代人群來說，鹿這種動物非常常見，與大量的野生動物的頻繁接觸是可能其藝術創造的來源之一。另外，涿鹿地區在東周時期是中國北方文化的分布區，而動物紋裝飾是中國北方地區青銅文化最為典型的特征之一，在春秋中期到戰國早期，河北北部和北京地區分布著發達的玉皇廟文化[7]，該文化中動物紋裝飾藝術異常發達，在北京軍都山玉皇廟墓地出土了大量的動物紋飾牌，其中就包括造型優美的鹿紋裝飾[8]，最近出版的延慶胡家營遺址發掘報告顯示，玉皇廟文化人群在戰國中期以后逐漸融入燕文化中[9]。因此，涿鹿故城居民中極有可能融入了部分玉皇廟文化為代表的北方人群，鹿紋瓦當人與鹿的圖案顯然是北方人群工匠的藝術風格。

涿鹿故城出土的人面紋瓦當均為圓瓦當，人面造型寫實性與夸張性融于一體，也十分有特色。有學者認為人面紋瓦當具有鎮火去災，壓勝辟邪的含義[10]。目前發現的人面紋瓦當最早見于戰國時期，但先秦時期人面紋瓦都是半圓瓦當，多為抽象的圖案，來源于獸面紋瓦當，具象人面紋瓦當非常罕見[11]。戰國時期的齊臨淄城，燕下都遺址雖有發現[12]，但風格與涿鹿故城的人面紋瓦當差別很大。人面紋圓瓦當出現的時間要晚一些，而且分布非常集中，主要出土于六朝時期的南京地區，數量多，種類豐富。根據已有的研究，這些瓦當年代大致從孫吳到西晉時期[13]。雖然南京六朝時期的人面紋瓦當數量和種類都很豐富，但圖案線條比較復雜，沒有與涿鹿故城人面紋瓦當形制一致的，而且年代也要晚很多。除了南京地區外，其他地區的這種早期人面紋圓瓦當發現數量極少，在山東章丘市東平陵故城出土1件，圓形眼、柱狀鼻，長弧形眉交于鼻梁上方，倒V字形短線代替嘴，嘴角四條胡須，直徑17.5厘米，屬于西漢時期[14]。這件瓦當與涿鹿故城人面紋瓦當風格有些相似，線條都非常簡單，而且都有四條胡須，但二者的嘴、眉毛和眼睛差別明顯，而且涿鹿故城的人面紋圓瓦當四條胡須均為雙短線，這一點也與山東的這件瓦當不同。

從上面的分析看，漢代以前的人面紋瓦當均為半圓瓦當，風格迥異，很難將它們與涿鹿故城的人面紋瓦當聯系起來。而山東地區出土的這件人面紋圓瓦當與涿鹿故城的同類器風格有些相似，可能屬于同一時代，但二者的差異也比較明顯，探討二者的來源仍需更多的資料。有學者認為六朝時期南京地區的人面紋瓦當來源可能與山東地區早期瓦當有關[15]，涿鹿故城此次出土的3件人面紋圓瓦當為探討六朝時期南京地區人面紋瓦當的來源提供了新的線索。

[1]2014年涿鹿故城發掘資料正在整理編寫中。

[2]劉建華.張家口地區戰國時期古城址調查發現與研究[J].文物春秋，1993（4）.

[3]劉慶柱.戰國秦漢瓦當研究[C]//漢唐與邊疆考古研究（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4]申云艷.中國古代瓦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同[4]：圖四十七.

[6]酈道元.水經注（第13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80.

[7]滕銘予，張亮.東周時期冀北山地玉皇廟文化的中原文化因素[J].考古學報，2014（4）.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延慶胡家營[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10]王志高，馬濤.論南京大行宮出土的孫吳云紋瓦當和人面紋瓦當[J].文物，2007（1）.

[11]洪梅.先秦時期瓦當中的獸面紋與人面紋[J].東南文化，2008（3）.

[12]王飛峰.漢唐時期東亞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紋瓦為中心[C]//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13]賀云翱.南京出土的六朝人面紋與獸面紋瓦當[J].文物，2003（7）.

[1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中國出土瓦當集錄（齊臨淄卷）[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圖三三三.

[15]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