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排行榜”的意義及反思

◎牛學智

文學“排行榜”的意義及反思

◎牛學智

幾年前，那時候沒有微信，我們只能通過報紙、電視了解一些信息。其中每年收官之時就有一條信息雷打不動，即作家年收入排行榜。連著幾年下來，余秋雨好像一直獨占鰲頭，其次是韓寒、郭敬明這些“80后”和通過央視“百家講壇”一炮走紅的幾個人?，F在各省GDP增長排行榜、幸福指數排行榜、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和近期的霧霾排行榜、落馬“大老虎”“小蒼蠅”排行榜，等等，真是花樣繁多。人們對于這些繁花亂眼的排行榜，開始時，出于好奇，不但關注，而且還要議論一陣，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抱著你排你的行，我過我的窮日子的態度，完全犯不著跟著瞎起哄。

近些日子，文學作品排行榜好像又開始掀浪花了。也許“刷屏”之故，原先紙媒閱讀靜悄悄的局面頓時被打破了，你只要上線，滿屏皆文學，甚至滿屏皆文學排行榜的資訊，撲面而來，你不看都不行。最先的長篇小說排行榜已經不再那么吸人眼球了，現在各文體幾乎都有自己的排行榜；最先由某些學會組織的排行榜也已經不夠用了，現在是文學期刊、個人均在紛紛發布各自的“榜單”。

作為一個不稱職的職業讀者，我仔細計算了一下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分配情況，結果顯示，倘照單全收就著排行榜這個已經過篩選的目錄依圖索驥，即便不吃不喝不睡不上班不閑逛不瞎扯淡，心無旁騖一門心思閱讀，至多只能解決一兩個，而且多數都還只能在痛苦中完成。如此，問題就來了：文學排行榜有無必要？我的回答是，有。

其一，它按文體分類排行，方便本來文學閱讀時間不多的一般讀者集中精力進行閱讀。按各省區（直轄市）平均一份文學期刊算，雙月刊一年就得6本，單月刊12本（不包括各種各樣未公開出版的刊物和形式多樣的民刊），再加上國家級刊物，少說一月就出產100種之多，合計共發表各文體文學作品大概在2000件以上。又平均按2萬字計算，約4億萬左右文字，再乘以十二。這還不包括年產近3000部的傳統長篇小說和不計其數的網絡文學。如此龐大的數量，顯然不能按集體閱讀來承擔，而只能以個體人頭計算。那么，對于一個熱衷文學的讀者而言，其在有效時間的有效閱讀，也不過二百萬字左右（這還都是多的）。如此，一年下來，用于文學的閱讀，充其量還不到總生產量的萬分之一。

在文學生產的龐大山頭跟前，如果沒有人先行篩選，普通讀者幾乎一頭霧水，猶如老虎吃天，無從下嘴。其結果，要么閱讀相當偷懶，身邊有什么就操起來翻幾頁，沒有也從不會主動訂閱，久而久之，根本稱不上文學閱讀；要么喜歡什么就一直關注什么，腦細胞因近親繁殖而變得癡呆或者癱瘓，也不能說是個合格的文學讀者。這個角度看，好的排行榜，實在是一種文學閱讀導向，假定它的確是對優秀文學的遴選和集中，是對懶人、癡人的激活。哪怕出于好奇，總是開卷有益的。

其二，它按預期或既定價值理念排行，方便一般文學研究者的跟蹤與闡釋，可以適當放大某種急需的價值或敘事，對文壇風向起到引領作用。這個角度來說，社團學會組織的排行榜，恐怕要比個人或刊物自己的排行榜稍遜一籌。因為學會或其他組織的排行榜總是雜糅了太多“多元化”?！岸嘣北贿^分強調，那就成了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而一些個人或期刊自己的選擇，趣味是有點單調，但總有些突出的價值理念在里面。于有限時間有限閱讀中，凝聚某些突出問題意識或經驗，這本來就是文學閱讀最理想的一種狀態。一開始就認可者，探微燭照，得到更高層次的思想共鳴；一開始就不認可者，逆向質疑，在批判中深化矛盾面，不同主體性因沖突而觀念有所松動，不啻是閱讀的另一更高境界。無論怎樣，如此旨趣的排行榜，的確能很好地發現新人發現新作，同時，也能巧妙給予名作家的臭作品，以一定程度的警鐘，也算無聲的批評。

其三，從世俗功利層面看，我可能更看重期刊本身的排行榜。大狗叫，小狗也要叫，這是一句俗語，用在文學期刊恐怕也很合適。通過各種方式的叫，推出自己的理念或導向，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并不是壞事。更何況在市場的淘汰中，讀者本來需要培養和塑造。辦文學報刊像烤紅薯，你的大烤爐在校區或市場口占了一個有利地盤，不等于食客一定選擇你的紅薯。如果烤得不好，即便地理位置上占優勢，食客照樣有不選擇的自由；另一種是一時之間不合多數食客既有胃口，但經過合適的產品推銷，漸漸被食客接受下來并產生依賴的情況也經常出現。最沒出息的莫過于處在不利地理環境，既不叫賣也不好好營務質量，一份刊物窮其經年之勞作，到頭來只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應景資訊，甚至連年終總結都很難找出幾篇像樣的東西。如此刊物，不要說財政撥款不及時，就是徹底斷奶，實不為過。所以，有排行榜的刊物，起碼說明它們有底氣，這不但是個立場問題，更是該刊物立于刊物林中的思想判斷和審美判斷問題。

上面我說的優點和必要性，無非包括文學新經驗凝聚、突出價值導向和培養塑造讀者三個方面。它們相輔相成，把零散的個體持見或追求，把若有似無的觀念意識，把和而不同或相左相斥的價值，最終以敘事的形式，呈現于實體的文本，被共同社會文化語境下的讀者所談論、引申或質疑，這便是各式各樣文學排行榜的最大功能。不過，當文學排行榜功能最大化時，它的局限甚至弊端，也同樣在以成正比關系驟增。有這樣兩個問題有必要提出來討論。

第一，排行榜是否有能力為當前文學的經典化提交一份預案？我看未必。討論時人的作品是否經典或要求自己經典化寫作，這是偽命題。關于經典的無數定義就不轉述了，只說一點，那些時隔幾世紀或幾十年的作品，之所以仍經常被讀者提起，也時常會產生常讀常新之感，不外乎符合這樣幾個條件。1.作者對他置身的社會現實有著超乎常人的直覺體驗和感知體悟。也就是說，作者首先是對當下現實的深切體悟和觀察，是為現實而寫，而不是為經典而寫。因為能把起源于個人體驗的經驗或問題，恰到好處與同一階層的廣大個體遭遇連接起來，那么，這個起于個人經驗但不止于個人經驗的東西，就獲得了普遍性。因普遍性而獲得生命力，所以，如此敘事便不容易因“事”而逝，具有了某種持久思想魅力。魯迅雜文就是個很好例子。民國時期的時事、現實、政治、文化、人性狀態，也許會時過境遷，難以建構合適的語境來理解和論證，但他緣“事”而起的思想敘事、話語方式、價值尺度，卻留下來了。2.作者具有自覺的文體意識，而不是局部的修辭技巧知識和技能。以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為例。他的多篇小說都涉及小人物受到“威脅”的主題，應該很難避免自我重復。但他避免了，為什么？因為他不會簡單直白的直接引語來結構故事、制造沖突。他認為這么寫，無法進入社會語境深處的人性，也就不可能通過人物命運挑動普遍意識形態底盤?！兑患檬聝骸匪尤辉谑暌詢认群蟾膶戇^三次，當然不是那個故事一定多么有魅力。故事就講夫妻倆為孩子生日定制蛋糕，不料孩子恰在生日這天遭遇車禍，于是夫妻倆與蛋糕店老板之間展開了長時間連續性電話誤解，最后化解于“吃”而結束小說體驗。這樣一個看起來較少受外部社會力量干預的家庭事件本身，的確孕育著一般底層人物經常性的精神挫折和困境。既然如此，不斷的改寫，實質上便是作者如何更有力量呈現場景的逼真，直到讀者心服口服地相信小人物渡過“威脅”難關為止。這一角度看，卡佛類似小說成不成經典暫時還很難說，然而，“威脅”作為一種隱喻卻不脛而走，它抓住了現代性的核心?！巴{”會不會成為今天我們時代的大問題，按照無數“危機敘事”而論，好像無需懷疑了，這種對時代整體文化癥候進行審視的小說，也就顯得高于其他學科了。這種成熟的小說文體意識，起碼反過來支持了作者對故事的敘事，讀者反復體驗小說味道的時間自然也就比較長。3.獨立判斷、獨立言說。這看起來是個道德問題，其實對于文學而言，它只能而且必定是思想問題。寫什么，怎么寫，寫得怎樣，通常為一般研究者的三段論?？墒?，這個看起來似乎天衣無縫的三段論，還需要作者的理性思維來支撐，否則，即便符合此三段論的闡釋流程，也不過是一篇精致的工藝品，還不能稱其為有生命力的藝術。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經過，就頗具代表性。讀過路遙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六萬多字的《早晨從中午開始》的創作談的讀者，大概都會有個共識，就是覺得路遙創作太辛苦了，簡直要命。其實干什么活，只要想干好都辛苦。真正奇怪的是，今天為止，許多年輕研究者在評論《平凡的世界》的時候，仍用著一套“勵志”話語和故事框架。這不只是認識水平上遠未達到《早晨從中午開始》的程度，而且對《平凡的世界》的敘事企圖，也基本一知半解。在我看來，單就《早晨從中午開始》論，當時40歲左右的路遙對我國各路文學思潮，包括該時間段國外文學流派的熟悉程度，恐怕沒幾個研究者能比得上。正因如此，《平凡的世界》才屢屢遭到退稿?？梢?，當時被先鋒派文學、超現實主義文學和新寫實主義文學思維所打造的大腦，是不想弄明白路遙如此寫法的目的的。

據說什么地方開過幾次關于先鋒派文學的紀念研討會，緊接著，幾乎一夜之間，以“先鋒”作定語或中心詞的論文，開始滿天飛了?？上攵?，以這樣的應景思維來開列文學排行榜，怎么可能“經典”？不在流行趣味的風口浪尖，就可能遭致淘汰，這是排行榜中最難避免的一點?！镀椒驳氖澜纭愤@部屢屢遭刊物退稿，出版前幾乎沒有完整發表過的長篇三部曲，是不是經典，不是哪個人能說了算。但直到今天，它竟然還能擊中那么多人的心靈，而另一些風靡一時的作品，有幾件還在讀者的腦海中呢？那時候，沒有文學排行榜，就算有，一個部分內容只被某地方刊物發表過的長篇小說，恐怕也沒人愿意冒風險把它擠進審美上漂亮、內容上熟悉、思想上安全的排行榜吧？

第二，排行榜能不能促使文學進步？如果不是為著文學的進步，至少是文學思想上的些微突破，那么，權威的也罷，個人的也罷，恐怕都將失去意義。文學的進步的確很難量化，這一困擾至今高懸于批評者頭顱，有些人甚至神經過度敏感，生怕稍有不慎得罪一大片。本人生來愚鈍、魯莽，就認一個死理兒。如果蕭紅的《呼蘭河傳》足夠好，后來者便無須再去模仿了，也無需再期待第二部或第三部《呼蘭河傳》了。要期待或者要以它為參照標準，那就只能要求第二部或第三部超越該作；曹雪芹的《紅樓夢》乃世所公認經典，可是，當我們不恰當地以此為具體評價杠桿之時，一對一式的細節便應運而生了，這是喜劇還是悲劇，抑或鬧??？另外，當我們覺得傳統文化能拯救我們飄零的靈魂之時，凡講仁、義、禮、智、信的故事，是不是都該劃撥到“中國經驗”一邊而封賞為“杰作”？再者，“文化自覺”“身份危機”等不計其數的危機盛囂塵上之時，我們是否也該對文化自覺了，危機解除了，身份確認了的文學形象、文學價值、文學敘事，瞥去會心一笑呢？還比如，當人們焦躁不安之時，突然看到來自西部的某個作品，被那里面的所謂安靜、安詳、慢、溫暖、詩意所傾倒，恍然大悟，頓時覺得找到家了、找到根了，于是振臂一呼，到西部去！諸如此類，都不同程度表明，我們的文學排行榜既然免除不了個人趣味的偏狹和集團價值構造的動機，一旦被公布，文學讀者實際接受的恐怕多是有害觀點，那就與進步無關了。

舉個也許不盡恰當的例子。近年來少數民族題材文學特別流行，也好像特別吃香。研究者可謂搜腸刮肚，仿佛已經窮盡了少數民族的、邊緣的、地方的、個人的所有知識和經驗，其批判鋒芒直指什么內在的、深處的和被遮蔽的礦藏，一經挖掘出來，所有現實問題和精神文化問題，看起來好像都得到了妥善解決。然而，只要仔細翻翻1998年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地域文化與文學”系列叢書，其研究眼光和思想見地，甚至詞語都不用換，就能完完全全移植到現今似乎已臻學術前沿的青年才俊筆下?？墒?，時間到底已經過去近二十年了。答案只有兩個，要么我們的文學的確沒有變化，一直恪守書寫人性這個永恒的“文學性”，或者一直致力于人之為人穩定而柔軟的那部分內容，像一些研究者反復凸顯的張愛玲、汪曾祺小說或者木心散文特點那樣。要么我們的理論批評真的變化不大，嚴防死守文學的邊界，過去審美過來審美，沒詞了，只好從頭再重復一遍。但事實卻不容狡辯。別的不說，單就新型城鎮化而言，社會結構的突變和劇烈分化，一代或兩代人的人生軌跡早已改寫了，怎么可能仍然保持著那么一點可憐的“柔軟的”“穩定的”東西呢？樂觀一點估計，就算文化觀念的變化很緩慢，今天仍需捍衛的那個“柔軟的”“穩定的”東西，恐怕也不是傳統社會或前現代社會的樣子了吧！如果不在當今驟漲了的生存成本之上，衡量少數民族的、地方的、社區的和邊緣的知識與經驗，對中心的、高層的、強勢的和新一體化的話語與既定思維的反叛，都云集在無限自我分解下去的自我確認上，文學恐怕也很難找到自我確認之外的意義感，更別說因突出的思想而流布了。

所以，文學排行榜如果不是以文化現代性這個大的思想尺度為參照，倘若仍是個人經驗規定性、當代文學學科規定性、文學理論知識慣例規定性和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規定性內的，是不會有什么顯著突破的，就不是為文學的新經驗聚焦的，也就很難說排行榜的分類越細越多，就一定越有利于文學的發展。有時候，情況可能會相反，造成相同趣味寫作的扎堆和相似審美思想觀點的云集，像社會分層那樣，文學無法形成積極的上下流通。

牛學智：寧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