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補服圖案裝飾特色的演變

張 麗

（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湖南 益陽 413000）

清代補服圖案裝飾特色的演變

張 麗

（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湖南 益陽 413000）

補服是明清兩代官方用以標明官員身份等級的服飾配件，佩戴于官服的前胸后背，是運用織、繡、緙絲等工藝制作的精美工藝品。清代補服的等級規則基本沿用明代并在此基礎上稍作改變，隨著歷史發展的演進和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官員補服圖案的造型、風格也有一定變化，逐步形成了鮮明的清代補服裝飾特色。通過梳理清代補服圖案變化演進的脈絡，提出其裝飾特色是圖案的裝飾化、抽象化特征在逐步明顯并被強化，而造型效果和等級識別功能卻有所削弱等。

清代；補服；圖案；裝飾；特色

補服是中國明清兩代官方用以標明官員身份等級的服飾配件，也被稱作“補子”，佩戴于官服的前胸后背，通常為方形或圓形。最早在唐代武則天時期，宮廷中曾小范圍應用過以服飾上織錦圖案來標識內臣等級的方法，但這一方法并未推廣應用開來；后來從元代出土的文物中也發現曾有以花卉為圖案的補子裝飾于官員服飾上，但并無證據表明其即為官員等級標志。明確以補服圖案作為官員等級標志的制度則自明代始，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規定在官吏常服的胸前背后各飾一方形補子，文官圖案為禽，以示文明；武官圖案為獸，以示威猛。明代文官等級圖案為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鵣、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未入流者圖案為練鵲；武官圖案為一二品獅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正副都御史、各道監察御史、給事中為獬豸等。明代補服圖案最早是被織就于服飾材料上并隨材料被剪裁成衣，后改為以各種工藝制作于一塊布料上，再將其縫綴于官服的前胸后背，成為名副其實的“補服”；官員補服為方形，皇室成員補服則為圓形，君臣補服標志共同體現著“天圓地方”的概念[1]。

清代補服的等級規則基本沿用明代制度并稍有改變，如武官圖案是一品麒麟、二品獅子等；考慮到清代官員服飾前胸開襟的特點，需要將前片補服一分為二，同時補服尺寸也較明代略有縮小。隨著清代歷史的發展演進和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清代官員補服的圖案造型、風格、制作技法等也有了一定改進和發展變化，逐步形成了鮮明的清代裝飾特色。本文擬通過梳理清代補服圖案的變化演進脈絡，對其裝飾特色作出簡要評析。

1 清代補服圖案綜述

清朝政府由世居中國東北地區的滿洲部落所建立，在文化制度上明顯落后于以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為代表的中國主體民族。因此，滿洲部族入關并基本鞏固了對中國版圖的統治后，清代的治國大政方針基本沿用明朝時期的條文，自然也包括補服制度。與明代相似，官方在制度條文中僅明確了代表各文武官員等級圖案的主要元素，即禽和獸的名稱，但并不詳細規定主要元素之外的其他裝飾元素。而整個補服圖案中除了禽、獸形象用來標明等級之外，還須有其他裝飾紋樣，否則畫面就不夠完整。補服是運用織、繡、緙絲等多種工藝制作的工藝品，各地各時期的工匠藝人在遵照官方的基本規定來設計制作補服時，自然也會有所變通，為各等級圖形的周圍添入更多具有裝飾效果和吉祥寓意的造型，從而將補服圖案做成一幅精美的裝飾圖畫。

從對各種傳世實物和繪畫作品進行研究對比可得知，清代補服圖案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前期、中期、后期三個階段。前期大約從清初算到乾隆初年，這段時期內補服圖案的設計和工藝基本承襲明朝，除了尺寸較明朝補服減小、前胸補服對半分開之外，其裝飾圖案尚簡潔大氣，禽、獸造型較大，特征明顯、色彩鮮明，整個圖案是典型的單獨紋樣，與明代末年的補服裝飾風格接近。圖1、圖2分別為明代后期和清代初期康熙年間的一品文官仙鶴補服圖案，兩者風格相近；清代補服圖案通常有裝飾邊框，這一時期的補服圖案邊框較窄、內容較少。中期大約從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時期，這期間清朝補服的鮮明特色逐步形成，這個特色具體體現在禽、獸圖案的尺寸逐步縮小，將方形補服的大量空間用于表現祥云、花卉、葫蘆等各種吉祥圖案元素，并逐步開始應用寬度增大、連續圖案增多的裝飾邊框；這個時期的補服圖案已不再是單獨紋樣，應該算是單獨紋樣（禽、獸圖形與裝飾物）和二方連續紋樣的集合。到了清代后期，官員補服圖案四周的裝飾邊框越來越寬，框內填充二方連續紋樣和適合紋樣，甚至占據了方形補服圖案近半的面積（如圖3所示）。而動物造型尺寸卻越來越小，特征不再鮮明。

圖2 清代康熙年間的一品文官仙鶴補服

圖1 明代后期的一品文官仙鶴補服

圖4 清代后期的一品文官仙鶴補服

總體說來，越往后的清代補服的圖案設計及其裝飾邊框和各種裝飾元素愈發精致絢麗和復雜，而禽獸圖案則越發縮小和抽象化，沒有了清前期補服圖案整體上的恢宏氣勢，似與近代以來的清代社會全面沒落呈對應關系。此外，清代刺繡業發達，故各種刺繡工藝和技法在清代補服的制作中都有運用，甚至一塊補服中有多種刺繡工藝的綜合運用。雖然從美學的角度而言未必值得稱道，但各地各時期多種工藝技法的運用，令傳世或出土清代補服甚至成為展現中國刺繡發展和工藝水平的重要載體。

2 清代補服圖案的裝飾特色

明代的文官補服圖案通常采用雙禽，一只在地面、展翅欲飛，另一只飛天，兩禽相視互盼，意境分明；到了明后期開始有單禽文官補服圖案出現，其展翅的禽造型鮮明、尺幅較雙禽圖案中的鳥造型更大，動物外形特征更加鮮明，識別特征更明顯，藝人工匠在設計和搭配裝飾元素造型時也更為便捷[2]。從圖1中明后期一品仙鶴補服圖案中可看出，鳥的形態舒展、個性鮮明，周邊裝飾圖形簡潔明了，在織繡、緙絲等制作工藝的映襯下，整個補服圖形的裝飾效果更為傳神，可視為明代補服圖案的典型。

清代初年百廢待興，前幾位皇帝勵精圖治，著力穩定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恢復明末以來受到戰亂破壞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故在制度上沿襲前代，因此清初補服圖案的設計風格和制作水準也基本繼承了明代后期的特點。

然而，清代統治者起源于文化相對落后的滿洲部落，其所崇尚的審美取向、裝飾風格與前代有異，而同時期的西方物質文明對中國的影響力開始增大。當社會經濟生活逐步穩定后，清代上層社會開始推崇繁冗的裝飾風格，與同時期的西方巴洛克、洛可可風格有相通之處。從清代皇家和眾多文武官員的傳世容像中的服飾裝扮中可以發現，清康熙年之后，皇室和官員的服飾紋樣和裝飾元素驟然增多，自然包括補服圖案的變化，與這一時期上層社會推崇繁冗裝飾的風氣不無關聯。

清代補服圖案的裝飾不如明代補服所呈現的那般精致大氣，其工藝復雜、細節眾多，顯得瑣碎。作為一種標明身份、彰顯和維持政治秩序的制度，在“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之等級森嚴的清代環境下，補服圖案在長期的使用過程中其符號意義被不斷強化，逐步形成了鮮明的裝飾語言和特色——即補服圖案的裝飾化、抽象化特征逐步明顯并被強化，而動物造型和等級識別功能卻有所削弱。因為清代官員的等級標志除了前胸后背的補服圖案外，其官帽頂部的珠寶、花翎也是區別等級的重要標志，而且在官員們習慣于俯首、匍匐于上級官員（皇帝）面前時，官帽上的識別標志實際上比補服的區別作用更加鮮明和便利，于是清代官服補子的識別意義稍有下降。

隨著時間推移，清代后期補服圖案中的動物形態特征之間的區別也逐步縮小。以文官圖案為例，明代不同等級補服圖案中的飛禽造型則較為趨近于寫實，而清代后期補服圖案中的一品官仙鶴與八品官鵪鶉的圖形區別并不大，實際生活中兩種鳥類自身的外觀區別是相當大的；如圖3的清后期八品文官鵪鶉補子和圖4的清后期一品文官仙鶴補子相對比可知，兩種鳥類圖形的特征相近。由此可見，清代補服圖案中的禽、獸已經逐步偏離了寫實化，在向抽象和符號化的方向發展，造型特征和美感有所下降。清代補服的制作工藝是相當精致的，但圖案設計卻愈發的繁冗沉重，與清代后期其他服飾、家具、瓷器的裝飾風格一樣，圖案繁冗疊加，總有些讓人透不過氣的感覺，體現出統治階層自上而下近乎病態的審美觀。

3 清代補服圖案設計的色彩傾向

明代官員常服有紅、藍、綠等顏色，一品至四品為紅色，五品至七品為藍色，八九品為綠色。明代補服傳世至今或出土者較少，民間所收藏的傳世明代容像也相對較少，但從已知的參考實例中來看，可以確定明代補服圖案常以土黃、石青、桃紅等顏色為底色和主色調，配以動物圖形和裝飾元素，運用色彩較多但并不凌亂。清代官員常服不分等級一律黑色或藏青，故清代初期以后的補服圖案設計和制作中逐步采用深藍色或黑色作為底色，與服飾顏色接近，補服裝飾元素的色彩多樣，但盡量選用深色、與底色較為接近，以襯托禽、獸造型為準繩，因此畫面的總體造型和細節雖較繁冗，但色調對比尚鮮明，其色彩傾向是服從于官服顏色的基調，并在裝飾元素和制作工藝上下足功夫，具有鮮明的清代特色。

4 結語

因為傳世的清代補服實物和人物容像繪畫作品很多，故研究清代補服圖案演變的脈絡相對比較輕松。作為中國最后一個皇朝，清代的審美取向也伴隨著近代局勢的復雜多變而日益多元化、繁冗化。補服圖案作為體現審美取向的一種載體，能明確顯現出鮮明的裝飾特色。清代的補服圖案裝飾特色的變遷，體現于裝飾化、抽象化特點逐步明顯和強化，而動物造型和等級識別功能卻有所削弱，總體上呈由大氣到小氣的變化趨勢，似與當時整個國勢走向相通。筆者在此簡略梳理了清代補服圖案的裝飾特色，行文不周之處，筆者將在今后的學習中繼續鉆研，補充完善。

[1] 王可.“補服圖案”與民間美術——從明清補服圖案及制作工藝看民間美術與上層美術的相互影響[J].藝術研究,2008(1):9-11.

[2] 張麗.縱論明代補服圖案的裝飾特色[J].當代青年,2017(1):63.

張麗（1980-），女，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環境藝術設計系講師，工藝美術師，碩士。E-mail:976111632@qq.com

2017-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