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老年人的生計、福祉與家庭支持政策

李樹茁++徐潔++左冬梅++曾衛紅

摘要： 本文基于對當前轉型期農村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現狀的認識，探討將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用于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個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該框架研究中國農村老年人家庭生活福祉脆弱性的形成與特點、養老模式的形成、演化與變遷的途徑和規律，探索農村家庭養老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途徑。本文用生計來研究老年人福祉，并建立了農村老年人生計、福祉與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對農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研究和實踐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 農村老年人； 生計； 福祉；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家庭支持政策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848-2017（04）-0001-10

一、 背 景

中國的老齡化伴隨著快速城鎮化，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孝文化觀念轉變，家庭規?？s小，導致家庭養老功能弱化，與農村老年人福祉相關的種種社會問題接踵而至。老年貧困，孤寡，生存質量下降等一系列社會現象層出不窮，農村老年養老脆弱性凸顯。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傳統養老模式面臨著制度性瓶頸和沖擊，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而老年群體規模日益壯大，直接影響到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截至2015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人口達到222億，占我國總人口的161%，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占48%。農村老年人口生計與福祉的可持續性尤為重要。

農村養老脆弱性是社會變遷以及生命周期過程中風險積聚和累計的結果，加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使得農村老年人福祉更是存在不確定性的潛在風險?？沙掷m生計分析方法作為一種尋找農戶生計脆弱性原因并提供多種解決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和建設性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扶貧開發和生計建設項目評估中得到廣泛應用和實踐[1]。生活福祉代表經濟、健康、社會關系和自然環境的質量等影響人們生活條件的因素。養老脆弱性作為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征，是農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一系列生計資本、制度性支持、面臨自然和社會等方面的風險而導致的結果。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資本的多寡影響到老年人生活福祉的水平，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資本的匱乏是養老脆弱性的重要來源之一。

國內外學者主要使用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探討失地農民、農村農戶生計及反貧困問題，直接探討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與福祉可持續性的研究相對較少。關于土地流轉背景下老年人生計問題的研究[2]，以及生計資本視角下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研究[3]，是目前直接將可持續生計概念應用到老年人問題的有益嘗試，但都不是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系統研究。盡管老齡社會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社會及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與老年問題相關的基本養老，醫療保障政策亦相繼出臺，然而學術界針對農村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的可持續性關注度不夠?？沙掷m生計分析框架的引入，將以個體為中心的老年問題研究拓展到以家庭為單元，是對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用領域的有效拓展?？沙掷m生計分析框架為本文在剖析農村老年人養老脆弱性和生計可持續性風險現狀的基礎上，深入識別和挖掘其背后的誘因、動態演進和傳導機制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同時，可以為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和家庭支持政策，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對于解決現階段農村老年人面臨的養老困境，以及緩解未來城市化進程以及社會動態轉型過程中農村老年人及其家庭所面臨的養老壓力和降低老年人福祉不確定性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民生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本文在描述當前轉型期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與福祉現狀的基礎上，探討將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用于農村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個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該框架從生命歷程的視角出發，從農村老年人三代擴展家庭微觀行為機制的角度來深入系統地研究中國農村老年人生活福祉脆弱性的形成與特點、養老模式的形成、演化與變遷的途徑和規律，探索農村家庭養老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同時，揭示農村老年人家庭的政策需求，尋找支持政策體系的結構性框架和突破口，實現對農村老年人生計、福祉與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應用與實踐。二、 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現狀

（一）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在生計和可持續生計概念的基礎之上，一些國際組織和研究者發展了多個生計分析框架，并用于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戶的貧困、風險、脆弱性、性別等行為與策略，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和成效。其中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通過把對貧困的新理解集成到一個分析性工具之內，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生計的復雜性和影響貧困的主要因素，為在實踐中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有效思路[1，4]，使用最為廣泛。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將農戶作為是在脆弱性環境下謀生的擁有一定資本的對象。家庭或個人的生計資本是理解家庭或個人的擁有選擇的機會、采用的生計策略和所處的風險環境的基礎[56]。不同農戶的五類資本在數量和結構上都可能存在差異，并且不同生計資本之間可能具有轉換關系和一定的動態性。脆弱性在Moser看來是指個人、家庭和社區由于缺乏一系列資產而面臨的生計風險的增加[7]。脆弱性環境制約著農戶對資本利用的配置和經營活動的選擇，即生計策略。農戶的生計策略是動態的，脆弱的生態環境、影響生計的制度和政策的外部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趨勢都會影響生計策略的選擇和生計活動的實施。

圖1可以看出，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以農戶家庭為研究單元，用一個二維平面圖來展示生計構成的核心要素及要素之間的關系[8]。在制度和政策等因素造就的脆弱性環境中，在資產與政策和制度相互影響下，作為核心的生計資本的性質和狀況，決定了采用生計策略的類型，從而導致某種生計結果，生計結果又反作用于資產，影響資產的性質和狀況[8]?？沙掷m生計框架強調宏觀政策與微觀農戶個體的聯系，將生計策略形成、影響及其后果的理論研究與降低風險沖擊及消除貧困的實踐相結合，是研究和改善農戶生計的可行范式。endprint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涵蓋了生計資本、生計后果、脆弱性環境等核心要素，研究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則需要對當前轉型期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資本現狀、生活福祉、所處的脆弱性環境、現有家庭政策有所了解。

（二）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

1.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資本現狀

自然資本是農村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耕地是農村家庭主要的自然資本。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顯示：截止到2009年底，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為152畝，與第一次全國土地調查的數據相比人均下降007畝；而截止2013年底，農村耕地流轉34億畝，比2008年底提高21倍[2]。土地流轉的快速發展，人均耕地面積的持續減少，意味著農村老年人家庭自然資本的脆弱性，可能造成農村老年人收入的降低。同時，受到其家庭耕地面積的影響，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外出務工數量由2010年的335萬人増加到2016年10月的17649萬人[9]。土地流轉快速發展過程帶來的耕地面積減少讓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老年人家庭以土地為主的自然資本匱乏，土地的保障作用減弱，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脆弱性增加。

物質資本是家庭成員賴以生存的基礎，住房是主要的物質資本。隨著年齡增長，老年人社會活動空間逐漸縮小的同時，他們對住房的需求和依賴程度相對增加。住房狀況是影響老年人能否安心養老的物質基礎，是老年人生存和發展最基本、最必要的條件[10]，直接影響到老年人的生活福祉。農村老年人擁有房產的比例低于城鎮老年人，農村老年人家庭平均住房面積基本小康水平也低于城鎮老年人[11]。住房問題不僅僅是單純的擁有權或面積問題，它影響到老年人生理、心理、安全等多方面基本需求的滿足。調查顯示，截止2015年，中國近2成的老年人處于失能半失能狀態，身體健康的老年人中有587%的城鄉老年人認為住房不適合，在農村老年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32%[12]。以住房為主的物質資本的數量不足與質量問題對農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產生直接影響，嚴重制約了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的可持續發展。

金融資本是家庭經濟保障的基礎，家庭經濟保障需求是人們面臨的最基本的養老需求。經濟保障是老年人生活福祉的決定性因素。農村老年人金融資本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農村老年人養老的脆弱性。2010年調查顯示，我國農村老年人平均年收入為4756元，其中，社會養老保障890元，僅占187%，收入與社會保障水平均處于極低的狀態[13]。由于農村老年人自養能力不足，經濟依賴性相對較高。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4774%的農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比城鎮老年人高出近20個百分點。農村老年人家庭金融資本極其匱乏，收入結構單一，穩定性差，抵抗風險能力不足，家庭養老脆弱性凸顯。

人們晚年階段的經濟狀況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先期獲得的人力資本，尤其是受教育水平。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的老年人中超過五分之一的老年人從未上過學，近一半的老年人僅僅是小學文化程度。由于歷史、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以及城鄉二元格局的長期存在，農民作為一個整體基本上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該弱勢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的體現尤為深刻。教育雖然是先期生命周期中發生的事件，但卻會影響人們的終身發展。一般來講，受教育程度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人們的就業、收入以及家庭和社會地位。人力資本劣勢積累到老年時期，使較大比例的農村老年人生活在經濟困難和缺乏社會保障的境遇中，對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的可持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社會資本是一種嵌入于個體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源，也是一種社會支持。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們之間的關系紐帶表現出強連帶的特征，與親戚、鄰里和原村人交往是農村人最重要的交往關系。而社會支持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可以促進個人的健康與福祉[1415]，對老年人福祉有重要影響。對農村老年人而言，社會網絡更局限于家庭內部，擁有除家庭以外社會網絡的比例極低。有調查顯示，當老年人需要借錢時，726%的農村老年人會向子女求助，高于城鎮老年人12個百分點[11]。社會網絡的單一性和依賴性意味著農村老年人社會資本的匱乏。農村人口老齡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以及人口流動常態化等的快速發展，農村傳統養老保障弱化的同時，社會支持與社會保障不能起到補位作用，農民養老的脆弱性特征會逐漸表現出來，最終導致養老困境的出現。

農村老年人家庭五大生計資本總體匱乏，資本結構失衡，金融資本處于極其匱乏狀態。物質資本與金融資本對于家庭生計的維持與發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質基礎，物質資本的匱乏實質上反映的是金融資本的匱乏。同時，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資本表現出較強的脆弱性，可持續生計能力差，抵御風險以及生命歷程中重大事件沖擊的能力十分有限，需要強有力的外部干預。

2.當前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活福祉現狀

生活福祉不僅包括經濟方面，還包括健康、社會關系和自然環境的質量等影響人們生活條件的非經濟因素[16]，生活福祉應該是建立在生活質量和主觀幸福感綜合的基礎上[1718]。老年人經濟狀況、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生活現狀的一系列維度是老年人生活福祉的主要反映。老年人患病狀況是檢驗老年人生活福祉狀況的最直接指標。調查顯示，2006年老年殘疾人占總殘疾人532%；2015年，全國城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達到了183%，總數約為4063萬人[12]，預計未來失能老人增加到2053年的1億[19]。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失能率高于城鎮。這是由于農村物質生活條件較差，老年人通常繼續從事體力勞動，也與農村醫療保障水平較低，老人因病致殘，因殘失能較多有關[20]。無論是家庭還是機構提供照料服務，老年人的照護需求是剛性的。根據對中國民政網站發布的數據推算，我國目前在機構中照護的失能老人只有10%[20]。我國機構床位不僅總量不足，而且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農村殘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的照護問題更加嚴峻。隨著人口老齡化，與生活方式相關的慢性病已占據了疾病譜和死亡譜的首位，成為農村老年人健康的最主要疾病。預計未來中國老年人的慢性病患者病例將從2013年的11億增加到2050年的3億[19]。抑郁是反映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近一半的農村老年人患有輕微及以上程度的抑郁癥，其抑郁程度顯著深于城鎮老年人[11]。農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狀況、心理健康程度都面臨嚴重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農村老年人生活福祉的脆弱性存在著長期性、多樣性等問題。endprint

（三）農村老年人家庭的養老脆弱性

中國社會目前正處于深刻的轉型期，給農村老年人及家庭的福祉狀況帶來了更多的動態性和不穩定性，農村養老脆弱性凸顯。農村養老脆弱性是由農村老年人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保障體系特征等因素決定，使農村老年人生活極易在內部風險沖擊或外部風險擾動下而遭受福祉損失或陷入養老困境的一種屬性或不穩定狀態[21]。改善農村老年人福祉，避免其陷入養老困境，最重要的是降低農村老年人養老脆弱性。農村老年人養老具有多維度性和多層面性，這決定了農村老年人養老是一個系統性問題，而不是一個個體的研究。因此，實現老年人養老需要老年人自身、家庭、社會和國家的共同努力，以“家庭”為單位所形成的養老保障網就是這種共同努力的載體。農村老年人養老脆弱性的高低取決于這種保障網的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而保障網的保障能力與養老風險博弈結果的表現形式則是養老脆弱性顯性化。

養老脆弱性由多種因素導致。首先是個人特征因素，表現為人口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等。年齡大、文化程度低、無偶老人相對來說抵抗風險能力差，養老脆弱性較高。其次是家庭特征因素。作為一種家庭單位的社會經濟行為，家庭特征因素對于養老脆弱性程度的高低有重要影響作用，農村家庭擁有的資本總量對農村老年人養老具有決定性作用。而農村家庭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加大了農村老年人養老的脆弱性。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導致農村家庭收入潛力降低，農村家庭保障能力下降，農村養老脆弱性增加。第三是保障體系因素。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包括傳統的土地保障、家庭保障、現代養老保障體系等。從土地保障角度來看，土地作為自然資本一直承擔著農村老年人重要的生活保障職能。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發展，土地的保障作用正在迅速削減，表現為土地數量減少、土地收入占家庭收入趨少等。家庭保障是農村老年人養老的重要支撐，家庭的生計資本是農村老年人家庭保障的基礎。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城鎮化的迅速發展、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家庭規模的急劇縮小以及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急速轉變，傳統意義上作為養老資源主要提供者的家庭，自身的保障功能逐步弱化。最后是養老脆弱性的社會轉型因素。中國正經歷著人口、社會、經濟等多重結構轉型交織的重要時期，多重轉型所帶來勞動方式的轉變、社會關系的變化、家庭功能的轉移、養老觀念的改變對于家庭保障能力的影響不容小覷。因此，養老脆弱性也是農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養老資本、制度性支持、面臨自然和社會風險等而導致的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性，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保障網的保障水平、保障能力與養老風險博弈的顯性化結果。農村養老實質上是農村老年人可持續生計的實現問題[21]，降低農村養老脆弱性需要實現農村老年人的可持續生計，從而改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福祉。

（四）現有的家庭支持政策

中國經歷人口與社會的雙重變遷，家庭自我保障能力和發展能力在不斷弱化、外化和社會化，家庭生計資本的匱乏導致家庭無法為家庭成員提供傳統意義上的有力支持，尤其是老年人家庭的需求更為迫切，老年人生活福祉具有脆弱性和風險性。老年人家庭對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的需求是強烈且持久的[22]。探尋社會化解決途徑最有效的手段即是建立健全系統化的家庭支持政策。同西方家庭支持政策的興盛和家庭政策研究的繁榮相比，我國的家庭支持政策及其研究相對滯后。我國直接或間接涉及家庭支持政策大多專注于問題家庭，對于老年人家庭的家庭政策提及甚少。相對于普通家庭，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問題具有脆弱性與多樣性特征。與西方國家不同，家庭在中國不只是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單元，而且還是秩序單元、教化單元和福祉單元，并負有社會化和保護其成員的責任。在人口與社會雙轉型的過程中，政府對家庭模式實施了強制性干預，并對家庭關系和功能進行了功利化的操作，使得中國家庭在制度層面被高度工具化，卻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家庭自身的發展[23]。

我國已于“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提高家庭發展能力的要求，由此將家庭政策的完善與改革提上議程，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對象正在從“個人”向“家庭”擴展，因此家庭政策的完善和改革勢必成為關系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新中國成立伊始，家庭作為“私”成為“公”的對立面，城市的單位和農村的人民公社是個人福祉的主要來源，家庭的發展必須服從革命的利益。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開始強調家庭重要性的同時減少對家庭生活的干預，并形成一套包括影響人口發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進性別平等等內容的、并不完備的家庭政策體系[23]。我國的家庭政策研究目前尚處于探索階段，從政策手段上而言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的政策框架。三、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與老年問題研究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作為一種尋找農戶生計脆弱性原因并提供解決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和建設性工具[1]，可以為研究農村老年家庭生計和福祉提供研究借鑒。國外學者運用可持續生計分析方法的應用主要體現在生計多樣性[24]、生計脆弱性[25]、生計安全[26]、農戶生計與扶貧[27]及土地利用與農戶生計[28]等方面；國內學者在利用和研究分析框架上也進行了諸多的探索，如在分析貧困和扶貧中的應用[2930]、對失地農民生計的研究[3132]、對退耕還林農戶生計的分析[33]等。還有學者根據分析現實問題的需要對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進行了修改和調整并展開相關研究，如在框架內引入家庭結構視角[34]及將框架應用于農民工生計研究[35]。土地流轉背景下老年人的生計[2]以及生計資本視角下城鄉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比較[3]是直接針對老年人生計和福祉可持續性的有益嘗試，但并不是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系統研究。由此可見，國內外關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DFID）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失地農民、農村農戶生計及反貧困等方面，較少直接對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可持續性進行研究。

農村老年人家庭是有老年人的農戶，因此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原則上也應適用于農村老年人家庭研究。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endprint

第一，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為研究農村家庭養老資本，農村老年人家庭的養老脆弱性與養老策略提供了可借鑒的理論依據。不同家庭的五類資本在數量和結構上都可能存在差異，家庭結構特別是代際結構，直接決定了農戶一些生計資本存量，可能造成不同的生計策略[34]。我國農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養老資本、制度性支持、面臨自然和社會風險等，其養老具有脆弱性。社會變遷導致的農村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的轉變必然導致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自然、物質、金融、人力和社會資本）的數量及其組合方式的變化，從而使農村家庭養老脆弱性和養老風險增加，導致農村老年人生計和福祉的不可持續性。農村老年人養老策略實際上是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策略，農村養老問題實際上是農村老年人可持續生計的實現問題[21]。因此，脆弱性在反貧困與可持續生計方面的應用，一定程度上為解釋農村養老脆弱性提供了較好的借鑒[21]。吸收可持續生計理論和分析方法，并用以分析中國農村老年人的生計與福祉，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沙掷m生計分析方法的引入將有助于理解農村老年家庭養老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相關環境和養老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并最終在實踐上幫助構建中國農村老年人的可持續生計與福祉。

第二，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將以個人為重心的研究拓展為以家庭為單元的老年問題研究，從支持家庭的角度來改善老年人的福祉，是對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用領域的有效拓展。優質高效的生計資本是降低人們生計脆弱性和增強風險抵御能力的基礎[36]。對于老年人而言，生計資本是維持生活的基礎，其生活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多種生計資本的綜合作用與生計策略的不同選擇。已有不同領域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作為一種社會資源可以促進個人的健康與福祉[1415]，社會支持對老年人福祉有重要影響。社會支持對老年人的健康自評有著直接的正面作用[37]，社會支持的質量對老年人生活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38]。關于社會支持的提供者，配偶、家庭成員以及朋友的支持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有正面的影響[39]。而在中國以及一些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亞洲國家，家庭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社會單元。尤其在中國農村，正式支持無法滿足養老的需求，子女對父母的代際支持就成為對老年人支持的主要來源。代際間雙向的經濟支持和情感支持對老年人的健康自評狀況有積極影響[40]，老年人獲得的經濟支持、代際間雙向的家務幫助和情感支持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滿意度[41]。同時，勞動力遷移使得外遷子女增加對老年人經濟支持的同時，也造成了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減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孫子女的負擔，影響老年人的生活福祉[42]。而與老年人生活福祉密切相關的代際支持也會受到子女性別結構的影響，兒子對停止工作后的父母提供了比女兒更多的經濟支持[43]。同時，家庭和社會支持可降低老年人的死亡率[44]；不同社會支持水平的老年人的孤獨感、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差異[45]?？v觀國內外研究發現，以往研究基本上只關注社會支持對老年人生活福祉的影響，卻忽略了對家庭照料者的關注。實際上，提高照料者自身的健康福祉和生活福祉，有利于照料者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會支持服務[46]。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問題具有脆弱性與多樣性特征。老年人與家庭其他成員的代際關系隨人口與家庭變遷變得更為敏感和復雜，這不僅體現在倫理與道德層面，也表征在利益、機會與資源配置以及制度安排的矛盾與沖突上[47]。因此，改善老年人福祉需要突破僅僅以老年人為中心的桎梏，同時關注其他家庭成員作為老年人家庭養老潛在照料者的需求與支持，從而進一步改善老年人的生計與福祉。

第三，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強調宏觀政策實踐與農戶個體需求的聯系，有利于剖析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與福祉可持續性方面的困境、問題和政策需求的同時，制定可操作性政策并指導實踐。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使得農村老年人按照傳統的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模式正在逐漸弱化，探尋社會化解決途徑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健全系統化的家庭支持政策。西方國家很早就開始重視家庭在國家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家庭政策作為社會政策的分支，通過各項政策手段直接作用于家庭，使家庭的發展與國家的戰略和社會的變化相適應?？傮w來說，中國直接或間接涉及家庭的政策數量并不少，大多專注于問題家庭（貧困家庭、低收入家庭、計劃生育家庭等）和失去家庭依托的邊緣群體和個人[47]，只有“低?！闭吆陀媱澤剟罘鲋贫仁菍ｉT以家庭為對象的政策?，F有的老年支持政策主要包括收入保障和服務保障兩個方面，具體政策包括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政策、社會養老保險的政策、基本醫療保險的政策、農村五保制度、老年人健康狀況的評估辦法和標準，有關發展老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康復健身等服務的政策規定等[48]。支持家庭，將家庭養老功能重新發揮出來，逐漸成為我國老年社會福祉政策體系的重要內容[4849]?？沙掷m生計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理論聯系實踐的指導性框架，為老年家庭支持政策與制度創新提供理論支撐和可操作性政策建議。四、 框架的提出

結合可持續生計理論和生命歷程視角，在圖1所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基礎上提出了農村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本框架首先識別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現狀與構成，評估老年人養老風險與脆弱性，進而探索老年人家庭利益與決策機制，剖析家庭養老福祉后果與支持需求，從而進行政策與制度的創新。

如圖2所示，農村老年人的生計與福祉是基于生命歷程理論多維度時間背景下的動態研究。隨著時間軸的延伸，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的動態演進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上：“宏觀歷史趨勢”、“與家庭成員生命歷程階段相關聯的家庭生命周期發展”以及“個體發展”?！袄夏耆鷶U展家庭”是指由老年祖父母、

圖2 農村老年人生計與福祉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所有成年子女及其所有孫子女三代成員組成的老年家庭，其成員不一定居住在一起，地理上也不一定接近?；谥袊彝ブ辽系恼w主義價值觀，包括祖孫三代的所有直系親屬成員是利益相關的家庭策略的執行者。endprint

人口和環境的動態性，多維度、多來源的養老資本構成，以及養老決策的成員間相互作用，決定了家庭養老模式識別、生計和福祉演進的復雜性。農村老年家庭養老脆弱性的降低和抗擊風險能力的提高，取決于其所擁有的家庭養老資本以及組合方式，進而基于家庭利益和決策機制，產生不同的養老模式和策略選擇，并最終決定老年人的養老福祉后果。老年家庭生計和福祉結果是動態的概念，受到家庭資產稟賦組合的約束，也受到家庭決策因素和制度政策環境的影響。而老年人家庭養老制度與家庭政策創新既可以通過有序推進社會化養老進程，從而降低養老的環境風險，也可以通過促進家庭資源的合理分配，彌補家庭支持的利益機制的不足。

本文以農村老年三代擴展家庭的老年人生計與福祉作為研究對象，老年人家庭的養老模式是擴展家庭在一定時期、一定內外部環境條件作用下由養老資產、養老支持策略所組合形成的內在特征，它反映了老年人家庭在經濟、照料、情感等各方面的養老支持活動，并影響著生活福祉結果?；谠摽蚣?，計劃將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老年家庭利益機制、養老決策機制、養老模式形成機制的研究，對養老風險及脆弱性、生計模式及動態演進、養老模式識別、生活福祉及動態演進、養老需求進行實證分析，最后梳理一般人口的公共政策和家庭政策，借鑒家庭政策的國際經驗，提出農村老年家庭支持政策的備選方案和建議，并提出農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實施策略、步驟和建議。具體研究內容如下：

第一，農村老年人擴展家庭養老資本與生計現狀研究。計劃通過定義與分析養老資本的類型、構成、來源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不同養老資本間的替代、互補和因果關系，并識別養老資本中的瓶頸和關鍵缺失，對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生計脆弱性與養老脆弱性的現狀進行評價。從農村老年人家庭的養老資本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生計及其脆弱性及養老模式和福祉的演變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有助于系統地分析養老模式和養老需求的深層次原因。養老資本不僅是可持續生計分析的核心內容，也是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的基礎。不同類型的家庭養老資本構成了養老模式選擇的前提。因此，定義與識別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的構成與轉換，分析與評價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養老脆弱性，對家庭生計動態性及養老福祉后果有重要影響。

第二，老年人家庭養老決策與養老模式的形成機制研究。計劃從不同養老資本的相互影響關系入手，研究老年家庭成員的利益關系、決策過程和形成機制，從而探索農村老年人生活福祉脆弱性的根源。家庭利益機制重點是解決老年人家庭的養老資本、時間安排、家庭成員的內部分工和資源配置。農村老年人家庭進行養老策略選擇時，不僅要考慮家庭內部脆弱性的影響，還要考慮外部環境風險和支持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家庭抗風險能力的變化。

第三，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與福祉后果的動態演進研究。計劃基于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資本形成與脆弱性識別來進行生計模式的識別，并比較生計資本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之間的差異，從而來研究微觀層面上生計模式的動態演進。農村老年人家庭福祉后果的動態演進則通過內部沖擊和外部沖擊來研究，內部沖擊如生命時間、人口變動等引起的家庭養老資本變動，外部沖擊如政策、制度變遷等推動和影響的養老模式轉變，都將造成老年人生活福祉的動態演變。家庭養老資本對養老模式選擇的作用，養老模式和家庭生命周期變動之間的關系，養老模式轉變對養老福利后果的影響都是研究的重點。

第四，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脆弱性與養老需求的實證研究。計劃通過定義和識別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風險，揭示不同養老模式的脆弱性差異的表現，旨在明確其中的關鍵制約因素和優化其資本組合的各方面養老需求。養老脆弱性是我國農村老年人家庭由于缺乏養老資產、制度性支持、面臨自然和社會等方面的風險而導致的老年人生活福祉方面的固有特征。農村養老脆弱性具有一定動態性，指的是農村養老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更多地體現在農村老年人家庭的養老資本、養老能力以及養老環境等的動態發展。多種特征因素會影響農村養老脆弱性，包括個人人口特征、家庭擁有資本總量、保障體系水平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一系列轉變等。對不同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脆弱性的差異化分析，識別農村老年人生存和養老可持續性方面面臨的主要困境，有利于針對性地改善不同農村老年人家庭的生計與福祉現狀。

第五，農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體系設計。計劃總結家庭政策的國際經驗，借鑒除老年人以外一般人口的家庭政策，在總結和歸納現有國家關于家庭政策體系的結構與特征的基礎上，關注當前農村家庭養老面臨的政策與制度環境問題。計劃基于機制研究得到的因果關系鏈條進行政策設計，系統分析和探索通過政策創新實現政策供給和需求匹配的路徑與方法，并構建相應的模型，對制度和政策方案進行評估，揭示不同制度和政策方案的組合對于家庭養老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程度，在此基礎上分析和探討不同政策和模式的適用性和推廣路徑。

該框架主要關鍵點與難點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可持續生計框架、可持續生計理論和生命歷程研究范式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外生計相關經驗和實踐，如何提煉出有關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生計和養老模式的科學內涵與關鍵要素，這是該框架的出發點和基礎。其次，如何揭示農村老年人家庭的利益機制和養老決策機制，構建解釋現實問題的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模型，這些改造后的模型如何實現可操作化和協調使用也是關鍵問題。第三，如何揭示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和養老支持面臨的困境和需求。這些問題和需求涉及到不同方面和不同家庭成員主體，如何在各種問題和需求中識別和選擇最關鍵、最迫切和最具影響力的問題作為突破點和政策抓手將是重中之重。最后，目前涉及到老年人服務管理的部門較多，在不同層面上的相關制度和政策也相互交叉，在制定農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體系過程中，如何把支持農村老年人養老的家庭政策與其他類型政策，以及與國家發展戰略有機結合是需要關注的關鍵問題。五、 展 望

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福祉與家庭支持政策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為提煉有關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生計的關鍵要素，揭示在脆弱性視角下農村老年人家庭的利益機制和養老決策機制，識別農村老年人家庭生計與養老支持面臨的困境與需求提供了研究路徑。筆者計劃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團隊歷時15年的追蹤調查數據對該框架進行驗證與應用。該數據為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與美國南加州大學和雪城大學合作，對安徽省合肥市、馬鞍山市、巢湖市和蕪湖市的農村地區進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狀況”縱貫抽樣調查數據，已進行六次調查，分別于2001年、2003年、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進行。該調查的主要目標是了解農村老年人的家庭基本特征、生計資本狀況、家庭尤其是子女和孫子女代際關系、老年人的生活福祉狀況（主要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等）。多年來，本人所在研究團隊利用該數據對農村老年人代際支持、健康福祉、臨終照料等方面進行了大量基礎研究。該調查數據將為農村老年人家庭養老資本的定義與識別、養老決策與養老模式形成機制的揭示、養老脆弱性和養老需求的深層次分析提供數據支持，為制定農村老年人家庭支持政策體系提供現實依據。endprint

以理論框架和現實依據為基礎，后續研究將探索增強農村老年人個體或家庭能力以實現可持續生計與福祉的家庭支持政策。家庭支持政策是以家庭整體為對象，增強家庭發展能力，彌補和完善家庭功能。后續研究將采用“關鍵問題→影響機制→現實需要→政策制度”的研究路徑，梳理農村老年人家庭面臨的突出生計和福祉問題、不同層次原因和作用機制及其變化的新趨勢，基于微觀數據實證檢驗因果關系鏈條，識別不同風險沖擊和社會環境變化下的關鍵性制約因素和各方面養老需求，進行農村家庭養老服務管理的制度和政策設計，為政策創新提供依據和著力點。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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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校對： 鄭雅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