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馬政*——《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的政治史解讀

唐代馬政被視為傳統馬政的巔峰，而被后世所盛贊的唐馬政，其實特指安史之亂爆發以前的唐朝前半期。[1]關于唐馬政的研究，近年來成果頗豐。大體來看，這些研究主要可分為監牧及使職制度、馬匹的管理使用、馬政與禁軍及胡人三個方面。其中監牧及使職制度研究的相關綜述，參見李錦繡：《“以數紀為名”與“以土地為名”——唐代前期諸牧監名號考》，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1 輯，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142 頁。關于馬匹運用管理的成果綜述，參見牛來穎：《大谷馬政文書與〈廄牧令〉研究——以進馬文書為切入點》，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隋唐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111 頁。關于馬政與政治斗爭的成果目前尚未見專門綜述，主要成果有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日〕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國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 卷第4 號；〔日〕山下將司：《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團》，《東方學》第100 輯；〔日〕林美希：《唐前半期の閑廄體制と北衙禁軍》，《東洋學報》第94 卷第4 號；〔日〕林美希：《唐代前期における北衙禁軍の展開と宮廷政変》，《史學雜誌》第121 編第7 號。開元十三年，玄宗在泰山舉行了封禪儀式，宰相張說撰寫了《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

德碑》（以下簡稱《監牧頌》）[1]《監牧頌》全文在《唐文粹》、《張燕公集》、《文苑英華》、《全唐文》中均有收錄，差異不大。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頌并序》，《唐文粹》卷22，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945 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嘉靖八年晉藩養德書院本，第191 頁；《張燕公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65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本，第744—745 頁；《文苑英華》卷869，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第4584 頁；《全唐文》卷226，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2283 頁。點校本見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卷12，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21—639 頁。校注者推測該文應撰于封禪次年初輿駕返回長安之后，但頌文題目既已明言開元十三年的時間點，則不妨將其撰寫時間就定為封禪當年。，其中關于唐代馬政的起源與發展敘述，成為后世記載的基本模板，影響至深。[2]關于唐馬政的幾種主要史料羅列比勘，參見李錦繡：《唐前期馬政》，載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38 頁；馮立君：《唐朝隴右監牧設置考》，《中國學報》第75 號，第403—424 頁。然而這篇頌文并不等同于真正的歷史事實，筆者曾就其中關于唐馬政起源的記載進行了辨正剖析，指出所謂貞觀初徙馬，“其史實原型是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以后進行馬政改革”，張萬歲“勾當群牧”也“只是歷次馬政人選變動之一，旨在為太宗次年東封做準備”，且其任職后期“已逐步喪失對馬政的實際統領”，而《監牧頌》的根本意圖在于“確立唐馬政起源及發展的法統”。[3]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史林》2015年第2 期。事實上，不僅唐馬政的起源是一種被建構的政治神話，其后的發展歷程同樣被《監牧頌》以降的文本蒙上了神秘色彩，隱去了背后的歷史實情。進一步講，《監牧頌》本身就是玄宗朝中期政治斗爭之下馬政嬗變的產物，其撰寫背景與所含信息反映出當時的政治走向。有鑒于此，本文擬從政治史的視角入手，對《監牧頌》有關唐前期馬政譜系的記載進行史實還原，對其撰寫的政治目的、蘊含的派系斗爭進行重新審視。

一、唐前期的國家祭祀與馬政變革

開元十三年玄宗在泰山舉行的封禪是《監牧頌》撰寫的政治背景，因此它也是解讀這一文本的鑰匙。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東封泰山是歷代君主夢寐以求之事，昭示著國運昌盛、天下太平。歐陽修指出：“《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曠世不常行，而于禮無所本?！盵1]《新唐書》卷14《禮樂志四》，第349 頁。關于唐代封禪研究，參見雷聞：《郊廟之外——隋唐國家祭祀與宗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33—219頁；牛敬飛：《五岳祭祀演變考論》，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蛘J為“巡狩與封禪既是天子宣示統治的禮儀，更是一場關切時政的非常態政治運作”[2]牛敬飛：《五岳祭祀演變考論》，第134 頁。。從嚴格的禮制意義上來說，封禪不屬于常禮，它是非常時期的一種特定盛大舉動。與一般的祭祀儀式不同，封禪象征著帝王的最高功業，既有敬天告祖的“祀”，也離不開昭示軍容的“戎”。馬政作為最能體現儀仗與軍備的要素，也就隨之備受重視。如果就具體發生因由來講，為世人所樂道的唐代數次馬政盛舉，事實上只是當時政治事件的一個副產品。唐代前期，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均有過封禪之舉或籌備工作。與之相伴，則是幾次重要的馬政變革（表1）。

表1 唐前期國家祭祀與馬政變革對比

續表

對比上表我們發現，唐前期的歷次馬政變革，或多或少都與同期的國家祭祀存在一定關系。要而言之，上述事件可按時代分為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四個階段，我們先對其依次進行簡要的考證和補充。貞觀十五年張萬歲受領馬政是首次以專人負責全國馬政，一個重要目的就在于準備來年的封禪。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又擬行封禪，八月太宗在北上靈州途中，于監牧重地西瓦亭檢閱了馬政，既以震懾新附靈州的敕勒諸部[1]《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年九月”條：“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上為詩序其事，……公卿請勒石于靈州?！保ǖ?239—6240 頁），又為準備隨后的封禪大典。盡管太宗朝最終未能舉行封禪儀式，但馬政與祭祀的關系卻顯而易見，而這也成為唐馬政起源的傳說來源之一。

與太宗相比，高宗對于封禪更為熱衷。顯慶二年斛斯政則兼知隴右左十四監等事，顯然有為十月講武籌備的考慮。麟德元年十二月，張萬歲因受上官儀案牽連而免官，一年以后高宗封禪于岱岳?！鄂拐t墓志》載：“屬仙閭望幸，詔蹕言巡。朝萬國于云亭，合百神于岱屺。告成既畢，大赍有加。乾封元年，拜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盵1]《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咸亨005《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銘》，第186 頁。據此推測，張萬歲免官后斛斯政則應全權接任其馬政事宜，并在東封中貢獻卓著。永隆二年一度出現的“夏州群牧使安元壽”長期以來令學界頗感困惑，有學者甚至因此認為夏州群牧是一個單獨的群牧系統。[2]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第13 頁。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我們還很難說存在一個固定的“夏州群牧”。唐長孺認為“夏州牧馬之死失，由于突厥之叛，群牧使蓋都計始叛以至平定期間損耗之數以奏之”[3]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卷4，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 頁。，他注意到了當年馬匹巨額損耗與阿史德溫傅叛亂的關系，深具見地。不過夏州群牧使的設置因由，則需要進一步結合此前的封禪意圖進行分析。如表1所示，調露元年七月高宗曾打算冬至在嵩山舉行封禪，同年唐朝于夏州境內設置了魯、麗、塞、含、依、契六胡州，用以安置內附的粟特人。[4]關于六胡州的城址考察，參見樸漢濟：《唐代“六胡州”州城的建置及其運用——“降戶”的安置和役使的一個類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2 期；穆渭生：《唐代設置六胡州的歷史地理考察》，《唐都學刊》2007年第3 期；王乃昂：《六胡州古城址的發現及其環境意義》，《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年第3 期。高宗朝末年，全國馬政分為隴右、秦州、原州、鹽州、嵐州幾個獨立系統，其中隴右、秦州諸牧監系由隋代的苑川十二馬牧和二十四軍馬牧發展而來[5]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 期。，關系相對較為密切，其地域又與鹽、夏諸州較遠；而原州一帶則亦有粟特家族盤踞養馬[1]關于固原粟特人家族與唐代馬政，參見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16 頁。，因此我們結合設置時間、管轄地域等因素綜合判斷，這里的夏州群牧使很可能旨在清點、管理以六胡州為中心的關內道諸牧監，亦即原、鹽、夏及六胡州諸牧監。山下將司認為安元壽的家業與其世代經營馬政有關[2]〔日〕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國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 卷第4 號，第65—78 頁。，這可能是安元壽出任夏州群牧使的一個重要原因?！栋苍獕勰怪尽份d：“麟德元年，又加授左監門衛中郎將。二年，告禪云郊，升中岱岳。公親于壇上供奉，恩詔加授忠武將軍?！盵3]《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光宅003《大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安府君墓志銘并序》，第272 頁。關于《安元壽墓志》的錄文，并參見陳志謙：《唐安元壽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12 期；〔日〕福島惠：《“安元壽墓誌”（唐·光宅元年）訳注》，載〔日〕森安孝夫主編：《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汲古書院2011年版，第141—174 頁。據此來看，麟德三年隨高宗登封岱岳的并非只有當時的馬政長官斛斯政則，還包括左監門衛中郎將安元壽。這一職級與開元十三年東封時的諸位牧監使相類，很可能兼任著某一監牧系統的副職，實際負責當地牧監。筆者頗疑安元壽自麟德以后一直負責原、鹽、夏及六胡州諸地牧監，這一區域的牧監正是后來突厥歷次南下重點搶掠的對象，受到阿史德溫傅叛亂影響而減損馬牧實屬情理之中。安元壽在調露、永隆年間擔任的“夏州群牧使”，應是在高宗擬封嵩山和管控初設的六胡州雙重因素下形成的臨時勾檢性馬政職務，但他對于鹽、夏諸州的牧監管理權，卻很可能此前即已存在。

則天武后對于封禪的追求世所周知，只不過她選取了嵩山作為封禪地點。約在神功元年（697），李道廣“入為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并兼任隴右諸牧監使[1]《舊唐書》卷98《李元纮傳》，第3073 頁。，其職事官品級較此前有明顯升高。從目前出土諸方墓志來看，獨孤思行、韋衡等人擔任西使、北使等職最早也在700年前后[2]《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開元075《故洋州刺史獨孤府君墓志銘并序》：“試尚乘奉御兼隴右西使，又遷洮、迭、原三州上佐，再任奉御，兼知北使?！保ǖ?04 頁），隴右諸牧監與秦、原二州轄下諸監合并為隴右群牧，并劃分出西、南、北、東四使。[3]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第60—62 頁。這四使的劃分，除了管理上的考慮外，可能還與武則天的佛教信仰有關。據《元和郡縣圖志》，“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臨洮軍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內，東宮使寄理原州城內”[4]《元和郡縣圖志》卷3《關內道·原州·監牧》，第59 頁。關于西、南兩使的位置，學界已有明確考證，參見陳守忠：《隴上長城調查之二——靜寧至華池段》，《西北史地》1986年第1 期；陳守忠：《定西縣建置沿革考》，《西北大學學報》1989年第1 期；祝世林：《唐代的隴右牧與八馬坊》，《西北史地》1992年第2 期。。按理說，西使駐地隴西與南使駐地秦州處在同一緯度，不存在誰更靠南的問題，而北使與東使又都在原州城中，若是完全由地理方位予以命名，總不免有牽強之感。佛教中有四大天王，分別為北方多聞天王、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天王。武后封禪嵩山前一年的九月，武則天“加尊號天冊金輪圣神皇帝”[5]《舊唐書》卷6《則天皇后紀》，第124 頁。，實現了她要做轉輪王的夙愿。約在同一時間，隴右群牧分為四使。這不由使我們懷疑，這四個方位混亂、轄監參差名目上卻又整齊劃一的牧監使，其劃分命名很可能來自于佛教四大天王的啟發。封禪之后，殿中監兼隴右諸牧監使李道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隴右諸牧監使的職事官品級明顯提高。

玄宗朝的國家祭祀與馬政舉動都最為密集。開元二年姜晦關于以空名告身往六胡州市馬的上疏在歷史上極為著名，但學界同樣忽略了此舉的祭祀背景。當年祈祭的原因在于關中久旱，唐前期歷次精減御馬都與災異、政變有關[1]〔日〕林美希：《唐前半期の閑廄體制と北衙禁軍》；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此次也不例外。之所以從六胡州市馬而非隴右牧進馬，除了《監牧頌》所謂“垂拱以后二十余年，潛耗大半”的原因外，或許還有刻意引進良種馬的意思。開元十一年玄宗北巡前不久，張景順自尚乘奉御擢升原州別駕，而開元十三年東封時張景順已為秦州都督。隨著開元中期兩次國家封禪的籌備，張景順也實現了官職上的三連跳，自尚乘奉御而原州別駕，直至秦州都督，成為王毛仲之下實際總領唐朝馬政的第一人。此后隨著王毛仲、張景順的失勢，開元十九年、二十年的親耕和巡狩已經是牛仙客和韋衡分司正副了。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唐前期的馬政變革與國家祭祀存在密切關系。在這一系列變動中，并非所有都是緣于封禪祭祀，其中的軍事、政治考慮也不容忽視，但大型國家祭祀往往是一個契機，促使馬政體系發生改變。

二、馬政人事：《監牧頌》的政治譜系建構

既然唐馬政的歷次變革有其現實的政治原因，那么何以《監牧頌》所敘述的馬政發展史卻在無形中成為后世的不刊之論？這正是由于該文本特殊的政治屬性。張說在撰寫該篇頌文時，唯一的任務是通過馬的譜系確立人的歷史，在東封泰山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呼應主旋律，構建起一個唐朝歷史發展的法統。要而言之，《監牧頌》有如下幾個核心思想。

首先，凸顯唐朝的歷史地位。借馬政講人事，以前代頌本朝，通過敘述歷史時期的馬政發展，凸顯唐朝的歷史地位?！侗O牧頌》馬政發展的宏觀敘述，與唐前期官修史書對于兩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歷史觀是一脈相承的。歐陽修在《新唐書·兵志》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于近世?！盵1]《新唐書》卷50《兵志》，第1337 頁。這里的“近世”指漢代。[2]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第109 頁。與文忠公明顯不同的是，張說將國馬牧養的歷史追溯到了兩周，在周制的框架下敘述了閑廄制的起源。[3]《監牧頌》的整篇敘述，其實都套用了《周禮·校人》的行文模式，其中如篇首“校人掌王馬之政”，以及其后“春祭馬祖”等四句，更是在照抄原文的基礎上逐條演繹。參見（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卷62《夏官·校人》，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603—2623 頁；《張說集校注》卷12，第634—636 頁。隨后稱“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對比之下“周制陋矣”。接下來是漢武拓邊，“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于塞上”，當時“廄馬有四十萬匹”，盛極一時。此后的“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一筆帶過。在張說筆下，馬政再盛已到了北魏孝文帝遷都，所謂“胡馬入洛，蹴踏千里”。最后述及本朝，自亂離而起，百廢待興。我們看到，張說為唐以前的國馬牧養史擬出了一個脈絡清晰的譜系，而這個譜系又對應了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王朝興衰。雖是在記述馬政發展，實際是講人事。事實上，唐馬政無論從體系還是規模來講，正是直接承襲于周、隋兩朝。北周末年御馬牧養機構驊騮牧的壯大、隋代完備的隴右牧建制，以及諸牧長官品級規定，都對唐朝馬政產生了深遠影響。[4]《隋書》卷28《百官志下》：“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騮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保ǖ?89 頁）參見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第52—56 頁。所以說，《監牧頌》的首要目的并非如實記載制度因應，而是以前史鋪陳唐興、借馬政敘寫人事。

其次，頌揚玄宗的中興業績。確立本朝馬政發展譜系，將本朝歷代君主與馬政聯系起來，以馬政興衰述政治變遷，突出玄宗政績。對于高祖及唐之初建，張說用“接周隋亂離之后，承天下征戰之弊”予以概括，將這一時期定性為篳路藍縷的草創期。因此在張說這里，赤岸澤徙馬是一種象征，他并沒有將其明確放在武德或貞觀年間，而是以之作為唐朝初創的標志。張說將貞觀至麟德作為唐馬政的鼎盛期，既照應了張萬歲的任職期，也將高宗朝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然而張說在這里其實混淆了三個不同的概念，即張萬歲勾當群牧的時段、赤岸澤徙馬的時間，以及貞觀至麟德的初唐盛世。如前所引，張萬歲在貞觀十五年方得自尚乘奉御擢升太仆少卿，“勾當群牧不入官銜”。但赤岸澤徙馬的典故已被證明是張說對貞觀二十三年秋減損御馬之事的移花接木[1]《冊府元龜》卷621《卿監部·監牧》：“（貞觀）二十三年，以廄馬糜費，留三千匹，余并送隴右?！保ㄖ腥A書局1982年版，第7478 頁）參見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第74—79 頁。，且貞觀十五年（641）至麟德元年（664）僅有24年時間。而我們發現如果從貞觀元年（627）算起，到麟德三年（666）東封泰山恰好是40年時間。[2]羅豐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指出“貞觀至麟德沒有四十年的時間”。細審《監牧頌》我們可以看出張說在撰文時對于具體數字采取了紀實態度，如對唐馬勃興時的數量不惜加上六千之零數以求周詳，而玄宗朝初年及東封時的馬數變動也實事求是，24 萬與43 萬并無對稱關系，以“垂拱以后二十余年”代指武周。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里的“四十年間”也是實指。參見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212 頁。盡管這三種因素均于史有征，但當它們經張說之筆疊加后，就產生了新的意義。之所以將這段盛況的時間下限定為麟德，除了張萬歲于麟德元年十二月被免官之外，更為重要的恐怕在于隱指麟德三年正月的東封。這是唐朝建國后的首次封禪，在張說的馬政譜系中，它標志著唐朝第一段馬政盛事的終結。之所以不予明言，一方面是文體字數所限，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此次封禪其實是高宗與武后勢力妥協的產物，當時的亞獻、終獻由武后、越國太妃燕氏率六宮女流完成，于禮不合，據說“群臣瞻望，多竊笑之”[1]《新唐書》卷14《禮樂志四》，第351 頁。。在此之后，武氏權力日益膨脹。而頌文以“垂拱之后二十余年”代指武周時期，以“潛耗大半”概括了當時的馬政慘狀，對武周政權基本持否定態度。其實，開元東封時的馬政劃分，正來自于武周時期。在一揚一貶之后，頌文落到了真正的主角——玄宗身上。所謂“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古人習慣于將龍、馬并稱，即是說玄宗繼位而馬政興盛的時運也已到來?！霸昴榴R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廼四十三萬匹”，張說在這里很討巧地借用了《左傳》衛文公中興的典故。[2]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第84—85 頁。

再次，國馬為君主所有。在張說的筆下，無論是初得“大備”的周制，還是兼并海內的秦制，抑或允稱盛世的漢武，都在強調馬匹為君主所私有。是以本文開篇即借《周禮》提出了“王馬”的概念，稱“校人掌王馬之政”，孫詒讓釋為“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于民馬，謂之王馬，亦即《馭夫》，所謂公馬也”[3]《周禮正義》卷62《夏官·校人》，第2603 頁。，是很允當的。無論是家臣出身的王毛仲，還是代掌群牧的張景順，他們都只是替玄宗牧養馬匹。后來杜甫在《天育驃騎歌》中也提到了“天子之馬”的說法，并歷敘“伊昔太仆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驥子憐神峻”，集中反映出時人對于馬政的認識。此處“大奴”所指多有聚訟，較為普遍的意見是指王毛仲。如顧炎武便認為杜甫是“斥毛仲為大奴，而歸其功于景順”，以“詩人之筆而追黜陟之權”。[4]（明）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點校：《日知錄集釋》卷27《杜子美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9 頁。謝思煒認為“以‘大奴’稱奴罕見，令奴守監牧，亦不合唐制”[1]（唐）杜甫著，謝思煒校注：《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3 頁。。至于字養“天子之馬”的“天育”，無疑是仗內廄馬。[2]關于唐代御馬的仗內與仗外之辨，參見李錦繡：《唐前期馬政》，載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第309—338 頁。天寶六載（747）楊慎矜案牽涉之人有天馬監萬俟承暉[3]《冊府元龜》卷933《總錄部·誣構第二》，第10999 頁。，而另一則史料則記作“天馬副監”[4]《新唐書》卷134《楊慎矜傳》，第4564 頁。。按照玄宗朝的馬政制度，群牧都使是隴右牧的實際最高長官，但當與總攬全國馬政的隴右群牧使并論時，則為區別而稱“群牧都副使”。此處“天馬監”與“天馬副監”的關系，可能與此相類，頗疑天馬監在名義上仍歸閑廄使統轄。因此，杜詩中的“天育”，很可能就是史書中提到的“天馬監”。我們看到，無論張說還是杜甫，都在強調“天子之馬”的觀念。這并非一個空名，而是與玄宗朝的馬政實情密切相關。王世平指出，馬政在唐中期出現了宮廷化的趨勢[5]馬俊民、王世平：《唐代馬政》，第23 頁。，張說的《監牧頌》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唐馬政的數次變更，也反映出幾任皇帝對于不同心腹的選擇。太宗朝馬政選擇了馬邑豪杰出身、力助秦王平定天下的心腹舊臣張萬歲[6]《舊唐書》卷55《劉武周傳》載武周“與同郡張萬歲等十余人”斬馬邑太守王仁恭起兵，武德三年“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來降”（第2253—2254 頁）。一般認為其與馬政元勛張萬歲為同一人。參見汪篯：《唐初之騎兵》，載《汪篯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 頁；姜伯勤：《隋末奴軍起義試探》，《歷史研究》1963年第4 期；王炳文：《書寫馬史與建構神話——唐馬政起源傳說的史實考辨》，《史林》2015年第2 期。；高宗朝馬政則是翠微宮兵變堅定扈從、隨后專知左監御馬的斛斯政則[7]據《斛斯政則墓志》，其于貞觀十八年統領百騎，隸屬程知節麾下，“廿三年，又從幸翠微宮?！矶鴮m輿晚出，鐘鼓輟音?！噬献脞啉P歷，光啟鴻基。乃睠勛賢，式超名級。除云麾將軍、行右監門中郎將，累遷左監門將軍”，是高宗繼位的元從功臣?！短拼怪緟R編續集》咸亨005《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銘》，第186 頁。；武周時期政治紛擾，但李思文、李道廣諸人也正是以武后心腹出任群牧使[1]李思文曾再任太仆少卿，并得賜姓武氏，深受武后信任（《資治通鑒》卷203“垂拱元年正月”條，第6433 頁），武周革命前夕升任地官尚書（《資治通鑒》卷204“天授二年一月”條，第6471 頁）。相關事跡參見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垂拱068《大唐冀州刺史息武君墓志銘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778 頁）、永淳003《大唐鄜州司倉參軍事李君亡妻裴氏墓志銘并序》（第686—687 頁）。；至于玄宗朝，則無疑是如日中天的龍興舊臣王毛仲，韋衡、韋衢的韋氏家族，還有深得晚年玄宗寵信的安祿山?？梢娞魄捌跉v代君主都會選擇忠于自己的心腹之臣管理馬政，除與皇帝之間保持高度信任之外，此輩無疑需要精于馬匹字養。他們的升降浮沉只是不同時期政治斗爭的副產品，只要不是像王毛仲那樣居于政治旋渦中心，基本都會長期實際掌控唐朝的馬政。例如高宗朝馬政寵臣斛斯政則，其年齒與馬政元勛張萬歲相仿[2]據墓志知斛斯政則生于隋開皇十年（590），太宗東征時自王世充麾下降唐，武德九年已為尚乘直長?！短拼怪緟R編續集》咸亨005《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銘》，第186 頁。，貞觀初年即為太宗宮中養馬[3]《舊唐書》卷74《馬周傳》載周早于貞觀六年即上疏直斥“韋槃提、斛斯政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第2615 頁），知斛斯政則當時已為太宗寵臣。。再如韋衡系玄宗東宮舊臣，在張景順免官前便久承恩渥。[4]張景順約于開元十九年或稍早免官，玄宗遂擢升其東宮舊臣、時任原州別駕兼知隴右北使韋衡為群牧都副使，實際執掌馬政。相關考證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最后，戎事固然重要，禮儀更不可缺，《監牧頌》的最高追求并非“昭武備”，而是崇禮制，借馬政來強調現實政治中的秩序。在張說看來，國馬數量并不與盛世畫等號。頌文中提到的北魏引胡馬入洛是中古馬政史上的一次壯舉[5]《魏書·食貨志》：“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后，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后，天下喪亂，遂為群寇所盜掠焉?！标P于北魏遷馬詳情，參見李并成：《〈魏書食貨志〉“河西”地望考辨》，載李并成、李春元：《瓜沙史地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張說認為“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并由此引出“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后，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的時代背景。關于北魏的胡馬入洛，史載這是唐初修撰二史八書時的普遍指導原則。作者對于歷朝國馬的扼要敘述，貫穿著“禮制”這一主線。這段馬政“前史”的書寫，其落腳點在于唐室的興盛和唐馬政的光大，因此對于周、隋兩朝僅以“亂離”一筆帶過。

綜上所述，《監牧頌》實際上是一個具有明顯政治導向的文本，張說借由此文對唐馬政的發展歷程進行了人為的構建。馬政人事，是貫穿該頌文的一條主線。張萬歲勾當群牧開啟了有唐專人經營國馬的先聲，但絕非唐代馬政的起點。北魏引胡馬入洛和辟河西牧地的壯舉，以及隋代日益完善的隴右牧，都與唐馬政存在或遠或近的淵源關系，很難說這樣一個龐大的馬政體系存在某個人為的標志性起點，更不可能如后世所傳那樣起自赤岸澤的三千匹馬。如果非要回溯一個重要的初創期，則筆者認為唐馬政在制度上的開創階段其實是在高宗朝。從西瓦亭閱馬來看，張萬歲勾當群牧可能包括了隴右、秦、原乃至鹽、夏諸州牧監，是針對太宗擬行的封禪所采取的臨時統轄措施。高宗即位后對馬政做了一系列變革。首先，是精減御馬。目前傳世史料所見，唐前期共有六次減損御馬，其中四次就發生在高宗朝，分別是貞觀二十三年、乾封二年、咸亨元年、儀鳳元年。其次，是分割馬政權力。顯慶二年，斛斯政則檢校隴右左十四監，將張萬歲馬政權力分割大半。但斛斯政則也未能久專其任，從封泰山時“太仆少卿鮮于正俗檢校隴右群牧監”[1]《唐會要》卷66《群牧使》，第1145 頁。，調露元年安元壽復得任夏州群牧使。最后，明晰諸牧監體系。從《儀鳳三年度支奏抄》“諸牧監殺獸狼賞條”規定來看，直至高宗朝末年仍然只有隴右、秦州、原州、鹽州、嵐州五個監牧體系，而其中鹽州還僅為羊牧使。[1]〔日〕大津透：《日唐律令制の財政構造》，第33—49 頁。這是高宗朝在唐馬政制度創建上的價值。由郄昂撰于開元二十年的《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可以看作是《監牧頌》的注腳，除了將玄宗朝馬政時間下限應景地拉至開元十九年外，完全照搬了張說擬定的唐馬政起源敘事模式，并忠實沿襲了《監牧頌》的馬政譜系和核心思想，聲言“吾從二史臣之后，安敢墜于斯文”[2]《全唐文》卷361《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頌碑》，第3670—3672 頁。，重申了馬政人事、馬為帝有的思想。

三、開元十三年馬政盛況的制度淵源

盡管《監牧頌》的政治屬性及其對于唐馬政發展譜系的刻意建構已被我們指出，但值此封禪盛事的馬政制度終歸應有其真實的淵源由來。從目前所見諸種史料來看，這一完備的制度可能恰恰脫胎于被張說詬病的武周后期，而先天、開元之際一系列馬政舉措則促使了這一制度的鞏固和完善。這兩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開元十三年盛極一時的馬政局面。

盡管張說以“垂拱之后二十余年，潛耗大半”的說法否定了武周時期的馬政成績，但事實上玄宗朝的馬政制度與武周革命以后的存在密切關系。以武則天登封嵩山為標志，在此前后全國馬政體系出現了明顯變化，高宗朝的隴右、秦州、原州三處諸牧監合為一體，統稱隴右群牧，并重新劃分為西、南、北、東四使。此前的隴右諸監演變為西使，秦州諸監成為南使，原州諸監分為北使和東使。[3]隴右北使與東（宮）使的轄監總數，與西、南兩使各自轄監數相當，且北使與東（宮）使共駐原州，可知該兩使系由原州諸牧監演變而來。關于隴右分使的過程與原因，筆者曾引《儀鳳三年度支奏抄》“諸牧監殺獸狼賞條”關于賞金分配的規定予以證明（王炳文：《唐代牧監使職形成考》），事實上《天圣令·醫疾令》有關隴右諸使醫師配置的規定同樣印證了這一推斷?！短焓チ睢めt疾令》唐15 條：“其隴右監牧西使、南使，各給（醫師）二人，余使各一人?！碧煲婚w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11 頁。參見馮立君：《唐朝隴右監牧設置考》，第403—424 頁。其中東使與東宮使間因應承襲的關系，是武周后期與玄宗朝馬政密切關系的一個縮影，而《韋衡墓志》的出土無疑使這種關聯得到證明。2000年10月在洛陽市孟津縣白鹿莊出土韋衡墓志兩方，是研究東宮使的重要材料。兩方墓志作者分別署為“左領軍衛倉曹參軍趙驊”及“中書舍人張漸”，其中趙撰者為改葬志，張撰為衡與夫人合葬志，趙撰較張撰更詳。茲將趙撰韋衡墓志擇錄于下：

公諱衡，字南岳，京兆杜陵人?！羞b公之裔子，隋齊州刺史諱彤之曾孫，皇蘇州長史、修武縣開國男諱彥方之孫，棣州蒲臺縣令、襲修武縣開國男諱征之子?！旌髸r，公以和順縣主之子，居數載而不得調?！凶谯`祚，祿勛合親，起家授宣州參軍，尋充南使判官?！怨Ω脑荻级礁畟}曹，又除殿中省尚輦、尚乘直長兼東宮群牧副使。大使之任，自親馬政，始簡帝心?！迥觊g而馬斯臧矣。遷陜王府咨議，轉原州別駕，又換隴州，入為右驍衛中郎將兼檢校西使。大使內掌環列，外司牧圉。尋以疾辭，復守官次。[1]趙驊：《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原州諸軍事檢校原州都督群牧都副使賜紫金魚袋贈太仆卿上柱國修武縣開國男京兆韋府君墓志銘并序》，張漸：《唐故中大夫平涼郡都督隴右群牧使賜紫金魚袋上柱國修武縣開國男贈太仆卿韋公墓志銘并序》，兩方墓志的具體錄文及相關問題，詳見趙振華：《韋衡墓志與盛唐馬政》，載《碑林集刊》（8），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2 頁。

墓志所記韋衡家世補正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逍遙公房譜系，趙振華于此有考可參。[1]岑仲勉已指出“新表錯排彥方以下五代于彥師子承徽之下，大誤”，趙振華進而重新排出“彤—彥方—徽—衡—交云、交邕、寂”的世系，并參見《韋衡墓志與盛唐馬政》。韋衡是在“中宗踐祚”之后開始其仕途的，先是起家為宣州參軍，不久即被任命為南使判官，時間當不早于神龍二年（706）。隨后“以功改原州都督府倉曹，又除殿中省尚輦、尚乘直長兼東宮群牧副使”。東宮群牧副使不會在太子空缺時設置。韋衡先從南使駐地調至原州任倉曹參軍事，隨后加以尚輦、尚乘直長之銜，繼續留任原州。此間唐廷冊立的太子先后有李重?。?06—707）、李隆基（710—712）、李瑛（715—737）三人。李重俊神龍二年（706）七月冊立，神龍三年（707）七月兵變失敗被殺，時間僅一年，并與韋衡任南使判官的時間重合，因此沒有可能。李瑛開元三年（715）方立為太子，距韋衡任南使判官時間長達八九年，可能性也不是很大。筆者認為韋衡正是在李隆基任太子時被調至原州，并任東宮群牧副使的。眾所周知，復位后的睿宗形同虛設，朝中權力被太子李隆基及其姑母太平公主分有，雙方斗爭激烈。韋衡與王毛仲關系密切，而王正是玄宗當初發動政變的心腹之一。韋衡的調任明顯是為讓他掌控東宮群牧所做的準備，這可能與他的身世有關。墓志載“天后時，公以和順縣主之子，居數載而不得調”，及至“中宗踐祚”，方以“祿勛合親”得以入仕。衡母和順縣主史書闕載，但兩方墓志均提到此事，說明當時亦頗知名。據《唐六典》知“王之女封縣主”[2]《唐六典》卷2《尚書吏部司封郎中》，第39 頁。，至于和順縣主為何王之女，則史料不足不便臆測。據《新表》知韋征有子三人，依次為衡、衍、衢。[3]《新唐書》卷74 上《宰相世系表四上》，第3079—3080 頁。其中衡、衢相繼執掌玄宗朝馬政[4]《唐會要》卷65《閑廄使》、卷66《群牧使》名單均有韋衢，其約于天寶前期總馬政。，身份顯赫?？梢钥隙?，韋衡家族與中宗、睿宗兩朝的宮廷斗爭緊密相關。韋衡應在710—712年間先后調任原州倉曹、加以尚輦尚乘兩直長，并最終兼任東宮群牧副使。我們據此推斷，東使很可能正是李隆基任太子時改為東宮使，而由韋衡擔任首任東宮副使。也就是說，在696—710年的15年間，唐馬政完成了由隴右、秦、原諸監到隴右牧并劃分四使，繼而東使演化為東宮使，最終形成西、南、北、東宮四使并立局面的歷史性變革。[1]《元和郡縣圖志》載有四使駐地并天寶初年全國馬數，說明東宮使取代東使后，這一格局終玄宗朝得以保持。

這一新的制度經由先天、開元之際的一系列舉措得以鞏固，形成了玄宗朝前期的馬政盛況。與其總體政治措施相應，玄宗登基之初在馬政上做出了若干百廢待興之舉。事實上，王毛仲并非玄宗朝第一位群牧使，據《冊府元龜》記載，“玄宗先天中，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都護王晙為太仆少卿、隴右群牧使”，注稱“其后王毛仲、席楚珍、薄承祧、韋衢、章仇兼瓊、王鉷、安祿山、王鳳、唐欽、呂崇賁、李輔國、彭禮盈、樂子昂皆為之”[2]《冊府元龜》卷621《卿監部·監牧》，第7478 頁。，即正式的隴右群牧使一職始于先天年間王晙。新近公布的《獨孤挺墓志》載：

先人諱挺，字挺，……解褐一子宿衛，例授長上，非其愿也。無何內艱未暮，……十年不仕，孝行則州里共推?！醵瑯I成，才干為朝廷所許?；噬祥_復洪業，建官任賢，敕兵部侍郎晙修鎮原州，領群牧使。表先人攝使曹掾，仍充判官，……尋奉特□，更加懋官，授西□左十九監，判官如故。時六胡外叛，戎馬未寧，駉牧之寄，尤難慎選。先人夙夜匪懈，以公滅私。在官三祀，馬數十倍。課最既優，殊恩薦降。制賜贈帛百匹，衣裳二襲，仍特授金城郡別駕，制官如故。勵節修身，既不嚴而理；正調直道，亦不肅而成。所以儀表使車，弼成方岳，良圖惠政，人到于今稱之。尚書杜公，自磧西入相，素知清介，具以名聞。其年別下詔書，屬以郡務，后因考績，計于上京。[1]《唐故通議大夫使持節閬中郡諸軍事守閬中郡太守新授壯武將軍左武衛中郎將獨孤公墓志銘并序》，陳財經、楊芝昉：《咸陽新出土唐獨孤大惠與獨孤挺墓志考略》，載《碑林集刊》（15），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140 頁。

按，本段引文原本釋讀并標點為“敕戶部侍郎，強修鎮原州，領群牧□表。先人攝使曹掾”，恐誤。原志此行缺損較重，造成辨識困難，但可根據情況推知?！盎噬祥_復洪業”指玄宗登基，從唐代人習慣來講具體是指從開元元年起?！叭耗痢焙竺嬉蛔謿埲?，從字形、文意、制度諸方面均可確定為“使”字，即任“群牧使”?！吧袝殴敝付佩?，開元十四年（726）自磧西入相。[2]《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九月己丑，檢校黃門侍郎兼磧西副大都護杜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十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蘇、同、常、福四州漂壞廬舍，遣御史中丞宇文融檢覆賑給之?！保ǖ?90 頁）完整記錄了獨孤挺此段時期仕途遷轉的背景。故獨孤挺的馬政生涯當在開元元年至十四年間（713—726）。接下來確定他何時開始馬政生涯。然而“□部侍郎□□”這關鍵一句卻殘缺嚴重。檢此期群牧使，唯有王晙、王毛仲兩人。從字形上辨別，所缺三字中第二字與“晙”形似，而后缺二字與“毛仲”完全不似，所以只有王晙一人有可能。所缺的最后一字，原文作者釋為“修”，由于字形殘缺難辨，筆者僅能勉強認同。但這個字是動詞無疑。這里還有另一問題，即王晙頭銜為“□部侍郎”。王晙本人曾任兵部尚書，但史書未載有侍郎一職，且此事已至開元八年（720）。其鎮原州在開元二年（714）。筆者認為，“侍郎”為“尚書”之誤，是就晙最高職銜而言。據此來看，王晙作為首任隴右群牧使，在玄宗朝初年已開始了一系列馬政舉措。

從開元初至十九年，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王毛仲實際掌控著唐朝馬政?！侗O牧頌》對于王毛仲做了如下介紹：“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勛，東國亡王之后裔?！焙苊黠@，王毛仲的馬政地位源于他開元佐命的特殊資歷，是以玄宗家臣的身份總領馬政，而王毛仲治下的馬政人選，大多是在開元初借此因由得以上位。王毛仲參與了先天年間的奪位斗爭，在玄宗即位后獲得重用，“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1]《舊唐書》卷106《王毛仲傳》，第3254 頁。，實際主管全國馬政。中睿之際，以騎兵為特色的萬騎成為禁軍主力，參與了歷次政變，無形中提高了馬政的重要性。[2]關于中睿之際的政變，參見〔日〕林美希：《唐代前期における北衙禁軍の展開と宮廷政変》。武周后期戰事頻仍，加之突厥屢次搶掠，使監牧馬匹數量大減。這是王毛仲得以重用的時代背景。例如同為高麗人的王景曜，墓志稱其“尤善駕馭，明乎廄牧，初授殿中奉乘”，后右威衛將軍，“并依舊仗內”，后因事出為黨州別駕，但又依前仗內，“進奉之妙，簡于帝心，雖古之造父王良，無以過也”。[3]《唐代墓志匯編》開元413《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王公墓志銘并序》，第1441 頁?！端魉级Y墓志》記載志主“唐元時有功，遇飛龍王，定應謀策”，因此“有詔特加檢校馮翊郡沙苑監三馬坊使并營田使”。[4]《唐代墓志匯編》天寶050《大唐故左清道率忠武將軍敦煌索公墓志》，第1564 頁。茹守?！皩匍_元祚興，選舉尤慎，特進王毛仲聞而重之，召為監牧都使判官。于是隴右巡檢，頻為稱職”[5]《唐代墓志匯編》開元172《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墓志并序》，第1275 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中睿之際，平王李隆基一度擔任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并知隴右諸牧監使[6]《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第167 頁。，此后數次政變直至登基，都于北衙禁軍及騎兵多有倚重，高力士曾言“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7]《新唐書》卷121《王毛仲傳》，第4336 頁。，足見中睿之際禁軍的膨脹及歷次政變對于此后馬政發展的影響。

四、盛世危機：開元十三年后的馬政演變

開元十三年的東封中，張說、王毛仲作為主使和寵臣盛極一時。然而盛世之下潛伏著危機。這其中最為關鍵的轉變，在于吏治派取代文學派，邊將逐漸取代中央官員兼任群牧使。東封的主使者為張說，此次封禪標志著文學派達于極盛。開元前期，隨著姚崇的罷相，“玄宗開始注意到秘書典籍的整理”，而“玄宗的重視文治，以張說的用事為真正的轉捩點”。[1]汪篯：《唐玄宗時期的吏治與文學之爭》，載《汪篯隋唐史論稿》，第199—200 頁。史稱張說“首建封禪之議”，并與源乾曜在此事上存在矛盾，“由是頗不相平”。而“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2]《舊唐書》卷97《張說傳》，第3054 頁。。以此次封禪為契機，朝中斗爭趨于白熱化。隨著張說及其文學派的倒臺，從封泰山的王毛仲迅速失寵。及至開元十七年朝謁五陵，王毛仲敗象已現，僅得其父贈官，但玄宗未允其本人兵部尚書的請求。十八年底張說去世，次年正月王毛仲即被流貶并于途中賜死，以吏治見長的牛仙客出任群牧使。[3]從王毛仲免官至開元二十四年間，牛仙客任群牧使，其完整職銜為“太仆卿判涼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西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采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度莆摹肪?92《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并序》，第2959 頁。據前引《冊府元龜·卿監部·監牧》記載，隨后擔任群牧使的席楚珍、薄承祧、韋衢、章仇兼瓊、王鉷、安祿山諸人中，盡管韋衢、王鉷仍是以閑廄使兼任隴右群牧使，但章仇兼瓊、安祿山均已是兵雄一方的節度使。宋人李遠在《青唐錄》中記載了炳靈寺石窟的修建緣起：“河州渡黃河至炳靈寺，即唐靈巖寺也，貞元十九年涼州觀察使薄承祧所建?！睆垖毉t考證此“貞元”為“開元”之誤[1]張寶璽：《炳靈寺石窟大佛的創建年代及甘肅十座大佛》，載鄭炳林、石勁松主編：《永靖炳靈寺石窟研究文集》，甘肅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190 頁。，頗是。不過開元年間并無觀察使一職，開元前期不定期設置按察使，二十二年朝廷下詔設立諸道采訪處置使。[2]《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第200 頁。據炳靈寺碑刻知薄承祧于開元十九年及其后曾任職河隴，很可能也是以采訪處置使兼任群牧使。這成為開元后期馬政的一個重要演變趨勢。

與王毛仲的失勢相伴隨的，是玄宗朝前期實際馬政主持者張景順被免官，由玄宗東宮舊臣韋衡繼領其職。就馬政體系來說，盡管群牧使是馬政體系的最高職位，但事實上國馬的真正牧養管理是由其下的群牧都副使負責的。在王毛仲任內，張景順作為群牧都副使實際管理全國馬政，是王毛仲的心腹。蘇颋所撰《授張景順原州都督府別駕制》稱：“朝議郎殿中尚乘奉御兼隴右南牧使張景順，……代嗣仆臣，家傳馬政?！墒卦荻级礁畡e駕，余如故?！盵3]《全唐文》卷253《授張景順原州都督府別駕制》，第2554 頁?！包S門”是開元元年至五年九月間對門下省的稱謂[4]《唐六典》卷8《門下省·侍中》，第241 頁。，蘇颋開元四年十二月“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5]《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開元四年十二月乙丑）紫微侍郎、許國公蘇颋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保ǖ?77 頁），知張景順開元初即已以尚乘奉御兼任隴右南使，開元五年遷原州別駕仍兼隴右南使。開元十三年封禪前不久，張景順升任群牧都副使。開元十六年冬，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君?“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兵”追擊吐蕃悉諾邏“至青海之西”[6]《冊府元龜》卷366《將帥部·機略第六》。，可知張景順在開元十年至十六年任秦州都督、都監牧使。張景順在東封前后的勢力盛極一時，杜甫《天育驃圖歌》正是對這一時期的追憶：“伊昔太仆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彪S著張說倒臺和王毛仲失勢，隴右都監牧使也改易其主?！俄f衡墓志》記載道：

主上復文武之舊業，懲張、王之失官。知臣在君，慎擇為務。乃以公久于其事，且曰使能，延升玉堂，特賜御膳，拜原州都督兼群牧都副使，以代景順焉?！ツ?，上將北巡太原，勒兵數十萬騎。公又齊其毛物，辯其戎田，六軍精研，千里壯觀?！瓱o何寢疾，……春秋五十有六，是歲冬十月九日，終于東京政平里。

韋衡約在先天年間任東宮群牧副使，至開元十三年東封后轉任西使。王毛仲案對玄宗打擊巨大，這是玄宗登基后第一個處置的心腹舊臣。張景順同時受到牽連，被罷去群牧都副使之職。開元十九年玄宗北巡太原前夕，韋衡受任新的群牧都副使。玄宗為此親召韋衡，“延升玉堂，特賜御膳”，足見其重視。所謂“復文武之舊業，懲張、王之失官”，點明了韋衡上任的政治背景。此后張景順家族從馬政中淡出，據其子張仲暉墓志記載：

會天子巡狩，岱宗所禮。征五兵而警衛，夙夜在公；勞千品于馳驅，膏澤如雨。以其優授右羽林軍錄事參軍?！盎噬现]太廟，命群臣。萬乘制曳而風行，六師沸騰而云合。官以物辦，君之所司。賞不失勞，目擊所在。以厥□改武功主簿，……辭滿，未幾，轉華原縣丞?！芜w扶風郡錄事參軍?！D遷河南府士曹參軍?！蕴鞂毷d二月九日終于安興私第，享齡五十。[1]《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天寶089《大唐故朝議郎行河南府士曹參軍燉煌張公墓志銘并序》，第646 頁。

盡管墓志備述仲暉之遷轉，甚至天寶元年又曾從謁太廟[2]《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二月，親享太廟?！保ǖ?15 頁），但顯然他在開元東封后二十余年時間里都徘徊在中低級職位上，并且遠離馬政領域。而張景順的兄弟張景遵則在開元二十一年自夔州刺史遷湖州刺史[3]《嘉泰吳興志》：“開元二十一年自夔州刺史授改清道府率，《統記》云二十七年?！卑?，同書載“東遷館在府東四十里本名太湖館開元二十九年刺史張景遵置”，此外當年張景遵還置震澤館。參見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卷19《鹽州》，第352 頁。，推測他在王毛仲案發生后也離開了監牧之職。

此次變動的影響遠不限于王毛仲及張景順家族，在牛仙客、韋衡任內，隴右諸使似乎也隨之出現了調整。例如郭子儀之父郭敬之就在開元二十年前后出任隴右南使，而其原州別駕之職暗示他此前可能在北使或東宮使也有任職。[4]《全唐文》卷339《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吾府折沖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韙君清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勛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保ǖ?437 頁）韋衡于開元二十年卒后，韋家的馬政事業并未因此衰退，其弟韋衢在天寶前期以殿中監兼任閑廄使、隴右群牧使，總攬當時馬政大權。[5]韋衢因楊慎矜案而受牽連，史載“有詔杖（史）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湊、天馬副監萬俟承暉、閑廄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余族，所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其得罪因由，則據當時詔書道：“其右威衛執戟攝天馬監萬俟承暉，妄畜國書，與慎矜解說，潛相黨附，為蠹實深，宜決重杖六十。其閑廄使殿中監韋衢，忝膺重寄，不存公道，受慎矜囑請，為承暉奏官，諂黷愈彰，比周斯在，宜貶與遠官?！保ā秲愿敗肪?33《總錄部·誣構第二》，第10999 頁）此后，唐朝的邊鎮勢力不斷崛起，中央黨爭也趨于白熱化，相應的馬政問題則需要從另一角度專文闡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