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社會學：是何以及為何？

文/謝立中

后西方社會學：是何以及為何？

文/謝立中

什么是“后西方社會學”？

什么是“后西方社會學”？我擔心，一看到“后西方社會學”這個短語，有許多人會認為這是（或應該是）一種“非西方”“去西方”甚至“反西方”的社會學。依筆者愚見，這種將“后西方社會學”理解為“非西方”“去西方”甚至“反西方”社會學的看法可能是不合適的。顧名思義，所謂“后西方社會學”就是一種在所謂“西方社會學”“之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

所謂“西方社會學”，指的是十九世紀以來由“西方”社會學家單純在或主要在西方傳統話語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下、圍繞西方話語體系建構出的社會問題形成和發展起來、且主要以西方語言表述的那樣一些“社會學”體系。這里對“西方社會學”一詞的界定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要素：第一，所謂“西方社會學”主要是由工作和生活在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建構起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些社會學家們對自己所在社會的生活體驗及歷史記憶的一些理論抽象；第二，所謂“西方社會學”主要是由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單純在或主要在西方傳統話語體系（如古希臘羅馬話語體系、基督教話語體系、近現代啟蒙或反啟蒙話語體系等）的引導和約束下來被建構起來的；第三，所謂“西方社會學”還主要是以西方語言首次表達出來、以西方受眾為初始閱聽對象的。只有同時具備了上述三個方面特征的社會學說才可以被歸入我們所稱的“西方社會學”之中。

所謂“后西方社會學”就是在我們上面所界定的這類“西方社會學”之“后”、隨著“西方社會學”向非西方社會的傳播和擴散、由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在文化互動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社會學。參照上述關于“西方社會學”三個基本要素的描述，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將界定“后西方社會學”的基本要素大致描述如下：第一，“后西方社會學”是由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在內的多國社會學家們分別或共同建構起來的，和“西方社會學”相比它擁有更多的話語主體及生活體驗、歷史記憶方面的源泉；第二，“后西方社會學”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在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不同話語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下來被建構起來的，和“西方社會學”相比它擁有更多的話語來源；第三，“后西方社會學”是以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語言在內的不同語言首次表達出來的，和“西方社會學”相比它擁有更多的語言載體以及閱聽對象類型。和關于“西方社會學”的判定標準不一樣的是，一種社會學說是否屬于“后西方社會學”并不需要以同時具備上述三種要素為條件，而是只要具備上述三要素中的一種，我們就可以將其歸入到“后西方社會學”之列。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簡單：如前所述，判斷一種社會學說是否屬于“西方社會學”的標準是其必須同時具備前述三個基本要素——由西方社會學家提出、單純在西方傳統話語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之下完成、以西方語言首次表達出來，因此，只要其中一項標準未達到——如不是單純由西方學者提出，或不是單純在西方傳統話語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下完成，或不是以西方語言首次表達出來等，我們即可將其稱為“后西方社會學”。

非西方國家（地區）的社會學

一般說來，非西方國家的“社會學”都是在上述“西方社會學”之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上述“西方社會學”向非西方國家傳播的結果，因此，似乎都可以被歸入到“后西方社會學”的范疇之下。然而，事實并非一定如此。假如某種西方社會學說傳播到某個非西方國家后，只是簡單地在表述語言上發生了轉譯（從某種西方語言翻譯為某種非西方國家的語言；如從英語轉譯為漢語），而沒有發生任何其他的變化，那么，這種社會學說從總體上仍然應該被歸入到我們上述“西方社會學”、而非本文所謂“后西方社會學”之列，盡管在語言轉換的過程中，這套學說所包含的概念其內涵和外延與原來以母語表達時的所具有的內涵和外延可能會有差異。至多，我們或許可以將這套被翻譯成某種非西方國家語言的社會學說稱為“X譯西方社會學”。但也不可以將“后西方社會學”與非西方國家里的社會學本土化運動等同起來，將非西方國家里經過本土化之后形成的那樣一些社會學說都歸入到本文所謂“后西方社會學”之列。

非西方國家里發生的社會學/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類型。首先是研究對象方面的本土化，也就是說，其研究對象從原來以西方社會為主轉變成為以非西方社會為主（甚至為唯一對象），但在其他方面，如基本概念、理論命題、研究方法等方面暫還未發生具有本土化意味的轉變。我們可以把這種類型的本土化稱為“對象轉換型本土化”。其次是不僅在研究對象方面完成了本土化，而且在某些基本概念、理論命題和研究方法方面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如從本土語境出發對西方原有概念、命題和方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或變通，或從本土話語資源出發提出了某些新的概念、命題和方法，或通過對西方社會學原有的不同理論體系進行演繹、重構等途徑建構起一些源于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社會學原有理論的新理論體系等，從而在不同程度上補充、修正和革新了該國/地區學者從西方引進的社會學說。我們可以將這種類型的本土化稱為“補充—修正—創新型本土化”。再次是不僅在研究對象方面完成了本土化，而且在理論（概念、命題）方面也進行了激進或徹底的本土化，完全或基本上放棄了來自西方的概念和命題，用一套完全來源于該國/地區人民社會生活實踐的本土性概念、命題替代了前者，但在思維或研究方法方面卻還是沿用了移自西方社會學的思維或研究方法，即用西方現代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內容。最后是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僅嘗試在研究對象和理論（概念、命題）方面完成激進或徹底的本土化，而且在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實現激進或徹底的本土化，用非西方國家（如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和學術研究方法來替代西方社會科學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在研究對象、理論（概念、命題）體系和研究方法三個方面完全用“本土”替代“西方”，形成一種在研究對象、理論（概念、命題）體系和研究方法三個方面完全具有本土性質的社會學說，如儒家社會學、佛教社會學、道教社會學、伊斯蘭教社會學等。我們將這種類型的本土化稱為“理論—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

在這四種類型的非西方國家本土社會學說中，只有后面三種才可以、而且也應該被歸入“后西方社會學”的范疇之中?！皩ο筠D換型本土化”學說嚴格來說也還是應該歸入到“西方社會學”而非“后西方社會學”之列，因為它只是為西方社會學補充了一些關于非西方社會的經驗材料而已，并沒有在基本概念、命題和理論邏輯方面對西方社會學做出任何補充、修正甚至更替。

西方國家的社會學

隨著非西方國家社會學的形成和發展，一些視野比較開闊且也在財力和語言等方面具備條件的西方社會學家們也會走出西方，到非西方國家來開展自己的研究活動。其成果也可能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首先是通過對非西方社會的實地考察獲得了可以用來印證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經驗材料，但結果只是印證或否證西方社會學家原有某種理論，而沒有導致在基本概念和命題方面對西方原有理論有所補充和修正，這和非西方國家里出現的“研究對象轉換型本土化”理論相似。

其次是通過對非西方社會的實地考察和與非西方國家社會學家里熟悉各類本土化理論的學者們進行的交流及對話，獲得了一些新概念、新命題和新方法，從而對西方社會學中原有的某一學說或理論進行了補充和修正。這和非西方國家里出現的“補充—修正—創新型本土化”理論的結果非常相似。

再次是通過對非西方社會的實地考察和與非西方國家社會學家的學者們進行的交流及對話，獲得了一種完全源于非西方社會本土話語資源、但又可以用西方思維模式或研究方法來加以理解的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并用它來展開對于包括非西方社會和西方社會在內的各種社會類型的研究，使得這種起初被認為只屬于非西方社會本土化性質的社會學說具有了普適性。我們可以將這類研究稱為西方學者在非西方社會進行的理論替代型研究。

最后是通過對非西方社會的考察和與非西方國家社會學里的學者們進行的交流及對話，獲得了一種由非西方國家社會學家們構建的、在理論和方法論方面都可能與現有的西方社會學相異的社會學概念、命題和理論體系時，并用它來展開對于包括非西方社會和西方社會在內的各種社會類型的研究，使這種起初被認為具有非西方化、去西方化乃至反西方化性質的社會學說就具有了普適性。我們可以將這類研究稱為西方學者在非西方社會進行的理論—方法全面替代型研究。在這些成果中，后面三類也都可以歸入到“后西方社會學”的范疇底下，因為它們都既是在“西方社會學”之后形成、又與“西方社會學”有所不同的一些社會學說或理論。

為何要使用“后西方社會學”概念

在某種意義上，“后西方社會學”似乎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視為非西方國家“社會學本土化”的結果，都可以歸入到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化社會學”之中去。為什么還要在“本土化”概念之外再提出這樣一個概念呢？回答是：和“本土化”等概念相比，“后西方社會學”概念可以使我們更為恰當地理解和處理“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關系。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學者們基本上是將社會學的“本土化”理解為是將產生和發展于西方國家的社會學“轉化”為適合非西方社會本土需要的一個過程。但近年在中國出現了對人文社會科學“本土化”/“中國化”概念的一種新理解，這就是將“本土化”等同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去西方化”或“非西方化”，等同于中國傳統學術或文化的恢復或重建（或曰“脫西返中”）。這類思潮的倡導者將近代以來中國學者以西方科學模式來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整理和轉化的過程稱為中國學術文化的“西化”過程，對此過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主張要從學科化、體系化、范疇化幾個方面來對此種“西化”過程及其結果進行反思，并在新形勢下恢復和重建中國傳統學術。將這種理論立場應用到社會學領域中來，結論將是：自二十世紀初葉起迄今為止中國社會學家所建構和發展起來的所有社會學說都將由于被認定為是“西方社會學”或“西化社會學”而被排除在“中國社會學”之外?；谇懊鎸Α胺俏鞣絿业纳鐣W”所做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結論應該是難以甚至不能被接受的。按照前面的描述和分析，在中國這樣一個非西方國家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社會學，至少包括了四種可能的類型。在這四種類型中，除了最后一種屬于純粹的“非西方社會學”之外，其他三種都帶有不同程度的西化色彩。但我們是否能因此而將這三種類型的社會學和“西方社會學”等同起來，籠統地加以排斥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主張“脫西返中”或“去西方化”的理論立場的人，在論證自己的主張時提出來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認為西方社會學的內容主要反映或再現的是西方人的社會歷史經驗，本身不具有普適性，不能適用于非西方社會；二是認為西方社會學只是揭示了西方人的意義（或文化）世界，因而在運用到非西方社會的時候不具有意義（或文化）的適當性；三是認為“西方社會學”隱含著西方世界的社會學家對非西方世界社會學家的一種文化/學術話語權，只有建構一種純粹的“非西方社會學”才能使像中國一類非西方世界的社會學家獲得可以與西方社會學家爭奪學術話語權的可能。

本文的分析表明，這幾個理由都是難以成立的。首先，雖然“西方社會學”主要是對“西方”人社會生活經驗的總結，確實具有濃厚的“地方性”色彩，但是一種來源于某個地方或區域社會成員生活經驗的知識體系并非就只能反映該地方或區域社會的特性，而不能具有共性或普適性。其次，雖然要想恰當地描述和解釋非西方世界的社會現實，就必須從非西方社會成員自己的“主位”立場出發，把握住非西方社會成員的意義世界，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主位”立場就是我們理解和詮釋非西方社會的唯一立場。外部人士從客位立場出發對我們所做的詮釋，無論是對我們還是對這些外部人士都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事實上就任一社會的成員來說對其自身行為和社會現實的理解都可以也應該包括自己人的“主位”（或曰“本土”）視角和他人的“客位”視角。最后，雖然建構出一種在話語層面上完全“非西方化”的、純粹的“中國社會學”的確會有助于中國學者在世界舞臺上與西方學者爭奪學術話語權，但學術話語權的爭奪既不必定要以這樣一種完全“去西方化”的、純粹的“中國社會學”為前提，也并不必定要以社會學的完全“去西方化”為代價。

和“去西方化”概念相比，“后西方化”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現實性： 按照前者，在非西方國家，被我們納入“后西方社會學”范疇的其他幾種社會學類型都是要被當作“西化”社會學而加以排斥的；而按照后者，則包括“非西方社會學”在內的諸多社會學類型都是可以接受的。和“本土化”概念相比，“后西方化”概念則有兩個特點：一是表達了一種與前者有所不同的對待“西方”的傾向：“本土化”概念更多地表達了一種探尋和保持與“西方”之差異的傾向或態度，即使不是必然也是很容易將人引向一種極端的“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而“后西方化”則在更多地表達了在探尋和維持差異的同時，也保留與“西方”的連續性、一致性、共同性，不至于走向這種極端的“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二是也表達了一種與“本土化”概念有所不同的對待“本土”社會學的抱負: 由于“本土化”概念容易將人引向一種“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從而也容易將“本土”社會學的有效性限制在“本土”范圍內，有意無意地遮蔽或否定了“本土”社會學的普適性潛力。而其實即使是極端“本土化”的“非西方社會學”，也和一些純粹的“西方社會學”一樣，雖然源自于某種特殊的“地方”經驗和話語,但其抽象層面上的那些概念和命題其含義卻遠遠超出其產地的限制，具有更普遍的適用性。

因此，使用“后西方社會學”這個概念，并非僅僅是因為“西方社會學”可能不適于非西方社會，而是為了使我們在社會學理論的建構方面具有更宏闊的視野、更包容的態度和更遠大的抱負，是為了社會學話語的繁殖，為了增加社會學話語的多樣性，從而為我們理解社會生活提供更多的選擇，以便建構一個超越西方/非西方對立的全新的“自我”和世界。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摘自《社會學評論》2017年第2期）