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感、難度意識與主體精神

盧楨

劉波是荊門人，起先我并不知道，屢次聽他談起在河北的求學經歷以及輾轉京冀多地的媒體從業見聞，而每逢遇到從河北過來的詩人，往往也會以“你認不認識劉波”作為聊天開始的話題，便天然覺得劉波大概是荊軻的老鄉，身上也會有燕趙豪杰的慷慨之氣。他對人實在是發自肺腑的熱情、率真，與他相處久了，還會深刻感受到他對文學的虔敬與迷戀?！对姼柙驴吩鴮⒉ㄗ鬟^專訪，他表示選擇詩歌批評作為主業并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長期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左手讀詩，右手寫詩，并將閱讀時生發的吉光片羽加以記錄，形成他最早的詩歌評論。受業于羅振亞教授門下時，劉波嘗試將所學的“硬知識”與自我審美趣味熔鑄一爐，專注打磨評論者的主體氣質，以有重量感的難度批評為旨歸，沉實而穩步地積蓄力量。作為70后批評的中堅骨干，劉波近幾年在新詩評論領域多點開花，力作頻出，憑借在“第三代”詩歌美學、先鋒詩人的持續性寫作、新世紀詩學精神建構等理論問題上的堅實耕耘，已鍛造出專屬自身的批評話語，其理論探析和感性評論的關系拿捏也日臻成熟，漸入佳境。

一、閱讀者的現場意識

大部分研究者的學術生長點源自博士論文的寫作，甚至毫不夸張地說，博士論文的方向與水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是否可以在學術之路上走得穩健而長遠。劉波的博士論文選題圍繞“第三代”詩學展開，作為繼“朦朧詩”運動之后的又一次先鋒詩潮，“第三代”詩以反崇高、反經典的價值理想和反意象、反優雅的藝術原則，顛覆了前人的思維慣性和抒情傳統，并以取代普通物象的事態化意象、個性鮮明的叛逆抒情者形象、輕松幽默的日?；Z言、松散無序的話語秩序等一系列特性為自我賦格，確立了個性鮮明的詩學特質。其藝術沖擊力和詩學張力誘發諸多學者沉浸其中，學術成果也早已多如牛毛，使得后繼者“見縫插針”的難度不斷增加，既充滿誘惑，又遍布“陷阱”，無疑是一柄雙刃劍。

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的細致梳理，劉波發現學界圍繞“第三代”詩歌的研究大都是從純粹的詩學角度進入，偏于文本細讀和整體風格提煉。他則獨辟蹊徑地將視角切換到對“運動”自身的解析上，從社會、心理、文化等多維角度深入還原詩人們的創作語境，揭示一顆顆“年輕的詩心”在字里行間透射出的困惑與痛感，進而闡明詩人如何通過個性特質殊異的語言，與隱秘而幽深的心靈經驗建立聯絡，并持續關注他們在運動之后的寫作變化和精神轉型。這種研究思路不再將視角單純局限在被文學史鎖定的歷史時段和代表人物身上，而是注意發掘所有與詩相關的文化要素，使“文本”（詩歌語言本體）與“本文”（文學生態環境）統一結合，可謂一次精彩的“再解讀”。正如羅振亞先生的評價：“劉波這本論文的長處就是能夠緊扣‘第三代詩人生存時代熱情奔放、充滿理想主義的特質，將之置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社會學的分析，考察他們的情感與創作心態，還原他們的生活與交往現場，使研究進入了文化批評范疇；尤其注意從多元視角切入‘第三代詩歌運動的現場，既在非詩學層面描述80年代先鋒詩歌的文化形態與內在精神，又在詩學層面對這場詩歌運動的理論尋根溯源，從而彰顯了‘第三代詩歌的文化價值?！?/p>

攻讀博士的日子里，劉波經常在閑談中分享他與楊黎、張小波、朵漁等詩人的交往經歷，為我們艷羨不已。對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來說，現場感和參與體會實在是太寶貴了。好的評論者首先是一個好的讀者，他面對的不是僵死的文本，還包括文本與其時代之間錯綜復雜的膠著關系。評論者需要估測詩人究竟在以什么心態寫詩，他得盡量站在詩人的立場上潛心默察、秉燭發微，洞察寫作者的精神資源，使評論文章變成批評者與文本、讀者與作者、外語境與內語境的對話。由此，與作家的交往和對作家創作生活的熟悉，就成為當代文學特別是詩歌研究的重要路徑。

基于對“第三代”詩人群體心態和生活狀態的了解，劉波找到了自己與詩人們的生命交集。他用詩人的生活史解讀詩歌史，從而揚棄了傳統文學史那種“以經典文本構建歷史”的述史模式。借助他預設的文本旅行，我們得以“親歷”1982年夏天發生在西南師范大學的那次“第三代”詩人的紅色之旅，看到了詩人行遍大江南北的文本流浪，也仿若聽到了李亞偉們那帶有濃重方言的嬉笑怒罵……日常生活誕生了詩意，也張揚了崇尚自由主義的詩歌精神，這樣一種建立在生活之上的、帶有閱讀者溫情體驗的詩觀，既可引領我們迅速走進“第三代”詩歌的本真話語現場，也能讓我們更豐富、立體、全面地理解詩人在他們那個時代所表現出的歷史知覺力和語言創造力。此類旨在返回話語現場的“詩學”與“非詩學”相生的研究方式，敏銳聚焦在詩人凡俗經驗向日常詩性的經驗轉化，極富質地與現場感。同時，時代話語的轉場和詩人寫作的轉型，呈現出的往往是未完成的“在路上”姿態，這啟發劉波反思批評的意義。也許詩歌評論不一定要有一錘定音的結論，恰恰相反，有的時候多留一些疑問，和詩人共同去探討，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批評態度。這些理念為劉波批評理論的話語建構實現了塑形，他在日后研究中所表現出的對詩人生存語境的重視，對詩歌人文精神的關注，對持續性寫作的拿捏，都是這一理論思路的延伸和發展。

二、寫作者的難度意識

在《正當“不惑”的“70”后詩歌批評》一文中，張立群描述劉波的批評具有明顯的“唯新意識”，肯定他“既側重當代詩壇的現象透視，又重視優秀詩歌文本的生成與解讀，前者可參見其新近專著《當代詩壇“刀鋒”透視》，后者可參見其在《星星詩刊·理論版》主持的‘每月詩歌推薦專欄”。的確，追文本、重個體，特別關注個體詩學的精神流變，形成了劉波詩學批評的銳利向度。有些批評者認為詩學研究更適宜由個體現象到群體歸納的整合之路，強調“大文章”意識，因而往往重綜合論而無暇顧及詩人論和作品論。從高校研究者的生存實際出發，這種研究路數確實也更容易入綜合類社科期刊編輯的法眼，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伴隨著詩歌數量的猛增，一些論者很容易揀選適合自己預設理論框架的文本，將之簡單納入及物、日常、神性、底層、鄉土的論說范疇，只見空洞的理論森林，難以述清具體的文本支脈。一篇篇自說白話的文章貌似圓潤，卻回避了實質問題。相較而言，劉波的詩學研究思路則是整體言說與個體跟進同步生長，他尤其善于捕捉那些默默寫詩的個體之精神氣脈，沿著精神的層面為其美學風格賦形。endprint

羅振亞先生曾忠告詩歌史研究者：“詩歌史不僅要客觀真實地記錄歷史，更要對歷史做深度的闡釋和反思。這包括哪些內容可以隨時代的推移而淡化，哪些必須進一步的凸顯，這種歷史的取舍和調整就表現著作者的主體的問題意識?！卑l現不同詩人的語言特質及其經驗流變的可能性，揭示個體化詩學的未來發展前景，正是劉波在《當代詩壇“刀鋒”透視》中力求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以詩歌的思想性為線索，他選取了前朦朧詩到新世紀詩歌中的十八位詩人，其中不乏食指、北島、于堅、伊沙等已被文學史家“定論”的寫作者，也包括活躍于新世紀的孫磊、朵漁、宇向等注重內在氣質打磨的探索者。作者特別凸顯了一個個詩學個體在面向時代現場、回歸自我內心的“轉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焦慮，并將如何“在變化中尋找創新之可能”視作“刀鋒”的精神內核。例如評論北島轉型后的寫作境界時，作者認為他晚近的作品不如早期寫作時銳利，但平和的思索中依然懷有對精致記憶的追求，顯得更為純粹；而西川從寫作《在哈爾蓋仰望星空》到完成《致敬》，在詩學上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即從表象的情感宣泄轉向深度的哲思；再如沈浩波的近期寫作話語從鋒利趨于平和，貫穿其寫作始終的浪漫主義精神與理性遇合，越發走向智慧之詩……諸種“流變”經驗的獲得，需要評論家葆有足夠的耐心，持續跟進作家的生活與創作，在喧囂熱鬧的時代甘于坐“冷板凳”，這既關乎毅力也關乎操守。同時，這些創作主體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更替風格，文本離當下又過于切近，弄不好就容易以偏概全，顧此失彼，影響對“流變”的精準呈現。為此，劉波并沒有用流派或群體的定型觀念“窄化”詩人，而是將個體視為唯一、特殊的精神存在，沉入堅守孤獨的寫作者內心深處，把握他們靈動跳躍的精神信息，為其思維意識和語言流變的內在脈絡建立影像。

個人化寫作風潮的來臨，意味著從個體殊相中提取“共性因子”的難度更巨。身處消費時代，趨新求快的浮躁心態使純粹的精神寫作愈發困難，我記得楊黎寫過一首《我可不可以用我的詩歌才華換一點美好的生活》，自嘲式的詼諧對話戲擬了在這個時代做一名詩人的苦痛，也昭示出在物質繁華的年代，理想主義的文化英雄已然難尋，詩歌與詩人共同滑人尷尬的處境，而那些不為浮華表象所動，依然在“無用”的詩歌中默默堅守的人，那些忠實于內心經驗的潮汐，不為時代主流審美速度所同化的人，正是劉波欣賞并引以為友的同路人。如多多、王小妮、王家新、翟永明、李亞偉等詩人一樣，選擇與詩同在，是信念的見證，也是這個“速榮”乃至“速朽”時代難得的操守。他們的個人化寫作風格盡管殊異，甚至某些理念還存有抵牾，但他們對修辭的實驗態度，對內心力量的持續累積，對整體性精神情境的雕琢塑造，都為當代詩歌的精神流變樹立起積極、健康、典型的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波的“個案研究”是新詩批評從意識形態化到個人詩藝化批評轉型的代表，也是其主動疏遠消費主義精神的文字擔當。一個個詩歌的“個案”，串聯起我們這個時代整體的詩歌發展態勢：寫作者們恢復了基本的感受力，普遍棄置一般層面上的感官抒情，在“困惑”的內驅力下，他們直面時代的現狀，將困惑轉化為詩意，尋求超越自我的深度，展現出開闊的胸襟、雅致的氣量和求真的意志。在劉波看來，這正與他推崇的“難度寫作”觀念相契合。

作為當前理論界的一個熱詞，“難度寫作”體現在如何采用一種非二元對立的視角，平衡道德承擔與美學愉悅之間的關系，這其中隱含著“對自我的超越”和“與時代的銜接”雙重層面的問題，它同樣也是當代詩學的關鍵問題之一?！霸姼璧碾y度在于一種適度的復雜性，它是詩人個體與公共話語的某種反差和錯位，這樣才會出現帶著偶然性的詩意?！敝挥性凇半y度寫作”的觀念燭照下，詩人才有可能完成精神突圍，其作品才會讓讀者產生信任感。而缺乏力量，缺乏現實情懷，忽視難度，正是劉波歸納的當下詩歌“去難度”之后產生的“病象”。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此岸”和詩歌的“意義生產”之間建立經驗聯系，這不但是一個重要的精神命題，而且將決定著這個時代詩歌的意義?！兜朵h》一書中對翟永明、余怒、藍藍、李亞偉等個體的考察，均將“介入現實”的責任感作為解讀其文本詩意的關鍵詞?！罢嬲辛α康脑娨?，不是靠碎片化的時代幻滅感構成，而是一種結實的體系，它由美感、德行、道義和品質所組建”，正如他對朵漁《細雨》的評價，這首詩“不是由純粹的浪漫虛構完成的表達，而是長久理解后的精神釋放”。詩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永遠無法窮盡靈魂與語言之間的表達，語言的有限性，決定了詩人失敗的宿命。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劉波曾多次推薦朵漁的那首《今夜，寫詩是輕浮的……》。詩人要想名實相符，就必須時刻懷有對周遭環境的洞察力，既能承擔現實中的種種痛感，又能在道德良知的督導下進行獨立判斷，正所謂“以心及物”。而詩評家所關心的，除了技法之外，更在于文字中是否存有一個秉持獨立判斷及道德良知的精神英雄。能夠使劉波產生激賞之情的詩歌，必然是這類既仰望星空，指向未來，又能俯瞰大地，對現實發聲的詩歌。從他的詩學關注點人手，我們可以窺見詩評家自身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文學研究者應有的開放性視閾和歷史性眼光。

三、批評者的主體意識與文體思維

寫作《批評生理學》的法國學者蒂博代曾把文學批評形態分為三類，即報刊記者的口頭批評、大學教授的職業批評、作家本人的大師批評。劉波早年的媒體從業經歷，如今供職于大學的學者身份，以及持續創作的實踐使他能夠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各種批評形態之間，這為他的研究賦予“跨界”與“綜合”的充分可能?；蛘哒f，他已經在口頭批評、職業批評和作家批評之間，建構起屬于自己的一條有效言說通道，發現并彰顯了身為批評家應有的主體意識。

早在碩士求學階段，劉波就表現出對新詩批評“主體意識”的研究興趣，他著力解析不同代際詩評家的評論風格，如謝冕的啟蒙式批評，徐敬亞的消解式批評，耿占春的哲學想象式批評，陳超的生命體驗式批評，沈奇的民間理念式批評，唐曉渡的實驗式批評，臧棣的學院式批評等，都被納入其考量的范疇，且評析往往準確精練，一語切中實質。在紛繁蕪雜的理論森林中，他尤其關注批評家如何重建與實現自我的主體性，在心靈世界中發掘自由個體的批評精神，使批評最終回歸創造與實踐，即“文學批評本身就是一種關于‘人的創造”?？梢?，劉波理論視域中的良性批評必須要人心、洗心，與批評者自身的靈魂和心靈相通。endprint

在《詩歌批評應該是一種生活批評》《詩歌批評應該面對靈魂》等一系列帶有“癥候”特質的文章中，劉波為我們勾勒出理想的批評語態。在他看來，那些自說白話、極端技術主義、拒絕及物的表象文字是空洞無味的，甚至正在吞噬著批評的靈魂。很多批評者錯置了理論與文本的關系，仿佛文本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證明理論邏輯的合理有效。好的批評，應該向日常生活與生命乃至終極價值靠攏，并要讓人感受到感性與理性激情對接的鋒芒，它需要批評家們“更富原創精神和挖掘再造的能力”，而“想象力的深度發揮，語言的準確表達，都應該被納入到詩歌批評的核心理念中”。所謂想象力，主要包含著語言和理論兩個層面，它們如同評論家的雙翼，導引其靈魂步入自由之境?？上?，在當前的學術生態下，往往是單向度的理論之音震耳欲聾，而批評者的聲音卻日漸式微，甚至完全消弭在扒皮拆骨式的“細讀”之中。很多批評者尚未擺脫西方話語的影響焦慮，既無法完整、精準地觸及理論精髓，也無法將其潛移默化地融入當下的批評語境，其論說因為缺乏論家自身“心魂”的參與，往往顯得空洞而乏味，偏執而狹窄，更奢談對詩人創作能夠起到任何引領。作為一名批評家，確立自己在這個文學時代和話語現場中的位置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盡可能守護心靈的真實和靈魂的自由，從“有心”的讀者過渡到“人心”的批評者，關注寫作者如何將現實關懷經語言中介轉化為文學想象，這大概是劉波為自己定下的批評原則。他近些年的寫作不乏深睿標舉的文本細讀，不過又非英美新批評那種唯文本論，全然不考慮作者因素和文化語境，而是有節制地利用理論資源，盡力做到寬窄、多少得當，同時不避諱表達對批評對象的主觀判斷和審美感受，這正與印象主義批評的某些觀念相通。他大概認同馬蒙泰爾言及的“只有感情才能判斷感情”，因為冰冷的“零度”批評早已在他這里融化為浸潤體溫的“溫度”感悟。他所評價的文本，必然是能夠引起他心弦震動的，能夠激發批評者去尋找人性與心性相統一的文字，而靈動與沉穩的平衡點，則是他對內心的忠誠。如賀紹俊說過的：“當代文學就不完全是對‘他者的研究，而應該是一種對‘自我的研究。研究者應該在研究對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說明他的研究沒有抓住當代文學的根本?！?/p>

讀劉波的批評文章，可以清晰把握到論者的公共知識分子情懷，如他評價朵漁已將所學知識轉化為“一種審視社會、時代與自我的能力”，能夠“遵從內心自由的召喚”。詩人的詩性正義與自我警醒，暗合了論者自身的詩歌經驗和歷史感受，借助主體意識的參與，詩歌批評也生發出創造力和延展性。當面對詩人或小說家的整體寫作時，劉波多采用直白的語言去描述其優勢和缺陷，評判文本的美感和不足，因其所言所語均來自內心本源的沖動和判斷，貫穿著誠與真，且不僅有解構之思，而且富含建構之力，擊中要害的同時不忘給予理解和同情，并提供及物可行的“治療方案”，因此即使是純粹的批評，往往也令人心悅誠服，坦然接受。

耿占春曾說“批評是一種別樣的寫作”，它需要文體意識的參與，劉波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文體意識之于詩歌批評的重要性。他熟稔現代詩學理論和新批評的技法，卻不愿輕下斷語，衡量短長，裁定是非，轉而采用平實溫和、清逸灑脫的筆法，表述自由且具有很強的趣味性，使學術文章變得生動好讀，不斷抵達波德萊爾言及的那種“既有趣又有詩意”的批評空間。語體和思想風格統一，想象力與邏輯能力并舉，達到一種成熟的平衡，從而契合了他有文氣，有自我，有情懷，有擔當的批評觀。經過多年的沉思積淀，劉波已經找到了符合自己精神氣質和藝術感覺的語言，這種熔鑄真感受與純性情的語體風格，大概關涉到他對批評家的角色定位。他認為批評家絕非文學的拯救者，不宜凌駕在文本和詩人之上，他應該學會重新做一名讀者，設身處地去體會寫作者心中帶有失敗感的驕傲，像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為》中所闡述的那樣，將詩歌精神化為向存在和語言的冒險與突圍。從《“第三代”詩歌研究》《當代詩壇“刀鋒”透視》到《文學的回聲》《詩人在他自己的時代》，再到他2017年推出的《重繪詩歌的精神光譜》，每一部專著的問世，都昭示出劉波在詩學研究上的堅守與勤奮。他對漢語表達之美的虔心挖掘，對詩歌自由精神的理想主義守望，本身就是當前乃至未來文學精神的支撐點與生長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