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國家中的娼妓女性身體政治形象、敘事與重構
——民國時期的娼妓問題研究綜述

肖遠琴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史學研究]

現代民族國家中的娼妓女性身體政治形象、敘事與重構
——民國時期的娼妓問題研究綜述

肖遠琴

（廣西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1）

民國時期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急劇轉型期，既往為各界所忽視的娼妓群體，在新時代背景下被型塑為苦難與被解放的身體政治形象。此時，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話語之下，娼妓這一女性身體的政治形象、敘事與身份重新建構的途徑受到重視。在民國官方禁娼聲浪影響之下，學界亦對娼妓問題的由來、成因及“治末”與“治本”等解決路徑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為當時及其后的婦女自我解放制造出強大的輿論力量，其解決路徑等研究成果對當代社會治理亦具借鑒意義。

民國時期；娼妓問題；研究綜述

民國時期，中國處在由傳統家國同構的治理體系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急劇轉型期?，F代民族國家作為一整套涉及政治平等、經濟發展、道德重建、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實踐體系，在解決娼妓問題及娼妓女性身體政治形象的塑造中，呈現出艱難曲折的面相。此時，處在傳統治理體系分崩離析之際，社會精英們以“娼妓問題”①為由，重新界定了娼妓在現代民族國家中的位置。在這場宏大的重新界定工作中，憂心于如何建設一個強大民族國家的社會精英們繼續了給婦女分派角色的傳統做法。不同的是，這次他們分派給娼妓群體的是擴大了的社會角色，以應對面臨危機的社會政治體制的變革需求。尤其在女權運動日益高漲的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社會精英們對娼妓問題研究的學術興趣甚為濃厚，他們大多將針對“娼妓問題”的啟蒙式的解決方法理解為現代立場的標志?；蛘哒f，重新界定娼妓的社會位置也是精英們表達其現代性構想和現代性身份的重要途徑。在構架起“傳統”和“現代”敘述的同時，社會精英們也造就了一個圍繞著“哀其不幸”和“怒其不爭”的二分對立、“被壓迫的受害者”相對于“被解放了的現代主體”的主線而組織起來的一部簡約化了的娼妓史②。此時對娼妓問題由來、成因及其解決路徑等具體研究工作，也導致了許多有價值的、不能為這個二分對立的主線所包容的豐富史料和極具當代借鑒意義的經驗。

一、娼妓身體政治的發現與直陳：愈演愈烈的民國娼妓問題

民國娼妓身體政治的發現與直陳，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與建構過程相伴始終。在民族國家的建構中，最直接的目標是要將娼妓原本落后、孱弱、畸形變為進步、強大、文明的形象，而完成這一建構所需要的是將原來國家肌體中的異質性逐步去除，從而換喻為國家“新女性”的過程。

中國娼妓群體源于春秋時代管仲所設 “女閭”，至兩漢、三國、東晉漸盛，到隋唐時達極盛，宋元時中衰，明清繼又復興。民國已降，中國部分地區一度禁娼，且此起彼落，然娼妓未能禁絕。1928年南京禁娼后，娼妓雖已不復有明清兩代之盛，而上海、廣州、天津等城市，則無不日漸增多，抗戰中雖遭受打擊，但抗戰勝利后，娼業亦趨繁榮，故“娼妓問題至今尚無解決之辦法，而對于娼妓的處置方法，往往又是大開倒車，弄的離解決途徑愈去愈遠。這不能不承認是由于過去忽視娼妓問題輕重的結果”。[1]因娼妓問題往往與國家政策、政治風氣、社會習俗、國民道德等公共治理體系關系密切，尤其本身牽涉的婦女法律問題、參政問題等，更引人注目。因而，有的學者指出娼妓對于國家的損失主要有三：降低了國家的生產力、靡費國家的財力、銷蝕了國家的生命力。[2]加之，晚清以降國內日益高漲的女性解放思潮，導致民國時期社會學和社會史等學術界，尤其是女界更加關注娼妓在民族國家中的地位和權利保護，關于各大城市娼妓問題的研究文章和論著也不斷面世。

以北平為例，社會學者麥倩曾的研究顯示，“自清至民國所有繁盛商業及官宦人家多在南城”，故主要為其服務的官方登記妓院亦多在南城。1929年統計共有332家，頭等妓院45家、二等60家、三等193家、四等34家，且公娼所在妓院的分布與所處地方繁盛有關，頭等主要在商業中心八大胡同，二等妓院漸偏遠，其他散處南城東南及北城，四等更多在齊化門等貧民區。私娼為躲避警方管理多在東城船板胡同、鎮江胡同、蘇州胡同、羊肉胡同與八寶胡同一帶。妓院組織和營業狀況極其復雜。院主多從業5-25年，能“熟識此中黑暗社會情形才能經營”；每個妓院平均有娼妓8個；妓院要繳納樂戶執照捐、樂戶捐、貧民捐，妓女要繳納執照費、牌照紙費、衛生檢驗所醫藥費等。北平的娼妓，在民國六年（1917年）私娼不下7000，“首都南遷后，妓女數目并不見減少，特別是三等妓女更有增加趨勢”（詳見表1）。到1920年代末，北平的公娼和私娼達萬人以上，僅注冊的公娼人數就占女性總數的1/192。

表1 北平妓院與妓女人數歷年統計表[3]106

麥倩曾對3025名妓女研究發現：妓女從業年齡17-21歲的占總數的49.2%，最小的11歲（虛報年齡登記），最大的41歲；淪為娼妓的原因主要為：男女比例失調、家庭貧困、女性受教育水平低、就業機會少、滿人衰敗、周邊地區天災人禍頻仍、婦女地位低下、社會輿論的負面宣傳等。尤其是北平“妓女之生活，平常人只知道是下賤，但極少人理會到他們的困苦”。另據1928年9月到1929年11月的患病統計，在11861名檢驗者中有梅毒的924人、下疳294人、淋病9760人，其他傳染病者873人。麥倩曾認為“妓女自己呻吟在痛苦中，何嘗沒有人想掙扎出來？但是在千層壓迫下，就算有自覺，若是沒有給外人了解她們的生活，加以外力的援助，是無法擺脫的”。所以，根絕娼妓的辦法要從 “為妓的原因求解決”，“但在未有解決方法以前，法律的裁制是極重要的?？墒鞘聦嵣?，中國的法律所賦予及保護弱少的娼妓的力量是極少的，除非將來有單獨的立法，妓女的命運才可以得到改善的保障”。[3]

再以上海為例。上海作為近代開埠較早的口岸，伴隨該市的興起娼妓日益泛濫。據1920年3月19日上海工部局報告，僅在租借區“1871年估計，在洋涇浜以北有本地妓館463所，本地妓女1612人，此外在法租界有妓館250，妓女2600人”；到1920年實際調查的結果，“公共租借至少有妓館633家，妓女4575人。其中15家，53人為外國女子；618家，計4522人則為中國女子?！盵4]到抗戰前，“公共租借內34974名婦女中，說是有25000都是賣淫的，而專為神女（私娼）者，數在5000云。法租界有婦女277300人，妓館登記的娼妓者390人，此外尚有未登記者1100人。其出沒于南京路者有1400人、公共租借中部旅館者1500名，街頭徘徊者2300名、電影院等場所400名，還有到私人住宅者約百人”。[5]1942年，日軍在租界開禁娼妓后，娼妓更加泛濫。據上海警察局統計，1942年租借區妓院有902家，妓女5253人；1943年妓院增至915家，妓女8864人?？箲饎倮?，上海妓女人數逐年增加，到1948年6月登記者有10000人，加上全市私娼約5萬人，若包括短時賣淫的，則達70余萬人，約占全市人口1/6。妓院散布到上海的9個行政區，市中心的老閘區最集中，占總數的63%，其次為嵩山區，占13%，虹口區亦占11%?？箲鹨呀?，由于“社會之不安定，尤以戰事影響，促使上海附近各縣少年女子流落上海，自愿為娼妓”，且“娼妓知識程度極低，不識字者90%以上，多數對其生活認為滿意，對正當職業之觀念極為模糊”，為妓前“多數并無職業，多數自稱因貧困淪為娼妓，但非主要之共同原因，設無社會之縱容承認為合法，當不致淪為娼妓”，故學者認為公娼制度 “助長了娼妓風氣，益使社會道德墮落”，故“實行禁娼，斷可減少一部分娼妓及私娼與暗娼”，并可防止性病擴散。[6]

除大城市外，中小城市娼妓問題亦受到關注。1930年廣東汕頭開始推行公娼制度，據統計，1939年汕頭的特等、上等、中等、三等、學習和下等娼妓有626名登記；1934年各等登記娼妓477名；1935年達432名。南?？h1931年也有登記娼妓288名。[7]其他省會城市娼妓亦為嚴重。河南開封1935年1月就有妓院42家，妓女253人。[8]部分省份的中心城市如蘇州，到民國之后娼妓數量也在不斷增加，1930年代后更加泛濫。[9]到解放前夕，僅成都就有娼妓13565個登記，加上私娼不下3萬人。

面對各地娼妓的日漸泛濫，各界逐步認識到“娼妓是斷喪民族生命、毒禍優秀種質的利刃、傷風敗俗、群起下流之物，所以鏟除娼妓制度，才能使我國家民族有新的發展與未來的希望”。[10]而“中國的婦女問題，又是整個的國民社會的重大問題，婦女問題中的娼妓問題，也不僅是婦女本身的幸福問題，而是整個的國民生活的健全問題，所以國人對于這問題，必須調查其真相，研究其實情，而謀解決之法，才能把已經發生半面黑暗的社會，推移至全面的光明”。[5]因此，娼妓身體的現代性改造成為民國民族國家建構中一個重要議題，娼妓的國民身份也不能不有一個與想象中民族國家相匹配的現代主體性身體。

二、娼妓身體敘事：民國娼妓問題的成因研究

20世紀，“革命”已成為中國社會的首要特征，并幾乎成為一種常態。當然，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只有將革命的主體力量、對手和局外各方放在同一歷史場域來考察，才能再現其“眾聲喧嘩”的歷史面相。在娼妓問題的法律規范制訂時，民國政府因沒有充分時間頒行新的刑律等，故只對清刑律等稍作刪改，即頒行全國。后雖經1928年和1935年修改，但涉及娼妓問題的“妨害風化”“妨害婚姻”“妨害家庭”三章的規定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從民國刑法的條文看，其法意“是在減少娼妓的來源，防止娼妓的危害。并重在事前之預防，而不重事后之遏制”，[11]故導致各地時而禁娼，時而復娼，妓業此消彼長，不能禁絕。上述因素導致民國學界開始積極探求娼妓問題的成因，并以此作為實現娼妓革命性解放研究的起點。

學者黎作樑在考察中外娼妓研究基礎上認為：“妓女之所以為娼的原因，大體上分為經濟的缺乏、生理的原因、道德的原因和社會輿論對娼妓的態度等其他原因。[12]頌先在此基礎上指出：民國時期“中國以連年兵災，人民日在顛沛流離之中，因經濟貧困使婦女墮落為娼的較任何國為高。在直魯災荒之區，常以其女兒易谷米數升，或只求撫養，不索報償。此類災民即能逃到都會者，壯者作拉車等苦工，女子尤十九流落為娼”，此等因經濟貧困所導致淪為娼妓的是“吾人所急宜設法拯救”的。淪為娼妓的社會原因，系指由惡劣的“社會制度和環境，而發生如強奸、誘逼、誘棄、不良家庭、酗酒及惡友等而言，在婦女當娼中亦占重要之地位”。此外，“婦女生理或心理的抵抗力弱，易受外界之刺激或引誘、慕虛榮、愛奢華等”，也易淪為娼妓。[13]與娼妓業相關的生存鏈條更是背后的推手。據北平社會局對公娼的調查，1929年上半年共有公娼2929名，而直接依靠這些娼妓為生的茶役、侍媽、老鴇等就有3816人，間接為生的做小買賣的、拉洋車的、討飯的、唱曲的和娼妓直接、間接養活的家眷等，每個妓院最少還有10人，此類人口全市有5萬以上。由此可見，娼妓業對于社會影響的巨大。[14]從1930年天津社會局對登記的公娼墮落原因的調查更能說明上述因素的影響 （詳見表2）。

表2 1930年天津社會局對登記娼妓墮落原因調查統計表[15]40-41

此次調查的結果顯示，2910人中被抵押的有1722人，被賣的有98人，被租的有,38人，被拐騙的有54人，自己墮落的有866人，不明白的有132人，從押、賣、租、拐騙、自己墮落幾種淪為娼妓方式看來，除去自甘墮落的沒有身價而外，其余都有很重的債務負擔。[15]

長期以來，儒教精神成為中國國民意識的主體。儒教傳統中的女性倫理使女人沉入家庭，嚴格的條規、戒律使女性身體越來越隱秘，性也被置于日常生活的陰暗處，成為男權社會人們渴望品嘗的禁果。因而，學界在探討娼妓問題成因時，極為重視歷史傳統的影響。朱美予認為，有三種傳統因素促成了娼妓制度的出現：其一，男尊女卑痼習。在父權社會確立后，女子為男子支配，社會上形成重男輕女思想，“男性恃其體力與智力之高超，又復利用金錢與勢力，購買女子，供給取樂，視同玩具，娼妓制度由此開始”；其二，有產階層的荒淫。男權社會中，男子擁有社會財富，王公貴族等階層無不玩弄女性，縱情聲色，在其帶動下，“一般窮途浪人，一旦得志，則縱情聲色，無所不用其極，現今軍閥、政客亦然；其三，文人的歌頌。歷代文人為尋求理想，‘極力的描寫青樓景況’，甚至其筆墨決定娼妓的生殺之權”，客觀上推動了娼妓業的發展。因而，在朱美予看來，“娼妓制度的營成，是由于婦女地位之卑微，不能與男子平衡；生活成本日高，婦女不能自立，經濟仰給他人；物質文明、貴族派、文士派，只求個人的快樂，而破壞女權”等原因，尤其在社會動蕩時期，一批婦女為生活所迫，而淪為娼妓。[16]總之，許多學者認為娼妓“是由于私有制度下的男性中心社會內一種必然的產物”，除上述經濟、社會等原因外，“尤其是男性特權需要導致的”，“假使社會沒有娼妓的需要，那么娼妓也決不會存在”，且“現社會制度不良，女子經濟地位不能獨立，都市富裕者縱情肉欲，貧窮得娶不起妻子的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舊式婚姻內得不到性滿足的男性，自然需要娼妓。另外，民國以來外來經濟與政治侵略、各地水旱風雹等災荒之嚴重打擊、戰爭之不斷蹂躪和摧殘，使整個的國民經濟急劇陷入深沉的恐慌與破滅的階段，都市婦女們做工無路，農村婦女大都以‘斤’和‘年歲’論價等公開買賣的空前悲慘，無疑使娼妓數目必然大大超過以往的數字”。[17]

亦有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闡釋娼妓成因。潘宗武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角度探討了娼妓產生的原因。他認為：伴隨生產力的發展，“形成了婦女對男子居于從屬地位；同時私有財產制的發展，更使階級的分化日趨尖銳化；階級的分化日趨尖銳，娼妓日見繁增”。就中國來說，近代以來，西方工業化生產方式輸入中國，“一方面繁榮了少數地域為資本集中的根據地，這就是所謂商埠的出現和殖民地的中國都市的發展；在另一方面，盡可能的把中國農村經濟組織破壞了。因為中國農村的破產，所以一批一批的農村婦女（都市人口的集中，當然是由農村而來——包括男和女），都逃亡或被迫著出賣勞力到都市來，這些婦女受不到相當的基礎教育、沒有特別的技能，雖則一部分可以在工廠或雇主家及容納婦女的各部門工作，維持其最低的生活，但在這農村繼續破產和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流中，百業凋零，人浮于事，有工作的婦女尚難保其飯碗的安寧，沒有工作的婦女為了生存，不得不以賣淫作勞動而換取全部或一部生活資料的酬報”?！俺_埠較早的廣州、北平、上海等地外，就整個中國而論娼妓的出現和增多，也與上述原因相同，而不能例外”。[18]由之而論，除傳統的經濟、道德等因素外，在近代化城市的形成中，大量離鄉男性人口涌入城市，他們藉娼妓消遣，涌入城市的女性也因缺乏職業技能，為維持生計只能為娼。此外，民國雖提倡婚姻自由，但舊式婚姻仍大量存在，家庭婚姻生活不和諧；社會教育不發達，女性缺乏謀生知識和能力，又缺乏娼妓危害的正面宣傳等，娼妓自然難于減少。[19]

毋庸諱言，由來已久的中國娼妓，因滿足了父權制社會男人的性需求而長盛不衰。至民國時期，中國遭遇現代性，娼妓歷史才被重新敘述，并作為危險的與社會進步相悖的社會病態被置入社會研究視域，并進而尋求娼妓問題解決之道，以透析處于歷史縫隙中的娼妓女性身體政治意義。

三、女性身體政治的重新建構：娼妓問題解決路徑的研究

民國社會彌漫的嚴重社會危機，使學界釋放出空前的政治激情。官方和大批學者從政治實用主義出發，為了實現對被啟蒙者——娼妓身體的重造，在“禁娼”和“廢娼”等在主流話語之下，在努力尋求娼妓解放的路徑。

（一）官方的禁娼活動

1928年8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國民政府將廢娼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隨后南京等多個城市公布禁娼和廢娼辦法。1929年漢口市政府第五次市政會議通過 《取締樂戶營業規則暨廢娼辦法》，該辦法分治標和治本兩種。治標辦法要求公安、社會、財政、衛生四局，調查樂戶與妓女人數；并制發樂戶、妓女姓名一覽表和樂戶門牌；指定樂戶、妓女經營居住區域，并派警察嚴密監視；嚴厲查禁私娼；強制推行妓女性病檢驗等。治本辦法為：增撥款項改善婦孺救濟院，以提高救濟院效能；籌設婦女工廠，以收容娼妓等。[20]然而，從各地禁娼和廢娼的實施效果看，各地娼妓“奈生活所迫，若輩又神通廣大，設計嚴密，致有愈禁愈多之慨”。針對各地禁娼中“禁者自禁，娼者仍娼”，“此處禁娼則移別處”，效果不佳的狀況，1935年11月中華婦女節制協會、中華婦女社等婦女團體，電請國民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要求通令全國切實禁娼，從速設立救濟機關，以使娼妓能“謀自立以整風化，而興民族，以杜前弊”。[21]隨后，廣東、福建、四川、江蘇、寧夏等省先后頒布禁娼辦法，實施娼妓登記，公開妓院減少了，但私娼在各地開始泛濫。以云南省為例，民國初年，警察部門負責查禁私娼，抓獲者處20-30元罰金，并送入女子濟良所拘禁，并教習工藝。1930年后，濟良所改為感化院，因經費有限，罰入娼妓逐漸減少。此后，云南實行公娼制度，娼妓大增，僅昆明就有萬人以上。1945年后，云南各地警察更加放任，對私娼無人干涉，雖然外來人口減少，娼妓仍有6000人左右，1949年解放前又增至8000人以上。[22]

在部分地區禁娼和廢娼中，許多城市采取抽簽方式來逐步廢娼的方法。1930年，杭州開始第一期抽簽，應抽者有169名娼妓中須有28名，“而抽廢之妓女，有名叫文君者，是一寡婦也，其家有白發雙親和小兒，全賴文君養育”，文君被送入濟良所后，全家頓無以為生。此類娼妓多為生計所迫，在禁娼后多遷移到異地繼續賣淫。各地軍警在執法中，國家對罰金缺乏監督，軍警也多中飽私囊，軍警抓到娼妓便多一筆收入，使得大批公娼淪為私娼，各地禁娼難有成效。再以南京為例，南京開始禁娼后，“該處警察取締尚稱努力，惟釣魚巷分所管轄之東西釣魚巷等處暗娼共計160余口，大多數曾經帶所送將有案，不過受罰者視拘罰無足輕重，未見稍有戒心，現在越出越奇，所有各街巷暗娼，每至下午七時許，或群集于巷，或懷列于街，更有撝母女庸人等，多方招攬，而警察限于辦案程序，雖明見有成群結隊之暗娼，復恐魚目混珠，且本京乏大量收容場所，一經捕獲，每苦無處收容，以致取締甚成困難，即使加驅散，亦不過暫時避匿，輾轉復來，該釣魚巷分所，雖有所捕獲，但無徹底救濟辦法，仍不能使其有所戒”。[15]38-44在此種運用行政執法力量，采取罰金和拘留手段，其實際效果極為有限，弊端亦多。如報紙披露南京禁娼的一則消息耐人尋味。

首都（南京）向來對于煙賭嚴禁不遺余力，詎近來暗娼活躍又到處皆是。自大世界停演后，一般私娼乃以民眾游藝場為淵藪，雖經警局一再拘捕，彼等均抱你捕你的我為我的觀念。該管局為維持風化起見，每日派使便衣警士多人假裝游客往各處逡巡，遇有形跡可疑之暗娼，即帶局法辦。昨有暗娼名二姑娘者至民業游藝場活動，適為便衣警瞥見，即假裝游客上前示意，二姑娘以為生意上門，亦即大施勾引手段。至散場時，該警佯約二姑娘赴荷花巷旅舍幽會，二姑娘全不之疑，即與該警相偕前往。及行至荷花巷第一局門前，該警面色突然沉下，勒令二姑娘入局，二姑娘大驚失色，大放悲聲，哀求赦放，然已無法挽救，隨由門崗帶進局中候訊。訊后，罰洋七元釋放。[23]

面對此景，于是各地禁娼喧囂一陣后，又多采取娼妓登記的公娼制度了。[24]

在波詭云譎的民國時代，一方面官方為爭取其政權的合法性，大力宣傳禁娼，然而在政不下鄉的治理格局下，官場的黑暗、禁娼無效或低效成為了衰敗國家的政治諷諭。

（二）學界對娼妓問題解決路徑的研究

在民國時期一系列有關娼妓悲慘命運和對社會危害巨大的敘事中③，娼妓作為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通過解放其身體使之加入到民族國家的社會總動員中，學界進行了卓有見地的探索。此時，許多學者的女性觀念雖未真正改觀，對顛覆性女性革命認識也有很大局限性，但是對娼妓身體理想化的政治想象和對解決娼妓問題路徑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具啟示價值。

鑒于娼妓問題形成的復雜性，有的學者主張效法蘇俄以消滅賣淫為目標，不應 “向著娼妓本身，或像歐美國家那樣只驅散了事，而是向著賣淫制度本身，即消滅貧困與失業，并通過舉辦各類事業，來根本鏟除娼妓”。具體辦法：在經濟上，提高婦女工資待遇，并通過加強職業教育，提高就業機會與能力。在政治上，使婦女獲得與男性平等權利，并通過相關機構等吸引婦女進入政治生活中。衛生方面，向娼妓說明賣淫在傳播性病中的影響。青年運動工作方面，建立兒童俱樂部、孤兒收容所、兒童專門活動場地，用教育理性引導和對待性關系。為從根本上消滅娼妓，還要建立失業婦女救濟院，救濟失業婦女，并公共收容所，收容初入都市婦女。此外，不許輕易辭退獨身婦女；設立感化院，教育感化娼妓，收容貧困、乞食、無人保護的婦女，對其進行醫學、社會和心理方面的檢查，分別情況送往醫院和勞動部門；設置專門勞動機構，對娼妓進行勞動生活教育，然后將其送往職業學校、手工業工廠或孤兒院及勞動學校；查禁一切賣淫場所，嚴厲處罰嫖客和鴇母等。[25]

在借鑒國外娼妓治理方法的基礎上，有的學者還提出“治標”和“治本”的方法。認為娼妓問題既然是社會問題的派生物，就必須從社會根本問題——生產制度入手，而生產制度的改革須是漸進的，不可一蹴而就，故提出娼妓問題的解決辦法為：第一，普及女子教育，逐步使女子有獨立謀生能力，并在政府堅持的男女平等的原則下，保障婦女就業機會。第二，解決婦女就業難問題。第三，建立公娼制度，對娼妓進行統一管理，并強化性病檢查和集體教育，完善娼妓品德，娼妓管理機構還要幫助娼妓介紹正當職業。上述為警察等機關不可推卸職責，是治標辦法。[26]第四，嚴厲禁止人口買賣，設置打擊販賣人口專門機構，杜絕娼妓主要來源。第五，改革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第六，設立娼妓教養院，對娼妓改良進行教育，對教養后仍為娼妓者，終身圈禁，各管理機關協同嚴厲打擊嫖客行為。[27]第七，加強國際合作，打擊跨國和國內租借等區域的人口販賣和賣淫行為。[28]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有的學者更提出在生活、經濟和教育方面入手的“治標”辦法：

1）強化女子自身的覺悟和努力 女子解放，先要自己覺悟，養成高尚的人格，尊嚴的態度，打破一切虛榮，以及不檢行為，同時養成勤苦耐勞優良習慣。

2）進行社會改革 提倡男女平等，嚴禁人口之買賣、奴婢之使用和多妻制度；教養兼施，培育婦女的工作能力，擺脫女子對男子的依賴性，提倡社會教育（如宣傳娼妓的危害、張貼娼妓危害的圖片和放映此類影片、介紹娼妓所害的事實、編印散發娼妓之害的書籍、表演譏諷娼妓和警示民眾的劇目等），多設立工廠，專收這種女子，日間工作，練習技術，夜間授課，增進知識。

3）發揮國家機構職能 國家應制訂廢娼規約、法律頒行全國，糾正和指導公眾道德，明確為娼是犯法行為，已為娼者按法律治罪，以使犯法者知所改，未犯法者知所警惕；規劃農村、都市發展，避免農村經濟窮荒、都市人口擁擠的狀況，鑒于農村呈現總崩潰趨勢，必須大力解決農村問題。[16]因而，政府在禁娼的同時，更應注意娼妓的救濟，才能取得成效。[29]

學者們在提出“治標”路徑的同時，還系統地研究了娼妓治理的“治本”方法。王疑始認為，必須真正實現“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一方面杜絕農村土地兼并，使“耕者有其田”；一方面避免大資本操縱社會經濟。二者同時推行使社會生產的增加為全民共享，并使人人生產、有飯吃、有受教育機會和娛樂場所，保障婚姻自由，實現“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娼妓。[29]還有的認為：“改革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宣傳性教育，注意婦女職業教育，并極力提高男女兩方面的人格教育”才是治本的辦法。[30]黃麗輝亦認為：“保障婦女經濟獨立、增設娛樂場所和建設完美家庭”是治娼的根本辦法。[31]更為激烈的主張：在禁娼中為政者要運用“嚴懲龜鴇、限期放贖、獎勵告發、重罰包庇”等手段，才能全面消滅娼妓。[32]同時，為實現消滅娼妓目標，根本保證是民主政治的實現，唯有如此，才能減輕人民負擔，革除種種惡勢力，進行娼妓解放運動，才能使工農業生產發展，最終消滅貧窮、饑餓、失業等現象，也才能根除娼妓。[33]

顯然，民國中央政府推行的時斷時續的廢娼行動與救娼措施，力圖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化政府的意象；而地方政府的娼妓治理模式雖不盡相同，且多因行動軟弱無力而很快失敗。但各級政府的娼妓治理，卻也引起了整個社會對娼妓苦難狀況和對娼業危害的關注，并促使得學界對娼妓問題解決路徑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

四、結論

民國時期，娼妓女性身體的政治形象、敘事與建構與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緊密相連，并在不斷起伏的婦女解放運動潮流影響之下，娼妓身體政治形象不斷被塑造為“苦難者”與“被拯救者”，社會輿論不再將娼妓看成風流艷幟，而是從男女平等和國家邁向現代化障礙的視角審視娼妓問題，并從實用主義和工具性目的出發，著力探討娼妓問題的歷史、成因和解決路徑，這為當時及其后娼妓治理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性指導，同時也在不斷強化著女性身體在國家意識形態中被革命的政治形象。

注釋：

①國內外相關研究已取得很大進展，王書奴、單光鼐從歷史的角度對娼妓問題進行了考察；雷莎蓓(Elizabeth J.Re-mick)、羅衍軍以民國時期的廣東省和昆明市、杭州為中心，分別描述了其娼妓治理模式；賀蕭(Gail B.Hershat-ter)、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以近代上海為中心，闡述了娼妓狀況及其治理；張超、呂振等也歷時性考察了民國娼妓問題。但上述研究對民國時期的娼妓問題及其相關研究成果還缺乏系統梳理。

②可參見民國時期研究娼妓歷史之開創之作王書奴的 《中國娼妓史》（三聯書店，1988 年）。

③如：唐國楨的《如何解決娼妓問題》（刊登于1932年3-4期合刊《婦女共鳴》的第17-21頁），該文中將娼妓危害概括為危害種族、有傷社會風化及擾亂社會秩序、妨礙社會事業之發展等。還有的學者指出，“娼妓制度是社會的一大病癥，對社會影響甚大，而娼妓本身也就是一種非人的生活”，不但傳播性病，更造成社會巨大的浪費。（乙楓的《娼妓問題研究》刊登于1933年第2期《婦女共鳴》的第3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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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a sharp transition period to the modern nation-stat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Prostitute groups were shaped as a body political image misery and liberated by the society,Under the strong nationalist discourse,the way female prostitutes political image of the body,narrative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 m were noticed.Under the noise impact of official prohibition prostitution,academia Probed on prostitution origin,cause and"at the end of treatment"and"cure"and solve the paths.Which created a powerful force of public opinion on self-emancipation of women at that time and after,and the solution path and other achievements had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roblem of prostitution;review of the study

Political Image of the Female Body,Narration and Construction:Prostitution and Research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AO Yuan-qin

(The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Guangxi 541001,China)

K206.3

A

1671-1084（2017）04-0073-08

DOI 10.16221/j.cnki.issn1671-1084.2017.04.017

2017-03-25

肖運琴，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2015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