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子坡、北呂、西村墓地試析

張德仁

【摘 要】碾子坡、扶風北呂以及鳳翔南指揮西村的墓葬材料豐富，是研究商周時期墓葬特點及變化的重要材料，均被視為探索先周文化的關鍵節點。然而由于對先周文化的研究普遍集中于陶器形制的辨析，故三處遺跡的墓葬材料尚未曾得到充分地統計與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三者先周至西周時期墓葬的墓向、墓具使用情況、性別年齡等方面進行數據分析，對這些不同時期的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社會穩定性進行了初步解讀，以求正于方家。

【關鍵詞】碾子坡 北呂墓地 西村墓地 墓葬 社會穩定性

一、墓葬簡述

（一）碾子坡①

陜西長武碾子坡遺址位于黑河下游北岸的坪地上。1980—1986年，考古隊共對其進行了11次發掘工作，并將遺址分為8個發掘區。其文化遺存主要涵蓋仰韶文化時期、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西周時期以及東周時期的居址和墓葬，其中包括先周早期墓葬93座，先周晚期墓葬139座，西周時期墓葬45座。所得發掘材料中尤以先周時期的遺存最為豐富，被學界認為是認識先周文化全貌的重要資料[1]。

（二）北呂墓地

北呂墓地位于陜西省扶風縣上宋鄉北呂村北的渭河北岸，地處周原遺址之南緣②。1977—1982年，考古隊共對其進行了6次發掘工作，并將墓葬總體分設為3個區域以及5個分區。主要發現為先周時期、西周早期以及西周中期的墓葬共284座。墓地整體延續時間較長，且墓葬之間無打破關系，被學者視為研究周人早期的發展狀況、文化面貌等問題的重要材料[2]。

（三）鳳翔南指揮西村

西村墓地位于鳳翔縣南指揮村西300米處的雍水南岸，距雍水約4千米。1979年與1980年連續經歷兩次發掘，共發現先周中期墓葬30座，先周晚期墓葬65座，西周初期墓葬55座以及西周中期墓葬32座③。墓地沿用時間較長，墓葬分布稠密，但卻未見周墓間的相互打破關系。此外，作為隨葬品的尖狀袋足鬲的發現，為先周文化增添了新的因素。發掘者認為，此處大約是陜西境內發現先周墓最多的一處，其對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先周文化面貌及其淵源具有重要意義[3]。

之所以選取以上三處墓地作為研究對象，主要是考慮到：三處墓地的使用時間較長，且都橫跨先周與西周兩個階段，有利于筆者針對統計數據進行對比研究；三處墓地的墓葬材料較為豐富且系統④，各自的年代序列也較為清晰，方便數據統計工作的開展；對于三處墓地進行的數據統計研究普遍不是十分充分和系統。

二、先周、西周時期墓葬材料探索社會穩定性——墓向情況統計

墓葬的朝向是古人埋葬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多數情況下在同一墓區的同一階段其墓向存在顯著的相似性。因此有學者認為墓向是古人在埋葬制度上具有一定思想信念的一種具體反映和寫照[4]。Carr和路易斯·賓福德在各自的研究之中都曾把墓向作為研究統計埋葬習俗中的一項重要“因變量”（independentvariable），且Carr認為墓向等埋葬習俗均同時受各類如宗教哲學（philosophical-religious）、社會（social）、具體情況（circumstantial）等因素影響[5]。故可以通過墓向的統計對墓葬在時間上的延續性問題作出一定的闡釋。

（一）碾子坡

筆者對碾子坡的277座先周至西周時期墓葬的墓向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1所示。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以朝北與朝南的墓葬為主，其二者比例相加大于80%；先周晚期和西周時期墓葬均以東方為主要朝向，兩個階段向東朝向的墓葬比例均大于65%。先周早期的墓葬在墓向選擇上與先周晚期與西周時期存在較大差異。墓向統計數據表明再結合先周早期墓葬中陶器的特征也與晚期呈現較大差別的現象，學者梁云以先周早期墓向的特殊性，認為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與晚期之間延續性較弱，先周晚期的墓葬與西周時期的墓葬之間延續性強，并同時以雷興山老師在陶器的類型學研究之基礎上得出的結論作為輔證[6]。換言之，即是碾子坡先周早期與晚期之間存在較大的時間間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物質文化在不同時間段、不同地域范圍內的變化速率并不是一定的，故通常陶器的類型學分析似乎并不能成為判斷同一遺址內不同階段間時間間隔的決定性證據⑤，更無法作為判斷社會穩定性的證據。

結合先周早期的墓葬分布示意圖，筆者發現，其墓葬之所以出現以朝北和朝南為主的現象，地勢是主要的影響因素。碾子坡早期的墓葬處于一個北高南低且有多層斷崖的高坡上，墓葬多與斷崖面的切線相垂直，典型的如M624、M616、M606、M608等，此種墓葬朝向受地勢影響的現象同樣出現于北呂墓地的先周墓葬之中[7]。除分布在斷崖附近的墓葬外，碾子坡先周早期的墓葬也均依地勢分布⑥。相比較而言，先周晚期墓葬與西周時期墓葬集中分布的Ⅰ區位于坪地中部第二級梯田內的西半部[8]，地勢較為平緩。也就是說，地勢因素并不會直接對先周晚期墓葬與西周時期的墓葬的墓向設置造成影響。這很可能是導致先周晚期與西周時期墓葬的墓向數據高度統一，而二者與先周早期的墓向統計情況則出入較大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墓向的差異性或許并不足以斷定碾子坡先周早期與先周晚期之間曾發生較大的社會波動。通過分析墓葬的墓具使用與性別年齡情況，筆者更傾向于認為碾子坡墓葬三個階段在年代上的聯系較為緊密，形成一脈相承的發展體系，其所反映出的社會穩定性較強。

（二）北呂墓地

筆者對北呂墓地的284座先周時期至西周時期墓葬的墓向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2所示。北呂墓地先周時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三個階段墓葬的墓向都是以朝北為主，且伴隨有少量的西方朝向墓葬。僅從墓向的變化趨勢來看，北呂墓地在先周至西周時期朝北的墓葬明顯占據主流地位，且所占比例隨時間的推移而上升。一方面，社會的穩定發展或許能夠解釋這種趨勢的產生；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北呂墓地的墓葬整體上均依地勢分布[9]，地勢很可能是致使墓向之墓俗的發展維持恒定方向的重要影響因素，北呂墓地三個階段墓葬在墓向上的統一性很可能是處于地勢的原因。由此看來，單純的墓向變化趨勢并不能作為判斷北呂墓地遺跡現象所反映之社會穩定性的有力證據。endprint

（三）鳳翔南指揮西村

筆者對西村的182座先周時期至西周時期墓葬的墓向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3顯示。西村先周中期、先周晚期、西周初期、西周晚期四個階段的墓葬的墓向同樣都是以朝北為主。四個時段之間，其余朝向的墓葬比例之和均小于30%，并不在主流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初期，西村朝北的墓葬比例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西周中期又表現出了明顯的回升。根據前兩處墓葬墓向的統計研究，地勢條件或可視為決定墓向分布的潛在關鍵因素之一。然發掘簡報中未曾對于西村墓地所處地形進行詳細描述，故此處尚無法判斷其墓向變化的穩定趨勢是否受地勢原因的影響，同時也難以判斷西村先周至西周時期的社會穩定性。

綜上所述，碾子坡與北呂墓地中墓向的設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勢因素的干擾，故這類數據信息似乎并不能針對兩者墓葬信息所反映的社會穩定性作出很好的解釋。鑒于發掘簡報內容有限，筆者無法辨明南指揮西村的墓葬中墓向與地勢的關系。故碾子坡與北呂墓地所反映的“地勢決定墓向”的規律是否適用于西村乃至其他時期、其他文化的墓葬之中，仍需要進一步考察。

三、先周、西周時期墓葬材料探索社會穩定性——墓具使用情況統計

墓具的使用方面，碾子坡的墓葬頻繁出現使用席子的現象，而西村與北呂則不常見，僅以棺槨作為葬具，墓具上的區分為棺槨制度。棺槨制度是中原的一種常見墓葬習俗，普遍認為，棺槨的使用制度是等級的反映。其具體應如何劃分需要與隨葬品一起考慮，涉及問題較為復雜，故僅從數量的統計角度并不易反映社會的穩定性，劉軍社先生在分析西村的周墓時也認為“棺槨的有無、大小并沒有太大的差別”[10]。綜上，本文暫不考慮北呂、西村的墓具使用。然碾子坡具有獨特的墓具習俗，且與等級并無直接關系。本節主要探究碾子坡使用席子作為葬具的習俗并依此論述碾子坡在先周、西周時期的社會穩定性。

使用席子作為葬具的一種，是碾子坡先周早期墓葬便出現的葬俗之一。胡謙盈先生認為使用席子作為葬具可以作為一種文化特征的反映[11]。故分析各階段墓葬中席子使用情況的統計結果對于探明墓葬在時間上的延續性問題有借鑒意義。此外，由于使用席子裹尸或是使用席子覆蓋木棺上下的墓葬在隨葬品、墓向、壁龕、性別、年齡、墓室面積等方面均無顯著的分界線⑦，故本文暫且認為二者反映的是同一種文化現象，故將其同一對待，統歸為使用席子的葬俗。

筆者對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時期212座使用席子的墓葬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4顯示。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西周時期三個階段的墓葬中使用席子的數量比例是近似于成一次函數逐步增加的，不存在某兩個階段之間使用席子的墓葬突然猛增的情況。首先，說明使用席子這一葬俗是被生活在碾子坡地區的人群所接納認同的一種文化習俗，在先周到西周時期一直傳承。其次，一次函數的變化趨勢，符合社會發展中人群接受事物的一般規律，同時說明使用席子這一葬俗在三個階段內為勻速普及，三個階段間的時間間隔接近。根據一次函數的函數特性，不難得出碾子坡三個階段墓葬習俗逐步發展，期間社會穩定性較高的結論。

四、先周、西周時期墓葬材料探索社會穩定性——墓主人的年齡與性別

墓葬材料是對于當時社會組織的一種直接反映，是學界研究古代社會組織體系與結構的重要依據，其對于尚無大量文字資料出土的時期來說更為關鍵。通過對某一時間段內的墓葬進行年齡與性別的鑒定與統計分析，可以得出人群的年齡結構與性別結構，進而間接推斷出人群的平均年齡、出生率、死亡率等數據，對于復原當時的社會結構、社會運轉模式以及社會發展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碾子坡、北呂和西村三者先周至西周時期墓葬中均具有一定數量的年齡與性別鑒定材料，為我們進行數據的統計與分析提供了基礎。以下筆者將通過對于墓葬墓主人年齡⑧與性別的數據分析入手，闡述墓葬信息所反映的碾子坡、北呂以及西村的社會穩定性。

（一）碾子坡

1.性別統計

筆者對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時期207座墓葬的性別數據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5顯示。碾子坡三個階段墓葬中，墓主人為男性和墓主人為女性的數量均基本相等，表明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與西周時期，碾子坡的男女比例較為均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的平穩狀態。

2.年齡統計

筆者對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時期207座墓葬的年齡數據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6顯示。碾子坡三個階段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比例基本相同，可暫不納入討論。碾子坡先周早期時青壯年的死亡比例頗高，達到70%，且青壯年的死亡比例在先周晚期與西周時期兩個階段相對于其他年齡段仍是最高，但是相對有所下降；中老年的死亡個體比例隨著時間的推移明顯增加，且青壯年的死亡率與中老年個體的死亡率都呈現勻速變化的趨勢。上述數據表明，先周至西周時期，生活在碾子坡的人群的平均年齡是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加的，且增加速率的近似表明三個階段間的時間間隔相近，同時說明社會呈現出一種平穩發展的趨勢。

綜上所述，從墓主人的性別年齡入手分析，碾子坡三個時間段之間應具有較強的社會穩定性。

（二）北呂墓地

1.性別統計

筆者對北呂墓地先周至西周時期50座墓葬的性別數據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7顯示。北呂墓地先周時期的墓葬中，女性的死亡數量明顯高于男性，占到了整體死亡人數的60%以上；而在北呂墓地西周早期與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墓主人為男性和墓主人為女性的數量基本相等。此現象表明，先周時期扶風北呂的男女比例失調⑨（女性占多數）；西周早期與西周中期扶風北呂的男女比例較為均衡，其社會表現為平穩發展的狀態。西周早期，扶風北呂在社會層面上可能曾發生過一定程度上的波動，打破了先周時期男女比例失調的現象，并將男女均衡的社會狀態平穩地延續到了西周中期。

2.年齡統計

筆者對北呂墓地先周至西周時期61座墓葬的年齡數據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8顯示。北呂墓地三個階段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個體數均較少，可暫不納入討論。先周時期與西周中期青壯年與中老年的死亡比例大體持平。其中先周時期青壯年的死亡率略高，西周中期中老年的死亡率略高。單就這兩個時間段而言，人群的平均年齡隨時間推移呈現增加趨勢，其反映的是一種社會平穩發展的狀態。然西周早期墓葬中青壯年的死亡率突然大幅上升，其原因可能是戰爭或疾病、自然災害等⑩?？傊?，從三個階段墓葬墓主人年齡的統計數據來看，西周早期左右扶風北呂曾發生過較為顯著的社會波動。endprint

綜上所述，從墓主人的性別年齡入手分析，西周早期左右扶風北呂在社會層面上曾發生過一定程度的波動。

（三）鳳翔南指揮西村

1.性別統計

筆者對西村先周至西周時期40座墓葬的性別數據進行了統計k，結果如圖9顯示。西村墓地先周中期、先周晚期與西周初期（西周中期數據所含個體數太少，暫不討論）的墓葬中，男性的死亡率均明顯高于女性，這種趨勢或許與其他因素有關（如自然地理條件等）。此處不妨假設，對于鳳翔西村而言，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為社會穩定的狀態l。

數據表明，西村墓地先周中期與西周初期墓主人為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大致相同，先周晚期女性墓葬的比例則相比于先周中期與西周初期要高許多。由此或可推斷，先周晚期左右鳳翔西村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社會波動，這種波動并未持續太長時間；到了西周初期，其社會再次回到了相對平穩的狀態。

2.年齡統計

筆者對西村先周至西周時期54座墓葬的年齡數據進行了統計m，結果如圖10顯示。西村墓地各時期墓葬所反映的年齡信息甚為復雜，其看似并不具備鮮明的規律性，筆者將分層對其進行解讀n。

西村墓地先周中期、先周晚期與西周初期的墓葬中墓主人未成年的個體數均占有一定比例，且其隨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到西周初期，未成年個體的墓葬數量甚至超過了總數的35%。未成年的死亡率如此之高，并表現出上升的趨勢，應當是鳳翔西村先周至西周時期所特有的一種現象，其是否與社會穩定性相關，尚有待進一步討論。

排除了“未成年死亡率高”這一干擾因素，僅對墓主人為青壯年和中老年的墓葬情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先周中期和西周中期中老年的墓葬數量均不同程度地多于青壯年的墓葬數量；先周晚期青壯年的死亡數量則顯著大于中老年的死亡數量。由此不難得出以下結論：先周中期與西周初期所反映出的社會狀態具有相同趨勢，先周晚期則相比于上述兩個階段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差異性?？傊?，從三個階段墓葬墓主人年齡的統計數據來看，在先周晚期左右鳳翔西村曾發生過較為顯著的社會波動。

綜上所述，從墓主人的性別年齡入手分析，先周晚期左右，鳳翔西村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社會波動。

五、結語與延伸思考

本文旨在通過對于墓葬材料所反映的墓向情況、席子使用情況以及墓主人的年齡、性別情況的數據統計分析，探討碾子坡、北呂、西村三處墓地所含先周至西周時期的墓葬信息反映出的社會穩定性。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墓向通常由地勢條件決定，故此類墓葬信息對判斷社會穩定性并不實用。

通過席子使用情況與墓主人年齡、性別信息的統計，筆者認為碾子坡在先周至西周時期社會發展平穩，體現出了高度的社會穩定性；通過墓主人年齡、性別信息的統計，筆者認為扶風北呂在西周早期左右曾發生顯著的社會波動，并在西周中期左右恢復到了平穩狀態；通過墓主人年齡、性別信息的統計，筆者認為鳳翔西村在先周晚期左右曾經歷顯著的社會波動，并在西周初期左右再次回到了相對平穩的狀態。筆者在整理研究數據時還發現，鳳翔西村在先周至西周時期未成年的死亡情況相比于其他兩處墓地要嚴重許多，或需進一步的研究探索o。

筆者在檢索文獻的過程中，發現碾子坡遺存除本文所探討的內容外，仍蘊含著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獨特遺跡現象。筆者撰文之余，曾嘗試針對其中兩個最為值得關注的方面開展了數據及圖像分析，然未曾總結出較有說服力的結論，故于此處列與讀者分享，以期收獲更多的討論與研究。

壁龕是碾子坡墓葬中值得探討的一個現象。挖壁龕的墓葬只集中出現于先周晚期，先周早期的墓葬中不曾見，西周時期的墓葬中僅見一座M1142，位于第Ⅰ發掘區的中部。有學者認為設置壁龕具有一定的文化因素[12]p。若依此來看，筆者上文所論述的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與其他兩階段墓葬的延續性以及社會穩定性問題便存在爭議。然而，根據筆者的研究，在先周晚期的墓葬中，帶有壁龕的墓葬與不帶壁龕的墓葬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存在明顯的分界線，且二者在其他方面，如隨葬品、墓向、葬具等均不存在顯著差異，可見壁龕的文化特性在碾子坡墓地中并無明確體現。對此，筆者認為是否挖壁龕或許并不單由文化習俗決定q，其與土質等自然因素也可能存在一定關聯。碾子坡西周時期的墓葬多集中于第Ⅰ發掘區的西北部，而唯一一座帶有壁龕的M1142位于發掘區中部，與先周晚期墓葬集中地較為靠近。此個案或能給予我們如下啟示：先周晚期墓葬所集中的第Ⅰ發掘區西南部的土質更加適合設置壁龕。然由于有壁龕發現的各遺址資料過于復雜，且各類發掘報告中鮮有對于土質的具體論述，難以一概而論之，故關于土質與挖壁龕之間的辯證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r。

此外，碾子坡先周至西周時期墓葬中男性俯身、女性仰身這一突出現象仍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有學者將其與其他遺址中出現的俯身葬相關聯[13]，然而除了碾子坡外，其他發現有俯身葬的遺址中均未曾表現出男女之間的明顯區分；胡謙盈先生認為這種現象是“冀求后代子孫繁衍不息的一種暗示和表露”[14]，這類意識形態上的推測也無法得到證實。目前似乎只有等待新的考古資料的出現，學者們才能對于這種現象有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

注釋：

①本文“碾子坡”僅指碾子坡遺址，不包括“碾子坡類型”或“碾子坡文化的含義”。

②相距30千米。

③共計清理周墓210座。上述數據為可以明確辨明年代分期的墓葬。

④指揮臺西村的發掘簡報后附有墓葬的列表，碾子坡與北呂墓地則已經出版發掘報告，可檢索資料豐富。

⑤實際上，碾子坡先周早期、晚期以及西周時期之間的時間間隔是均勻的，詳見筆者下文中的數據分析。

⑥碾子坡先周早期墓葬與地形地貌的關系胡謙盈先生在《南邠碾子坡先周墓葬和西周墓葬——周人早期墓俗探討之一》一文中已有所闡釋。然其他學者在對于墓向問題進行討論時似乎有意忽略了這一點。endprint

⑦特別的，先周早期的墓葬中，凡是有木棺的墓葬中均無同時使用席子的跡象。由于Ⅵ區墓葬大部分遭到破壞，致使先周早期的墓葬全貌無法復原。推斷上述現象可能并非普遍的規律，故本文未曾深入研究此現象。

⑧為了保證表格結構的統一性，本文采用如下年齡段劃分：未成年（小于20歲），青壯年（20—40歲），中老年（40歲以上）。

⑨筆者推測，對于扶風北呂來說，在先周時期，男女比例失調可能是針對那個特定時期社會平穩狀態的反映。由于發掘工作未曾得到北呂墓地更早時期的墓葬材料，此推論有待考證。

⑩事實上，墓葬現象的特殊性往往由多個文化信仰與社會因素所決定，見Carr，Christopher.”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ocial，philosophical-religious， circumstantial， and physical determinan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2（1995）：105-200，p160.鑒于此項內容并非本文所探究之重點，故暫不深入討論，以待后續研究。

k共有42具可以鑒定性別的人骨，其中有兩具（80M142、80M133）所處墓葬的分期不明確。

l西村所發掘人骨中明確收集到的年齡與性別數據相比于其他兩處有一定局限性，為筆者準確地總結變化規律與提出合理假設形成了阻礙。之所以呈現出男女比例的不均與急劇的變化，可能是統計材料的不足所導致的。

m發掘簡報中有兩座小孩的墓葬（79M64、79M72）分期不明確，故并未統計在內。

n西周中期有年齡數據的墓葬數太少，其經統計得出的數字很大程度上無法說明問題，故此處暫不對西周中期的情況進行討論。

o鑒于此處討論的是未成年，存在鳳翔西村有“夭折入墓地”的習俗，而其他兩處則無的可能性。碾子坡和北呂墓地中少量的未成年墓葬或許在形制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整理。

p商周時期的設有壁龕的墓葬常見于劉家文化墓葬之中。戰國時期的楚墓也常見壁龕。先周晚期墓葬與上述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仍需進一步研究。

q壁龕的使用雖不罕見，但在不同的文化、時期中，挖壁龕這一葬俗的重要程度與實用意義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r土質只是一種可能的影響因素，巖層構造等地理條件的干擾也不可排除，這些都需要深入的地質學數據。

參考文獻：

[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2]羅西章.北呂周人墓地[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3]雍城考古隊等.鳳翔南指揮西村周墓的發掘[J].考古與文物，1982（4）.

[4][11][14]胡謙盈.胡謙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選集[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

[5]Carr，Christopher. 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ocial，philosophical-religious，circumstantial，and physical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2（1995）：105-200，129-130，p188.

[6]梁云.碾子坡商代遺存族屬探討[J].中原文物，2015（6）.

[7][9]馬賽.北呂墓地試析[J].考古與文物，2009（1）.

[10]劉軍社.鳳翔西村先周墓葬分析[J].文博，1993（6）.

[12]辛怡華.石鼓山M3壁龕及其相關問題[J].寶雞社會科學，2014（2）.

[13]張明東.略論商周俯身葬及其相關問題[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